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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坡民:關于廬山會議政治風波的回顧與反思(上)
紀坡民:關于廬山會議政治風波的回顧與反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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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爭要以保障基本人權為戒律,造成這樣的歷史條件,須由一整套現代法治(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的長期教化,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達成。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的現代化”吧,不過這只是在人文社會領域的內容,因此確切一點說,也許應當稱為“公民社

寫完《回憶李雪峰同志和我父親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給幾位親友看過、并聽了他們的觀感與意見之后,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廬山會議這樁歷史往事到今天,畢竟已經三十多年了,當年廬山會議上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其來龍去脈和是非曲直,不僅由于時間久遠,有許多事在人們的記憶中己經淡忘了,而且時代精神和社會思潮的巨大變遷,也使今天的人們感到相當隔膜、不易理解。至于我們的子女,對于同他(她)們祖輩關系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種中國歷史上延續幾千年的基于家族關注的深厚傳統,幾乎完全興趣索然了。

因此我覺得,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回憶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對廬山會議這場政治風波的來龍去脈,需要進行一些輪廓的介紹。為此,對廬山會議的基本歷史事實,雖然我也又看過一些材料,不過主要還是通過自己的回顧;在回顧這段歷史往事的同時,對其中蘊含的是非曲直,也在進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這種回顧與反思,其出發點,自然不是起碼不應當是家族式的。當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的回顧和反思,同當年的認識,包括當年基于“黨性”的正統“結論”和市井坊間的野史傳言,自然也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

第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隔代修史”的傳統,這大概是因為,后一代人,不僅離當事者利害恩怨的糾葛遠一點,而且不會過分囿于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的限制,因而會比較客觀和超脫一點。廬山會議到今天己經三十多年了,從毛澤東的“革命時代”到鄧小平的“改革時代”,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沒有改變,因此說“隔代”似乎并不妥當;但“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的巨大變化,卻使人們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對這段歷史的回顧和反思,若說是“隔代”,也算沾點邊。

第二,意大利一位著名哲學家克羅齊有句話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是說,雖然歷史上己經發生的事還是那些事,但歷史常讀常新、也常寫常新,一切歷史著作,都是特定時代的人基于特定時代的“時代精神”的產物,作者是這樣寫的,讀者也會這樣讀。對廬山會議這一段歷史,那個時代的“當代”的人們,自然會有他們當時的看法和說法,我們今天這些“當代”的人,亦會有也應當有一些自己的新的思考。

沿個這個思路,又進行修改,補充了一些內容,不覺間就寫的長了,竟有兩萬多字。幾位朋友看了以后,開玩笑說:“你這是回憶李雪峰同志呢,還是讓李雪峰給你想寫的東西作廣告呢?”想想也是,于是就把屬于我的回顧與反思的部份,摘出來單獨成篇,即成此文。

當然,廬山會議上的事,我并不是親歷者,因而所謂回顧,只能是間接的,而這里談的所謂反思,也只是我個人的反思。

撰寫此文,對我而言,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許多人都知道,我父親在廬山會議時,是當年那場政治風波的當事者,尤其在隨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旋渦里,更是要角;由此,人們對我的觀點的主觀傾向性,或許會有些懷疑。我想,有這種懷疑,也是人情之常,因為我和許多人一樣,閱歷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有個人感情,這無須否認。不過,好在我寫的東西,并不是什么“欽定”的官修歷史,只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這使我稍感自我寬解。可即便如此,當我下筆時,也增加了幾分謹慎,這種謹慎,自然也是要面對指責的壓力,但更多的,還是出于“公正”與“客觀”的自律,至于是否確實做到這一點,讀者自然會有各自的判斷。

始于“九大”前后的毛林分岐,其實質是“文化革命”

說起來,當年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并不是偶然發生的。

在1969年春黨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分道揚鑣了。“糜不有初,鮮克有終”,林彪同毛澤東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變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澤東一同“繼續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報告》,突現了兩人的根本分岐:毛澤東讓陳伯達牽頭起草,但陳伯達的稿子,卻是按照林彪的意圖寫的,這個稿子被毛澤東否定了;這時,參加“九大”的代表們已經來到北京,毛澤東臨時又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親自修改定稿,論述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

于是,在黨的“九大”會議上,原來反映林彪思想的那個《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否定了;而后來這個《政治報告》,林彪在大會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連看也不肯看一遍,還語帶譏諷地說,他“不愿掠他人之美”。對于林彪,這恐怕遠不是個心情不太愉快的問題,作為政治家,林彪懂得這意味著什么:《政治報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雖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動者,《政治報告》則是“行動綱領”,今后全黨的中心工作,還要貫徹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路線。對此,林彪的不滿溢于言表:“什么路線,還不是毛線!”由此,他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質,并且已經系統化和理論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樁事業。按照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到召開“九大”時,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己經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任務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要“落實到基層”,還要繼續努力,有許多工作要做。

或許,毛澤東還會認為,到各省市“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黨政系統的問題,算是初步解決了;但是,軍隊系統的問題,由于“文化革命”戰略部署的需要、要担負“三支兩軍”的任務,沒有能夠很好地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仍是一種缺憾。下一步,應該找個機會、想點辦法,讓軍隊系統再補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個階段所缺的課。

—— 說起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也算是“陽謀”,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寫得很清楚:“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 在通過這個文件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林彪意氣昂然,唱的是紅臉,實際上主導和左右了這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會議的進程和結果;可時過境遷了,這些以特有的語言風格反映當年亢奮的“時代精神”的話,如今聽起來,林彪怕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關于“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個戰略性質的文件。

顯然,這里并沒有把解決軍隊系統問題的任務除外。從這個角度看,1967年夏秋時,毛澤東否定和批判“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對他而言,可能只是基于文革“戰略部署”、出于“穩定軍隊”的需要,是一種戰術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了許多遍,對“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戰略目標,他是不會忘記的。對林彪,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謂言之不預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還要搞下去。在黨的“九大”會議上,毛澤東把他的意圖,作為全黨今后的“行動綱領”,寫進了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更加正規了,也取得了正統性的地位。

而林彪對“文化革命”的想法,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長篇講話里,他實際上己經進行了一番相當系統的論述:

首先,他從全世界的宏觀角度,洋洋灑灑地介紹了世界歷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接著,他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 這種說法,不僅很是新穎別致,也是一頂大大的高帽子,因為這種說法,使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是國際共運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夠載入世界文明史的意義。

然后,林彪又以宏大廣闊的視野和簡明通俗的語言,論述了他所稱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之間“相互轉化”的關系: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開始,然后發展與轉化到黨政部門的“政治革命”階段;現在已經勝利了,下一步,該發展與轉化到“經濟革命”的階段了。

—— 林彪這番宏論,在當年,讓那些對世界歷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員們,聽來頗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為“付統帥”的淵博而贊嘆不已。據林彪自己說,對陳伯達為他寫的九大《政治報告》的稿子,他“并不是很滿意”,他“還是更喜歡”八屆十二中全會時的這個稿子。

當然,在歷史學家看來,林彪在這里所作的類比,也許有點不倫不類;不過,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當個歷史學教授,所以我們對他的這些史學論斷,也不必學究氣地過于“較真兒”。作為政治家,林彪所傳達的意圖,實際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為“文化革命”的階段和“政治革命”的階段,既然己經勝利了,就應該轉為“經濟革命”、也就是經濟建設的階段了。

但是,毛澤東的眼光,在黨內斗爭無數驚濤駭浪中已經修煉得十分老辣,對林彪心里盤算的那點小九九,其洋洋灑灑的宏論背后真正的潛臺詞 ——“權力己經到手,文革可以結束”,他早己從蛛絲馬跡中洞若觀火。

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歷史上,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對與他這位“親密戰友”的友誼,毛澤東還是很珍惜的;當然,這種“親密戰友”的關系,在毛澤東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個人性質,這倒未必是毛澤東“不念舊情”,而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更關心現實政治目標的需要。

——在這方面,毛澤東做得實在有點太過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員的關系也完全政治化了:建國初期,為了鏟除舊中國官場“任人唯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朽裙帶作風,為新中國的政壇新風作出表率,毛澤東拒絕給他所有親屬安排工作以照顧;但后來,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卻把他的家庭成員推上極不相宜的政治高位,盡管這也是她(他)們自己的愿望,但她(他)們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卻未必都能象毛澤東那樣有那么深刻的認識。毛澤東這種很不尋常而且遭人詬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來,也許就象當年動員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樣吧,可是這一次的結果,卻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這個時候,毛澤東對林彪這位“親密戰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線”上來,同他一道“繼續革命”,并且要用實踐證明確實如此;否則,為了他的“文革”事業,就要把林彪從“付統帥”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來,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時代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劉少奇拿下來一樣。

—— 從更早些時他曾經成功地把張聞天這位“明君”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拿下來的歷史經驗看,對毛澤東來說,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困難的事,起碼并非絕對辦不到。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依他的“斗爭哲學”來看,不論在黨內還是在國際上,不論是斗勇還是斗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后算是打了個平手,還沒有什么人是他應付不了的對手。林彪跟他幾十年了,是他看著成長起來的,對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和林彪己經在暗中“較勁”

不過,這一次他對付林彪,事情卻也并不輕松。“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后,林彪的權力急劇膨脹,“九大”前后,他在中國政壇的地位正處在顛峰時期:整個軍隊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揮”,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都“軍管”了,全國各省市的地方政權,由于“三支兩軍”而實行“軍、干、群三結合”的體制,其主要權力也在軍隊的支配性影響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軍隊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尤其是軍委的領導班子,在羅瑞卿和楊成武先后被拿掉以后,對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大概就象“遼沈戰役”之前毛澤東當年那句顯然帶點贊許和得意的夸獎吧:“林彪壯得厲害!”

此時,倘若設身處地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繼續革命”還要搞下去,中國政壇既成的權力格局,勢必要“重新洗牌”,對林彪來說,那豈不是要自亂陣角嗎?用“文革”時代的話來說,再搞“天下大亂”,那就不是“亂了敵人”、而是“亂了自己”了。“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到手的權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亂,林彪自然不想干這樣的事。可是,如今再選擇“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縱然是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呢,即使弄到個“舍熊掌而得魚”的“軟著陸”的結局,象陳云、鄧小平那樣靠邊站、坐冷板凳,作為一個政治家,那種百無聊賴的日子怎么過得下去呢?

看來,自問并不缺乏謀略和定力的林彪,盡管在“文化革命”發動時,也曾有幾度“臨事而懼”的思慮猶豫和“待價而沽”的盤算計較,可幾番“半推半就”的姿態之后,還是進了這“難辦的曹營”。

如今,“文化革命”己經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這種地步,形格勢禁,己成“騎虎難下”之勢了。林彪那時的心情,也許就象《紅樓夢》里的那個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這樣“担了個虛名兒”,又何必“文革”發動前后的當初,同毛澤東演那一出“二人轉”呢?

可是,林彪卻不是等閑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開場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態和“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言論有所不同,在他內心深處,對毛澤東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著毛澤東幾十年了,作為學生,他才氣不凡,耳提面命,對老師的謀略,也看出一些門道。這位個性極強的“常勝將軍”,絕不愿就此認輸,“毛主席的好學生”當了幾十年了,難道還沒有“出師”嘛?他不肯就此善罷干休,要試試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師“過兩招兒”。

毛澤東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隱藏在水面之下。在后來的廬山會議上,公開鬧騰地厲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上,不過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關于“天才”問題,自毛澤東在修改“九大”《政治報告》中親自劃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這三個副詞時,己經同林彪在“文革”中給他捧場的那些言論劃出了一條界限,毛澤東把他的個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為隨后同林彪的分岐與斗爭預先留下了伏筆。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澤東在中國政壇的斗爭中開始頻頻使用他的這個新的政治武器。

有這樣一個故事,相當典型地反映了當年毛、林之間關系的政治氣氛:

1970年夏,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毛澤東一下車,看到北門上掛著他的畫像,發了脾氣,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諷的口吻說:“我的像到處掛,叫我給你們站崗放哨,風吹雨打日頭曬,殘酷無情!統統摘下來,不摘下來,我就再也不進大會堂。”進了北大廳,毛澤東看到原來掛畫的地方,都掛上了“毛主席語錄”,又生氣了,說:“我那幾句話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處寫,到處掛,討嫌!”并且當下就向周恩來布置:“恩來,叫人統統摘下來!”隨后,自然是周恩來去落實毛澤東的這些“最高指示”。

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下,毛澤東此舉并不是小事,也不是個單純的“謙虛”問題,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對著林彪來的。果然,在后來的廬山會議上,它成了林系大將“清君側”時敲打周恩來的口實。顯然,毛、林之間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黃花”了。不過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后毛、林的爭執中,毛澤東可以指望周恩來在大關節方面繼續站在他這一邊。

毛澤東見事很透,他當然會想到政治主張的分岐,勢必延伸到人事權力的爭奪,他料到林彪會打“國家主席”的主意:——“國家主席”,在中國當時的國家體制中,雖然只是個虛職,但如果實權己經在握的話,“名正言順”的意義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實歸”,黨、政、軍大權在握的“實權”,再加上“國家主席”的“虛職”,即便是“國家副主席”也罷,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動搖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林彪在“文革”問題上堅持同毛澤東對立的意見,關于“文革”的事情,麻煩就大了;于是,毛澤東未雨綢繆,在討論憲法草案修改時,干脆建議取消“國家主席”的職位。

—— 就事論事地說,毛澤東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意見,確實沒有多少道理:國家體制,在任何國家都是很嚴肅的事,“國家主席”,不能“因人設職”,也不能因人“撤”職嘛,不能你毛澤東不愿意當,又不想讓林彪當,就撤銷“國家主席”的職位。

不過那個時候,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壓倒一切的考慮。在毛澤東看來,“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創造歷史的大事業,與此相比,撤銷一個“國家主席”的“虛職”,算得了什么大事?

“文革”時代,“天下大亂”,各級黨委“停止組織活動”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府部門都沖垮了,“公、檢、法”的專政機關也“砸爛”了,還有什么“工、青、婦”的各級機構,也一概沒有了,……國家政權這些重要得多的部門、甚至核心和實權機關,統統都不起作用了;

在國家政權的最高層,“國務院”成了“業務組”,“軍委”成了“辦事組”,連“黨中央”也成了個“碰頭會”……;

那又怎么樣呢?用他的話說,地球不是照樣還在轉嗎?

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國家主席”這樣的虛職設不設的,原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完全可以根據“文化革命”的現實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對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事,毛澤東先后六次作出明確批示,企圖用他的權威,把林彪的意見壓下去,讓他死了這條心。

實際上,林彪同毛澤東在人事權力方面的爭奪,比“設國家主席”更嚴重的事情,是所謂“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了解中國政壇的人應該知道:這簡直就象“玄武門之變”以后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澤東“逼宮”了。

還有那個著名的“林付主席一號命令”。如今人們都知道,“文革”期間,整個國家政權幾乎完全依靠軍隊維持,而軍隊是拿槍的,因此動用軍隊的事,高度集權,甚至調動一個排,都要經過毛澤東批準。這個規矩,林彪自然不會不知道。“珍寶島”事件后,中蘇北京機場會談前,形勢確實嚴峻;但軍情再怎么緊急,讓百萬大軍進入“超級戰備”,報告毛澤東的時間還是有的嘛。事后看,如果此舉是做給蘇聯人看的,怕是判斷失誤了;那么,公然“先斬后奏”或者說“邊斬邊奏”,是做給誰看呢?這樁事,恐怕不光是瞞不過毛澤東吧。

以上所舉的兩件事,都涉及“軍權”,這對任何國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為國防部長的拉姆斯威爾德,宣布他是美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整個美國軍隊由他“直接指揮”,你問問小布什愿意不愿意?美國憲法允許不允許?毛澤東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輩子仗的人,他們都不會不知道,“軍權”,這是什么份量的問題!林彪當年在“四野”,也曾是百萬大軍的統帥,自然不會不知道“直接指揮”這句話的輕重。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掌握了軍隊的統帥權,于是,關于“政治路線”的是非糾葛,完全可以從長計議,放到延安整風時再理個頭緒,這也使他在和張國濤的較量中棋高一著、占得先機。

在那個似乎只是個所謂“提法”的問題上,在中央最高當局,曾經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政治爭議。其原委是,廬山會議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論”在中央審稿時,陳伯達堅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張春橋則主張采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雙方爭執不下,由周恩來和黃永勝去當面請示毛澤東本人定奪。可是,對這件涉及軍權的事,意志強悍的毛澤東,在明確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之后,經過一番對現實情勢的權衡估量和因勢利導的運籌盤算,竟然把己經說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強咽回去了。這個關于“提法”的爭執,最后的定稿,在周恩來和黃永勝于門外坐等的情況下,以毛澤東讓汪東興圈去“毛主席和”四個字了結。為了顧全大局,毛澤東不得不忍讓于一時。——可見當年的林彪是何等權勢!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和林彪的一番較量

對廬山會議,直到今天,人們的關注,包括“正史”中講的,也是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這些人事權力的斗爭方面,而忽略了毛澤東和林彪當時在政治主張上的分岐,就是說,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沒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體。實際上,毛澤東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一番較量,深一層看,真正要害的問題,是“文化革命”,這是他們兩人在政治路線方面的實質性分岐。

不過,毛澤東在“九大”會議上雖然堅持了“繼續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線,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進退攻守,還須掌握一點節奏。而且,毛澤東畢竟是這個國家的當家人,這個時候,他之所以隱忍不發、暫取守勢、難得地委曲求全于一時,是因為當時有幾件國內國際十分緊迫的大事,必須在廬山會議上先作一些安排:

黨的“九大”開過以后,要籌備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以體現“九大”路線,對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經過“文革”,黨和國家要走上新的軌道,有許多事情要辦;另外,撤銷劉少奇黨內職務的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己經通過了,但劉少奇的國家主席是黨外職務,總還要在“人大會議”上辦個手續吧,否則,此事日后會留下“違憲”的口實;

國民經濟計劃,也須在全會上討論通過,而后在“四屆人大”上作報告;

“珍寶島事件”之后,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中蘇兩國軍事對峙的形勢十分嚴峻,事關國家安危,戰備問題也需要全黨作出通盤安排;

也許毛澤東更有興趣講一講的,是關于“形勢問題”:國際戰略格局正面臨重大轉機,毛澤東精心運籌多年,中美關系快要出現突破了,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也想乘機給大家吹吹風,讓黨內有點思想準備。

可是在林彪看來,眼下這個時機,卻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從《史記》、《漢書》關于“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宮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啟示吧,于是在廬山會議上,他發動了一場“清君側”的“政治戰役”。

這可能是一種軍事智慧吧,作為戰術天才,林彪對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開始,毛澤東在“文革”問題上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一直牢牢地掌握著政治形勢的戰略主動權;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勢,而且黨內對“文革”潛在的不滿情緒相當普遍;眼下,毛澤東又需要調整部署、安排辦理一些別的事情,在“文革”問題上只好暫取守勢,態勢自然比較被動。這樣,“主動權”——這個他們兩個都不陌生、并視為軍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敵制勝的法寶,正從毛澤東的手中悄然滑落,這位政壇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來,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

不過,“戰機”稍縱即失,若是等毛澤東騰出手來,“攻守之勢異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機遇”,果斷出手,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掄先發言,出其不意地發起“短促突擊”;同時,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幾員大將”,“搞地下活動”、“秘密串聯”、“煽風點火”、“突然發難”。—— 這些用當時的語言描述的情況,人所共知。

林彪的發言,一擊而中要害,頓收“立竿見影”之效,全會分組討論時,果然掀起軒然大波。這樣一來,九屆二中全會原定的議程,就完全被打亂了。會議后來的過程也證明確實如此:這次中央全會原定的兩項“議程”——“籌備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和“國民經濟計劃”,在全會期間的討論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會閉幕前夕,才草草通過了事。

——了解黨的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中央全會的所謂“議程”,歷來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議程被打亂,意味著中央領導權威的動搖和喪失,黨和國家就要出大亂子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黨內出亂子,這是可與“世界大戰”、“赤地千里”相提并論的大災難。就這件事的直接后果而言,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后原定于當年國慶節前后召開的“四屆人大”,向后拖延了;后來,又發生“九.一三事件”,還有別的事;結果,幾度己經準備就緒的“四屆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后的1975年初才開成。召開“全國人大”,畢竟是國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連一點起碼的章法都沒有了,黨中央的領導怎么還會有權威?

在大講“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意思是,“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語言,卻獨出心裁,也別具風格,在發動“文革”時,他講的話是:“階級斗爭,樹欲靜而風不止,而我們就是要做那個風。”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要做那個風”了;而且對毛澤東說他的“借助鍾馗,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這一次,他是要“清君側”,其鋒芒,實際上指向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這叫“打著紅旗反紅旗”吧,也許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寫下的話更生動些:“打著紅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打著贊譽毛澤東是“天才”和擁護他當“國家主席”的旗號,達到“清君側”以扼殺“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誅毛之人,林彪這位“戰術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險,象他過去打仗一樣,“又刁又狠”,確實不是等閑之輩。

不料,時間只有兩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敗下陣來。這些個“清君側”的小把戲,那能瞞得過深通中國歷史掌故的毛澤東?他斷然煞車,先是停止分組討論,繼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來只是他的“大秘書”、后來改換門庭投靠林彪的陳伯達“揪出來了”。當然,有了“批陳”這個題目,隨后的“順藤摸瓜”,文章還大有玄機。

林彪的敗陣,分析起來,若以古時韓非子說的所謂“法、術、勢”之道來論:——

“法”這一條,也還有些可以圈點之處,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來;

處心積慮的“術”,雖然出手不凡,終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勢”,林彪明顯不居優,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礙。

最后的結果,他還是栽倒在他老師的腳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臉陰沉地下了廬山。

不過,毛澤東在廬山的做法,同他歷來“后發制人”的行事風格不大一樣,顯然有點武斷。大概毛澤東也知道,他的本錢不多了,時間也不多了,面對林彪這個氣勢正盛的對手,過去“后發制人”的辦法,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過份。

所以,在廬山會議上,當形勢還只是“風起于青萍之末”、剛要“盛怒”的時候,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風吹下去,…… 就要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的時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黨內對路線問題的認識不統一,思想交鋒尚未充分展開,便踩了急剎車,草草收場,自然會留下后遺癥。說起來,對黨內思想路線上的問題,毛澤東歷來重視也相當擅長做統一認識的工作,可是這也取決他要做什么樣的事,如對眼下這場“文化大革命”,要將黨內的思想統一到他的認識上,也實在是難哪。

廬山會議上,思想和路線方面的問題在黨內統一認識的事情沒有解決好,于是,就象俗話說的,“口服心不服”,廬山會議后,二百多中央委員,雖然當面對毛澤東不敢說什么,思想上的“疙瘩”卻沒有解開,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澤東的難題還在后面呢。

在廬山會議時,象李雪峰和我父親這些只知道為黨的事業“埋頭拉車”的干部,他們關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執行層次的問題,對毛澤東和林彪內心深處的玄機,恐怕也象在云里霧里一樣,“不識廬山真面目”吧。

廬山會議揭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

就象毛澤東的哲學理論著作名為“矛盾論”一樣,他的“文化革命”的實踐,也存在著一個深刻的“內在矛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句話,可謂再熟悉不過了。可是,這是一場什么樣的“革命”呢?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袖”、“統帥”,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卻要“發動”他的人民,對他賴以統治的“國家機器”,來一場“革命”!而這個“國家機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經營、親手打造出來的。

當然,在毛澤東看來,“文化革命”這場革命,同他當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革命,還是不一樣的。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對他的“國家機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要讓“老干部煥發青春,年青人得到鍛煉”,使他們恢復革命戰爭的延安時代的“三大作風”,其核心是“密切聯系群眾”這一條;若用“文革”時代“紅衛兵小將”浪漫而純真的話來說,叫作“把黨的領導干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這場革命風暴中“經風雨,見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游泳”,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關”,卻是每一個黨的領導干部都必須過的!—— 包括他那時十分器重的“紅秀才”王任重,還有象李雪峰和紀登奎這樣他當年相當信任的干部,甚至他在長征時的警衛員如陳昌奉等等,只要當時處在“領導干部”和“當權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對誰也不肯通融!

這真是曠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確實象“文革”時代講的那樣:——“史無前例”!甚至還可能會是“空前絕后”!如今,我們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錯誤的了,可毛澤東這位古今奇人的這個“錯誤”,卻犯得如此驚世駭俗,掀起如此驚濤駭浪,如此令人驚心動魄!

在“文革”結束很長時間以后,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干部,在這場驚天奇禍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余悸,因而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關注,幾乎都集中在今后如何防止“文革”災難重演的方面。

這種顯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關注,要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過也許我們可以認為,由此而產生的失誤是:在中國改革由農村到城市全面展開、經濟與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前夕,為了適應新的歷史條件,黨和政權的建設應當怎么改革?這樣一個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問題,沒有能夠受到改革決策者未雨綢繆的關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簡單的常識,卻使我們對這種并非“向前看”的關注提出質疑:

“文化革命”這種“史無前例”的事情,難道真的還會“后繼有人”嗎?我們很難想象,象“文化革命”這種幾乎完全屬于毛澤東個人特殊政治風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還有那一位國家的統治者,愿意下決心做同樣的事?而且竟然擁有如此過剩的個人權威這種政治資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過一番“經風雨、見世面”的鍛煉之后,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們,思想也不會那么簡單了,即使他們還想按照“繼續革命”的理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當他們面對中國革命鑄就的如此強大而嚴峻的“國家機器”,在沒有當年作為“最高統帥”的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還能搞出多大名堂?實際上,不說“成事”、就連純屬“敗事”的“天下大亂”,又能鬧成點什么氣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這樣的事,不僅在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包括這個世界上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不僅“史無前例”,恐怕還是“空前絕后”的。——雖然預見未來永遠不可能有絕對的把握,但我想,這樣的判斷,應當說是基于比較清醒、理性和冷靜的認識。

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一方面,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極高的威望,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干部,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干部,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的忠誠,卻是大可置疑的。

這是“文化革命”一個貫徹始終的深刻的“內在矛盾”。對那個時代的“領導干部”或“當權派”來說,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無可置疑”,和對他發動“文革”的忠誠“大可置疑”,這個“內在矛盾”,簡直象是撕裂了他們的心:——如果出于對毛主席“無可置疑”的忠誠,義無反顧地始終貫徹“文化革命”的路線,那同他們幾十年的工作經驗和歷來接受的關于“黨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們作為一個統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識,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于對“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棄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在那個時代,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干部而言,則是很難想象的事。

因此,要從“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絕大多數“領導干部”都存在著一道絕不是可以輕易突破的心理防線,于是只能在“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長時間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僅就這一點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稱之為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了。

這場“觸及靈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干部來說,并不是一個可以超然對待的“純粹理性”的判斷,而是在“大風大浪”的實踐中受盡折磨而刻骨鉻心的“經驗判斷”。

如果說,在“文革”發動時,他們就“很不理解”的話,在耳聞目睹了“文革”三年來的狂熱、橫蠻、兇暴、荒誕之后,他們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親自領教了“炮轟”、“火燒”、“造反”、“奪權”,還有“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打砸掄”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在“靈魂”連同皮肉經歷一番痛徹難忘的“觸及”之后,要他們發自內心地贊成和擁護這場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毛澤東之所以發動這場“史無前例”甚至“空前絕后”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實際也不很難理解,其實他自己當時就說的很清楚:—— 就是要讓全國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

說起來,這樣一個道理,本來是現代社會國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識,對西方國家的情況,在這里先不去說它,單說中國:我們的國家,不是稱為“人民共和國”嗎?我們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嗎?我們的黨章上,不是寫著“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嗎?那么,“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人民群眾行使對黨和政府的監督,難道這不是他們理所應當的權利嗎?這個道理確實不復雜。

可在當年,以領導干部們并不算低的智商,何至于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國政壇和全國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動亂”——實際是一種“半無政府狀態”,當然是沒有了;可現在折磨著我們的,卻是規模相當可觀而且似乎斬不盡殺不絕的“腐敗現象”這樣的“陰暗面”。我想,讓人民群眾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就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國,如果還是“很不理解”的話,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點缺乏常識了。

可是在那個時代,作為“革命對象”的黨的領導干部們,他們身上革命戰爭年代的硝煙尚未退凈,體內的彈片和疤痕還在隱隱作痛,而他們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其忠誠勤勉、力疾躬行、廉潔自律、清貧儉樸,幾乎達到古今中外之冠了;若說“缺點錯誤”,充其量只是有點“脫離群眾”而己,這算什么了不得的“陰暗面”呢?革命了半輩子,出生入死,“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難道不應該有點地位?實際上,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當革命時代的正義還充溢在他們的胸中時,卻讓這些個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不諳世事的“兒童團”,把他們當作“革命對象”,這么個沒完沒了地胡亂折騰,他們確實“很不理解”:老子當年干革命的時候,你們不知還在那根腿肚筋里呢!

而作為“革命動力”的那些初嘗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對“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還須有“民主”和“法制”的“監督”這樣一些觀念和方法,在那個時代,不僅相當陌生以至完全無知,而且在意識形態上持完全排斥拒絕的態度;對于現實政治的復雜,他們的經驗幾乎為零,對過去革命歷史的曲折,他們的知識也少得可憐;當涉足政壇開始他們的“政治初戀”時,在這些“革命小將”們幼稚而狂熱的頭腦里,大概只有從老一輩那里繼承和模仿來的意識形態和方法:——“革命”!而他們的“革命”,矛頭卻對著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輩”!他們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澤東幾十年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說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游街”!

因此,就這場“革命”而言,無論是作為“革命對象”的“陰暗面”的事實,還是作為“革命動力”們“揭露陰暗面”的觀念與方法,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時下流行的經濟學語言來說,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資源”。

顯然,象“文化革命”這樣一場“革命”,在客觀方面,并沒有什么現實的“革命危機”,完全是人為地制造出來的,——如果斯大林還活著的話,又該嘲笑中國的“麥琪林式的革命”了,“麥琪林”者,俄語“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貨之意;而在主觀方面,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資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厲害:大概除了軍隊的支持,就是他的個人威望了。

—— 作為一位統治者,毛澤東也并不缺乏常識:在“文革”時代,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國家政權比作一所房屋的話,沒有粉刷、沒有裝修,甚至連門窗、屋頂也沒有,自然不象個樣子,可若是連“柱石”都沒有了,那豈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如今,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揚鑣了,“兩條腿走路”,有一條腿要跛了,這“文化革命”的路,還怎么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側”的謀略得逞,不僅那時還支持他的“文革”——無論是有幾分虔誠動機,還是出于對他的崇拜,抑或僅僅由于“不看僧面看佛面”—— 的原本力量就相當單薄的隊伍,又要折損幾名干將;而他作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時為調整一下進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規戰術,也擺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于鋒芒指向“國家機器”的性質,“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使然吧,其在黨政領導干部中獲得支持的“資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現在更面臨空前“短缺”的危機。毛澤東繼續進行“文革”事業的“資源”,就要只剩下他的個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這個“內在矛盾”,更加尖銳地擺在毛澤東的面前。

(未完,詳見下部分)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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