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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坡民:關于廬山會議政治風波的回顧與反思(下)
紀坡民:關于廬山會議政治風波的回顧與反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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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政治風波,毛澤東認為是“對著他來的”

那場“要炸平廬山”的政治風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而且呈現為一幅極具諷刺意味的生動圖景:兩百多名中央委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而毛澤東卻認為,這是“對著他來的”。

實際上,我們不得不對毛澤東眼光的老辣而嘆服,他年近八旬,卻寶刀不老,其透視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銳:—— 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背后,潛藏的心理狀態卻是對“文化革命”的不滿情緒。

他警覺地注意著:—— 這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政治浪潮,轉瞬之間,就會演變成沖擊和淹沒他的“文化革命”的災難。

中央全會上討論的情況,果然如他所料:—— 為“有人反對毛主席”的群情激憤,掩蓋著對抗“文化革命”的潛臺詞。

如此看來,這不是“對著他來的”,又是什么?

其實,作為一位“辯證”的大師,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時,不僅并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個人威望這筆資源,還用“暢游長江”為它作個廣告、造點勢、讓它增點值,而后作為一種政治資本,毅然決然地將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渦。

我們從毛澤東在“文革”前夕給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預感到:“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他發動的“文化革命”這場政治風暴所掀起的濤天巨浪,最終或許要讓他的領袖威望也付出代價,甚至會連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 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他并非全然不知情。不過,毛澤東歷來不怕弄險,他喜歡魯迅:“在危險中漫游,才能體驗生命的力。”

也許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威望,如果保護得好好的,把它傳下去,讓后人象神一樣供起來,還不是古時候“神道設教”的老套套,那有什么意思呢?過去在延安時代,把他的“毛澤東思想”樹起來,用以對抗“第三羅馬”的教主斯大林,從“共產國際”的思想束縛下掙脫出來,為中共爭得獨立和自由,還有點實際的用處。可是,現代世界的觀念,是人民主權,也是世俗社會,并不需要把他毛澤東當作一尊神來“信仰”。

——中國革命,如果由于它的成功近于完美,并且以毛澤東的名字作為標志,讓后人視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規,絲毫不能變動,使一場偉大的革命,鑄就一個相當保守的政權,在毛澤東看來,或許也是一種悲劇呢。

因此,當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時,他卻用老百姓的大實話念叨著:“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澤東喊的“人民萬歲”,才是現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還需要“信仰”什么的話,那么他們應當“信仰”自已。——如果說的斯文一點,這也許就是康德哲學里講的“倫理學的自由”。

1970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盛大的游行時,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斯諾問他:“對這一切,你還滿意嗎?”這位具有敏銳洞察力的著名記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澤東的靈魂:他想從毛澤東的回答中判斷一下,是否由于他對自已領導中國的成就感到驕傲和得意,才產生中國“文革”時狂熱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辯證思維回答道:“既滿意,又不滿意。中國比過去有了進步,但是進步還不夠。”也就是說,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是滿意的,但他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勝利給中國帶來的進步,不僅沒有實現什么“理想社會”,而且沒有達到當今世界的發展水平。用他的話來說,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感動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是,“人民的擁護”,并不等于“人民的權利”,在現實社會里,人民還不是“上帝”,在國營商店,甚至連“顧客是上帝”,也是一種奢望。他寫的“六億神卅盡舜堯”,還只能是在詩中所寄托的一種意境。

盡管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用革命意識形態武裝起來的、在長期戰爭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勢必帶有嚴峻的軍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這個樣子吧。可是毛澤東對中國僅有這樣的“進步”,卻“不滿意”,他要用自已對“進步”的理解,改變這種局面;而且,“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雖然已經是晚年了,但他還是要在有生之年改變它,而且親自去做這件事。

或許,在毛澤東那超越時空的哲學玄思里,可能還會想:對他的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誰知道身后的人們,會利用它來干什么呢?一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不符合他一貫期望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并不合他的意;如果這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再加上完整無損的道德形象,更讓他不放心:一旦脫離了人民,中國的前景會是怎么樣的呢?是打著列寧旗號的“社會帝國主義”?還是“神道設教”的傳統專制?抑或“納粹德國”或日本“天皇 — 軍部”體制那樣的法西斯專政?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非圣賢,豈能無過?”——這是毛澤東時常講的話。他知道:人都是有缺點的,政府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也一樣。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誰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樣“全智全能”,在倫理學的意義上,也都不會象天使那樣“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惡兩面,而且善惡之間的轉變,或許只是一念之間的事,佛家不是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頓悟成佛”嗎,反過來的情況,從明清小說里“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的話來看,道理也是一樣的。未來的黨和國家領導,如果他們的心中沒有人民了,又沒有人民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失控的“惡”,用他威望的余輝作為偶象,裝點和掩飾成無上的“善”,只會更加禁錮人們的思想,那對社會進步又有何益呢?

——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愿,也心有不甘。因此,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與其當作一種擺設放在哪里也是一種浪費,留給后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現在作為“文化革命”的投資,自己用了它。

我們從毛澤東的信中關于“虎氣”和“猴氣”的議論中,似乎還能感悟到他作為“最高統帥”在“大戰”前夕深藏的心理沖突的一絲表露。不過,就象他自己說的,最終,他身上的“虎氣”,還是戰勝了“猴氣”。戰略決策的決心一下,他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為中國的革命領袖和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己經創造了歷史,并且十分輝煌,但他并不滿足,還要創造新的歷史。在萬丈雄心的毛澤東看來,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業的“一件事”,在七十三歲高齡時,毛澤東又開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絕無僅有而又極為奇特的“革命內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響的地位,他便無論碰上多少困難、坎坷與銼折,即使面臨被“打的粉碎”的危險,也不會輕易放棄。在廬山會議上,他再次運用個人威望這筆資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點意見》,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員群情激憤的怒火澆滅了。——看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還有余勇可賈,仍然具有強大的威力。

在這一輪黨內斗爭中,毛澤東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風,“文化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于是,黨內高層圍繞“文革”問題又展開了新一輪的斗爭,“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繼續在這個“內在矛盾”的漩渦中苦苦地掙扎著。

林彪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里,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關系,在廬山會議上,己經徹底決裂了。

毛澤東和林彪斗法,在全黨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 他“綱舉目張”,再次祭起“路線斗爭”的旗幟,把黨的歷史象中藥鋪里的“十全大補”一樣,排列成“十次路線斗爭”,使政治斗爭在宣傳上頗具廣告效應;并且用“拋石頭”、“摻砂子”、“挖墻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線斗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范。

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林彪同樣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個性特點和政治意志,和毛澤東同樣固執和倔強,雖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比毛澤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統治權力,按老路子搞點建設吧。

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清君側”的“政治戰役”敗下陣來之后,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斗”不行,搞“武斗”可能還有點本錢;于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斗”,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竟然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如果從西方哲學家們講的所謂“純粹理性”的角度看來,構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澤東作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決策者,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文化革命”這個似乎無休無止地折磨著中國政壇的“內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許這是林彪為解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的想法吧。——從這個意義上說,林彪也并非全然為了個人。本來嘛,政治家的行為,從來就不能單純用追求個人榮華富貴來解釋。雖然政治家也是人,不過他們的想法,和為衣食溫飽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還是不大一樣的。

當然,象毛澤東常說的,我們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里的蛔蟲”,不可能確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實心理活動。不過,就一般情況推論,象絕大多數“領導干部”一樣,林彪的心理狀態,大概也不會完全不受“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的影響,畢竟是革命幾十年的“親密戰友”了嘛;而且他也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對毛澤東的忠誠,同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作為一種情感與心理的沖突,也許一直糾纏到林彪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絕大多數領導干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會登上權力的頂峰,功虧一簣,則會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權力欲交織著危機意識,而且,為中國革命奮斗幾十年的林彪,自然也會有某種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雖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灣靜靜地索然枯坐,心中卻似翻江倒海一般,風聲、雨聲、國家、家事、革命歷史、現實政治、……各種心緒,一起涌上心頭,使林彪在“無可置疑”和“大可置疑”這個“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中,經歷著一番“觸及靈魂”的痛苦思索。

終于,作為一種政治的判斷和決策,他從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了。如果看過莎土比亞的著名戲劇《麥克白》,我們也許可以想象,林彪突破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線:要對毛澤東動殺機!內心深處翻騰和激蕩著多么洶涌澎湃的驚濤駭浪!如果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完全可以叫作“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

在那個時代,可以說,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干部”,都不是現代社會意義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澤東的“忠臣”,或者說,他們都把對黨和人民、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同對毛澤東的忠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甚至完全當作一回事。象彭德懷同志那樣抱定“寧可自己身敗名裂,也不能危害黨的事業”的決心,在黨的領導干部中并非絕無僅有;而象劉少奇同志那樣認識到“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卻不是大多數領導干部能夠達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認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僅從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心理固屬陰暗且不去說它,就思想而言,簡直象“天馬行空”一般,無拘無束,自由馳騁,根本沒有什么“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沒有什么“頂峰”之類的“禁區”。顯然,象“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樣的話,只是說給別人聽的,至于“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話,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實的心理寫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這道心理界限,卻是一條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線:因為,你可以認為,毛澤東的話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對他動殺機,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棄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但是如果背棄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性質就根本不同了。

因此,也許我們應當認為,林彪的心理素質,實際上可能是比較脆弱的,也許同他的病體有關吧,他在精神上的自制力和意志力,在他稱之為“絞肉機”一般嚴峻的黨內斗爭中,折磨地受不了了,他挺不下去了,終于,他背棄了對毛澤東的忠誠,同時,也背棄了對國家民族的忠誠。

其實,從比較世俗的角度看來,就個人和家庭在“文革”時代的遭遇和處境而言,林彪的情況,和同樣是革命幾十年的大多數領導干部相比,其差別簡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國成千上萬的領導干部的境遇,用東北的方言來說,那個“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所以,林彪這樣的人,在中共當年的“領導干部”中,也確實可以算是一個“異類”了。—— 當然,將對毛澤東的忠誠,等同于對國家民族的忠誠,這一點,可以歸之于那個時代的局限性。

“九.一三事件”,使“文化革命”的大動亂演出了驚心動魄的兇險一幕,這如今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失敗了,而且葬身境外,一念之差,一步走錯,其一世英名,便毀之一旦了。林彪無疑曾經對中國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而且是我們共和國屈指可數的杰出的功臣戰將,每念及此,人們無不為之扼腕嘆息。

而且,如果允許我們今天“思想再解放一點”,而且撇開對林彪本人的道德褒貶,對政治進程完全依客觀理性來分析,也許我們對中國在“文革”后期的歷史進程可以作這樣不無道理的假設:

如今大家都知道,廬山會議后,對毛澤東的批評,林彪軟磨硬抗,拒不檢討。但是,倘若我們假定,林彪堅持他“結束文革”的主張,卻不是對毛澤東動殺機,更沒有在“方寸大亂”之際愴惶出逃,而是堅持進行政治斗爭的方法,那么情況會怎么樣呢?

依當時的實際情勢而論,盡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實力和地位處于顛峰時期,不過要同毛澤東這樣的政壇巨人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對手。因此,可能性比較大的結果會是:毛澤東南巡歸來后,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林彪會被毛澤東從“副統帥”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來,附帶的措施,自然會是改組“軍委辦事組”。

不過,考慮到“文革”在越過“高峰期”后,己經鋒芒頓銼、呈現“再衰三竭”之疲態,如果林彪不采取那么極端的對抗措施,毛澤東又能拿他怎么樣呢。而且,依他同毛澤東的歷史關系,或許還可以比鄧小平做的瀟灑一點,比方說,公然以“政見不合”宣布“辭職”,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還鄉,那樣的話,林彪自然難免會象陳云、鄧小平一樣,過一段賦閑、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們都知道,毛澤東那時己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如果依廬山會議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響應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實力來看,在毛澤東去世以后,林彪的東山再起,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至于鄧小平,如果沒有發生“九.一三事件”那樣震撼中國政壇的驚天奇變,依毛澤東歷來講究“因勢利導”的慣常做法,鄧小平或許未必會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機會;也就是說,鄧小平和林彪兩個人的政治經驗和水平、治國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論,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兩人在中國政壇的實際位勢而言,林彪明顯居優。倘若在毛澤東之后,林彪果能東山再起,鄧小平就更不會有機會了。

那樣的話,在毛澤東時代之后,就不是鄧小平時代,而是林彪時代了。當然,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假設,毛澤東之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這己經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 當年那位名列“三巨頭”的英國首相邱吉爾說:“政治上戰勝對手的最好辦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敵活得更加長久一些。”對這樣的話,我們自然很難說它具有什么重要的思想價值,但是作為一個政壇老手的經驗之談,對政治家個人而言,卻也是不無實用價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觀之,對林彪的命運,人們更要扼腕嘆息了。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溫都爾汗的“三叉戟”殘駭,靜靜地躺在那里,卻長久地引發人們的無盡暇思。自然,人們更多的思考,還是其中蘊含的關于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惡。

林彪事件,這是一個中國人學習、體驗與研究政治的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我們可以從“林彪事件”中得到一些什么樣的教訓?

“資治通鑒”,司馬光為他的著名史學名著起的名字,真是精彩之極!這也深寓著中國優秀的史學傳統,面對中國古人的智慧,令人不禁為之驚嘆。

我們追念歷史,自然也是為了國家的今天和未來;

而且,我們對歷史的思考,還應當是理性的;

當然,對歷史的理性思考并不排斥道德,而是要對道德進行理性的思考;

也就是說,不是只對某些個別事件作就事論事的道德評判和對某個具體人物的際遇與命運舒發情感的哀嘆,而首先是更為注重普遍與一般的道德思考,這里,就是指可以被國家制度引為依據和政治生活引為借鑒的道德準則。

我想,如果世上的確還有所謂“歷史哲學”的話,“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會成為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一個無盡的話題:因為雖然在政治上對它作出“否定”性的結論,我們可以認同,可它畢竟是八億人民卷入其中的一場規模巨大的歷史運動,而且長達十年之久。

當然,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從歷時十年的萬千頭緒中,剔除同時代的利害與恩怨,跨越后人“代溝”的隔膜和誤解,理出事實真象的基本脈絡,在歷史教訓的意義上澄清是非曲直、汲取有益的智慧,也殊非易事。

如果從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來看,“文化大革命”唯其是“史無前例”的,我們的研究所需要的借鑒、參照、理論和方法,也要廣闊、深刻和復雜得多,換句話說,即使我們站在人類社會全部歷史和文明智慧的制高點上,也未必夠用。——國內外學術界方興未艾的“文革學”,似乎預示著這樣的前景:也許我們需要借助全世界的學識和智慧,才能從“當代史”的史學觀念和思想水準,對“文化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得出深入的分析與中肯的評價。

可是,“林彪事件”的教訓,在某個方面告訴我們的道理,卻也并不是太復雜,那首先就是:我們應當怎樣進行政治斗爭?也就是說,是個政治斗爭的方法和手段的問題。

從政治斗爭的思想內容方面說,既然“文化革命”是錯誤的,我們自然可以認為:“文革”發動前后,林彪同毛澤東聯手,一起搞“文革”,無疑是錯誤的;而在黨的“九大”前后,林彪要停止和結束“文革”,不管動機為何,其主張本身,應當認為是正確的。

但是,林彪搞政治斗爭,采取“小艦隊”和“五七一工程”那樣的手段和方法,較之法國大革命時的“斷頭臺”和蘇聯人搞“大肅反”的辦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們難以接受。因為,無論當年的羅伯斯庇爾,還是后來的斯大林,雖然對政敵實行肉體消滅,但畢竟還不是使用暗殺的手段。

從中國歷史上的例子來比較,我們讀著“小艦隊”和“五七一工程”里的“火焰噴射器”、“高射炮掃射”、“引燃汽油厙”、“炸斷鐵路橋”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謀劃與議論,林彪用這種辦法對付政敵,簡直仿佛回到春秋戰國“專諸刺王僚”、“楚成王吃熊掌”那遙遠的古代去了。——正好這也是林彪在文革前夕“5.18政變講話”里舉過的例子,這難道是純屬偶然的巧合嗎?

社會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政治家就會有不同的政見和主張。即使到了所謂“共產主義社會”吧,在毛澤東的筆下,也并不是一付“人間天堂”或者“桃花園”的模樣,而是仍然存在著“先進和落后”、“革新與保守”和“左、中、右”的“矛盾”和“斗爭”。——這種事情,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因此,政治斗爭,無論一些人怎么厭惡和詛咒“權力斗爭”的齷齪與邪惡,大概也永遠會有的。

對政治斗爭,人們興趣比較大的、時常津津樂道的,時常是“權術”,而且往往對“權術”在道德上賦予貶意。應當說,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人也不例外,比如對馬基雅維里,盡管他的《君主論》在學術上并非沒有進步的思想價值,公眾輿論卻通常不抱好感;因此,當年那位名震天下的基辛格,對馬基雅維里可謂深得其中三味了,可在記者面前,卻矢口否認,避之唯恐不及。

不過,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要禁止政治家們搞“權術”,也就是玩弄點“心計謀略”吧,恐怕實際上也辦不到。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就說過,在他看來,所謂“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人們用詞的褒貶不同而己。而一位前聯合國官員的一本《政客與官僚》的著作,就把“政客”和“官僚”完全當作一個中性的詞匯來用,他指的是“民選官員”和“政府公務員”。

如此看來,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就不應該有點“心計謀略”嗎?或者說,難道信仰了馬列主義,就應該“缺心眼兒”嗎?實際上,中國革命真正的思想遺產,除了重建中國人民的政治自信和意志,就是一代中共杰出領袖們非凡的戰略智慧了。那首革命歌曲里唱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實際上也是我們民族智慧的優勢之所在,如今,有的學者就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稱之為“兵法文化”。毛澤東對于此道,可謂達于爐火純青之境,林彪作為“戰術天才”,其頭腦也非等閑之輩。

—— 對此,如果站在對立面或者作為旁觀者,把它稱之為“權術”,那有什么辦法呢?道德褒貶,立場不同,人言人殊,原也是人情之常。當然,對在政治斗爭中的“權術”如何運用,也是可以從道德方面進行剖析與評判的。

可是,人們應當怎樣進行政治斗爭?也就是說,政治斗爭的手段和方法,須有一些什么樣的制約與禁忌?或者說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樣的規則?而這些規則又蘊含著什么樣的道德內涵?卻記錄著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進步的歷史軌跡,是衡量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發展水準的一種“尺度”。對于我們這個相當富于謀略的民族來說,也許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是政治斗爭的規則。

從更為一般的意義上來看政治斗爭的規則,“文斗”和“武斗”的不同,帶有根本的性質: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行為,按照共產黨中央高層的黨內生活準則 —— 這是一種異常嚴竣苛刻的“規矩”,它雖然未必都有明文規定,但在黨的高級政治生活中,卻是客觀存在—— 來衡量,自然是違犯“黨的組織原則”的;不過,若是從世界范圍尤其是實行民主憲政國家遠為寬松的政治環境看,林彪在廬山會議的行為,也不能算是犯了什么“規矩”,因為在他們那里,維持政治秩序的,是明文規定的“法律”。

因此,如果林彪只是搞“文斗”,即使“秘密串聯”、“煽風點火”、“搞地下活動”、“突然發難”,甚至是“清君側”也罷,隨著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歷史進步,在今天和將來的人們看來,也許根本算不上個什么“錯誤”,更不要說是“罪行”了。

但是,在國家政權內部的政治斗爭中實行“武斗”的辦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們不是以“革命時代”亢奮激情下那嚴峻苛刻的“規矩”、而是以人類社會普遍通行的“政治文明”即比較一般的標準來衡量,讓我們對林彪的“罪行”作點簡單的剖析和評估:

對任何國家的政治家來說,對國家民族的忠誠,都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從這個意義上,即使我們抱著臺灣歷史小說作家高陽那樣的史觀,以“辯護律師”那樣的態度來對待林彪,挖掘出更多的可以為林彪辯護的事實和理由,但對他的“叛國”,卻很難給出一個能夠服眾的辯解,因為他死在境外。

當然,如果允許我們大膽想象一下,假如一二百年以后,中國、俄國、蒙古還有其他亞洲國家包括大家眼下不大喜歡的日本,象如今的“歐盟”一樣,最后聯合成為一個稱為“亞盟”的統一的經濟與政治實體了,那時再說起林彪“叛國”的事,也許人們不會象今天這樣把它當成個了不得的事了。——當然這也很難說,中國實現“大一統”,至今己經兩千多年了,人們還以“愛國主義”的名義紀念屈原呢,更不用說晚得多的“民族英雄”岳飛了。這大概是因為,人類社會無論怎樣“歷史進步”,總還不至于“進步”得完全不要“歷史”吧。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歷史進步,林彪在政治斗爭中對政敵采取肉體消滅的暗殺手段,作為一個“罪行”,恐怕倒是只會“與時俱進”而“逐步升級”呢。——當然,這也只是我們對“歷史進步”在理解和期待上的一種邏輯推論,還須排除人類非理性思潮侵襲的因素。誰能保證人類社會的未來,就絕對不會再出現德國“納粹”和日本“軍部”那樣集體的邪惡與瘋狂呢?更不要說會出現依靠陰謀手段或者只是偶然機遇登上權力高位的壞人了。

我們設想一下,倘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成功了,他開創的先例依“案例”沿為規則或者“潛規則”,為我們的后代所效仿與沿襲,我們國家未來的政治生活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景呢?

古代的帝王對大臣“廷杖斃命”、“推出午門斬首”以及殘酷無比的“凌遲”,也還要明白宣示一下呢。專諸、商臣、聶政一類和荊軻之流的故事里,那種兩千多年前的原始辦法,畢竟太落后、太愚昧、太野蠻了。

當然,如果細加區分的話,荊軻之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其動機還有“反抗敵國侵略”的因素,這和專諸、聶政、商臣一類,完全是在國家內部“搞政治”的情況,還有不同。

若是依二十一世紀之初的當今世界向我們展示的普遍思想潮流的“時代語匯”來說,林彪父子的“小艦隊”,則要被稱之為“恐怖主義分子”了。

對政治斗爭來說,實行肉體消滅的暗殺手段,一旦開了頭,也許會象吸食毒品一樣上癮的,從當今世界一些個不成體統的國家的例子中,可以印證這個算不上深刻的經驗之談。

如果政冶斗爭在道德上完全失范,其所造成的歷史后果,我們中華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準,豈不是要倒退到幾千年以前去了嗎?我們現在還奢談什么“人權”、“民主”、“憲政”、政治的現代化和“高度政治文明”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當年對“林彪事件”的性質,稱之為“資本主義復辟”,實在是大謬不然呢。世界近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自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起,西方社會越來越注重保護“人權”,政治斗爭要以保護基本人權為戒律,己經是常識:

—— 以我們黨的歷史來講,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確立

“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各蘇區“肅反”的教訓,避免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慘禍,雖然在“審干”時也發生了一些如今遭人詬病的事,可是,若同斯大林在蘇共搞的“大肅反”相比,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平心而論,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的做法,己經是相當了不起的進步了。設身處地想想,在革命戰爭時代,處理自己隊伍內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問題,堅持切實保護基本人權,甚至只是做到不開殺戒,并不容易。——美國南北戰爭時,林肯每過一段時間,就要簽署一個文件:槍幣逃兵的名單。當然,那是美國當年的軍紀,總統也要依法辦事。

可是,對處理政治斗爭范疇的問題來說,“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樣的進步無疑還不夠,尤其是在和平時代并且己經掌握政權以后,不僅應當“一個不殺”,還要“一個不抓”,而且對待政治對手包括失敗的政敵,還應當給他們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權利,也就是說,給政治對手以平等競爭的條件包括失敗以后東山再起的機會。——這才是現代社會民主憲政國家所應遵循的規則。

—— 毛澤東浪漫起來,有時候氣魄也蠻大的。比如,在赫魯曉夫下臺以后,他對柯西金說,要聘請赫魯曉夫到北京大學當教授,講講他是如何“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的。不過,那個時候他這個話,也只是挖苦一番柯西金、將蘇聯人的軍而己。如果毛澤東真的能夠把這個辦法在他自己的國家付諸實踐的話,當年就應該讓1957年的“右派”留在北京大學繼續當教授,并且讓他們講講“政治設計院”是怎么個搞法?批評“黨天下”是何道理?而在二十世紀末的北京大學,我們在聽了諾貝爾獎得主的經濟學講座以后,或許有幸可以聽聽張春橋和姚文元對他們的“全面專政理論”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更加詳盡的闡述呢。

倘若中國也真到了這一天,毛澤東講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所謂“雙百方計”,才算是真正落實了。看來,不管毛澤東喜歡不喜歡,他也要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他把自己的威望也押上作為睹注,可謂最大程度地掙脫了歷史條件的限制,可是卻使他的威望遭到歷史條件的報復,也給他的國家帶來了一場災難。

政治斗爭要以保障基本人權為戒律,造成這樣的歷史條件,須由一整套現代法治 —— 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 —— 的長期教化,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達成。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的現代化”吧,不過這只是在人文社會領域的內容,因此確切一點說,也許應當稱為“公民社會”。

具備了這樣的歷史條件,在遵循這樣的規則的基礎上,政治家們完全可以盡情施展他們的“心計謀略”或者說“權術”。在實行民主憲政國家的競選活動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從正面講,己經形成專門的學問和技能,甚至有“形象設計”這樣的職業,從反面講,其挖空心思地怪招百出,甚至演出象陳水扁那樣的“苦肉計”疑案。在實行多黨民主制條件下,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事,盡管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出現這種事情,或許有人可能并不喜歡那個樣子,不過作為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進步歷程中的現象,卻屬正常,不說是題中應有之義吧,也是很難避免的事。

在二十世紀后半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那里還會允許“小艦隊”和“五七一工程”這樣一些駭人聽聞的事?無故殺害一個普通百姓,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和懲辦;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只是因為對反對黨“秘密串聯”搞竅聽,弄得連總統職位都丟了;因為“政見”不同,就允許對政治對手用暗殺手段實行肉體消滅,作為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準則,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實際上,毛澤東把林彪事件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也并非對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懵然無知,也不是想把林彪事件的性質大事化小、減輕一點,而是象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時說的,“把世上的一切壞人壞事,都算到資本主義的賬上”了。

這種作法,從國際上說,是“冷戰時代”的習慣性思維;從國內講,則是毛澤東從“階級斗爭”、“兩條道路”的“路線斗爭”出發的政治需要。——毛澤東曾經坦承過這一點,不過他可能覺得,這個話,在那個時代對當時的政治需要來說,沒有必要經常掛在咀上,“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2005年5月30日 完稿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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