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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金瓶梅》:裸體的中國(3-6)
潘知常:《金瓶梅》:裸體的中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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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還是跟中國人口唇期心理特征有關。西方的心理學經過研究,發現人的人格成長有兩個關鍵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口唇期。也就是說,他是通過他的嘴和這個世界的關系來判斷一切的。能不能夠去吃?這就是判斷的標準。能吃的就是好的,不能吃的就是不好的,就好像我們中國人到現在說話還在說“吃虧”、“吃苦”之類的話。這是一種幼兒和世界的關系。第二個階段是肛門期。發展到肛門期就相當于一個小孩兒只知道吃的時候,他認為這個世界都是可以讓他吃的。如果這個世界不讓他吃,他就又哭又鬧,但是后來慢慢開始知道,這個世界并不是只供他一個人吃的,他還要對這個世界有所謙讓,有所貢獻。什么時候他才知道呢?從不讓他隨地大小便的時候他才知道。他開始知道,這個世界不是他的,他必須要遵循這個世界的規則。他要想征服這個世界,那就必須有征服這個世界的能力。

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唇期的階段,所以,他對任何一個事情的判斷就是:有用沒用?有利沒利?愛、信仰和美對中國人來說,根本就是很不屑一顧的。因為中國人覺得這個不能吃。就好像我們現在有些領導還在說的話,我們就很不能理解,他們說:民主能當飯吃嗎?但是當西方人進入肛門期的正常的人格以后,他就知道了,不但要追求有限的資源,而且要追求無限的資源,比如說:愛的資源、信仰的資源、美的資源,它們都是無限的。但是這個資源才是一個人真正要追求的。由此,我們知道中國人的美感和快感無法分開的原因,就是因為始終在心理發展過程中停留在了口唇期階段。在這個階段,所有的東西都是在快感的水平上被理解,從來就沒有被提升到美感層面。最典型的就是美貌。在中國,美貌往往沒有上升到美的階段被欣賞。美貌是什么呢?美貌是性的理由,而不是審美的理由。所以,在中國,美貌和欲望是聯系在一起的。在中國,在那些文化水準很高的文化人的心目當中,美貌也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可以讓所有人欣賞的美的對象。相反,它卻是一個性欲望的最佳理由。因此,美貌也會作為誤國的象征。我們中國人說“傾國傾城”。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我們把美貌當成是一種性的快感的最佳理由,那么,它當然只能被個別人占有,不可能被全民族所欣賞。例如,美貌往往被作為一種稀缺資源被集中在帝王的手上,而帝王的政權如果出現了問題,我們就會轉過來把罪責推在美貌的身上。這就是我們中國美學“紅顏禍水”的一個基本的思路。可是你看一看西方的特洛伊大戰。西方人為了一個美女打了十年,十年以后,這個美女在一天早上走到陽臺上眺望的時候,被下面兩個特洛伊老兵看見,卻贊嘆說:我們為她打了十年,值得!這是為什么呢?西方人在欣賞美貌的時候已經從快感提升到了美感,戰爭是有罪的。但西方人卻沒有把戰爭的理由歸罪于美。而中國呢?中國的楊貴妃跟安史之亂到底有多大的關系呢?其實這都是很難講的。但是,我們把戰爭的罪責都放在了楊貴妃身上。這,正是中國人的“美無能”。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審美能力太低,所以,在他解釋歷史的時候,往往因為因此而導致了很多很多的錯誤。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人在生活里根本就容不下美感。換一句話說,生活中的中國人實際上沒有美感,而只有一些生活趣味,所以,要不然就是性壓抑,比如說把作為審美對象的女性看作圣母,到了安徽,你們一定要去看那些貞女牌坊。那就是中國男人的性壓抑的結果。炮制了很多完美的女性來崇拜,恰恰說明中國人的“美無能”;要不然就是性宣泄,比如說把作為審美對象的女性看作妓女。這就是我們中國的男性去看《金瓶梅》的時候所看到的。其實,《金瓶梅》里的那些女性,是我們日常生活里非常正常的女性。比如說,你把你的鏡頭放到一個縣城,放到一個鄉村,你就會知道,最普通的、沒有什么遠大理想、連文化也沒有多少的中國婦女,她就只能這樣生存。她在一個非常閉塞的小縣城,除了想辦法爭取跟丈夫搞好關系以外,她除了用自己的身體來爭取和自己的丈夫建立一個統一戰線之外,她還有任何的追求、還有任何的武器嗎?沒有啊。所以,當我們把鏡頭對準中國最普通的家庭的時候,我們不要故作高雅。其實,很多、很多中國最一般的家庭,它就是這樣生活的。你現在看看電視上很多家庭鬧起糾紛來,都是為一些很瑣碎的小事,就知道,其實我們真的沒有權利去批評《金瓶梅》。因為現在的中國還是一個《金瓶梅》的社會,我們也還是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

所以,盡管——我一定要強調——中國古代的日常生活里是有愛情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中國就沒有愛情——盡管這個愛情往往是中國特色的,那是對我們兩千多年的文明不負責,但是你們一定要知道,在進入美學與文學以后,中國是沒有愛情的。中國的文人沒有審美能力,生活里好的東西他總結不出來,生活里壞的東西,他倒是津津樂道。這是我們中國人在審美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比如說,中國人特別不愛看的其實是愛情,特別愛看的是偷情。為什么呢?我們對于生命的壓抑是從對于性的壓抑開始的,再美好的感情也被我們看成了淫蕩。在這種情況下,性的滿足就必須采取一種強刺激的方式。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性的滿足就必須采取一種強刺激的方式。因為他不能夠把性快感上升到性美感,怎么辦呢?就要采取一種強刺激的方式。這種強刺激的方式只能用一些意外的東西來刺激他。中國小說、詞賦里之所以寫偷情都寫得很好。道理就在這兒。還有一個就是中國小說里寫的性虐待,包括在《金瓶梅》里也有性虐待,我們往往不理解,我們覺得:啊,西門慶這個人很壞,潘金蓮很壞,用這種方式來討好西門慶。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真實,尤其是性生活的真實。《金瓶梅》只是揭開了中國兩千年的那個溫情脈脈的面紗,讓你看到了中國人在性的方面被扭曲的社會現實。為什么中國人會這樣呢?因為中國人的性快感沒有向性美感轉化,所以,他為了不斷地加強性快感,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它扭曲為性虐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定要知道,中國美學是有問題的。再比如說,在生活里,中國男性都是喜歡看美女的,但是在中國美學里呢,從來就不承認美女是美。一說美女就是“傾國傾城”。那個“傾”還要念成“坑”——“坑國坑城”,大家才知道,美女就是要禍害國家、禍害民族的。再比如說美酒、美食。中國人講究吃,到了什么地步,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很奇怪,在中國的美學里,美酒和美食從來不被美學承認。我們總是說,不要驕奢淫逸,不要鋪張浪費,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把“食”的快感上升到美感。所以,孔子強調“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在理論上他是這樣講的,但是在現實生活里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我給大家舉一個最現實的例子。現在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都是干部要艱苦樸素,但是在中國,你能舉出幾個干部艱苦樸素的例子呢?在美學上都是“一簞食,一瓢飲”,但是在生活里呢?都是“酒囊飯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呢?就是因為在美學上我們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對美的需要的壓抑導致對于快感縱容的享受。也就是說,在生活里我們對快感是縱容的。我們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性快感的縱容,身體快感的縱容,我們就一定要知道,這就是中國美學的本來面目,你不要再倒過來批評他,《金瓶梅》最大的真實就在于它揭露了日常生活中的中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們過去看到的是孔夫子說的中國人,莊子說的中國人,包括《西游記》里、《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里說的中國人。那些中國人我坦率地說,沒有一個是真實的。上次我跟大家說過,《三國演義》里最真實的有一句話,可以放到《金瓶梅》里的,就是“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第16回)我們馬上就感覺到了,這個曹操是個很真實的存在,他不再是一個整天禍國殃民或者整天憂國憂民的存在了。

說到這里,相信你們已經產生了困惑。你們肯定會說:不可能,中國不是到處都可以看見美嗎?我的回答是:中國人到處都可以看見的美大多都是不真實的,都只是為了掩飾應該看到的美。比如說,中國人應該看到的美是什么呢?身體的美,也就是說從快感上升到美感的那個身體的美,但是我們中國人卻永遠要掩飾身體,中國人突出的是什么呢?是衣服。為什么呢?因為他認為身體的美是罪惡,他為了壓抑這種罪惡,于是就把對身體的美的欣賞轉嫁到了衣服上。你看一下《洛神賦》,包括中國古代畫的仕女,身體是什么樣?身材是什么樣?三圍有沒有?你什么也看不見。你看見的就是衣服的線條,中國人在這里要壓抑的是什么呢?是在生活中對身體的津津樂道。但是進入美學以后,它不想讓這些東西進去,結果就轉向了對衣服的關注。而西方人是不要衣服的。仔細比較一下就會發現,西方人為什么不那么重視衣服呢?他為什么要裸體呢?中國人為什么要層層疊疊地穿起衣服來呢?就是因為中國人的美感對付不了身體。他只有在進入臥室的時候才能對付得了身體,真正進入美學他卻是對付不了的。怎么辦呢?只好穿起衣服,而且要多穿衣服。熊秉明先生就曾經舉例說:“中國仕女畫里的人物只有衣服,衣服下面沒有人體。”“像《聊齋》故事里的女鬼,抱起來,輕如無物。”他并且把這叫做“一種‘無體’的女人觀。” 這是中國人的“美無能”的一個很具體的表現。還有,就是各種各樣的配飾。你看看古代中國女性,比如說慈禧太后的冠,慈禧太后的簪子,很多很多的配飾。這也都是中國人在正常的美的方面沒有辦法發揮于是就歪門邪道地想了很多很多這樣其它的東西的證明。可是你看一下西方,它都是不太重要的。還有就是器物。我一直就覺得我們要仔細研究中國人對玉的感覺。中國人特別喜歡佩玉,中國人對玉的那種溫潤的感覺來自什么呢?其實就是來自身體。只不過我們不敢去說身體的溫潤,我們只好去說玉了。這樣,我們就把我們對身體的罪惡感稀釋在了對玉的欣賞當中。這恰恰說明中國人真正面對美的對象的時候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還有文房四寶,我每次到安徽,看見文房四寶,作為一個美學教授,就有很多話想說,但是我沒有辦法去說,因為我們中國人對這種傳統的東西太沉迷其中了。我多說無益啊。你看中國人書房里的很多很多的擺設,都是瑣碎到了你不可想象的地步。為什么對真正的美你不去關注,卻關注這些很瑣碎、很瑣碎的現象呢?這其中就掩飾了中國人對美的那種沒有辦法面對的罪惡感,于是就只好把它稀釋在所有的瑣碎的日常生活的器物當中。這種稀釋,恰恰說明了中國人的“美無能”。還有一個很典型的就是中國明代的明式家具,你看看中國的明式家具,每次看到我就覺得中國明式家具的每一個褶皺里隱含的都是中國人的無奈。正常的生活的美不敢面對的,比如生活里的罪惡,敢去面對嗎?比如生活里的痛苦,敢去面對嗎?比如生活里的黑暗,敢去面對嗎?都不敢面對,那么,怎么辦呢?那就把這種對美的正常的審視稀釋在對生活趣味的追求當中。結果中國人就做了一個心理轉移,就好像我們有些女生,和男朋友鬧情緒了,就跑到商店去瘋狂購物。所以,我們不要對中國人的這種審美能力估價過高。這是我要給大家講的第一個理由。

弱者強迫癥:“誰‘看起來’更道德?”

下面我還要給大家講第二個理由。前面是從美學的一般原因上講的。我個人覺得如果我們真正要理解中國社會,那就還要看到特殊原因,那么,這里的特殊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我們中國從宋代開始出現的那個過分嚴格的貞節觀。中國到了宋代的時候,社會到了最軟弱的邊緣,幾乎是沒有辦法維持了。大家知道,中國的中心從西北向東南一路后退,最后一站就是杭州。但是,最軟弱的民族也還是得想辦法自立、自救啊。既然在物質上,軍事上沒有辦法和強敵抗爭,那就會特別要求自己隊伍自身的純潔,甚至以為只要犯一個小錯誤我們就要亡國。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一種特別嚴格的純潔觀強加給每一個人。而這種特別嚴格的純潔觀事實上已經是一種心理強迫癥。什么叫心理強迫癥呢?就是特別關注自己的任何一點小小的失誤,其原因,則來自心理的強烈的不安全感覺。得了心理強迫癥的人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比如他出門后會一再地跑回來看看門是不是沒關,比如別人說了一句話,本來人家只是正常地說說,可是他卻要回家想幾天,想一年:他說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沒做好?中國從宋代開始就患了這樣的心理強迫癥。我們太軟弱了,我們怕因為犯任何、任何的小錯誤就導致亡國。所以,我們因為心理太不安全,沒有了任何的安全感,于是就只能靠一個辦法來自救,就是100%的純潔。我不是很軟弱嗎?我不是沒有安全感嗎?我只有一個辦法來自救,就是:我把自己維護到100%的地步,我不犯任何錯誤,你就沒有辦法進攻我了。我沒有辦法進攻你,但是我有辦法不讓你進攻我。我的辦法是什么呢?就是100%的自救,100%的純潔。既然沒有辦法控制外在的世界,那就轉過來控制內在的世界。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就不恰當地選擇了一種不恰當的生存策略。在極度缺乏安全感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注意小節。

這種對小節的特別關注,在中國這樣一個男權社會里就首先轉嫁到了女性身上,就首先要求女性的純潔。比如說,中國人竟然以為:女性要是不偷情的話,國家就不會滅亡,中國人竟然把它們變成了一個對等的關系,認為女性首先要守貞節,并且把這個作為了一個民族的道德建設的第一步。這個時候,男性就把他對道德純潔的壓力轉移到了女性的身上。你們可以看看,中國小說里所說的“淫婦”、“蕩婦”,實際上都只是指的有性魅力的女性而已。而中國美學所表揚的那些“好”的女性,其實也就是沒有性魅力的女性,她把她性的魅力消解到了極點。最典型的就是那個薛寶釵。她根本就沒有任何性的特征。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從宋代以后所產生的一種社會現實。而這種社會現實表面上是勸人為善,實際卻最最不善。我們中國這個民族特別喜歡勸人為善,喜歡說:你不道德,你要提高你的道德修養。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自己越是不善的人就越是喜歡指責別人不善,自己越是恨別人什么“恨鐵不成鋼”的,自己肯定不是一塊“鋼”。因為他都不是去盯著自己,而是去盯著別人。可是,他強迫別人為善,就是剝奪了別人的選擇權。這本身就不是一種善。所以,這種“看誰更善良”,“看誰更不淫蕩”就成為一種精神的競賽。其結果不是比較出“誰更有道德”,而是比較出“誰看起來更有道德”。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到了宋代以后所產生的一個非常畸形的美學觀。所以,我們到宋代以后,對道德的要求,對于“不淫”的要求,對于女性的要求就格外的高。在這種情況下,你拿把尺子去量《金瓶梅》,你就怎么也量不過去,本來就是美感和快感不分,你再用這樣的道德競賽的尺子去量《金瓶梅》,當然就會對它左右都看不慣,甚至會認為這是亡國之音。

比如說,我們中國的詩歌里,尤其是唐宋以后,特別喜歡歌頌“蟬”。古人認為“蟬”最大的特點是什么呢?“餐風飲露”,就是只吃空氣,其他什么都不吃,什么意思呢?它不會被任何東西所污染,它是最純潔的,最高尚的。中國人想來想去竟然想到了“蟬”!我的天!如果用蟬的形象來要求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每一個人肯定都不合格。同樣,用這種完美的形象來看《金瓶梅》,《金瓶梅》也肯定是糟糕透了。還有,梅蘭竹菊。這四個東西很有些老干部和畫家喜歡畫,我不反對,何況,以書法入畫,這四種東西也是最容易畫的,但是我一定要說,這四個東西在中國文化里起到的作用是病態的,從表面上看是強調了這四個東西的高潔,但實際上,你把它放在特定的中國宋代以后的社會現實里看,就知道它強調的不是正常的審美趣味,它強調的是一種餐風飲露的道德高尚。而這種東西恰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這種梅蘭竹菊實際上是中國人患了心理強迫癥以后的審美表現,中國美學里的對于女性的貶低也是這樣,女性只要稍微張揚一點兒,就是“淫蕩”,就是“淫婦”,其實關鍵不在于她們的“淫蕩”,而在于她們是女性。所以,對她們的要求是無窮無盡的。這種無窮無盡的要求就逼迫女性必須把欲望壓縮到最小,否則就是“淫蕩”,就是“淫婦”。我一定要強調,在這種審美背后所隱含的是中國男性的“美無能”。再比如說,西方文學特別流行“灰姑娘”,一個小女孩兒,開始不行,后來一下子飛黃騰達了,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心態。可是你看看中國文學里有沒有灰姑娘?我倒是在中國文學里看到了大量的“灰小子”。比如黃梅戲里的董永就是個典型的“灰小子”,那樣的乖孩子竟然也有艷福!這真是中國男性的“灰小子”情結,自己又不會愛,又不會美,結果他就裝嫩、裝乖,然后美女們就會自動飛蛾投火。類似田螺姑娘的故事也一樣,漂亮、能干,幫著做飯,到書生看書時候就自動離開,又是情人,又是母親,可又不要男人花一分錢,這就是“愛無能”的中國人的一種想象。你看梁山伯也笨得真夠可以的了,一路上,祝英臺怎么跟他說,他就是聽不懂,他當然聽不懂,“愛無能”也“美無能”啊。一個乖孩子,怎么可能聽得懂呢?董永也一樣,被七仙女堵著不讓走,走大路走不了,走小路也走不了,就跟人家求饒,說:你怎么都不讓我走呢。這就說明中國的男性喜歡“裝傻”,因為他沒有愛的能力,也沒有審美的能力,只有一個能力,就是一見面就主動自我介紹:“小生未曾婚配”——他永遠忘不了這一句,因為這一句只要一說,下面就都是美女自投羅網的事了,他什么都不要管。這就是中國美學的一個很不正常的心態。西方的那種9999朵玫瑰的故事,那種追求美女的故事,在中國,你根本呢就休想。中國都是美女提起裙擺自己猛追灰小子。所以,中國竟然造出“穆桂英掛帥”這樣的故事,在宋代以后也就并不奇怪了。當然,在宋代以后,有《白蛇傳》里的白娘子這樣的女性,并不奇怪。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的男性根本就不行了,中國的女性只有挺身而出。所以,我有時候覺得真有意思,美國人認為,總統是靠不住的,其實也就是說,“男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我看看中國人,他從來不敢說皇帝是靠不住的,但是中國人從來都是這樣說,“女人是靠不住的”。“美無能”在這里表現得是很突出的。而且,西方是“英雄救美”,中國可很少有英雄救美的故事,倒是“落難公子被多情小姐搭救”。中國的那些美女喜歡的都是“多愁多病身”。這些男性在中國文化的長河里,既是“愛無能”也是“美無能”。在《紅樓夢》里,司棋不就罵過她的男朋友?“真正男人沒情義,先就走了”嗎?本來談戀愛的時候,熱火朝天,主動跟司棋說“未曾婚配”,結果等到出了事,一溜煙就跑了。這就是中國的男性形象,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中國的男性既是“愛無能”也是“美無能”。所以,讓這些“愛無能”也是“美無能”的中國的男性去看《金瓶梅》這樣的書,他不認為《金瓶梅》這樣的書“淫蕩”又怎么可能?!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二 裸體的民族

人性的真實”:我們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

前面我分析的是中國人看《金瓶梅》為什么會得出錯誤的評價。《金瓶梅》本來是美學的一次進步。但是在中國傳統美學觀的眼睛里它反而成了一個退步,本來《金瓶梅》沖擊的就是非常糟糕的傳統美學觀,但是傳統的美學觀竟然認為它是更糟糕的美學。下面,我把這個問題再推廣一點兒。中國人說《金瓶梅》不好其實還有第二個原因。那就是,還認為它暴露了我們這個民族的身體。就個體來說,它暴露了每一個男性或者女性的身體,我們中國人說:那太糟糕了。如果再推廣一點兒,我們還可以說,它暴露了我們這個民族的身體。過去,我們是用溫情脈脈的光環把我們這個民族的身體隱藏起來的,我們經常說,要寫主流,要寫光明的東西,要寫主旋律,但是我們突然發現,在《金瓶梅》里這些東西都不存在了。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這個民族非常真實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樂。這就相當于我們在看一個民族的時候,我們也看不到它的靈魂了,也看不到它的衣服了,它就是一個裸體的民族。而這個裸體的民族一旦被《金瓶梅》寫出來,我們很多很多傳統的美學家就覺得太大逆不道了,也更沒有辦法接受。他們的理由是:《金瓶梅》寫的這個裸體的中國是不真實的。我們這個民族應該比它所寫的要好得多。所以,這些美學家用一個詞來批評它,叫做“自然主義”。所謂自然主義就是說,《金瓶梅》寫出來的是不加提升、不加美化的生活的真實。這種生活的真實不是生活的本來面目。所以,我們就批評它叫做“自然主義”。實際上,這也就是說,在寫到個人的裸體的時候我們這個民族的美學就過不了關,我們“美無能”;在寫到民族的裸體的時候,我們這個民族的美學還是過不了關,我們還是“美無能”,所以我們就反過來批評它僅僅暴露了“社會的黑暗”。但是,事實上這些人卻忽視了,《金瓶梅》暴露的不是 “社會的黑暗”,而是“人性的真實”。

魯迅說中國文學最大的缺點是“瞞”和“騙” 。開始是“瞞”,“瞞”著;“瞞”不住了,就“騙”。“瞞”是說,這個世界本來是這個樣子的,我把它美化一下,來把它的丑惡“瞞”過去,如果“瞞”不了了呢?就改變你的眼光,就來“騙”你。這種“瞞”和“騙”實際上是中國文學一個很大的缺點。那么,從誰開始走出了“瞞”和“騙”的泥沼呢?我們一般都說是《紅樓夢》,但是嚴格地說,應該說,是從《金瓶梅》開始的。我而且經常說,盡管從總體上來說,它不如《紅樓夢》,但是其中的有些東西,它卻要比《紅樓夢》還要好。比如說,讓你想象一個大觀園你還是能想象的;但是讓你還原生活的一個細胞,例如一個妓女的生活,你真的是很難做到的。那是需要很大勇氣和生活積累的。但是《金瓶梅》就做到了。它還原了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個最真實的細胞。對于這個“最真實的細胞”來講,性和個人的身體只是人性的真實的世界的一個突出表現。而民族的裸體,才是這個人性的真實本身,也才是《金瓶梅》真正的貢獻。換一句話說,在《金瓶梅》里,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兩千年來原來就是這樣生活的。中國人原來就是這樣的。這是第一次把生活中的真實呈現出來,第一次把人性的真實呈現出來。那一塊“瞞”和“騙”的美學的遮羞布被《金瓶梅》扯掉了。我覺得這是我們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最大的貢獻。

近年我總在想一個問題:我們是離《紅樓夢》的世界更近,還是離《金瓶梅》的世界更近?嚴格地說:我們離《金瓶梅》的世界更近。我們每一個人都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紅樓夢》,那還是中國人的美好想象,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你看見《紅樓夢》了嗎?沒看見。你看見的是什么呢?都是《金瓶梅》。我還要說,我這次是講“四大奇書”,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前面的三大奇書都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前面的三大奇書雖然我們中國人也津津樂道,但是那是因為和中國人傳統的美學觀非常對應,所以,你才津津樂道,但是決不是說前面的三大奇書它所寫的生活就是真實的。因為,前面的三大奇書寫的是這歷史故事——《三國演義》、英雄傳奇——《水滸傳》、神佛妖魔——《西游記》,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生活里你都見不到。你在生活里能見到曹操、劉備嗎?你在生活里能碰上打抱不平的武松或者李逵嗎?你在生活里能遇見孫悟空嗎?肯定是不能的。曹操和劉備的不可能在于,他們處于朝廷之上,你不可能見到他,就好像你能輕易見到省委書記嗎?那么,寫省委書記的那些生活你能相信嗎?宋江的不可能在于,黑社會的人你能在大街上隨便就碰見一個嗎?如果你不是黑社會的一分子,那你也基本見不到宋江的。孫悟空就更不要說了。所以,中國人所寫的這三大生活領域,我們都應該想象它是一個神或者半神的世界。

但是,有一個世界你是完全可以見到的,這就是《金瓶梅》的世界。你不要去到處張望,你就看一看中國的每一個家庭,你就都會發現《金瓶梅》的影子。當然,如果帶著傳統的眼光來看,你會看不下去,因為你看到的就是家庭瑣事,沒有《水滸傳》里的故事,沒有《三國演義》里的故事,也沒有《西游記》里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反過來想:文學作品是不是也應該寫這些家庭瑣事,也應該反映這種真實呢?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會發現,其實,《金瓶梅》的故事是最好的故事。它是中國文學的第一次回歸生活的本來面目。

《金瓶梅》的鏡頭:“八小時以外”的中國

我們就從《水滸傳》開始吧。《金瓶梅》和《水滸傳》的關系非常密切,《金瓶梅》一共一百回,其中有三十二回的文字涉及到《水滸傳》。但是我們只要仔細比較一下,就會發現,《金瓶梅》的作者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看《水滸傳》的時候,在《水滸傳》故事的盡頭開始了自己的思考。他想到的是:《水滸傳》的這些人物回家以后又在干些什么?刀槍劍戟、打抱不平、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大把撒錢,但是,這些事在真實生活里都是很少看到的。我們知道,到了《金瓶梅》,它就開始了一個什么變化呢?它開始寫——英雄故事的盡頭。就是辦完這些事回家以后他怎么樣呢?他喝酒,醉酒之后干什么去了?他晚上開梁山會議,開完會他從寨子里跑到鄉下去擾民,他是怎么擾民的?這個時候,生活才開始變得真實起來。這個時候,生活才開始變得真實起來。其實,這樣的故事盡頭在《三國演義》里面也是有的。《三國演義》里有一個軍官叫龐德,他是怎么參軍打仗的呢?“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然后,他就投了軍隊。你們看,如果把這個故事獨立出來,它不就是一個《金瓶梅》故事嗎?還有,曹操在打仗休息的時候“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如果把這個情節獨立出來,再寫下去,它不就是一個《金瓶梅》故事嗎?可惜,在很長的時間里,卻從來沒有人想到這個問題。所以,這也說明,《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美學家。他開始了新的思考:《水滸傳》里寫的那些都是想象當中的故事,相當于報社社論,那我現在能不能寫一點兒民生新聞呢?《金瓶梅》的作者想到了中國兩千年中的“八小時以外”。中國兩千年的文學都是“八小時以內”,只有《金瓶梅》的作者第一個想到了“八小時以外”,尤其是《水滸傳》人物的“八小時以外”,這就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水滸傳》,講的是英雄的故事,大多寫的是“戶外”:在大路上,在山崗上,在松林里,在演武場上,在法場內外,在城堡中,在公堂上,在酒樓上……它寫的大多是這樣的場景,但是,它很少寫家里的場景,很少寫“八小時以外”。可是,我們仔細看一看,就會發現,它的文筆一旦涉及“八小時以外”,《水滸傳》人物一旦回到家里,往往都是很有看頭的。比如說武大郎的家,上下兩層小樓,正是這個上下兩層的小樓,才使得潘金蓮認識了西門慶。她在二樓曬衣服,桿子掉下去砸到了西門慶。如果是在一樓,這份緣分可能就沒有了。再比如武松殺嫂,這也是一個“八小時以外”的故事,但是,卻是一個了解中國社會的最好的窗口。通過這個故事來展示一下中國社會,它的司法制度,它的物質文明,它的精神文明,它的朋友關系,它的夫妻關系,它的妯娌關系,它的上下關系,它的人性關系,應該說,是一個最好的角度。

《金瓶梅》選擇的是“武松殺嫂”故事,這只是《水滸傳》的一根肋骨,但是寫出來的卻是一個全新的故事,精彩的故事。

首先,《水滸傳》里的武松殺嫂的故事是不真實的。我們中國人特別喜歡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在一個法律不嚴明的社會,善是沒有善報的,惡也是未必就有惡報的,但是,我們中國所有的故事卻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都是大團圓模式。《金瓶梅》第一次還了生活的本來面目。《金瓶梅》的作者實在是太高明了,他意識到了在武松殺嫂的背后的很多很多的真實,他開始想:這個“武松殺嫂”的故事太簡單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就真的得到了維護嗎?難道真的是只要英雄一出手,社會正義就被匡復了嗎?一個有錢有勢的男性和他的情人害了他情人的丈夫,隨后被代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英雄報了仇,這種故事是否只是在紙上大快人心?社會正義的被匡復,在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里是很少、很少發生的。一百年有那么幾次就不錯了。但是我們這個社會在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里卻都存在社會的不公平和不正義,西門慶的大老婆月娘就說過:“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兒內,怎生改得!”(第57回)因此,《水滸傳》里的武松殺嫂故事是否太虛假了?是否太不真實了呢?結果,《金瓶梅》的作者就選擇了讓西門慶逍遙法外、讓報仇雪恨的武松深陷囹圄這樣一種處理方式。

其次,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批評之后,《金瓶梅》的作者又認為:在英雄和所謂的奸夫淫婦之間的差別真的很大嗎?潘金蓮是“淫婦”?實際上,潘金蓮也是一個有正常追求的普通的中國女性,她犯法是犯法,但是我們只能說,她在追求她的感情的道路時走錯了。但是,我們不能說,她就完全是個壞人。我們不能這樣看問題。武松是英雄?武松有沒有可恥、可鄙的一面呢?武松好得超過了董存瑞、黃繼光,怎么可能呢?一個混跡于社會邊緣的“憤青”,我們可以肯定他的人性也有善良的一面,但我們絕不能想象說:他好得就好像圣人一樣,哪有這個道理呢?《金瓶梅》讓武松也好,潘金蓮也好,西門慶也好,都恢復了生活里的本來面目。在《金瓶梅》里,我們會發現,原來他們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相似之處。這樣我們就看到了,這其中所謂的“壞人”和所謂的“好人”,他們一切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是那么自然,都是那么合乎邏輯。如果我們到了那個地步,或許我們也會是武松、西門慶或者潘金蓮。如果我們碰到了那種情況,或許,我們也只能做這樣的選擇。我們也不可能做得比武松更好,比西門慶做得更好,比潘金蓮做得更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才會有悲憫之心,我們才會知道:這個世界太多不幸,讓潘金蓮落到了這個地步,她想追求她的感情,但是她只能采取一種法律之外的方式,因為這個社會不保護她。而這種方式最終使得她犯下了彌天大罪。一個女性,你被許配給了別人,而你又看見他就煩,你有什么辦法來解決呢?我們可以趾高氣揚地去批評潘金蓮,但假設你也落到了潘金蓮那樣的地步,你能做得比她更好嗎?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知道《金瓶梅》選擇西門慶和潘金蓮故事是非常有眼光的。它比《水滸傳》的浪漫英雄故事更容易寫出我們這個社會的真實。例如,在《金瓶梅》的故事里,武松殺嫂故事被完全改寫了。武松想去報仇,但是沒有成功,因為殺了一個給西門慶報信的小官吏,結果被判刑、被押送走了。這樣,西門慶和潘金蓮就逃過了大難。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就發生在武松在監獄里面的這幾年。而且,西門慶是自己病死的。這就打破了我們傳統的那個“惡有惡報”的框框,西門慶偏偏是“善終”,也就是說,他做了壞事,但是這個社會并沒有懲罚他。他不是被武松把腦袋砍下來的,而是自己病死的。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非常真實,非常合乎邏輯的社會。在這個小說里,我們就能夠學到一些非常深刻的美學的基本知識和受到一些非常有用的美學的基本的訓練。再如,書名叫《金瓶梅》,因為它寫了西門家的三個女性,“金”和“瓶”是西門慶的兩個小妾,“梅”是潘金蓮的丫鬟,跟西門慶也有性關系。在中國小說里,也有寫女性的,但是寫的都是那種為國家做了貢獻的“女勞模”或者“三八紅旗手”之類,但是《金瓶梅》只是寫了山東的一個縣里的最平常的婦女們,她們不太識字,沒有理想,也沒有生活的追求,而只想跟自己的丈夫搞好關系,哪怕只是成為他的妾,也還是想快樂永遠。一切就是這樣。可是,這樣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因為它寫了中國的妾,寫了中國的普通女性。過去的小說往往是只有男主角,沒有女主角,女性都是配角,都是因為要表現男性的如何、如何才去寫女性,比如說在《水滸傳》里的寫潘金蓮,就也不是正面寫潘金蓮。而是為了陪襯武松的正義、陪襯西門慶的罪惡才寫了潘金蓮。它沒有讓潘金蓮成為主角,沒有把舞臺的正面提供給潘金蓮。《三國演義》里的女性也一樣,基本上都是邊緣角色。連貂蟬最后去哪兒了都沒有交代,為國家做了那么大貢獻的一個人,有點類似于后來“文革”的時候粉碎“四人幫”的貢獻啊,可是連最后貂蟬去哪兒了都沒有交代。她是個完全的配角。《西游記》里的女性以妖精著稱,都是為了陪襯唐僧和孫悟空的。《水滸傳》里的閻婆惜、潘巧云、潘金蓮,也完全是為了陪襯水滸英雄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就完全不同了。它寫的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寫的就是日常生活當中的女性。怎么化妝?怎么跟丈夫搞好關系?妯娌之間怎么勾心斗角?為了勾心斗角,她們做了什么?就寫了這些東西。而這些東西確實讓我們大開眼界。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在中國文學作品里看到過這些東西。這種“妾的故事”,或者是“當上了奴隸”的女性和“沒有當上奴隸”的女性的故事,想必是我們在當時生活里的每一天都看到的,但是在此前的文字作品里我們卻從來就沒有看到過妻妾之爭,妾妾之爭,妾婢之爭,婢婢之爭。現在,我們在《金瓶梅》里第一次看到了。而且,過去中國文學里的女性只是從男性的眼光去寫的,寫她們怎么漂亮,怎么戀愛,怎么守貞,怎么持家,包括怎么打仗,但是,女性之間的嫉妒,小氣,爭吵和女性之間的那些小把戲,有誰寫過呢?沒有人寫過。在《金瓶梅》里面,它第一次出現了。例如潘金蓮,她不再是一個被男性所利用的美女,而是一個有自己獨立的生命追求的美女。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寫潘金蓮是為了陪襯別人,現在寫潘金蓮,就是要寫潘金蓮本人。這樣一來,我們就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新的角度。一個我們過去所從來沒有的角度。在這個意義上,我要說,它是中國小說的一個里程碑。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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