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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北京:我們對北京的愛與恨   鳳凰讀書
逃離北京:我們對北京的愛與恨 鳳凰讀書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逃离北京


她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她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


你的父母

已成为别人的

父母

而你的兄弟姐妹成为邻居

邻居们

已成为别人的邻居

而别人住在

别的城市

正像你一样

他们又回到别的城市

他们找不到你

如同

你找不到他们

——亨利克·诺德布兰德《回家》


27岁的女文青杜若因为事业不顺遂,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没有什么可以让父母骄傲的”。唯一的安慰是,一年多前她拍板在老家N市买了套房。


N市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城,当杜若逃离刮着风的北京时,它以一种复杂的心态重新接纳了她。杜若的父母一度认为她将就此安定下来,张罗着要给她买房。他们希望杜若离自己越近越好,而杜若看中的小区离家有20分钟车程——这在小城人的眼里已经很远了,但杜若是在北京住过的人,她劝说父母:这里是新城区,又靠近市政府,发展不会差的。


2009年初,N市的房价陷在泥淖中,父亲不大高兴,认为买亏了。不久,市政府出台一个决策,将重点初中和小学迁往新城区,周围房价噌噌噌地就升上去了。如果现在卖掉那套房,她可以赚到50万。


其实她对房地产投资一窍不通,买房凭的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直觉”。杜若相信,如果不是在北京生活过,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直觉。


2004年夏天,杜若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一家周刊实习。周刊的老师们大气、睿智,与人为善,是她认识的第一拨“牛人”,“和我从小到大接触到的人都不一样。”在18岁以前,杜若接受的是小家碧玉式的教育,上了大学,又每每为学校的俗气和市侩感到震惊。2004年是决定保研的年份,一个女生为了争得一个名额,和一个教授好上了。


在周刊的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则都是公共议题,虽然一些名词对杜若来说相当陌生,但仍然令她感到兴奋,后来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杜若跟着这样一群新闻人指点江山。3个月后,她回到学校,告诉所有的人:北京是个好地方,它给你的机会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能力。


可是,她并没有提到北京的另一面。


起初,她住在某大院的招待所里,有一天,房间的马桶自己坏了,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一种僵硬的北京式服务,要求她赔偿。她负气搬走。后来,她借住在父亲的老战友家里,又遭到女主人——一个北京本地人的冷待。“我想讨好她,买了提子送到她面前,她会说,这些东西我不吃!”心理上的不适应期开始转化到生理上,皮疹、痢疾接踵而至。等到杜若的病都好了,女主人终于摊牌。“她当着我的面和叔叔吵架,要我搬走。”


那是她第一次被驱赶。


2005年大学毕业后,杜若又一次来到北京。先是在一家报纸跑热线,成天与车祸、火灾打交道,这显然不是一个胆子小、又不会使“诈”的文艺女青年的强项。跑了半年,还没转正,她挺丧气,有了回老家的念头。大学时的同乡C也在北京,知道了她的想法后几次打电话来:要不我们一起回N市吧!C是个没什么主见的男孩子,他想寻找同谋者,以增加离开的力量。他在北京的工作也不顺,找了一家媒体做记者,却被要求去拉业务。和杜若一样,他也有过“被驱赶”的经历:原本借助在亲舅家里,某一天,舅妈突然对他说,你妹妹要准备高考了,你不要影响她。于是他无奈地搬走了,蜗居在人大附近一个群租房里,几间屋子摆满了上下铺。


杜若却心有不甘:“我不想以一个失败者的心理回去,总要先混出点名堂来。”C最后一次打电话来时,她正在出租车上。男孩一个劲儿地说回去会怎样怎样,杜若最后只好打断他:我要下车了,不聊啦!


她跳槽去了同城的另一家都市报的副刊部,虽然做的还不算纯粹的文艺报道,但部门有一拨文艺青年,这让她很开心。


而度过了最初的不适后,她开始发现北京“散落在各处的美妙”。以一个女文青的眼光,这种美妙包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释放狂躁的摇滚、安静柔软的民谣,还有人与人的奇遇——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圈子。


在这以前,她只能和自己玩,去图书馆看书,或者泡论坛。现在,她参加创意市集、各种音乐节,结识各种朋友,和诗人们吃饭、聊天,然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里让你绽放,让你重新生长,并且生长为你无法预想的模样。”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沉默、紧张的女孩子了,在朋友中间,她像北京姑娘一样把KAOCAO挂在嘴边,说着各种俏皮话——北京话具有某种神秘的功效,好像一句话就能化解人的沉痛或忧郁似的。


她喜欢北京的宽容,“城市的空隙特别大,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上海就不一样,连菜市场都很贵。”在这里你永远也不用担心成为异类,因为“全球、全国的异类都跑来了”。


她用“非主流化”来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表现在喜好上,就是偏离主流文化、浸入种种青年亚文化中。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怀疑自己“还没有走出青春期”。她热爱小清新,从不穿正装,最新的迷恋是帆布鞋和海魂衫。2009年秋天,她穿着这身在上海爵士音乐节上蹦跶时,觉得自己复活了。她不主动和上流阶层打交道,当听到有人说“民工都买得起房,你买不起怪谁”的话时,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那是他的大实话,因为他的阶层决定了他的视野。”


如果你充满理想,却待在老派媒体,至少可以有大量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某一门兴趣,但市场化媒体毕竟还不是养人的地儿。过去跑突发时半夜被电话砸醒的经历,换了一种方式重新袭来,提醒你,还是新闻民工啊。有一阵子,杜若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家门口的马兰拉面就是食堂,最忙的时候不下楼,就在家里泡方便面或者米线。拧巴的是,还要在稿子里教读者怎样吃喝玩乐。领导对她说,你要去夜店,去泡吧,可她整天只想做宋庄艺术节。


房子始终是个问题。搬了四五次家,在最忙最怕打扰、截稿日期就在眼前的时候,居委会大妈突然咚咚咚地敲门,冲进家里:“办暂住证了吗?”又或者,二房东突然说:“你搬走吧,我已经把房子退了。”那时她的朋友不多,一边找人,一边找房子,都不记得那个晚上到底是在哪里过的,反正人走到地铁口,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恨不得马上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哦,最后好像是在报社过夜,写了一夜稿子,那里连沙发都没有。


现在,她在1000公里外的上海一栋居民楼里,回想起这一切,突然有了一个疑问:自己最后一次退房的时候,房东到底有没有退回押金呢?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她在出租屋里搞卫生时,弄出了一些声响,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奔了过来,然后就听到有人一边骂一边敲打她的木门。她一下子就慌了,这是老式的建筑,木门和铁门间隔了足有一米,“我明明是锁好了铁门的,他,一个楼下的老大爷,怎么有办法弄开我的铁门,直接敲木门?”


第二天早晨,她发现铁门依然锁着,“后来我想,也许是他拿着拖把伸过铁栏杆捅我的木门吧。”这起事件迅速制造了新的阴影,这些天她只要听到门外有粗鲁急促的脚步声,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是不是又吵到人家了?这种不安全感和在北京时如出一辙:为了防止邻居或居委会大妈不打招呼闯进来,她很长一段时间一进家就把门反锁起来。“也许,在本地人眼里,外来租户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吧。”


在老家时,杜若可以一整天不出门,而在北京,她特别害怕独处。糟糕的事情在于,她是不用坐班的,在家写稿就行了。每周一、周二特别忙碌,忙到饭都来不及吃,周三快要完成任务了,就开始发愁,找谁吃饭呢?于是一到饭点儿就四处打电话:吃饭了吗,吃饭了吗?这种习惯在她回到N市后仍然顽固地骚扰了她一阵子,下班了,面对着家里的好饭好菜,还是忍不住地想要掏电话。


她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塔基之一的安全需求却一直缺失,“没有安全感,觉得没着没落的……”


社会学家或许会用大城市竞争激烈、各种保险制度不健全来解释,但杜若有自己的表述:“人在大城市的存活率比较低!”


她的一个同行,女孩,工作起来很彪悍,像男人一样,但是从来不敢把窗户关严了睡觉,只因曾有一位朋友死于煤气中毒;另一个朋友,男孩,谈了一个又一个女友,却宣称不结婚。基金最火的那阵儿,杜若劝他买一点,他回道:“买什么啊,不定哪天就死了。”还有一个夜班编辑,回家后在楼道里遇到了打劫的;而某起白天入室抢劫杀人案,就发生在自己的小区。

最初,杜若是抱着自我实现的目的来到北京,但渐渐地,她失去了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信心,她莫名其妙地担心自己“建构幸福家庭的能力”,担心自己的非京籍身份不能给未来的孩子带来幸福——虽然她当时连个男朋友都没有。2007年“五一”黄金周,父母来北京看她,一家三口打了很远的车去东五环外,看了一处新建楼盘,当时这里房价不到7000/平米,因为周边太荒凉,合适的小户型早已售罄,他们放弃了。那时杜若不知道,3个月后房价再次起飞,达到新的顶峰。她不能责怪父母,在小城生活的他们想象不出房价是这种走向,“所以说魔幻啊,父辈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是无法预料的。”


她曾经在开心网上看到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她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200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起,杜若每天都要和母亲通电话,诉说思念、发发牢骚,说一些“还不如回老家……”之类的气话,直到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诉她,已经托关系为她在老家媒体谋得一个职位,“你回来吧!”


她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她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这个时候,家乡被想象为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她有些羡慕自己的父亲,羡慕他走在N市街头的那种惬意与安全感,“到处都是熟人,没什么好怕的。”


她回N市面试去了。那一天,她在报社大楼的一层等待面试官的召见。电梯开了,里面走出一些人来,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C


她下意识地扭过头,没有和C主动相认,“回去是件挺屈辱的事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要和人们的成见与内心的魔咒做斗争:“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会回来!”


小城从一些最细微的地方渗入生活,告诉你改变的开始。人开始安静,甚至对气味都变得敏感起来。洗发水的花香、松子的味道本都是淡的,却一直萦绕不散,身上不复穿行地铁、拼抢公交、到处游走后的那种杂味,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想象明天、后天该干什么……这里熟悉、安逸,也庸常、蜚短流长。一些人会对她说:哦,我去过北京,我不喜欢那个城市。她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那个城市的一切,他们作为旅游者去过,感受了那里的污染、拥堵、大而无当,但并没有真正到达过那里。


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甚至不太需要动脑子。在单位的办公室里,那些中年人喜欢把能量释放在发掘别人的隐私上,谁的家庭有什么背景,谁又和某个老板、市委某个领导沾亲带故。杜若从来不参与这些,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一个领导来到办公室,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说:小杜很神秘。


每当有人介绍她“是从北京回来的”,她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这时候一些老记者会出来打圆场:“小杜是××校的高材生,以前在××报,被我们领导骗过来的!”她感到一种被体恤的温暖。而更多时候,她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扮演了一个失语者。办公室的男同事们会把说荤段子当成工作甜点,等到快讲完了,他们就会说:不要讲了!人家小杜还没结婚呢!杜若知道他们在观察自己的表情,但只好装作什么都没听见。有一天午休,众人提议看娄烨的电影《颐和园》,杜若之前看过,知道一场关于黄色镜头的讨论在所难免,于是说去散步主动回避。回来后,他们正在热烈讨论着“80年代的年轻人会不会光屁股”等问题,杜若忍不住说了句“其实这片子有很强的政治寓意”。说完,她知道自己话多了,就又出去回避了。


小城的中年妇女特别热衷于牵线搭桥,杜若在这里最大的社交生活便是相亲。作为记者,杜若早已练就了迅速和陌生人热络起来的本领,“我不大习惯冷场,再说也要对得起人家的一杯茶啊,于是我就主动说话。”结果她发现,小城男子并不钟爱这款,“可能是对方担心你的能力和智商在他之上吧。”后来,她就顺从长辈的意思,穿得跟韩剧女主人公一样去相亲,然后一言不发,只是坐着微笑——“很奇怪啊,他们对这种形象的女孩子非常有兴趣。沉默和微笑,让这些男子相当有自信,会滔滔不绝将索然无味的话题继续下去,而我早已如坐针毡……”


她也曾在小城寻找文艺青年,只发现了一群热爱古琴国画的文艺中老年。小城有一家先锋私家书店,杜若刚发现这里时,很高兴地约同学去狂购。可书店日益萧条,2009年春节前,她去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帐篷》,发现书店的格局缩小了大半,老板说,生意不好准备关门。


“日常生活乏味得直让人叹气,”她在日记里写道,“每天去公园跑步成了最快乐的辰光。和潇洒的老头擦肩而过。小年轻在我眼皮底下交换口水,左边累了换右边。小孩子满地跑,惹得我母性大发。下班就回家,回家就上开心(网)。豆瓣上新鲜事真多,让我觉得自己偏安小城也没有与首都文青脱节。和朋友网聊是最兴奋,我可能得了网络依赖症,按前阵子时髦的讨论,这也是种精神病。我一直觉得,爱情、毒品、SEX,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人暂时忘却现实,达到愉悦的。现在。网络也被划入其中。可喜可贺。这是最安全的毒品。代价也就是近视、颈椎病、自闭、肌腱炎。”


回到N市大半年后,北京生活的片段开始闪回。眼睛睁着,某个场景就刷地掠过大脑,有时候是在二环三环上奔驰,更多的时候是在走路。杜若吃惊于自己的记忆力——当时站在街的哪一侧,哪一辆公交车从眼前闪过都那么清晰。搬过那么多次的家,住过的南、北、东三个区域,那些街道,多半是她独自走过的,或大,或小,或明晃或暗沉,或燥热或寒冷。她自问:“为什么这些都清晰地刻在潜意识里,胜过很多所谓重要的事件和时刻?为什么,现在总是没有前兆的、不分时机的切入脑海,像一次神经混乱的病毒来临?好像,那些日子,我只是从一条街向另一条街,用腿或出租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沿着环在地上奔驰,或笔直地在地下穿行。被堵着、看时间、总是迟到,在地铁下车时被卡住腿、以为自己要挂了……难道,我那些年做的事情,就是位移?”


20096月,她再一次出逃,车票的终点是上海。她说,回归家乡的生活让她明白自由和安逸不可兼得,她选择了自由。人生是单向度的,没有办法回到过去。“这次出走,我已做好当穷人的准备,彻底放弃了在大城市买房这些打算。作为一个女性,我对房子的梦想从未建立在婚姻上,而是抱着幻想,觉得这个魔幻的国家里,任何事情都能改变一个草民的命运。我现在就指望着哪天上海版图扩张,把咱家乡给收购了……”


她抱着反讽的口吻诉说这一梦想,像一场语言的对抗游戏。虽然并不喜欢上海特色的人情世故,也失去了北京相互依靠的密友,但上海离家更近,更重要的是有亲戚可以投奔,不用再担心突然降临的无家可归。


她在上海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2009626日,她忙了一整天,搬进了闵行的一个小区。第二天凌晨,她睡得迷迷糊糊,听到了打雷一样的巨响。离她住处500米开外,在建小区莲花河畔景苑的一幢13层居民楼从根部断开,直挺挺地整体倾覆在地。后来官方说,这栋大楼死于“压力差”。


杜若没有起来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她太困了。



《子弟》/杨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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