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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到來的盛世 永不過時的危言
永不到來的盛世 永不過時的危言
騰訊歷史頻道     阅读简体中文版

 

1893年度事件:鄭觀應撰成《盛世危言》一書

埃德加·斯諾在其《毛澤東自傳》一書中曾記載了這樣一段毛澤東的自述:

 

“我在十三歲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做長時間的工作,幫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著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我經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間的窗戶遮起,好讓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讀這本書。作者是老的改良主義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裝備——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

 

盡管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的例證——但是,如果斯諾記載無誤的話,那么,13歲的毛澤東其實并未讀懂《盛世危言》。與少年毛澤東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鄭觀應對晚清改革專注于引進西方的“鐵路、電話、電報、輪船”其實持批判態度。鄭氏急于要引進中國的,不是技術,而是制度,具體而言,是議會民主制度。

改革路徑:重商求富,議院強國
 

鄭觀應棄科舉從商多年,不但有長期在外國公司担任要職的經歷,與本國洋務企業的關系也極為密切。其所結交者,既有西方來華知名人物,又有晚清朝中大員與在野名士。這種交際范圍,自然使得鄭氏比起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們來,擁有更開闊的眼界來觀察和探究國家的興衰本末,其為搖搖欲墜的晚清所開出的藥方,亦有格外重視的必要。

 

【經濟體制改革】

 

鄭觀應為晚清開出的第一劑藥方是“實業救國”。鄭說:“欲強國,先富國;欲富國,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則不外以實業為總樞,歐美各國歷史昭昭可考。”

從這個角度出發,鄭觀應激烈批判了輪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晚清最典型的官辦洋務企業。其國有性質及其與外國輪船公司競爭,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譽為維護國家權益的典范。鄭觀應則認為朝廷竭力發展國有輪船招商局乃是誤入歧途,忽略了更重要的東西:對本國民間商船業的政策保護。

 

鄭觀應說: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船只,只能前往西方各國指定港口貿易,其余沿海、沿江地區仍是西方國家本國商船利潤獨享之所在,被政策保護起來不讓外國船只染指。反觀中國,外國輪船無處不到,政府不但不保護本國商船業,還遍地關卡,處處苛捐雜稅。鄭的民營企業曾屢次遭遇本國政府歧視性待遇,此番言論,當有痛心疾首之感。

 

繼而鄭氏批判了洋務大佬們單腿前進,僅僅關注于引進“鐵路、電話、電報、輪船”這一類西方技術。

 

在鄭氏看來,把國家的經濟實力搞上去,才是實現國家富強的王道。西方國家因為是工商業國家,所以富強;中國因為是傳統農業國家,所以貧弱。故而,要把經濟實力搞上去,就需要國家從意識形態層面公開放棄傳統的“輕商”意識。

 

鄭氏甚至認為,在這場救亡圖存的危局里,與西方國家的“商戰”要遠比“兵戰”更為重要……雖然商、兵缺一不可,“借商以強國,借兵以衛商”,但是,軍事吞并容易被人察覺而遭遇抵抗,商戰則能使敵國凋敝于無形之中。故而,鄭氏說:“習兵戰不如習商戰。”

 

【政治體制改革】

 

鄭觀應開出的第二劑藥方是仿效英、德設立議院。

 

早在1884年,鄭觀應就曾上書清廷 ,請求開設國會,結果被朝廷斥責為“狂妄之言”。但鄭氏的呼吁一直沒有停止。在鄭氏看來,議院的好處在于:“民以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為不可者不得強。”西方富強之國均行議院制,日本也在維新設立議院之后悄然興起,中國若要富強,也必須得走議院制這條道路。

 

鄭氏考察了西方國家議院制的不同種類,總結出三種政治體制,即: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鄭氏力主采用君民共主制:“君主者權偏于上,民主者權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

 

鄭氏的這種選擇,有其現實政治的考量。他曾如此評價美國和法國的議會民主:“美國議院則民權過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國議院不免叫囂之風,其人習氣使然。”美國歷史上沒有經歷過君主制,天然是民主國家,幾千年君主制傳統的中國無法與其相比;鄭氏對法國大革命也有所了解,對這種“叫囂”式的民主似乎心有余悸。所以,鄭氏的選擇是:“斟酌損益適中經久者,則莫如英、德兩國議院之制。”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君權與民權的平衡,其實一直是晚清改良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

駁斥質疑:國情論民智論滋事論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里所提供的改革路徑,其實和薛福成給朝廷的建議異曲同工,薛氏同樣主張同時進行議會民主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工商立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詳見《轉型中國第27期:薛福成談晚清的政改與經改》)。與薛氏有所不同的是,鄭觀應在文字表述上更為激進,招致了更多的責難。可悲的是,時至今日,在這個古老的國度里,還在不斷重復著當年針對鄭氏的相同的責難。鄭氏在《盛世危言》里記錄下了這些質疑和自己的回應,茲舉幾例如下:

 

【質疑一:議院民主不符合中國國情】

 

質疑原文:“議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

鄭觀應的回應是:

 

“此乃不識大局,對中外利病缺乏深刻認知者的言辭。我曾遍閱各國歷史,探究思考它們得失盛衰的緣故。(于是發現)世界五大洲政體分為三類: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君主之國權力偏于上,民主之國權力偏于下,君民共主之國者權力平衡不上不下。凡事雖有上、下院商議敲定,但仍需上奏給君主請求裁奪:君主認可簽名后才能實施;否則,則需要發回重新討論。其立法之善,思慮之密,實在無過于此。這一制度,實可合億萬人之心為一心。英國彈丸之地,采用君民共主體制,每年納入囊中的土地相當于其本國面積的二十倍。議院制的政治效應如此之大,所以世界上君民共主之國占了十分之六,君主之國只有十分之一,民主之國占了十分之二、三。如今日本也因為采用議會制而勃然興起,迅速趕上西方,還敢在中國面前耀武揚威。面對如此局勢,還說什么中國國情下議院不可行?腦子有病吧?(作者注:為閱讀便利,對原文做了通俗化處理,下同)

 

【質疑二:民智未開暫時不能搞議院】

 

質疑原文:“學校未興,民智未開,不宜即設。”并舉例說明:昔日法國維新之時,民智未開,先設議院。當時法國紳士即有創設學校來教育議員的譏諷,可謂富強未聞,徒受議院之害。

 

鄭觀應的回應是:

 

此乃尋常之見。當年齊桓公問管仲:“王者應當以何為貴?”管仲對曰:“民。”周武王說過:“紂王有億萬人,但有億萬顆心;朕只有三干人,但都是一條心。”孟子對齊宣王說過:“左右都稱贊其賢明,還不能相信。諸大夫都稱贊其賢明,還不能相信。國人都稱贊其賢明,然后才能考察啟用此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議院制度乃是中國上古之遺意,不是什么西法,也不是什么新東西。沒有議院民主,如何凝聚億萬百姓之心為一心?現在不搞,等到西方列強把沿海全給瓜分完了,再搞就遲了。

 

但其實鄭觀應本人似乎是贊成先開民智再搞民主的——如果是在和平環境下。鄭說:事有經、權,兵有奇、正。先廣開學校,十余年后人材充盈,而后再立議院,這是經,是兵出于正。先設議院,同時開學校,使官紳們知道議紳身份的顯貴,促使官紳們一道勇于維新,急于扶持國勢,這是權,是兵出于奇。現在時勢急迫!而苦于力量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勝。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經而不達權,何異因噎廢食乎?總之,無論議院設與不設,急宜仿西法,廣開大小學校以育人材。

 

【質疑三:開議院容易滋事,引發聚訟】

 

質疑原文:“學校未興,人材難得,先開議院,聚訟盈廷,恐易滋事。”

 

鄭觀應的回應是:

 

這不是議院的錯,而是章程不完備,公舉議員的方式不正確的緣故。西方國家如何公舉議員,我已經在《議院論》、《國會論》等篇章中有詳細介紹。但創辦之初,也不必完全模仿西方舊例,因地制宜,隨時可以商改。惟有入選的議紳必須是深通中外政治利弊、品學兼優之士,不合格者不準選。若能遵守議規,何慮滋事?

 

客觀而言,面對上述責難,鄭觀應的回應算不得非常雄辯。這或許跟他對議會民主的精髓把握還不到位的緣故有關,也可能跟他始終致力于將西方議會制與中國上古三代之治嫁接到一起有關。類似的責難,此后,還將繼續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流播,降臨在梁啟超們頭上,降臨在胡適們頭上……

 

 

結語:從未到來的盛世 永不過時的危言
 

《盛世危言》對中國近代史的走向有著重要的影響。光緒二十一年,江蘇布政使臣鄧華熙曾將《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薦給光緒,光緒批示印制2000部,分發給各省高級干部,國內各書坊立即盜版翻刻,達十余萬部之多,并成為科舉士子的必讀參考書籍。毛澤東雖然誤讀了本書主旨,但其在韶山沖如此僻遠之地尚能讀到《盛世危言》,從側面也證明了此書流播范圍之廣。

 

但這種誤讀實在是至為可惜的。鄭觀應所談到的“沒有議院民主,如何凝聚億萬百姓之心為一心”,其實即民眾的國家認同感問題。鄭氏在1890年代希望以一種新制度文明給國民鑄就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感,但結局是可悲的,在此后的歷史進程中,軍閥、政黨、偉大領袖迭次登場,唯制度文明如鏡花水月夢幻空花。所以,盛世永不到來,危言永不過時。

 

2011-12-10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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