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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建立防止既得利益集團扭曲改革的機制
孫立平:建立防止既得利益集團扭曲改革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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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http://www.chinareform.org.cn

今天的題目是當前改革若干深層問題,但是說句老實話也不是深層問題,實際上就是想談談幾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其實從前年夏天開始,在十八大召開之前的半年,我就開始說,現在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現在是新的三十年的開端,這個差不多講了兩年的時間了。三十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很有意思的現象,甚至可以說有一點神秘。過去我們老的習慣將六十年作為一個甲子,但是在現實中,你可以發現其實往往都是三十年一段。包括老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也說的是三十年,而不是六十年。

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我們怎么走過來的,還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過來的。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38年的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加起來27年,又接近30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又是三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個人的看法,這三十年現在差不多了,現在是一個新的三十年的開端。

看今天這場改革,可能我們得有這樣一個最基本的眼光,得放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中去看。簡單回顧過去這三十多年我們是怎么走過來的。

改革開放非預期后果:停在權錢結合的中間狀態

過去這三十多年,我們將它稱為改革開放的時期,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對一些事情想的有一點簡單,當時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沒有想到。

大家腦子里、嘴上說的改革是什么意思,不外乎是我們在從某一個起點、走向某一個終點,起點就是舊體制、終點就是新體制,所謂改革就是不斷從起點走向終點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會怎么樣呢?當時我們可能只能想到兩個結果,一種就是成功,一種就是失敗,好像也想不出第三種。如果最后我們走到了終點,我們說這個改革成功了;它如果又回到原來的起點,我們說這個改革失敗了。但其實還有一種可能性,這是我們當時沒有想到的,就是它走到半道時不走了,它停在這里了,它沒有走到終點,但是也沒有回到起點,停在中間不動了。不但停在中間不動了,而且還將中間的這種狀況,按照我們過去的眼光和過去的思路來說,屬于一種過渡狀態,它將這樣一種過渡的狀態定型為相對穩定的體制,這是我們過去改革開放之初沒有想到的。但是后來發生的,可能恰恰就是這樣的情況。

假設這么來說,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我覺得其實可以分為兩塊、中間的轉折點大約就是在中國加入WTO、體改委取消并入發改委,甚至比這個更前一點。前面這十幾年的時間,可以說是真正改革開放的時期,中國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基本上都可以說是前十幾年進行的,后來改革的一些最基本的思路,也都是在前十幾年形成的。到了這個轉折點之后,大家在實際工作中,在現實生活當中也可以感覺到,雖然在有的領導人講話當中,在有關的文件當中,改革這個詞還經常在提,但是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其實已經越來越少了。不但實質性的改革措施越來越少,而且還將這樣一種中間的狀況定型為相對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感覺到的,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

大家現在經常講到權錢結合,這是現在中國社會非常重要的問題,什么時候開始的、哪兒來的,就是這一段的事,這個轉折點之后的事,它形成了這樣的一個體制。而且它不但是形成了這樣一種體制,在這樣一個體制的背景下,它還形成了一種相當穩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們大家可以感覺到這個社會和原來有一點不一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那樣一種生機勃勃的局面,各位在廣東,大家可能有體會,那樣的一種局面越來越難見到了,整個社會變得越來越沉悶,變得越來越死氣沉沉的感覺,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也在不斷地增加,本來是一件好事,到最后都給你辦成了壞事。

比如說中國加入WTO,這應當是中國走向國際市場、國際社會很重要的步驟,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加入WTO給中國留下更深遠的影響是什么呢?是國企做大做強,說為了參與國際競爭,然后從這個時候開始是一個國進民退的過程。國進民退從哪兒來的?就是從這個時候來的。接著的奧運會,是中國歷史上沒有舉辦過的規模宏大的一個盛會,某種意義上也包括后來上海的世博會,按照官方的想法,本來這也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個很好機會,奧運會給中國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天比一天緊的維穩,甚至將當時奧運會一些臨時措施,后來都變成了一種維穩的體制。接著又是世界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之后政府全面干預經濟。我到一些地方去,見到一些政府朋友,他說金融危機之前那時候政府還沒有這么多事,金融危機之后政府越來越忙,政府全面地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

我們看今天這場改革,一定要看到這樣的一個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的很重要的轉折。

我記得去年年初吳向宏有一篇文章,講到民營企業為什么難以分享改革的紅利。文章首先說最近有個民營企業家來找他,就跟他說最近的一些投資設想,說一個他就否一個。這個民營企業家有一點不高興了,他說我過去十幾年的時間都是這么做過來的,我做得很成功,白手起家,賺了十幾個億。現在我這些項目還是按照這樣的思路來做的,怎么我現在說一個你就說不行呢?當時吳向宏跟他說,你過去做得是很成功,但是你所有這些成功的項目都有一個特點,都是通過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來以小搏大來獲得超額利潤。過去你是做得很成功,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現在的時代背景可改變了,什么地方變了呢?你現在一定要知道現在可是一個自信的時代。什么是自信呢?說穿了就是權力集團的日益自信。原來在很大程度上,搞市場經濟是處于不自信的時候,很多事情不敢做、不會做,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怎么辦,只能將這些東西外包出去,自己做不好、做不了,也不敢做的事情外包出去。外包到什么地方呢?外包到市場當中去。這樣就可以理解,前些年大家在廣東可以更真切地體會到,那時候市場機會為什么那么多,因為權力集團很多東西不敢做、不會做,它將這個東西外包出去。

最需要外包出去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它不敢做的,一個是它不會做的,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前些年為什么市場中機會那么多,還有就是市場中誰得到了這個機會,兩部分人得到了這個機會,一部分人是膽大的,說你不敢做我敢做,還有就是有知識、有這方面專門技能的,說你不會做,外包給我,我接過來。

為什么前些年市場當中的機會這么多,為什么這兩部分人得到機會,這和背景,和當時整個權力集團處于不自信的時代是有直接的關系。

你現在一定要明白,現在它可是進入自信的時代,這就意味著它不需要將這些東西外包出去了,它自己敢做了、會做了,或者自己哪怕做的不方便,但是家人、親屬、朋友可以做了,它不需要將這些東西外包出去了。這樣大家就可以感覺到,這些年在市場里,=大家覺得機會少了。因為不需要外包出去了,它自己能做了,說不定做得比你不差,甚至比你還好。為什么你現在這些項目行不通,就是一定要看到這個背后背景的變化。從這個背景的變化當中,僅僅從市場、從企業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明顯的轉折。這個轉折的背后,我覺得實際上就是政商關系的一種變化。

九十年代的時候,年齡大一些的朋友可能經常聽到這樣的段子,說幾個企業家或者有錢人在一塊吃飯,然后就吹牛,你信不信,我一個電話某某副市長15分鐘之內一定可以趕到這個飯桌上。有人就說不信,結果一個電話打過去,副市長還真的15分鐘之內就趕到這個飯桌上了。那時候,我們聽到很多這樣的段子,這表明在這樣一個政商的關系中,資本從某種意義上處于強勢的地位,那時所謂傍大款,通俗說的就是這個。

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這樣的段子現在還能聽到嗎?可能有年頭聽不到這樣的段子了,現在聽到的是另外一種段子。比如說中央黨校周圍有很多高檔飯館,都很貴,萬把塊錢是常事。然后官員在里面請客,但是我們知道官員是不會買單的,買單的是誰呢?還得是企業的人。但是這個時候,你都不用說15分鐘市長趕到飯桌上,現在你連飯桌上都上不去,只能在飯館外面的車上等著,官員在里面請客,什么時候吃完了,一個電話你上來買單就是了。現在是可以聽到這樣的段子,意思是說你從里面可以感受到政商關系的變化。

過去三十年的改革,其實是可以分為這樣的兩段。怎么看今天這場改革,為什么我首先要講這個呢?我的意思是說明確了這一點,對于看清現在我們是在什么樣的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的。現在我們是在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呢?我們就處于兩個三十年之交的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召開的,我覺得就是在兩個三十年之交這樣的一個重要時刻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呢?我覺得就意味著在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時候,它做了一個決定,就是要打破過去這十幾年所形成的僵局,將社會的變革繼續向前推進。

雖然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打破僵局,未來三十年的路將會怎么走,未來的三十年將會是什么樣的,我現在說不清楚。誰能夠說清楚未來三十年?我覺得也只有算命先生。但是我至少知道一點,如果這個僵局不被打破的話會是什么樣子,你在那兒根本就動彈不了。

前面就象是一堵墻一樣,這堵墻已經形成了相當穩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實際上過去十幾年的時間里大家很明顯可以感覺到,社會是處于動彈不了的情況,向前不了,往后也退不了,就固化停在那里,這是過去十幾年最典型的狀態。現在這場改革,意味著打破過去十幾年形成的僵局,打破僵局之后我可不知道會是什么樣,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破僵局后面所有的一切都談不上。今年春節我說現在歷史開始了,前面十幾年、二十年的時間,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已經沒有歷史,就停在那里不動了,但是現在不管怎么說,這個僵局在開始打破,然后歷史開始了。但是路將會怎么走,我沒有說。這是我個人看待這場改革的一些想法,供各位參考,這是第一點。

改革同時面對舊體制與新弊端

第二,我想談談究竟如何看待現在這場改革的進程。

我們這次改革和上一輪改革真的不一樣,上一輪改革是面對著改革之前,這三十年的時間里形成了一套舊體制。舊體制的突出特征是什么?是權力的總體性、權力壓倒一切的地位、權力無所不在的作用。將我們過去的體制簡單概括為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不對的,這個體制的特征就是權力無所不在、權力控制一切,所以我把它稱為總體性社會。

那一輪改革應當面對的是舊體制,首先從計劃經濟這個地方打開缺口,但是不管怎么說,那一輪改革面對的是這一個東西。但是這一輪改革不一樣,面對兩個東西。一個是前三十年形成的舊體制,它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當中并沒有真正得到破除,或者說它最核心的東西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破除,雖然從計劃經濟這一塊撕開了一個口子,但是它最核心的全能性、總體性的權力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觸動。

但是這一輪改革還面對一個東西,就是新的弊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破除過去三十年舊體制過程中形成的,但是和舊體制又不完全一樣,二者有著密切的關系,又不完全相同,我把它稱為權貴。

舉一個例子來說,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很多學者包括官員都在說,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這樣才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怎么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呢,說要減少名目繁多的審批,這聽起來好像也順理成章。但是仔細想一想,這當中有問題。如果查一下資料就可以發現,從朱镕基那一屆開始,中間經過溫家寶兩屆,再到李克強開始的這段時間,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這兩層,審批的項目已經減少了2/3,一半以上已經取消了。但是再問問在市場的這些人,問問這些企業家:"你覺得現在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減少了嗎?"--我問過很多人,一致的回答都是說沒有,甚至有的說比原來還厲害,這個問題就來了,現在大家都是盯著審批項目,問題是它已經減少了2/3,市場的人為什么沒有覺得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在減少呢?這說明它不是簡單的審批項目的問題,更根本的問題是權力的性質、權力的特點,這個權力是一種總體性權力,無所不在、滲透一切。說得更現實一些,這個地方找不上你,別的地方一定能夠找上你,我們政府的權力是這樣的。

就像我們過去說一句話,孫悟空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是如來佛給孫悟空規定了多少個審批項目嗎?一個都沒有,但是還是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關鍵是如來佛手心的法力無邊。現在我們政府的權力就有一點像是如來佛的手心,這個問題過去三十年的時間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所以這一輪改革首先面對的是舊體制,但是一定也要看到這個權力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的就是一個簡單的權力。經過三十多年的演變,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這個權力已經和市場密切結合在一起了,這個權力過去行使的時候靠的更多是權力本身的機制,靠的是權力的機制,但是它現在不但仍然保持著過去的權力機制,同時又加上了一個市場的機制,市場開始成為權力的一種機制。這個權力比原來更加強有力,而這個權力由于和市場結合起來了,它也就和原來的權力不完全一樣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是剛才我所說到的,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簡單的來說,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權貴。

現在這個詞用得很泛,好像凡是在三十年改革當中得到了好處的都是既得利益集團,這不對,其實一個社會沒有戰亂、沒有折騰,這個社會怎么也會正常的發展,按照一般的技術進步也會正常的發展。

舉一個例子。我們老說誰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答毛澤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后來又說鄧小平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但是到底誰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要我說就是四個東西:化肥、種子、農藥、轉基因--誰也沒有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只要有了化肥、有了雜交品種、有了農藥,甚至有了轉基因,喂豬的激素,沒有誰領導,現在豬三四個月也可以長到兩百多斤,按照原來的喂法兩年才一百出頭,這樣中國人吃肉不成為問題了。也就是說正常技術進步情況下,多數人的狀況都會得到改善,這是常態,所以不能將這些年生活狀況得到了改善的人都稱為既得利益集團。

權貴集團的黃金時代

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是指誰呢?就是指剛才所說的權威集團,是權貴既得利益集團,權貴既得利益集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在支配著這個社會。這場改革面對的是這樣一個獨特的對象。

我這里稍微要岔開一句,為什么要講既得利益集團或者是權貴集團,就是我們怎么想中國社會現在的這些問題,我們得有一些思路的變化。看原來的社會,我都是兩分法,說中國有一個前進的力量有一個倒退的力量、有一個左的力量有一個右的力量,我們看什么都是這樣。但是有了權貴既得利益集團之后,我覺得思考這個問題的框架得改變了,不是兩分法,而是三個力量構成的格局,中間就是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從過去十幾二十年的情況當中來看,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想停在這個地方不動,因為這樣對它最有好處。

今天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現在是五千年以來最好的時期,真的是最好的時期,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市場做不了的事用權力去做,權力做不了的事用市場去做,然后大家的財富可以說一夜之間收歸己有,還能用市場的方式里變現。過去幾千年的時間,權力再大,但是你變現可不容易。現在不但可以變現,還有全球化的背景,還可以轉移資產。原來和紳上哪兒轉移資產呢?這樣一想,對它來說可真是五千年以來最好的時期,所以它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有些人總說中國社會有一個倒退的力量,其實不對,它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我說的往前走、往后退的力量,其實很大程度上都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邊緣性的力量,這個東西是非常強有力的。

看到這一點、看不到這一點其實非常重要。譬如薄熙來事件明朗化之后,在網上、在社會中起碼有幾個月的時間大家是一片興高采烈的感覺,至少往后退的力量打掉了,那么就會增加往前走的力量。但是我想說,我知道失敗者是誰,可是我卻不知道勝利者是誰。

如果是三股力量構成的,感覺就不一樣了,最強的這股力量被打掉后,就有了兩種可能性。其一,確實增強了改革的力量,改革可能下面需要往前走了。但是也說不定可能會增強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中間既不想走也不想往后退的權貴集團,因為它也是對現狀不滿,也被現狀弄得很不舒服。現實當中是誰來打掉了這個力量呢?可能恰好就是主張往前走的那個力量,它出面打掉了這個力量,在這個過程中這兩個東西可能就兩敗俱傷了。無論往前走還是往后退的力量,兩敗俱傷之后,最后的結果就是中間這個力量更加強了,就是主張維持現狀的這股力量,有沒有這個可能?

這是怎么看這個社會的新框架。過去這二十年,在過去總體性權力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權貴力量,可以說已經是中國社會一個壓倒一切的力量,無論是往前走、往后退的,很大程度上都已經被邊緣化了。

這場改革首先面臨的就是一堵墻,今年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就說到如果這堵墻撬不動,僵局不能打破,里面所有東西都談不上,無論是往前走還是往后退。包括幾年前人們老說中國有一個倒退的力量,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說法,什么倒退的力量?誰想往后退?往哪兒退?最有力量的東西往后倒,對它有什么好處,只有權力和市場結合才對它有好處。

比如說一個開發商,它覺得什么樣的情況最好,假如說能夠用權力的方式廉價拿地,又能夠用市場方式高價賣房,這兩個結合結合在一起最好了。往前走,對它沒有好處,說用市場的方式高價賣房,但是對不起也要用市場的方式高價拿地,肯定也不如那種方式好。還有就是以廉價的方式拿地,但是對不起,房子要給大家分,它肯定也不愿意。

真正主導中國社會的力量是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是想維持現狀。為什么這些年穩定壓倒一切,就是因為維持現狀壓倒一切。現在最現實的,我們要面對的就是權貴集團,不破掉這個沒有辦法往前走。

運動式反腐有破局作用

這場改革是以什么開始的?大家知道是以反腐敗開始的。對這場反腐敗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實可以說這個反腐敗,按照官方的預期遠遠沒有達到。本來我覺得官方可能會想這么大張旗鼓的反腐敗,在社會當中會贏得一致的贊成和擁護,但是實際上人們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盡管如此,我個人認為將反腐敗作為這次改革的啟動點是對的,因為它面對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權貴集團的這堵墻。現在不破掉這堵墻,別的無從談起,而反腐敗最簡單來說,先打兩個巴掌過去,先打得你暈頭轉向還找不到北,就在你找北的時候,這個改革就啟動了。不管怎么說,我覺得這個改革、這個反腐敗對于啟動改革,從這個作為出發點應當說是正確的。

有同志注意到8月初有一期的人民論壇就發了十幾篇文章,就在講一個問題,反腐是不是到了一個節點,現在是不是面臨一個轉折。但是對這個節點和轉折,人們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它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甚至有人用很兇險的局面來進行描述。我個人不太同意這個看法,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讓我們多少有一點判斷,正在進行的清理軍隊當中老干部住房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是阻力極大,最容易惹人的事,而且這個事可以說放到后面一點去做的話問題也不是很大的。假設真像一些人所說的,現在已經是一種非常兇險的局面,說面對著大老虎抱團的反撲,我覺得現在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只有在它覺得別的沒有問題的情況下才會做。

雖個角度判斷,我不同意一些人對這個節點和轉折點的看法。但是我也確實認為,這個反腐敗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事情,現在是面臨著一個轉折了,從這個意義來說你把它看作是一個節點應當說也是對的。

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反腐敗已經起到的作用,我覺得反腐敗有多重含義,從不同的含義來說,做一些恰如其分的判斷很重要。反腐敗可以從四個層面來看進展,首先就解決腐敗問題本身來說,應當承認運動式反腐的作用是有限的,靠這個想解決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但是又必須要靠反腐敗來破局,震懾的作用是明顯的,可以為建立有關的制度創造條件。比如說官員財產申報,如果不破局,不產生威懾,原來根本就通不過。有一次調查還是表決,90%以上反對,在這個圈子里根本通不過。運動式的反腐敗有一個破局的作用、有震懾的作用,如果現在要再出臺反腐敗制度的安排,可能阻力會小得多,這也意味著它應當有一個轉變。

從第二個層面來解讀和評價,從為改革破局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反腐敗現在已經攪動了過去僵局的一潭死水。原來權貴之間的利益均衡,現在已經開始被打破,僵局開始出現松動,原來做不了的事情現在有了做的可能性。過去十年的時間,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利益的均衡,你不動我的利益,我也不侵犯你的地盤,大家共同維持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就行了。但是這樣的一種格局,我覺得現在正在打破,原來動不了的地方現在有了動的可能性。

第三,這場反腐敗除了啟動改革、解決腐敗問題,還有就是破除權貴的壟斷。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陸陸續續打的這些大大小小的老虎,很明顯可以看出來中國社會那些機會、那些資源現在在哪兒,一個是國企一個是權貴,這兩個東西還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背景,想得到一些機會不容易了。前一段時間正在審理的,還沒有審理完的劉漢的案子,包括民營企業做得好的,現在你沒有這個背景,頂多也就是邊邊角角的機會了,這是我們現在經濟社會生活當中一個深層的癥結所在。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這場反腐敗也具有為破除權貴壟斷破局的含義,不然的話為什么反腐敗選擇在這樣一些領域進行。

第四,執政者肯定有一個期望,說期望這個反腐敗能夠起到凝聚民心、強化政權基礎的作用,所以一直說不反腐敗就會亡黨亡國。但是假如從這樣的角度評估,可以說這次反腐敗在這個方面起的作用相當有限,老百姓已經開始不買這個帳了,甚至你打掉了權貴,上來的是不是又是一批新的權貴呢?說不定打掉了吃飽了的老虎,那上來的是不是饑餓的老虎,更加厲害呢?

現在老百姓已經不是你原來簡單的邏輯了,因為這些年反腐敗,大家已經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從種種因素來看,我覺得這個反腐敗,在繼續保持勢頭的情況下得經歷一個轉變了,這樣才能使反腐敗真正起到為改革破局的作用,這個反腐敗本身也可以向前推進。這個轉變是什么?就是由現在的反腐敗轉向向權貴惡政的系統清理。

這些年不但形成了一個權貴集團,這個權貴集團不僅在大規模掠奪社會財富,而且為了維護權貴集團的利益,為了維護自己所得到的財富,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惡政,甚至是體制化的惡政。惡政最關鍵的就是對法治的破壞,是對民眾權利的打壓,是對公平正義的損害,對社會秩序的侵蝕。

我曾經在不同的層面概括惡政,將它概括為四大表現:國進民退、暴力維穩、強征強拆、縱容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災難:活力下降、兩極分化、法治倒退、社會潰敗、生態災難。要將改革破局真正變為推進社會前進的變革,必須面對這樣的轉變,來系統清理這些年權貴的惡政。

今年上半年我非常急切地講除惡政的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半年,或者比這更長的時間,人們一直在傳康師傅的事。當時我特別害怕康師傅,說面條煮了,但是只是把他當做一個更大的腐敗分子,如果假設是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對中國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只是我們看到一個比政治局委員更大的政治局常委,或者說他的財富更大。

康師傅不僅僅是一個腐敗分子,很大程度上這些年他主管政法,實際上就是權貴惡政重要的代表。這些年維穩、截訪、打壓老百姓的權利、無數的冤案錯案,哪兒來的?跟他有直接的關系。這些年為什么法治會被破壞、會倒退,你叫政法王啊,當然你負直接的責任。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這兒也是瞎說了,你給黨國做貢獻,將這些年惡政,我們也不好往別的地方追了,將屎盆子都扣在你頭上算了,你就給黨國、給這個國家做一次貢獻算了,你就作為惡政的代表,這個時候你就不僅僅是一個腐敗分子。

然后通過對康師傅,利用康師傅煮面的機會,將它變為破除權貴惡政的契機,通過這個來系統清理權貴惡政。甚至我覺得需要有一次在文革初期清理過去那些冤假錯案一樣的,清理這些年權貴惡政所造成的冤假錯案的過程,為這些年他所造成的冤假錯案大規模的平反,因為這些年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清理權貴惡政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為權力設一個底線,一定要讓官員知道什么東西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哪怕你在臺上沒有得到清算,將來你下臺也可能遭到清算,一定要讓官員對底線有所畏懼,不能侵犯民眾最基本的權利、不能掠奪民眾的財產,一定要有底線,保證這個底線的就是法治。

四中全會馬上要召開,四中全會的主題就是法治建設。前一段我說了三步走破權貴,除惡政,立憲政。如果這樣的話,說不定社會就以平穩的方式走出一條好的路子,這個社會就有往前走的通道了。

但是這個通道會不會就是現實的路,我不知道,我現在只能這樣設想,同時我們現在也只能說社會的力量也在發育,人們應當努力朝這個方向推,不是說僅僅是愿望,而是說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有這樣的責任,我沒有別的現實力量,我也不會干別的,我的作用就只能說,那我覺得就應當朝這個方向走,我覺得這可能是中國社會真正使改革走向社會,法治社會不斷向前推進,是這樣的一個現實的途徑。

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是改革者

第三個方面大的問題,談談這次改革的前景和空間。

這其實也是大家內心的心結,也是大家對改革不信任的重要原因。這次改革和前幾次大張旗鼓的講改革不一樣了,首先就可以看到人們對這場改革,整個社會老實說缺乏高度的共識。

就說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改革的決定公布之后,在老百姓那兒有一種興高采烈的感覺嗎?沒有。實事求是來說,真的沒有,老百姓很冷漠的。對改革,可以說現在沒有高度的共識,要說有共識,頂多就是一條,大家都對現狀不滿,說這樣的現狀不能繼續下去了,應當改變這個現狀。

但是再往下,這個共識可以說很少了,而且人們對改革可以說抱有一種很深的不信任和疑慮,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他們會改嗎?醫生會給自己做手術嗎?蚊子叮在那里拍一下還可以,但是真的給自己做手術可以嗎?我覺得這是現在整個中國社會最大的心結。

剛才所說的邏輯雖然人們都在說,但是我不同意,為什么?假如這個邏輯存在,由最高的統治者推動改革在歷史上就不會發生,但是我們知道歷史上無數次的發生過。如果按照剛才的邏輯來說,蔣經國這個人根本就不會有,戈爾巴喬夫這個人根本就不會存在。

我們為了說得解氣一些,說他根本不會改,但是其實這不是事實,統治者進行改革的可能性確實是存在的,現在我覺得要說清楚這一點,這樣才能恰如其分的判斷這當中的一些事情。

我現在要說一個理論問題,如何來看待統治者和改革的關系。最高的執政者和一般的統治階級是什么樣的關系?假設我們將最高的統治者看作是國家機構,下面還有一般的統治階級或者是既得利益集團,這兩個究竟是什么關系?

什么是國家,我們課本上寫的是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的代表,代表的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但是這些年的研究發現這個話不完全是對的,國家最高統治者和統治階級經常處于矛盾當中,這些年理論研究進展提出了一個概念,這就是國家的相對自主性,最高統治者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和獨立的目標,和統治階級的目標是不一樣的,而且經常處于矛盾當中。

為什么矛盾呢?這兩個東西都需要資源,資源只能從一個地方來,這就是老百姓那兒來。傳統的農業社會當中,那時候代表國家的皇帝需要資源,從哪兒來?老百姓那里。什么方式?稅。統治階級和地主需要資源,從農民那兒來,形式就是租。但是在很多時候,租和稅是矛盾的,稅要收多了租就不好收,租要太高了稅就不好收,所以國家和統治階級其實經常處于矛盾當中。

特別是當一個社會遇到危機的時候,這個矛盾就會更加突出。假如說一個社會遇到危機,這個國家當時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得自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保江山,我得保住自己,這是它的最高目標。

但是他怎么保住自己呢,剛才說了這時面臨社會危機,他得要化解危機,化解危機就需要資源,但是資源從哪兒來呢,從歷史上來看一般這個時候也是天災人禍了,再從老百姓那里榨,油已經榨得差不多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東西了。

這個時候就需要統治階級出血,你得拿出一點資源來。我們都知道統治階級誰也不愿意輕易讓出資源,從歷史上來看,這個時候就看誰更強了,如果最高統治者、這個國家能夠壓住統治階級讓出一部分的資源,很可能就能夠緩解危機。但是如果壓不住,可能危機就得不到解決,最后就會走向更加暴力的結果。

后來就有學者用它來解釋英國和法國在近代不同的變遷過程,英國當時光榮革命之前經歷了幾十年的玫瑰戰爭,這個過程中貴族力量受到了削弱,國家壓住了統治階級,使統治階級作出讓步,實現了比較和平的變革。而法國,按照他們的解釋,大地主的力量很強,皇帝壓不住,不讓出資源,危機解決不了,最后導致革命。

我們不要將這個事情看作鐵板一塊,籠統就認為醫生不會給自己做手術,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看得更靈活一些,也就是說變革的可能性應當說是有的。關于既得利益集團、統治階級的看法,我就介紹兩個人的看法。一個是張維迎,我雖然不是全部同意,但是大體上同意這種問題的分析。

去年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的企業家年會上的演講,張維迎認為既得利益者變成改革者才有希望,他說現在大家普遍認為既得利益是中國改革的最大阻力,這是不錯的,但是如果看歷史,很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改革和領導的。

還有就是理念的作用,特別是在有宗教信仰的國家,有時候理念可以使它超越眼前的利益。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很多,像法國啟蒙運動,那些新的思想甚至是推翻現有秩序的革命性思想,是從哪兒來的,相當一部分是從貴族的沙龍里產生的,貴族當時可能是既得利益者。

美國解放黑奴,誰來解放的?也是白人。這些白人雖然內心不喜歡黑人,但是他內心有一個理念,為了改變他們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我寧肯做出犧牲。

既得利益集團也不是鐵板一塊,內部也是有矛盾和博弈的,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可能會提出有利于這個社會變革的主張。還有就是利弊的權衡,不變革說不定就會革命、社會動蕩,與其這樣還不如放棄我們的利益。

張維迎最后講了一個例子,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1799年去世,去世之前要求自己的太太在去世之前將家里的奴隸都解放了,當時他家里有277個奴隸。但是華盛頓去世之后,他太太第二年就將所有的奴隸解放了,別人問她為什么,她說我不想生活在這些盼望我死的人當中。

張維迎就說華盛頓解放黑奴是因為理念,華盛頓太太解放黑奴是因為利益,歷史證明在歷史變革當中,統治者最好是有華盛頓的理念,如果沒有華盛頓的理念,應當至少也要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感。如果既沒有華盛頓的理念,也沒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感,這個事情可就麻煩了。

盡管是如此說,我還是不太相信這樣的可能性,這種現實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呢?我再介紹一個人的看法,這個人叫馮勝平。我和他也不認識,但是他很有意思,十八大之后他給習近平寫了好幾封公開信,討論變革的可能性。

這段話主要是說既得利益集團比任何人都更期待憲政,我們腦子里好像一下子不容易轉過彎來,說這些年反對憲政不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嗎?我們看看馮勝平分析的道路。

馮勝平認為,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猶如三百年前的英國貴族,他們既有公權,又有特權,唯獨沒有安全:皇帝能剝奪他們的財產,暴民能剝奪他們的生命。通過光榮革命,英國貴族放棄一部分公權,保留一部分特權,換取了財產和人身的安全。

同樣,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們做裸官,做噩夢:共產黨在,他們不安全,隨時可能被"雙規"、被查辦;共產黨不在,他們更不安全,暴民會清算他們--"民主之后掛路燈"。無時不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比中國社會中任何人都更期待憲政。

前一段時間我寫了一個微博,代表我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看法。我認為,盡管社會力量在生長,但客觀說,到目前為止影響中國社會進程的最主要力量還是權勢者。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的演變。權勢者通過什么因素來影響社會進程的呢?大體上和前面的圖也有關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八十年代是一種理念,那個時候的一代領導人,社會中有一點影響力、有一點權勢的這些人,當時有一個朝向現代化的理念,說我們這個社會落后這么多年了,得朝現代的方向走,這樣一種理念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八十年代社會的變革。八十年代為什么會成為那樣的一個時代?

和八十年代當時的權勢者,能夠主導社會的這些人,他們的理念有直接的關系。

但是從九十年代開始,到現在這二十年,這個社會為什么走到今天這個德性?實際上這二十年我覺得也是權勢者在影響這個社會。這二十年的貪婪,可以說使得中國社會變成了今天中國社會這樣的德性,但是我覺得這一段也結束了,不是說它不會貪婪,但是它會有比貪婪份量更重要的東西在影響著未來,這就是他們的恐懼感,就是他們的不安全感。

原來權貴抱團的那段時間,雖然他們也會有不安全感,但是主要是來自外部,所以為什么要維穩,就是因為有不安全感。那時候他至少內部是抱團的,你關照我、我也不防礙你,大家共同維護既得利益。可是這一年多的時間,客觀來說,反腐也好,改革也好,將這些東西打破了。

說得更現實一些,現在權勢本身處于很強的不安全的感覺,它有一個很強的不安全感。甚至康師傅這個事出來之后,人們意識到哪怕你在任的時候,就是平安著陸了,現在看也不行了,現在這個不安全感已經是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強烈。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歷史的契機,八十年代的時候因為它意識到落后,有一個理念,推動了改革。過去二十年,貪婪造成了對社會財富的掠奪,這個不安全感將來怎么處理,在很大程度上將是影響著中國未來社會變化和社會走向的重要因素。

當然我不是說社會的力量不起作用了,社會力量很重要,但是我現在討論的不是這個,而且從現實角度來說應當是權勢者做什么樣的選擇非常重要。

不利的因素是現在有一個麻煩,有一個全球化的過程,有人說不安全,不安全可以逃到國外,這應當說是一個不利的因素。但是我覺得可能說不定也會有另外的一個思路,那就看中國的權勢者有沒有一點層次、有沒有一點出息了。

假如說有一點層次、有一點出息的話,也說不定可能可以往另外一個方面想,各方做一點妥協,最后商量出一個規則來,用這個規則來保護整個社會,包括他們自己的安全感。假如是這樣,我覺得是社會變革的現實契機,今后中國法治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是真正的法治,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各位可以想,這個法治怎么理解都行。

我們知道法治、法制,但是我今天沒有時間說了。如果不是一種社會合力來推動的法治,最后很可能變成不是依法治國,而是以刑治國,無論什么事都跟你弄一個法律的罪名。

改革需要反扭曲機制

第四個方面的大問題,以更高的立意推進下一步的改革。

2006年,我寫的一篇文章提出的四個問題,也就是說這場改革缺乏高度的共識,其實還不僅僅是如此,這場改革老實說條件不是很好,剛才說缺少整個社會的共識,也面臨著巨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集團,這次改革的體制目標很模糊,這和上一場改革不一樣。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60條,單獨拿出哪一條都可以說很清楚很明白,但是這60條加在一塊,究竟要建立什么樣的體制,通過這個改革,大家腦子里有清楚的答案嗎?沒有。

上一輪改革雖然也是跌跌撞撞走過來,而且不同程度有不同的提法,但是人們內心有一個東西是比較明確的,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但是我要問你這一輪改革要建立什么樣的體制,很模糊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還說不清楚呢,再加上中國特色,那究竟是什么?

體制目標很模糊的,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明確的體制目標,就很難凝聚動力。在這場改革中如何形成新的機制,保證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走,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八年前的這篇文章當時講了四點,簡單提一下。

第一,需要一種對改革進行綜合協調的高層次的機構。現在這次解決了問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加強公眾對改革的參與。第三,適時地轉變改革推進的策略。第四,形成改革措施實施過程中的反扭曲機制。政策制定的時候就要考慮到有被扭曲的可能性,并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矯正對改革的扭曲。這是八年前我所講的幾句話,不知道各位聽了有什么樣的感覺,是不是覺得很抽象?但是我想說這句話最重要。我現在就想說說這句話,因為上一輪改革最后問題就出在這幾句話上,這一輪改革如果將來再出問題的話,還不是別的地方,還是這幾個地方。

今年春節前的一天,當時在一個聯歡會上我講了一番話,前一段時間這一番話在微博微信上也傳得很熱。當時我最主要想說的意思,其實就是一句話,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還沒有真正到來。

這幾年我們都在講既得利益集團是這次改革最大的阻力,我們也是比較早、比較系統講這個問題的,2012年1月我們就發表了3萬多字的報告,專門講這個問題,對不對呢?肯定是對的。

在改革的啟動上,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也不能過份夸大化,我覺得兩個原因。這次上面啟動改革的策略是對的,就是先打兩個耳光過去,先打得你暈頭轉向再說。仔細琢磨琢磨既得利益集團也是一幫慫人,他們誰都不想出這個頭,誰出這個頭誰倒霉。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不能忽視,但是也不能任意的夸大。

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真正的挑戰是在什么時候呢?我想就是在將來,是在改革啟動之后,它很可能真得不反這個改革了,他說不定要求改革要求得比我們還積極了,因為它看到機會了,它可以將改革的口號和措施接過去,然后變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機會,甚至像上一輪改革最后那一段時間,將改革變為掠奪社會財富和民眾財富的過程,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事可就麻煩了。

上一輪改革最后出現問題就是出現在這里,就在2005年我寫過一篇文章,9年前,我說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滅,改革的動力已經基本喪失,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改革已經形成掠奪財富的競爭。

對改革共識的討論,最早就是從這兒來的,這篇文章發表之后,我國也有一位長期主持改革政策制定的老領導批評我,他說你話不能這么說,中國改革是有問題,但是之所以有這些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是失誤造成的。如果照你這么說問題就麻煩了。我跟他關系還比較熟悉,說話也比較隨便,我說我不同意失誤,如果是失誤,結果應當是隨機的,什么是隨機呢?

最簡單說這次你得好處我得壞處,下次你得壞處我得好處。但是如果每次都是你得好處、每次都是我得壞處,怎么說是失誤呢?當然他年齡比我大不少,后面這句話沒有好意思當面說。但是意思很明白,如果是這樣就不是失誤,不是失誤,就是扭曲改革的現象已經出現,這背后就是既得利益集團。

上一輪改革最后問題就是出在這里,這一輪改革將來如果再出現問題,我覺得還是在這里。今年1月份我當時就在說,春節前后我在說一句話,我說這次改革決定的60條,條條是通向善治路,條條是通向惡治路。如果這60條弄好,哪一條都可以解決中國社會大問題,如果哪一條弄不好,被既得利益集團接過去,扭曲變形,將來就是巨大陷阱。

在這個情況下建立新機制,保證改革順利進行,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機制最重要就是兩點,一個是透明,一個是民眾的參與。透明不用多說了,在一個利益的時代沒有民眾的參與,改革要想不出問題很難。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是一個空白,我覺得這是這場改革將來最大的隱患之所在。

而且現在看來還不是這樣的思路,現在的思路好像是說我將權力集中起來,我強化中央的權威,我用中央的權威壓住既得利益集團,這有沒有道理呢?從現實情況來說有道理,而且我也相信有的人這么想也是真誠的,但是問題是靠譜嗎?壓不住怎么辦?假如說壓不住,中間再出現反復、出現反彈,會怎么樣呢?現在已經開始出現了。

1月份當時我就說了一句話,我說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改革有可能出現膠著期,包括大面積的怠工有可能出現,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苗頭了。再退一步來說,上一輪改革最后那段時間也是改不動,也不想改了,大家同流合污,共同搶老百姓這點東西吧,怎么辦。這一輪改革中能不能建立機制,保證民眾的參與,保證老百姓在改革中的話語權,很大程度上決定改革的成敗。

(本文為作者在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的演講稿,有刪節。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孫立平。)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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