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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建國前后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上)
楊奎松:建國前后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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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來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作者:楊奎松

中共多數領導人始終是把那些在政治上既不同于國民黨,又區別于共產黨的民主黨派及其無黨派的民主人士,乃至于把那些接受過英美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與資本家階級等同看待,甚至或多或少地視之為資本家利益的代言人。

中共自成立伊始,在對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上始終搖擺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它才逐漸開始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和成熟的針對資產階級的理論觀點和政策策略。[1]與其前此的政策相比,新政策的突出特點在于:它強調對資產階級應當用區別對待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以便集中力量打擊最少數的敵人。由于中共把以蔣介石為首的統治集團定性為大資產階級而打擊之,同時將其他資產階級定性為民族資產階級,公開主張與之合組聯合政府,共創允許其生存發展和在政治上共同發揮作用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2],因而使它得以成功分化了社會富裕階層,贏得了社會上多數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抗戰結束后,不過短短幾年時間,它就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

中共成功地打敗了國民黨,也實踐了自己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但是,隨著新政權的建立,中共中央一方面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繼續致力于與資產階級的合作,另一方面依照傳統理論和蘇聯經驗,也不可避免地加強了對后者的警惕和戒備,進而開始從團結利用的方針,迅速轉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滅資產階級的政策。換言之,建國后,中共中央在決定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固然存在著“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3]的問題,但即使多拖上幾年,不那么急,也不那么快,改變依舊是一種必然,情況也并不會有任何本質的不同。一方面,依據傳統理論和蘇聯模式來認識社會主義,勢必會把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看成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的一種主要障礙,而不得不努力限制、改造,直至消滅之;另一方面,由此造成的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高度戒備,和受到政權主導的“兩種制度”、“兩條道路”之間的斗爭,在建國后不久就逐漸使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資產階級,都在中國失去繼續存在和發展的條件與可能了。所謂“過急過快”,不僅是一種必然,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多半也是一種客觀的進程。一些學者相信如果當年如何如何,就可以改變這種進程,其實是不切實際的。希望人為地放慢這種改變的速度,就如同希望當時的共產黨人應當不以資產階級為敵一樣,就歷史的進程看,是不可能的。有關這種情況,顯然是已有的研究所重視不夠的。[4]

(一)

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再度發生變動,從抗戰勝利后不久就已經開始初露端倪了。值得一提的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國共內戰爆發后,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在已占領地區公開實行剝奪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農民的政策。而根據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驗,這樣一種激烈的土地政策,很可能會極大地刺激城市中與地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民族資產階級,迫使其再度跑到國民黨一邊去。對此,土地改革的方案提出之后,中共領導人中即已有此担心。但中共中央再三考慮,并沒有因此而退縮。相反,他們明確決定,堅決貫徹激烈的土改方針,“不怕資產階級跑掉”。[5]

另一個例子是,隨著1947年《土地法大綱》公開頒布,中共領導下的土改運動在北方一些根據地帶起了一股沖擊工商業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強大浪潮。晉西北以及晉綏根據地將近一半的工商業者被以各種形式清算或沒收財產,各根據地里的小商人、小業主亦難幸免。這種做法雖然不為中共中央所提倡,但是,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與中共領導人思想上排斥商業資本的傾向亦不無關系。關于這一點,只要注意一下1947年8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即可多少有所了解。會上一些人就對中央以往提出的“保護工商業”的政策表示了某種懷疑的態度。說:“一般地說‘保護工商業’有毛病,應是保護生產工業,對于商業應以國營商業、合作社來縮小私商。因為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是相反的,我們應發展工業資本,反對商業資本,用經濟的辦法擠掉他。貸款給商業資本是錯誤的,對私人銀號應收重稅給以限制。”對此,與會者均表示贊同,并因此批評正在注意糾正沖擊工商業主的偏向的華北局,認為不應給予私人工業和私人商業以同等待遇。對此,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劉少奇雖未直接響應,其談話中卻也在某種程度上表示了認可。他的建議是:“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們用國家商業資本、合作資本來調節私人商業資本,越多越好。”[6]

中共領導人這時無疑是熟悉統戰需要和策略的,他們也深知新政府建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還必須實行新民主主義,需要資產階級的合作,也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以其商業的高度發達為條件的。因此,當1947年底中共開始陸續奪取大中城市后,中共中央對保護城市工商業,不許把農村中清算地主之類的做法帶到城市中去清算廠主、店主,仍然是十分明確并三令五申的。[7]但是,基于革命的階段論,沒有哪一個共產黨人不清楚:隨著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為目標的民主革命結束之后,下一個階段的革命任務,即以反對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為目的社會革命,必然要提上議事日程。而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和追求,決定了他們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要把資產階級視為自己革命的下一個敵人,并且對資本主義心存戒備。

關于這種情況,在他們1947年底開始奪取城市時,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中共中央針對自己即將進入城市的現實,明確提出:城市是工人和城市貧民的,在農村是“依靠雇農,聯合中農,消滅地主;在城市的陣營,革命隊伍是依靠城市工人、城市貧民,聯合小資產階級,反對國民黨殘余、反對特務及各種破壞分子”。其入城伊始,就沒有把老板及資本家之類列入聯合的對象,只是強調:“不可把他們同特務一般看待,不可以對特務的方法對之”。[8]

在占據城市較早的東北地區,經過1946-1947年兩年左右的實踐之后,張聞天在1948年代表東北局在東北城市工作會議上做總結報告時,雖然把中小資本家列入到了聯合的對象之中,卻依舊特別強調地指出了共產黨與資本家之間的敵對關系,說明了這種聯合的有限程度。他說:我們在城市中必須貫徹階級路線,這就是“依靠工人、店員、職員、‘公家人’、貧民,即依靠被壓迫被剝削的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團結獨立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特別是獨立勞動者,他們像中農一樣,經過改造可以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對于中、小資本家固然也是要聯合的,但必須清楚地了解:“他們同我們是兩家人,作為一個階級,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故“我們在一定條件下與他們聯合,一定條件下與他們斗爭,聯合中有斗爭。”[9]

對于共產黨人來說,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所以不能馬上邁向社會主義,還要允許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還要保護并聯合資本家,不過是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論的觀點,社會主義理當生長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經濟發展程度之上,而中國的經濟卻仍舊處于前資本主義的階段,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和蘇聯的經驗,必須要經過一個經濟上的成長時期。再加上共產黨長期生長在農村的環境之中,按照他們這時的了解,作為中國主要經濟支柱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和整個國家的生產事業當中,還占據著主導的地位。共產黨要想引導國家走上公有制社會,首先就必須花費相當的時間來推動國營經濟以及合作社經濟的生長與發展,從而得以逐漸控制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剝奪私人資本,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物質條件。

因此,一方面是由于理論上有革命階段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為客觀的實際看上去不具備一步邁向社會主義的條件,因此,共產黨人這時的確相信,他們必須要在建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與資產階級進行合作,同時繼續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生長與發展。但是,作為一個自信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政黨,其與生俱來就不可避免地在心理上排斥資產階級。再加上目標是既定的,和中間派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合組聯合政府,以及容忍資本主義繼續存在與發展,在眾多共產黨人看來,充其量不過是“利用”而已。不僅必須時時處處注意對其不利于國家社會主義前途的作用加以“限制”,而且應當爭取在“限制”和“利用”的過程中,迫使其一步步“改造”,以適應自己邁向社會主義的實際需要。

但是,既然聯合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基于經濟生長的需要,和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個問題:共產黨能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左右雙方的這種統一戰線呢?顯然,包括毛澤東在內,共產黨人在最初考慮建國問題之際,就已經在担心這個問題了。還在1947年秋天中共軍事上大舉轉入攻勢,與中間黨派合組聯合政府的問題開始提上議事日程之后,中共領導人就明顯地對這種合作的前景感到有些不安。從理論上以及實際的需要上,他們當然了解與資產階級合組政府的必要性。因此,直到1947年10月10日,即到毛澤東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名義發布打倒蔣介石的宣言時,他一直是公開宣布將聯合各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10]但不過一個多月之后,僅僅因為注意到國民黨當局于10月27日宣布民主同盟非法,幾天后民盟被迫自動宣告解散,毛澤東的態度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毛澤東在11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里提出:中國如今也可以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建立一黨執政的政府了。他在電文中解釋他的這一想法時是這樣說的,即: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過去幾年始終試圖找到一種既區別于國民黨,又不同于共產黨的第三道路。他們中的許多人,比如在香港的李濟深和在美國的馮玉祥,與蔣介石處于對立的地位,甚至同情共產黨。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是動搖分子,并且與美國人有著密切的聯系,將來很容易被美國人利用來做有利于美國和蔣介石的事情。因此,我們對他們從不抱太大的期望,更不指望利用他們來幫助中國革命。中國最大的中間黨派民主同盟的解散,進一步證明了這些中間派的動搖和不可靠。他據此明確提出:“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后,應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之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臺,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11]在幾天后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對此一設想講得更加具體。他說:民盟解散了,中間派沒有了,今后國民黨也沒有了,新中國自然應該考慮像南斯拉夫那樣,實行在一黨制下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換言之,一黨制并不取消統一戰線,也不否認聯合政府,但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并不等于說一定要有許多黨派并存。事實上,像南斯拉夫那樣,黨與非黨聯盟也是可以說是聯合政府。[12]

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因民盟1948年初在香港重新宣布恢復活動,很快就放棄了。但是,在民盟宣告解散的這短短一個多月時間里策略上的這種重大改變,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久已習慣一黨執政的共產黨,對即將產生的政治協商結構和聯合政府體制是有相當顧慮的。即使原則上重新確定了必須要同這些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合作的方針之后,中共中央也還是把這件事看成是自己建國需要應付的頭等大事。1948年春天,毛澤東曾計劃秘密訪問蘇聯,他在開列出來想要向聯共(布)中央請教的一系列問題中,第一項就是:如何處理“同小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關系問題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問題”。[13]而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把建國問題作為自己會議的一項主要內容來討論時,與會者也不能不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來研究與資本家及其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對資產階級的不信任和高度戒備的心理表現得十分明顯。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講了與資本家為什么必須斗爭的道理。他特別舉出石家莊市一個私人業主沈永興的例子,說:我們“給沈永興貸款雖然很多,且無條件,但他并不高興。選他當人代會主席團,要拖,且拖上去也不表態度。資本家你不去斗他,他不服從的。”[14]劉少奇講得更直截了當。他說:“只要全國政權到手,民主革命就已經解決,已經結束了,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矛盾已不存在,則就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了。”他特別提醒共產黨人要注意與資本家,尤其是與商業資本家進行斗爭。他指出,這種斗爭,目前主要是經濟競爭,“首先就是反對投機資本”。但這一競爭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問題,它關系到共產黨能不能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如果贏了,就可以和平轉變;如果輸了,政治上也要失敗,結果政權可能變色,“那就需要再來一次流血革命”了。因此,他重提毛澤東過去的觀點,即:我們對資產階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暫時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他的叛變。”[15]對劉少奇的說法,毛澤東當然是贊同的。他在最后做總結時亦指出:“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16]

1948年9月政治局會議召開時,中共中央估計還要3年時間才能根本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也就是說,中共領導人盡管集中討論了建國后可能面臨的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問題,但尚未感到迫在眉睫。然而兩個月之后,毛澤東卻發現:“我軍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時間”,只要“再以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根本打倒國民黨了。[17]緊接著,中共中央成功地發起和組織了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到1949年初,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軍事力量已經基本上被消滅了。共產黨奪取全中國,已經成了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軍事上的失敗,以及來自于國內和國際的巨大壓力下,南京國民黨政府開始打出和平的旗號,示弱求和。與此同時,大批中間派人士紛紛涌入解放區,參加中共倡議的政治協商會議。面對聯合政府即將產生的現實,毛澤東明顯地對資產階級的作用更多了幾分担心和壓力。在1949年1月的中央會議上,他就明確告訴與會者:現在,對待這些民主人士的問題,“成了嚴重的問題”。既要與他們合作,盡可能調動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同時又要“警惕資產階級對我們的捧場”,避免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打中。必須清楚,資產階級是一定要挑釁的,畢竟這些人骨子里是看不起從農村中來的共產黨人的。對付他們的辦法是不要急,許多問題不要急于答復,“等他們的秧歌扭完了,花樣出完了,再說”。他舉例說:李濟深說我們不大方,逼我們讓權,我們現在不必理會他。傅作義比較規矩些,就是因為被我們打掉了12個師。但是,即便如此,他們這些人也還是不會真心認為我們偉大的。他告誡黨內高級干部說,處理好與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關系,是當前的大事,進城以后,這將是最大的政治。要處理好這種關系,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要堅持階級分析和階級立場。用他的話來說:“寫文章、寫新聞,都要以階級立場為主體,時刻不要忘記。凡一切寫到階級問題的文章,都是深刻的。凡沒有講到講清楚這個問題的,都叫作膚淺。”[18]

毛澤東曾經形象地把共產黨進城比喻成科舉時代舉子們進京“趕考”。他顯然很担心共產黨人能不能在這場考試中過關。中共領導人這時都再三提到過李自成打進京城,最終落敗四散的例子,告誡各級干部要熟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他們最担心的一條,就是進城后可能會被剝削階級的思想和作風所腐化,以至喪失了應有的階級立場,放棄了追求的理想目標。在地主階級,以至于官僚資產階級被打倒之后,他們這時最担心的,自然也就是資產階級了。毛澤東強調階級立場,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及提出在拿槍的敵人被打倒之后,不拿槍的敵人將成為我們的主要危險等等,都是為此。[19]

受到黨內這種担心的影響,那些長期受到階級革命觀點教育和階級革命實踐訓練的基層干部,自然更加容易依據自身的階級意識來開展工作。從占領石家莊開始,到奪取天津市,每占領一座大中城市,幾乎都會發生過分依靠貧民,和干部聽任甚或鼓勵工人、店員照農村土改的辦法,向廠主、店主開展清算斗爭的情況。1945-1947年占領張家口、哈爾濱乃至石家莊時,中共干部只知道“窮的就好”,到處鼓動窮人去搬東西,開展清算斗爭,討債復仇[20];1949年初占領天津后情況雖已有所不同,但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僅天津奪取后一個月內,就發生了53起這種清算斗爭,導致許多資本家被迫逃往香港,以至幾個月后天津的私營企業開工率仍不足百分之三十。[21]

(二)

從以上的情況不難看出,越是接近接掌全國政權和從農村轉入城市,中共領導人就越是對即將到來的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沖突和斗爭感到担心,因而其對資產階級的防范和戒備的心理也就越是強烈。這種心態甚至影響到毛澤東對要不要馬上奪取大城市和建立新政權都開始有所躊躇。

1949年1月底2月初,聯共(布)中央派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米高揚對中共在軍事上勢如破竹的態勢非常興奮,但對毛澤東不急于奪取大城市和建立全國政權頗感不解。他問毛澤東:你打算什么時候奪取中國的幾個主要工業中心-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毛澤東的回答是:“不忙”,“還需要一兩年時間我們才能夠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占領中國”。他的解釋是:依據以往的經驗,解放軍將先盡可能多地占領農村地區,把大城市留給國民黨。因為共產黨基本上是由農民組成的,城市里的共產黨組織很薄弱。如果現在就開始奪取這些大城市的話,不僅沒有相當的干部能夠管理它們,而且也難以承担起維持各大城市幾十萬、幾百萬人生活和生產的正常運轉問題。一旦糧食、燃料出問題,生產就會停頓,工人就會失業,居民的生活狀況就會變壞,從而反對共產黨。同樣的情況,毛澤東顯然不希望過早地建立政府。他明確講:“沒有政府對他們(指對共產黨人-引者注)更有利些”。因為,“如果建立政府,那就要搞聯合,這就意味著共產黨在其他政黨面前要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這必將帶來麻煩”,不便于共產黨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肅清全國的反革命分子。[22]

對此,米高揚代表聯共(布)中央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僅如此,斯大林這時亦特別強調了中國共產黨應當聯合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合組全國革命民主政府的問題。他指出,中國各個民主黨派代表著中國居民的中間階層,它們是反對國民黨集團的,因此中共應當在保持領導權即領導地位的同時,長期團結它們,包括將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當中來,并宣布自己的政府為聯合政府。這樣不僅可以擴大新政權在居民中的基礎,而且有利于孤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他并且特別提到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要求中共“不要疏遠民族資產階級,而要把他們看作是一支有助于同帝國主義者作斗爭的力量與之合作”。因此,新中國當然不應沒收工商業資產階級(從小資產階級到大資產階級)的財產,而且應當鼓勵民族資產階級在國內外開展貿易活動和發展生產。[23]

斯大林的電報以及米高揚所轉達的意見,對1949年3月初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及其此后中共中央的建國方針,發生了明顯的影響。一年之后,劉少奇曾專門向蘇聯駐華大使提到過這種影響的意義。他認為,斯大林“及時建議中共領導改善同城市和農村私人資本的相互關系”,對中共這時調整政策幫助很大。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一次突出肯定了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在中國現代工業中目前不可替代的作用,強調了發揮其積極性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必要性,并因此提出了應當認真貫徹執行統戰政策的要求,主張團結盡可能多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大多數民主人士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做到有職有權。[24]

依據蘇方的意見和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中共中央對資產階級和資本家的政策,一度變得相當積極。嚴格地說,共產黨是注重理論的,列寧主義在理論上有明確的規定,即必須經過資本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1940年代后期,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都專門讀過列寧的相關著作,他們很清楚,依照這一理論,中國革命客觀上是為資本主義掃清道路的,“革命勝利了,資本主義是要發展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勝利之后,還不能馬上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之類。比照蘇聯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9年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驗,他們也做了決定,準備用15年左右的時間與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和平競爭。他們的担心,其實更多的只是在這種和平競爭的過程中,共產黨能否抵制住充滿著資本主義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誘惑,不變成第二個李自成,最終把社會成功地引向社會主義。[25]在進一步研究了蘇聯的經驗和斯大林的意見之后,中共中央對此似乎有了更多的信心。在念念不忘提醒全黨不要被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征服[26]的同時,中共領導人明顯地開始把更多的關注投向了自己所不熟悉,又是最為担心的恢復城市經濟運轉的問題。后來曾引起極大爭議的劉少奇的“天津講話”[27],就產生于這樣一種背景之下。

劉少奇1949年4月10日來到天津,召開了各種座談會,廣泛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之后分別向干部、職工和工商業資本家發表了長篇的談話。談話的基本意圖,就是希望剎住共產黨進城以后勞資關系迅速緊張惡化的現狀,幫助資本家恢復生產的積極性,從而達到恢復經濟的目的。為此,劉少奇向各方面進行了廣泛的解釋和思想工作,告誡工人和干部,目前還沒有到剝奪資本家的時候,工人的生活乃至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都還離不開資本家。同時告訴資本家,不要怕剝削,今天這種條件下,資本家的剝削不是多,而是少了,因為工廠開得少,工人就雇得少。從解決工人失業和發展經濟的角度,“今天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因此,他明確提出,對資本家不僅不應當作斗爭對象,而且應當當成爭取對象。傷害資本家,就“等于農村中傷害了中農一樣”。[28]

從小心翼翼地把資本家排除在聯合的對象之外,到肯定聯合中小資本家,但強調“他們同我們是兩家人”,再到斷言傷害資本家,就“等于農村中傷害了中農一樣”,人們不難發現,中共對資本家的政策似乎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過去幾年來,即使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曾經把民族資產階級同工農小資產階級一道,稱之為“革命階級”,共產黨人卻很少真正在實踐當中把民族資本家視為自己的同路人,他們自然更是從未把資本家等同于過農村中的中農。因為,中農在共產黨人的眼里歷來如同是城市中的下層小資產階級一樣。類似于獨立勞動者這一類的下層小資產階級,在共產黨人看來是必須要聯合的,但還沒有人相信資產階級也是必須要聯合的。把資本家等同于農村中的中農,意味著資產階級也可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同路人,兩者之間不僅可以和平共處,而且可以一同進入社會主義。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共產黨人的傳統理念。因此,劉少奇的講話一出來,就不可避免地在共產黨人當中引起了議論。對此,劉少奇自己顯然也很快意識到了。他特別利用對《天津日報》一份報道的批示,修正了自己的說法。他寫道:“不要宣傳勞資感情的融洽,雖然也不要去煽動勞資間的惡感。因宣傳勞資感情融洽,是要麻痹工人階級覺悟的。在客觀上勞資階級對抗不獨仍然存在,而且在根本上是無法融洽的,即無法在根本上調和的(雖可設法暫時緩和一下)。這樣宣傳是違背馬列主義精神的。”[29]

但十分明顯的是,毛澤東和多數中共中央領導人并沒有針對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出來表示不同的看法。不僅如此,直到七屆四中全會時,鄧小平等人還針對黨內的不同意見,公開在會上為劉少奇的講話進行辯解,肯定“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30]這種情況說明,這個時候中共黨內基本上是贊同對資本家采取這種懷柔政策的。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在起草以及討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時,也毫不含糊地主張“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一道,在新中國擁有當家作主的地位,主張“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與其他各種經濟成份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權利。[31]政協會議推舉的63位新政府委員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占了27位;政務院副總理4位中一半是民主黨派人士;政務院所轄34個部委中,14個正職是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而中共中央這時更是把新政府的經濟政策簡明扼要地歸納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突出強調了其“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32]不僅如此,新政府剛一成立,中共還通過中華全國總工會頒布了一系列旨在某種程度上約束工人和工會行為的行政法規。規定“勞方有受雇解約之自由”,資方也有按規定雇用和解雇工人、職員之權利,堅決反對工人、店員隨意要求提高工資和勞動待遇,和任意怠工、罷工等作法。[33]

中共中央在團結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所以會改取如此積極的態度,一個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客觀現實的需要。據1949-1950年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在中共所占地區,私營工業的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0%以上,私營商業產值則占全國批發總額中的76%和零售總額的85%。[34]而自1949年中共占領各大中城市以來,由于受到戰爭尚未最后結束的影響,市場疲軟,銷售萎縮,再加上中共進城后政策普遍向工人貧民傾斜,使工商業者人人自危,從而造成生產銳減,大批工廠商店歇業和倒閉。隨之而來的,則是失業人口大量增加。僅上海一地,1950年春天,600萬人口中,失業人數就超過了20萬。[35]

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持續萎縮的情況,中共中央委托統戰部在這一年三四月間專門召開了全國統戰會議,毛澤東著重檢查了與會負責工商界統戰和管理工作的干部的發言。從發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共中央階級觀點和統戰策略兩方面都強調的情況下,多數干部基于本能的意識,并沒有理解七屆二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對資產階級的新政策。對此,毛不得不一一做出批示。如有人說:“今天斗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毛澤東批示道:“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余,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有人提出,對私營工商業應當加以限制和排擠。毛澤東則批示道:“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有人認為:對私營要限制,而國營經濟應無限制地發展,毛澤東批示道:“在目前階段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有人表示:大資本家要停工,就讓他停工,我們有錢,就接收過來,毛澤東批示道:“這是不對的”。有人宣稱:我們的政策,就是與民爭利。因此,我們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資本家點燈。糧、布、火柴、百貨和鹽都應控制起來,毛澤東批示:“完全錯誤”,“除鹽外,應當劃定范圍,不要壟斷一切。”“只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布油煤)的一定數量,例如糧食的三分之一等。”[36]

周恩來在會上對工商管理干部當中的種種激進觀點的批評,更是直截了當。他講:現在商業萎糜,是要想些辦法,比如辦許多零售店,但不是說,所有的商品我們都要經營,把一切私營百貨商店都擠垮。這算什么繁榮經濟呢?有人主張把小的私商都搞掉,小的都擠垮了,造成了大批的失業者,不反給我們找下了麻煩?把它們都擠垮了,稅收也沒有了,對誰有利?有人主張,要把私營經濟由大化小,這也有毛病。大的企業,你一擠,會跑到香港;小的,你一擠,就變成了一大批失業軍。還有,多數資本家還在觀望,不愿把黃金、美鈔拿出來投資生產,于是有些干部就去逼。問題是,用逼的辦法,也逼不出來呀。一旦資金轉移走了,生產發展不起來,凈剩下一些小的,怎么行呢?因此,現在不是擠垮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如何鼓勵私人企業家發展生產事業的問題。[37]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尖銳地批評說:我們黨內有相當一部分同志根本不知道《共同綱領》為何物。很多同志不是和資產階級合作,“而是和它作對,打擊它;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讓資產階級不得其所。”結果把“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他們惶惶不可終日。”這種情況非改變不可。[38]周恩來后來明確講:這時所以要采取這樣的政策,一是因為革命剛剛勝利,對資產階級的情況還不大清楚;二是因為這個時候物價問題和恢復經濟的問題,必須要利用資產階級的作用,因此,“我們對資產階級有意識地讓了一步。”[39]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從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三個方面調整工商業政策,緩和緊張空氣,以刺激私營工商業業主恢復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此一策略很快就取得了積極的成效。1950年上半年,各大城市私營企業開業率少于歇業率一半還多,下半年開業率卻幾乎是歇業率的3倍以上。工廠商店紛紛開業,經濟生產的產值和商品交易的貿易額自然也就水漲船高,開始明顯上揚了。[40]

不過,無論中共領導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恐怕只能是發揮了其“兩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動的一面,“也就是破壞共同綱領、破壞國家政策法令的‘積極性’”。[63]

采取怎樣的讓步政策,他們的階級觀念,特別是對資產階級的看法,卻不會有太多的改變。就在中共中央決定改善對資產階級的統戰政策和調整工商業政策的幾乎同時,中共中央還在內部印發了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一個報告。該報告雖然繼續把中小資產階級視之為“中間力量”,肯定聯合中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卻把這些“中間力量”,依照他們對《共同綱領》可能存在的不同態度,劃分成了“中左”、“中間”、“中右”三個部分。稱:“一般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屬于中左”:“一般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屬于中間”:“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中帶著較多封建性和買辦性的分子屬于中右”。報告強調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指出我們“既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同我們合作,又要同時準備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分子(亦即統一戰線中的中右分子)在政策上和實際上同我們發生矛盾和爭執。”對此,“必須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允許民族資產階級有相當的發言權,并有一定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另方面要縮小其在人民中發生消極作用的影響,尤要揭露其右翼分子的反動性。在經濟上,一方面要嚴格實行共同綱領第二十六條的規定,主動的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以及內外關系,另方面要領導和督促私營工商業進行各種必要的改組,以保存和發展其積極作用,限制和消除其消極作用。”特別是對民族資產階級中帶有若干封建性和買辦性的反動分子,對于一切在經濟上有怠工和破壞行為,在政治上同內外反革命集團暗中勾搭者,要“在適當時機給以必要的打擊”。[41]

不難了解,中共多數領導人沒有因為客觀現實的需要和政策上的調整,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本質的看法。而尤為重要的是,他們始終是把那些在政治上既不同于國民黨,又區別于共產黨的民主黨派及其無黨派的民主人士,乃至于把那些接受過英美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與資本家階級等同看待,甚至或多或少地視之為資本家利益的代言人。因此,他們一旦相信私人商業資本的本質是“唯利是圖”、“投機取巧”,他們也就不免會相信整個資產階級都是本性如此。具體到那些被認定為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黨派或政治人物,他們自然也就很難會真正予以信任。不僅如此,由于把太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具有一定社會地位或身份的各類人等統統視同資產階級,也就不免會對城市中,也包括聯合政府中的階級力量對比的狀況相當的担憂,生恐會被這些人從內部攻破革命的堡壘。對此,毛澤東其實早就得出過結論。他相信,中國的中間派及其代表人物,包括大批知識分子,多半都是在歐美資產階級的教育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其親美、崇美的本質,很容易走向共產黨的反面。[42]

這些人究竟有多少呢?郭沫若建國后不久代表中共中央對蘇聯大使羅申談到過他所了解的科學和教育領域的情況。郭沫若講:光是在北京,就“有20多所高校,這些大學的學生絕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孩子。高校學生中不僅沒有工農子弟,甚至連富農的子弟都很少。”“最糟糕的是科學院的狀況,這里聚集了不少舊的保守分子和反動分子。”[43]顯而易見,上海的情況理當比北京更嚴重的多。其他大城市里的情況也不會好多少。正是這種情況讓中共領導人在強調統戰策略的同時,又不能不有所担心。毛澤東明確講:如果說國民黨被打倒之后,還有什么勢力能夠被用來對共產黨的權威挑戰的話,那就是這些中間勢力了。麻煩的是,“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因此對于他們還只能說服和爭取。毛澤東顯然把爭取和改造這些民主個人主義者頭腦中的親美、崇美思想,看成是一件關系到新中國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因為他相信:一旦“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伎了”。[44]換言之,如果不能爭取和成功地改造他們,新中國就還有可能被美國人從內部攻破。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再三強調要防止美國人用“孫行者鉆進牛魔王肚子”的辦法破壞新政權,主張在對美英外交上要實行“打掃干凈房子再請客”的方針,原因也都是在此。

很顯然,建國之后,中共中央始終沒有放棄利用各種政治運動的機會,嘗試著對這些“中間派”及其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引導、政治熏陶,乃至于思想改造。但是,因為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不能不把這些“中間派”視同于資本家利益的代表,相信凡是資本家都“唯利是圖”,因此他們也就無法根本改變對這些“中間派”的本性的看法。眼見建國后一些投機資本繼續囤積居奇,巧取豪奪,許多商人為獲取利潤不擇手段,在中共中央內部很快就開始用過去談論商業資本家的那種口吻來談論整個資產階級了。專門負責經濟工作的陳云在七屆三中全會上就談到過他與這些資本家打交道后的感想。只是,他顯然認為那是整個資產階級的本性使然。他說:資產階級“總是要貪一點便宜,搞一點亂子的”,“他們只講個人利益,開會提什么提案,都與他們的私利有關系。”[45]周恩來此后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同樣的觀點,而且說得更加直截了當和斬釘截鐵。他斷言:“損人利己,唯利是圖,投機取巧,這三句話包括了資產階級的一切本質。”[46]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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