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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建國前后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下)
楊奎松:建國前后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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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50年下半年,在經濟形勢漸趨好轉的同時,發生了朝鮮戰爭和中國被迫出兵的重大事件。伴隨著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范圍轟轟烈烈地展開,戰爭和社會的需求都急劇增加,從而刺激著國內的生產和貿易的規模也都相應地迅速擴大起來。一方面政策寬松,一方面需求猛增,私營工商業自然重新活躍起來。但是,由于新政府極大地控制了生產原料和生產產品的購銷渠道,行政權力廣泛介入到經濟生活之中,大宗訂單基本上只能來自于黨政軍等政府部門,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權錢交易的泛濫,使原本在進城后就已經普遍發生的貪污腐化現象進一步突顯了出來。1951年11月,中共華北局揭露出河北省天津地委兩任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貪污受賄數以百萬元的嚴重事件。進而調查發現,僅河北省1950年最后3個月處理的貪污腐化者有107人,而1951年1月份一個月處理的貪污者就達到102人。華北全區1950年一年處理了這類分子303人,而1951年僅上半年就處理了此類分子531人。[47]北京市屬各機關和企業部門工作人員中,從1949年春至1951年秋,已發現的貪污分子就有650人,貪污總額約15億元。[48]“天津一個公安分局(全市共十二個分局)因受賄而被釋放、取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六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十九名特務分子。這個分局的干部、警士受過三千五百一十四戶商家的賄賂。”[49]中央貿易部和中央財政部在全國各有職工30余萬人,根據已經發現的情況,估計貪污人數都在全體職工總人數的30-50%。其中中央貿易部“嚴重的貪污行為(貪污人民幣三千萬元以上)可能占到總人數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中央財政部“五千人的貪污案件中,貪污公款約五十三億元,平均每人一百零六萬元”。[50]甚至就連在部隊里,貪污的風氣也已極其盛行。據不完整的統計,僅一個華東軍區,“從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月,因貪污、腐化、盜賣公物、拐款潛逃而被判刑者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占同期內軍紀犯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強)。此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中,計貪污者三百八十人,腐化者七百四十三人,盜賣公物者三百零一人,拐款潛逃者八十八人。在這些貪污分子中,有科、團級干部八人,排、連、營干部五百七十二人,班以下及舊職人員九百三十二人,有黨員五百七十九人,團員四十八人。排以上干部及黨、團員均占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多。”[51]不難想見,共產黨干部貪污腐化及其受賄案已有愈演愈烈之勢。

為了遏止這一現象繼續發展,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斷措施。鎮壓反革命運動尚未完成,就馬上從1951年冬天起發動了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大規模的“三反”運動。毛澤東明確講:“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從二中全會算起,如十年內不進行三反,共產黨就會變成國民黨。”在他看來:“不進行三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員八個條件都不靈。”貪污分子“是資產階級存在我內部的堡壘,不肅清要遺害將來。”[52]由于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認定:造成貪污、浪費的最大的禍根,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及其腐化影響的侵蝕,[53]因此,隨著各地報告越來越多地提到,貪污浪費現象的背后是官商勾結,行賄受賄的情況后,中共中央領導人幾乎馬上就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有預謀有計劃的行為,是“對于我黨的猖狂進攻”。[54]鑒于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京后因腐化而慘遭失敗的教訓,他們并且得出了“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的結論。[55]鑒于很快發現私人資本家偷漏稅現象,乃至于偷工減料以謀取暴利,和通過行賄官商勾結以盜取經濟情報的現象十分普遍,于是,本來是一場反對黨自身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轉瞬間就擴大到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去了。[56]毛澤東明確指示:“對于一切犯法的資本家,無例外地均應抓住其小辮子,分別輕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懲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惡極者,沒收其資產。這是人民政府在全國勝利后第一次大規模懲治資產階級的犯法行為,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務必“精密地組織這一場斗爭”。[57]由于中共中央領導人都毫不例外地相信:“資本家沒有一個干凈的”,[58]可以想見,這場斗爭的矛頭實際上迅速指向了整個“資產階級”,是要把它當成一場針對整個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來進行,以“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反撲”。[59]

至此,中共對工商業資本家的政策,不得不再度進行調整。周恩來公開宣布說:“中國的資產階級本身也同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因此,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檢舉的,常常以行賄、欺詐、謀取暴利、偷稅漏稅等犯罪行為,盜竊國家財產,危害人民利益,腐蝕國家工作人員,以遂其少數人的私利。這種情形如果不加以打擊和鏟除而任其發展下去,則我們革命黨派、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團體日益受著資產階級的侵蝕,其前途將不堪設想。”除了對資本家中間種種違法現象要施以打擊以外,他還代表中共中央,對過去提出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說法加以修正,強調:“不能孤立地講公私兼顧,而一定要在服從國家經濟領導的條件下講公私兼顧”。“不能抽象地講勞資兩利,而一定要在承認工人階級領導的前提下講勞資兩利”。“不能提倡盲目生產,而一定要逐步實現國家生產總計劃的領導。無論公與私,城與鄉,中央與地方,大公與小公,都必須逐步納入計劃。”“不能容許謀取暴利,而只能在國家規定的限度或議定的價格內取得合法利潤。”[60]

既然把這一運動看成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對資產階級進行打擊。公安部長羅瑞卿特別介紹過當時黨內高層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心態。他說:發起三反運動時,我們“對資產階猖狂進攻這一點,開始還忍著,以后總理、薄一波同志就公開罵,講資產階級怎樣壞,怎樣猖狂進攻,忘恩負義。如果不反,就要成為資產階級,要求適合于資產階級的許多政策。現在不反,將來就要流血。現在也流血(如宋德貴),但是少數。講資產階級各種卑鄙無恥的行為,什么官場現形記,二十年來目睹之怪現象,都沒有這樣豐富。資本家女兒、小老婆專門出來勾引,有些干部受賄不多,但國家損失很大”。故毛澤東提出,我們有12條整資產階級的辦法,包括抗美援、鎮反、整黨、國營工業、銀行網、合作社、互助組、思想改造等等,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些效果,但“三反運動最厲害”,因此這次一定要搞徹底,否則共產黨一定要垮臺。[61]

根據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資產階級的全新口徑,中央宣傳部理論處負責編輯《學習》雜志的于光遠等人,馬上接連組織了一系列批判資產階級的重點文章。1952年第1期是于光遠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進攻,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權》、許立群(楊耳)的《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思想改造》和王惠德的《三年來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怎樣的猖狂進攻》;第2期是許立群的《駁斥資產階級的謬論》、吳江的《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和季云的《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斗爭是準備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條件之一》;第3期是艾思奇的《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光遠的《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等。這些文章固然并沒有否定聯合資產階級的必要性,但它們的激烈批判態度卻不可避免地加劇了社會上對資產階級的厭惡與排斥的心理。

他們在文章中寫道:民族資產階級在目前固然是團結的對象,資產階級思想也是合法的,但是,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了我們國家內四個階級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必須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而且,整個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在我們國家里是受批判、受改造的,不允許其自由泛濫和破壞、削弱工人階級思想的領導地位;資產階級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只能在對國民生計有利的限度內容許其一定的發展,決不允許其自由泛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可以在各級代表機構和政府組織中担任一定工作,但決不允許他們在這些組織內占有主要的地位。[62]之所以必須要這樣做,就是因為資產階級就其本性而言,是注定要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發起猖狂進攻的。依據薄一波關于對資產階級思想即“腐化墮落的思想”,絕不能允許其自由傳播和周恩來關于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批判和改造的說法,他們并且強調:今天除了對資產階級要在政治上斗爭、經濟上限制以外,還必須“比較全面地、比較徹底地批評資產階級的哲學的、藝術的、道德的、政治的觀點,使更多的人民群眾認清資產階級剝削群眾、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階級本質,和它整個思想體系的腐朽性”。因此,他們對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有進步的和革命的一面的看法,明確提出批評。斷言:“資產階級思想是沒有什么進步性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所謂兩面性,在過去恰恰反映了其思想的反動性,而今則不過是“以其積極的一面掩飾其反動的一面,以合法帽子遮蓋其非法手段,以糖衣裹著炮彈”。因為:“資產階級的本性就是靠剝削工人發財,而且要無止境地發財”:“資產階級思想”的本質就是“自私自利”。即使今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發展工業生產真的還有些積極性的話,那也“不是從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出發,主要還是從‘追求利潤又利潤’出發的。”總之,如果任由資產階級發揮其積極性,恐怕只能是發揮了其“兩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動的一面,“也就是破壞共同綱領、破壞國家政策法令的‘積極性’”。[63]

中央宣傳部的機關刊物《學習》雜志從1952年1月起,連篇累犢地“炮轟”資產階級及其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主黨派以及各地民主人士,包括上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普遍緊張。但是,包括毛澤東在內,中共中央一連三個月均沒有提出異議。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專門起草了要求干部普遍交代和資產階級關系問題的指示稿,[64]形式上旨在杜絕資產階級對黨、政、軍各部門的滲透,實際上已不加區分地把資產階級劃為另類。這一政策在更大范圍內造成了社會上對資產階級的排斥心理。包括一部分中共領導人甚至已經開始準備把聯合政府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排擠出去了。[65]

不過,如果仔細研究毛澤東這時在內部的各種指示,其實可以發現,基于現實利害關系的考量,他這時對資產階級的種種戒備和憤激之詞,還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他在反復強調三反斗爭的嚴重性以及防范資產階級的必要時,也還一直在強調要注意統一戰線,要照顧民主人士。1月底,毛澤東提出的對資本家的懲治范圍,也還是高度重視爭取大多數的。他提出:我們只是“打擊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動資本家,又是著重打擊投機商人而不是著重打擊工業資本家”,還是要爭取絕大多數資本家擁護。因為,運動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打垮資本家,而是要“把資產階級安置在我們內部的堡壘即大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來”。[66]

毛澤東這時顧慮的主要還是經濟問題。因為他很清楚,以目前國營經濟的能力和公私合營的程度,要想達到完全取消私營經濟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現在就取消私營企業,剛剛恢復起來的國民經濟一定會陷入癱瘓。果不其然,剛剛進入到1952年2月,各地就已經發現三反、五反對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了。天津市委14日即報告稱:“自三反以來,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成效較前減少一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買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三反后,恢復將遇到更多的困難,生產、稅收會受更多的影響。”[67]

對此,毛澤東十分重視,并毫不猶豫地提出了和緩的策略,主張各地在開展運動的過程中,必須注意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為此,凡尚未開始五反的城市,要暫緩進行。凡已經開始了五反運動的地區,要迅速對95%的資本家實施“只退不罚”的政策,即偷稅者補稅一年即可,侵吞盜竊者退出侵盜財產即免予罚款,以便讓絕大多數資本家雖然受到一些觸動,但不會喪失信心,從而推動他們盡快恢復經濟生產。毛澤東還特別強調:對99%的資本家都不要捉,就是對完全違法的占總數1%的資本家,也只做到補稅、退財、罚款、捉人,但不判刑,關幾天即許其取保釋放。因為捉他們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動氣焰,不在于判刑,對資本家判多了是不利的。個別人罪大惡極,必須判刑,也不宜多,尤其沒收財產不可多。至于必須判處死刑和沒收財產的,除要報中央批準外,也不要殺得太早,否則不利。[68]總之一句話,不僅不能讓大多數資產階級因為運動而感到恐懼和絕望,還要使他們對黨和政府,包括對維持和發展生產有相當的信心。

注意到這種情況,不難想象《學習》雜志這時所發表的一些觀點,其實未必是毛澤東所贊賞的。如果說頭兩期《學習》雜志的文章還多少注意肯定資產階級有積極作用的一面的話,那么,第三期艾奇思《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與于光遠《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兩文,關于“資產階級思想是沒有什么進步性的”,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恰恰證明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的說法,就連一直在緊跟中共中央的民主黨派領導人思想上也亂了陣腳。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就報告稱:提出資產階級思想即“剝削群眾,不勞而食……的腐化墮落思想”的觀點之后,已經引起了某種“混亂”。如代表工商資本家的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就要求會員們要批判和清除資產階級思想。[69]

3月5日,民主人士、勞動部副部長施復亮在民建會發言,主張民建必須放棄代表資產階級的企圖,轉而確立工人階級和中共的領導權,以團結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并信奉毛澤東思想的工商業者,與共產黨及其他有關方面共同努力教育改造全國工商業者為宗旨。這自然是毛澤東所不能接受的。看到發言紀錄后,他批示道:“完全錯誤,一塌糊涂。”[70]毛隨后找了工商界頭面人物、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同時也是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私下里向他重申了中共對私人工商業的既定政策。毛澤東突出說明了共產黨的目所在。他說:“一、私人資本在新中國建設上是有貢獻的,只不要讓它向壞的方面發展”:“二、不能讓私人資本家光是圖私人的利,必須兼顧國家的利、工人的利”。只要做到這兩條,共產黨對私人資本家依舊是堅持“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的。[71]

27日,毛澤東讀了《學習》雜志第三期的文章后,在修改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三反運動結束時幾項問題處理意見的指示時,明確地對以《學習》雜志為代表的黨內排斥資產階級的傾向,提出了批評。他指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共產黨比較起來本來就具有不同的階級立場與思想,只要他們不違反共同綱領,就不能拿共產黨的尺度去要求他們。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如果要求他們合乎工人階級的思想,其結果不是造成混亂,就會逼出偽裝,這是對統一戰線不利的,也是不合邏輯的。在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內,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場和思想,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應予糾正。”[72]

由于毛澤東已經表明了態度,毛澤東的秘書,同時也在中宣部任副部長的陳伯達,自然也就負起了在中宣部轉達和糾偏的責任。根據陳伯達傳達的意見,中央宣傳部馬上召開了專門會議,起草了《關于〈學習〉雜志錯誤的檢討》,承認前此種種“不允許資產階級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的宣傳,都“是不合現實的,不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是犯了“離開黨的路線和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嚴重錯誤”,是“左”傾情緒的反映。在中央宣傳部的刊物上連續地發表違反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文章,這對于我們,實在是個嚴重的教訓。[73]

1952年4月,《學習》雜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表了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馮定的一篇文章,題為《關于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并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斗爭的問題》。這篇文章曾于3月24日發表于上海《解放日報》,被毛澤東肯定“觀點是基本正確的”。經毛澤東親自修改了“其中有些缺點”[74]后,事實上成為反映中共中央對民族資產階級問題基本觀點的一篇公開的宣言。從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資產階級階級本性的評價并沒有絲毫改變。[75]

馮定的文章是如何談論資產階級的呢?馮文開篇即引用了馬克思的名言,即:“資本出現世上,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滲透著血和污物”。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起家原來就是極不干凈的。資產階級除了貪得無厭地而且殘酷地剝削工人階級外,在資本原始積累中,為了掠奪和搶劫殖民地人民的財富,對殖民地人民曾進行欺騙、迫害、鎮壓、屠殺,其強暴與野蠻,簡單是沒有言語可以表達的。”如果說它還有過正面的作用,那就是:如同《共產黨宣言》所說的:“在它不到百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了比一切過去各代加起來還要更眾多更偉大的生產力。”因此,“不管為了追求不知厭足的利潤是多么不夠‘文明’、多么無恥透頂”,然而它畢竟曾經摧毀了封建制度的統治,對外成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只可惜,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的作用,僅僅持續了一個短暫的時期。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也就是列寧說的到了“垂死的”階段。在那里的資產階級不但完全喪失了革命性,而且成為革命的對象了。相比較而言,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受到封建反動勢力及其背后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因而還演奏著資產階級在革命事業的“尾聲”。但是,即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最具革命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其在革命過程中的軟弱、動搖與叛變也一樣接連不斷。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它也同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因為,就像馬克思說過的:“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膽壯起來……利潤達到百分之一百,人間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將被它踢開了;利潤達到百分之三百,資本就會不顧任何的犯罪,資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了。”正是“由于本性惡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建國后“又復為非作歹”,通過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資財和國家經濟情報,“實行了對國家人民的瘋狂進攻”。馮文與《學習》雜志此前文章的最大區別之處,其實就在于文章最后依照毛澤東的觀點,突出強調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和思想上具有兩面性;強調對資產階級中間不同類型或不同個人要做具體區分;強調只要群眾經常監督,經常勸導,再令其在各種各樣的場合與方式中接受教育,參加學習,繼續曉以政策,責以法令,多數資產階級分子還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的。[76]

(四)

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對資產階級留有余地,并不能改變“三反”、“五反”運動對資產階級所造成的近乎毀滅性的打擊。運動中,工人店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呼來吼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資本家則人人自危,紛紛寫“坦白”,做交待,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即便如此,因為許多“三反”“五反”交叉進行,許多“坦白”或“交待”與有關單位掌握的情況不能相符,或達不到需要的水平,不少單位搞“逼”“供”“信”。特別是那些從事“三反”運動的機關部門和稅收部門,為了落實對自己單位人員貪污受賄的指控和落實對資方偷漏稅的指控,往往動輒到工廠、商店抓人、打人。上海在政策掌握方面已經屬于相當穩重的城市了,但僅3月中下旬一段時間里,就有公交公司、中蠶公司、郵電管理局、中國交通建設企業公司上海辦事處等二三十個單位把一些商人或資本家捉去拷問。22日,據上海“五反”委員會輔導組報稱:“順華機器廠負責人瞿明德、樂嗣黻二人被天原電化廠于三月八日傳去,迄今廠中無人負責。更有人民銀行派丁永以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名義,將中國柴油機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陶咸于上月廿二日傳去,迄今已兩旬,尚未放回。”“合眾冷氣工程公司經理馬德祥被浙江蠶業改進所人員傳訊數日夜。派克公司資方鈕永集被黃浦區稅局三次傳訊,罚站二十余小時。”“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比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廠傳訊某五金號推銷員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頭發,迫令承認行賄及書寫憑證及隨傳隨到的保證書。江寧區稅局將商人白建華打耳光后當時暈倒,醒來后說他裝死,又拿棍子亂打。商人何潤泉被三個工作人員輪流打了一個半鐘頭。高橋區稅局將商人李俊榮關在大房間里被十幾個拳腳交加的痛打,并用針刺其指頭。金昌鋼鐵行副理周菊牲被黃浦區稅局責令舉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77]陳毅雖以市長名發表講話,宣布紀律,也不能完全阻止下面的干部和工人我行我素。就在陳毅廣播講話第二天,上海就發生稅務局干部會同工人到小西門江陰街成和毛巾廠催繳所得稅,資方一時繳不出,被拖到街上罚跪示眾,和軍管的慎昌工廠逼令怡昌五金號老板范益齋承認存有贓款3億元,六七人圍毆,致被打得滿口噴血的情況。其他像元豐毛紡廠工人繼續每天把老板伍鐵珊喊來批斗幾小時,并向其臉上吐口水;河南路匯森理發店老板因資金周轉不開,被迫停工停伙停薪,被理發業基層工會100多人圍毆,并將雙手反綁,跪在長凳邊緣上,再在其腿上立上兩個人的情形,亦并不少見。[78]

資本家違法經營,行賄受賄,偷稅漏稅,甚至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等等,確屬司空見慣。但是,這固然與資本家追求利潤的職業秉性有關,同時也與中國尚處于資本主義初始階段,缺少健全法制和相應的監督機制,整個社會的風氣不良有關。再加上抗戰以來,經濟始終不景氣,內戰乃至新舊政權交替造成更多的混亂,更是使許多工廠,特別是生存困難的中小企業產生種種偷機心理,常常鋌而走險。但是,第一,并不是所有資本家都是利欲熏心,自私自利;第二,用“三反”、“五反”運動來解決問題,把資本家,乃至整個資產階級,歸結為“本性惡劣”、“血腥殘暴”、“貪得無厭”、“無恥透頂”的一群,使其變成社會正義的對立面,固然能夠極大地打擊不法資本家的違法行為,同時卻也根本惡化了勞資關系乃至于資本家在社會上的形象,使許多資本家對自身的存在價值失去了信心。[79]在這中間,尤以中國航運大王盧作孚之死最為令人感慨。盧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實業,一心希望實現教育和實業救國的理想。共產黨勝利后,盧對新中國充滿幻想,馬上想方設法把其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岸資產遷回大陸,并且最早與政府簽署了公私合營協議。他同時亦熱情響應政府的各項政策,鼓勵家人和子女積極“參加當前國家最偉大的革命事業”,一直努力試圖跟上共產黨前進的步伐。然而,當運動來臨,雖然公股及其公司的黨委也想善待盧,然而在社會和輿論徹底否定資產階級的熱潮之中,少數職工卻并不在意政府方面的關照,揭發、指責不一而足,甚至不惜無中生有和上綱上線。這種情況使盧作孚一時無法接受,深感絕望,終于在2月8日吞服安眠藥草草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80]

盧作孚的例子,是對這時將資產階級一概指責為“唯利是圖”、“本性惡劣”的說法的一個最好的反證。盧死時,“沒有財產,沒有儲蓄,沒有片瓦,沒有寸地,個人收入除了民生公司為數不多的工資外,所有其他事業送給他的輿馬費,一個不留地統統贈給了教育事業和科學事業。”[81]其實,類似盧作孚這樣的資本家,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間也并不是個別的。即使是那些不像盧作孚那樣有強烈的強國抱負,更多地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業家,也有不少深知企業的前途基于職業的良心和產品的信用,無意偷機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騙者。他們通常對自己都十分節儉,一生勤勤懇懇。但越是這種資本家,也就越是難過運動的斗爭關。以上海著名的食品企業冠生園創始人洗冠生為例。其能在全國發展到兩家工廠、6個分店,靠的就是信譽和質量。但因建國初經濟不景氣,“五反”前該廠即已開始積欠工資。從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場萎縮,業務更加清淡,原料和銷路都發生問題,所得收入只夠維持日常開銷,更加發不出工資來。但是,“三反”“五反”到來,造成職工與資方尖銳對立,再加上輿論把資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化墮落之徒,職工們自然不信洗冠生沒錢,硬是將洗關在廠里樓上兩天兩夜,連斗帶逼。事實上,洗從做陳皮梅的小本生意創業,一生省吃儉用,有錢就用于發展事業,連子女都無光可沾,確實無錢可拿。在被逼無奈之時,又被稅務局逼上門來,這位67歲的老人走投無路,只好跳樓自殺了。[82]

“三反”、“五反”運動中因走投無路而自殺的資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見有具體的數字。但僅據上海從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數字已相當驚人。而且,有不少資本家更選擇夫妻一同自盡,甚或帶著孩子一同自殺,[83]更足以見這場運動之激烈和對資本家精神沖擊之巨大。雖然當時公安局一般都報稱,這些人自殺多半與欠稅或發不出工資有關。但顯而易見的是,欠稅及發不出工資,并非“三反”、“五反”運動中才發生的情況。早在運動發生之前,這種現象就普遍存在了,而那時并沒有發生許多人自殺的情況。如此之多的資本家在這時選擇自殺以了卻人生,毫無疑問與這場運動使他們對前途徹底絕望有直接的關系。

資本家的絕望,直接導致大批資本家失去了在行業中繼續經營下去的信心。這時還備受政府方面重視和保護的榮毅仁,都已經承受不住了。他明確表示:自己名下并無財產,只有上海麥尼路一座住宅,已準備押款10億,以還付欠中糧公司的款項,其他退款,只能將申新等廠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實行公私合營。如果這樣還不行,“四面逼緊,沒有辦法時,只好上吊。”[84]上海的大資本家劉鴻生等也是一樣的態度。他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政府把廠子收掉,或公私合營。說:“反正是完了,早點送掉豈不更好?”[85]

“三反”、“五反”不過幾個月時間,各地的資本家就紛紛要求公私合營,或抵廠還款,這種情況反而讓中共中央頗感被動了。設法籠住資產階級,特別是工商界資本家的人心,就成了當務之急。據此,周恩來專門對各地負責統戰工作的負責人說明了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他指出:因為兩年前我們為了穩定物價和發展經濟,對資產階級有意識地讓了一步,使他們得了大利,以致于得意忘形,向我們進攻。因此,我們發動了五反斗爭,“把資產階級斗得很臭”。有些同志甚至因此開始否定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不錯,“資產階級的本質就是唯利是圖”,“是要讓他臭一下”,“如果忘掉這個,只以為他們是四個朋友之一,只看見他們有香的一面,而看不見他們有臭的一面,那是危險的”。[86]但是,如果因此否定資產階級還有積極的一面,不了解現在還“要發揮資產階級的積極性,讓它發展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使我們的經濟能更快地發展”,也是不對的。當然,資產階級就其本質而言,一定不會循規蹈矩,按照《共同綱領》的要求行事,這決定了我們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是長期的。不過,只要我們堅持斗爭,“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經過改造,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將來還可以保留他們的消費財產。”并且,他們中“許多人是可以走向社會主義的”。[87]

這樣的觀點,毛澤東這時也不止一次地和黃炎培談過,并通過黃炎培轉告給工商界人士。[88]在這一年9月初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就特別表示過對資產階級分子改造前途的高度肯定態度,稱:共產黨并沒有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或者說,不許想剝削賺錢的事情。現在就談社會主義“言之過早,在少數人想想是可以的,見之實行則是不可以的。”當然,資產階級當中也有少數有遠見的人們,他們一面開工廠,并不要求馬上變更自己的成份和事業;一面看到社會主義事業對于人類的偉大貢獻,想在將來做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們歡迎這種人,可以向他們宣傳社會主義,他們也可能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并對社會主義事業發生興趣。[89]

中共中央當然不是沒有想過盡快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但是,自1948年底1949年初開始,中共中央就始終在強調革命的階段性,相信新民主主義的這種過渡辦法至少要搞十幾年的時間。如今才不過短短的3年時間,就出現了大批資本家自己要交出產業改變身份的局面,顯然太出乎中共領導人的意料了。更何況,這個時候私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還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國營經濟在許多方面還無法很快取代私營經濟的地位,一旦私營經濟大批轉為合營或化為公有,政府方面無論如何也無力應付。屆時造成大量工廠倒閉、歇業或停產,全國經濟馬上就會出現大恐慌。因此,中共中央對此絕不能聽之任之。在發現眾多資本家企圖撂挑子之后,中共中央不能不馬上指示各地勸阻資本家這樣做,除了進一步提出在退款等問題上政策要盡可能更加寬大以外,并且開始大力推動各地政府以及黨政軍各個部門,用新一輪加工訂貨合同,來促使資本家重新鼓起維持和發展生產的積極性。[90]

不難看出,“五反”運動過后,資本家乃至整個私人資本的繼續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只是因為共產黨沒有做好全面取代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足夠準備,不得不主動采取退讓和安撫政策的一種結果。但是,恰恰是這種情況,反而極大地激發了毛澤東等加快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設想。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講:“現在對資產階級的團結、改造,跟兩年前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用不著太多顧忌資產階級的想法了。因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運動,已經搞臭了資產階級,使它們陷于孤立。如今,中國的資產階級除了接受國家資本主義以外,已“別無他路可走”。[91]

1952年6月6日,鑒于“三反”“五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毛澤東已經毫不猶豫地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92]這意味著,毛澤東已經斷定,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徹底結束,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已經開始提上議事日程,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已經成為革命的主要對象了。9月24日,即毛澤東通過黃炎培轉告工商業資產階級,安心與共產黨合作之后不過半個月時間,他就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頗為興奮地提出:中國完全可能在未來的10年至15年內基本上完成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用他的話來說:現在工業私營與國營是三七開,商業私營與國營是四六開,再發展五年私營所占比例會更小,“十年以后會怎么樣,十五年以后會怎么樣”?何況,現在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性質也變了,“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政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他們的子女也將接近共產黨了”。[93]

正是依據毛澤東的這一估計,1952年10月劉少奇率團訪問蘇聯時,就已經受命向斯大林請示:“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根據中共中央的意見,劉少奇明確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意見,即:“在征收資本家的工廠歸國家所有時,我們設想在多數的情形下可能采取這樣一種方式,即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國家還可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我們估計:到那時,中國的資本家可能多數同意在上述條件下把他們的工廠交給國家。”[94]此一建議,也當場得到了斯大林的贊同。這樣一來,毛澤東自然也就很快開始具體規劃他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了。

所謂“過渡時期總路線”,其實就是旨在明確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強調各項工作要以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為中心的方針。[95]而這一任務的提出,不可避免地就把“消滅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顯然,毛澤東依舊相信,這將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必須有步驟地進行。在他看來,關鍵還是在經濟上。[96]因此,他這時的想法,還“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97]而他最初設想的過渡辦法,也還是要和平改造,逐步過渡,要從“國家資本主義”的改造開始入手,即是要在資本家自愿的前提下,先搞公私合營,把私人資本公營化,將其逐一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范疇內,然后再進一步將這種公私合營式的企業,轉變成完全的公有制企業。[98]至于對資產階級,鑒于各主要民主人士和工商界頭面人物一直表現出擁護共產黨領導的積極態度,因此,中共中央領導人這時的估計普遍比較樂觀。毛澤東明確講:“資產階級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99]

當然,既然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與過渡,那么把資產階級視為主要的敵人,對共產黨人而言,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毛澤東在內部明確講:要相信我們有能力、有本領來改造資產階級,但必須要把資產階級成看是一個敵對階級,不這樣,就要犯錯誤。[100]因此,在干部中交代與資產階級關系的工作仍舊在按部就班地進行。在各種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中間推行的劃清與資產階級思想的界限,以及清除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在全面展開之中。一旦出現嚴重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斗爭,毛澤東更會毫不猶豫地把它們統統歸結為資產階級的陰謀和破壞。[101]這種情況自然不會使深受“三反”“五反”刺激的工商界資本家們處之泰然。原本準備穩扎穩打的所有制改造剛一開始付注實施,本來就如坐針氈的資本家們爭先恐后地,甚至是敲鑼打鼓地把他們的工廠企業統統送給了政府。結果,原來計劃要10到15年才應當完成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計劃,轉瞬之間就輕松地實現了。只不過,毛澤東不久就發現了一個讓他始料不及的相當吊詭的情況,即:消滅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卻不等于就消滅了資產階級。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不僅沒有削弱,而且還逐漸地愈演愈烈了。

參考文獻:從略。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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