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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勛:第一個孤獨是以愛之名的捆縛與被捆縛
蔣勛:第一個孤獨是以愛之名的捆縛與被捆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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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注重倫理,所以會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母在、不遠游”這樣的句子。臺灣文學家蔣勛近日在中歐EMBA人文藝術講座上稱:“母愛有時候也是一種暴力,盡管我和我的媽媽很親,但母愛有的時候真是暴力,因為她不知道這個愛對于一個青少年來說是多大的負担。”

蔣勛的演講題目為“孤獨六講”,他認為人生的第一個孤獨就是“倫理孤獨”,以愛的名義捆縛與被捆縛。他不主張消除孤獨,而是講如何完成孤獨,如何給予孤獨,如何尊重孤獨。

2014年10月16日,中歐國際商學院EMBA人文藝術系列講座上,蔣勛談“孤獨”。


走出家庭,第二次剪斷臍帶

倫理是華人最熟的,因為我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們好像很少談個人的價值,我們總是談個人在一個大的群體里的價值,所以會覺得如果我只有在群體里有價值,那我個人存在的意義在哪里?我覺得自己在青少年時代是很叛逆的小孩,喜歡躲在一個角落里自己讀自己的書,那些書基本上是不準你看的,連《紅樓夢》都不準你看,后來我知道其實我父母不準我讀紅樓,是因為自古有句話叫“少不讀紅樓”,《紅樓夢》大概就在講青春期的事,然后我就躲在棉被里用手電筒照著《紅樓夢》看。不知道為什么覺得這本書跟自己那么靠近,它講12歲、13歲身體發育,身體有一種恐懼,不曉得這種變化是從何而來,其實是沒有答案的,可是你不能跟父母講,也沒有辦法在學校里跟老師講,現在也許好一點點,那個時候的教育很保守,根本沒有機會跟一個比你年長的人談論你自己身體上的很多困惑、焦慮。所以那時候幫助我最大的就是書。

我躲在房間里看《紅樓夢》的時候還要戰戰兢兢,因為怕爸爸看到。其實他后來看到我說,我沒有反對你讀《紅樓夢》,你的功課因為讀《紅樓夢》變得一塌糊涂,也是事實。他一直覺得我原來在學校的功課很好,可是因為讀了這些小說,慢慢學校的功課就退步了。可是我想今天的父母也未必沒有這個壓力,好像希望這個孩子接受社會給他的一個安排,學校里做一個好學生是多么重要的事,那個好學生的標準其實就是第一名、第二名。

我印象里很長一段時間沒見到爸爸,因為他工作很忙,見到他,他一定問說,這個月考第幾名?我就說第二名,他一定是說,為什么不考第一?我忽然覺得很有趣,在父親走了之后我在想,他跟孩子對話的語言其實是一個很固定的模式,如果我考了第一名,不曉得他會講什么,他永遠覺得你目前做得不夠,你應該做得更好。

那時母親和父親的角色不太一樣,我媽媽沒事就敲門,我知道她很担心,她不知道我一個在房間里干什么,說你會不會不舒服,要不要吃點藥,我說沒事,我的臉一定很臭地把門關了。過一會兒她又來了,說:“我燉了雞湯,要不要喝一點?”。大概一天會很多次,所以我在《孤獨六講》里面有一句話“母愛有時候也是一種暴力。”

其實我跟我母親很親很親,可是我不知道為什么在青少年的時候我在日記里真的寫了這句話——“母愛有的時候真是暴力。”我覺得人有兩次臍帶的剪斷,大概第一次是出生的時候,第二次是你發育的時候,我希望跟母親脫離一個關系,因為只有脫離才能證明我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到底是什么。現在當然自己到了這個年紀,我跟學生相處,我也知道愛大概是給對方最大的自由,如何去祝福他走得更遠。

我曾經看到有一種青楓,日本的楓樹,大概這個季節快要紅了,青楓的種子有兩個翅膀,我看到以后很感動,我覺得在大自然里,一個母體的樹它結了種子,它是祝福這個種子能夠飛得很遠,所以送它一對翅膀。因為如果這個種子落在母體的樹腳下是長不成大樹的。

可是又覺得很殘忍,我怎么跟這么愛我的母親講這句話——我要離你很遠。所以在25歲離開臺灣到巴黎去的時候,我心里覺得興奮得不得了,覺得整個人都飛起來了,因為爸爸媽媽,六個兄弟姐妹,一大堆的阿姨、嬸嬸、伯父、叔叔,那個家庭聚會是我最頭疼的事情,當然現在這種家族也越來越少了。在臺灣,家族又很愛聚會,每次聚會我就覺得很虛偽,大人在那里一直讓,12個人一桌,讓來讓去都坐不來,我看了就很煩,那個時候我已經很叛逆,我就一屁股坐下去,回去當然是被痛打一頓。因為我爸爸跟我說,你知道嗎,每個人都知道坐在哪里,他們是故意在讓。我聽了好奇怪,為什么他們要故意讓,我想儒家的家族關系在測試你有沒有教養,你懂不懂禮貌,人們可以半個小時坐不下來。我現在跟學生出去,他們一屁股就坐下來,我覺得又好像悵然若失。我的意思是說,人總是兩難,不知道我們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

那時候我開始希望自己有一個很孤獨的時刻,甚至讀大學的時候會跑到廟里住很長的時間,我媽媽嚇壞了,因為你到廟里去住,去掛單,捐一點錢給廟里,它就會寄他們的通知給你,上面就寫蔣勛居士,我媽媽看到居士就覺得我已經出家了,我跟她說我還早得很,我說我六根不凈,還不能立刻出家。


不依賴朋友,行走中感受孤獨

我到巴黎以后發現同齡的青年朋友好像沒有跟家里有這些沖突或者困擾。我忽然發現,他們可能13歲、14歲背著一個背包就出走了,但我不敢走出去,因為家里告訴你,你走出去就是危險,尤其我父母是戰亂的那一代,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們的心情。

那個時候我的法國朋友跟我說,法國流行站在路邊搭便車,我常常看,也很羨慕,但是我不敢做這件事。法國朋友說,他們13歲就開始跑遍整個歐洲,身上一毛錢都沒有,我忽然發現華人的安全感跟我認識的這些朋友的安全感距離那么大。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開車帶我去法國的東南邊,靠近阿爾卑斯山的地方,叫白山,因為終年積雪不化,他們把我帶到這個地方,這地方是通向意大利的通道,他們說我們把你丟在這里,你今天就往意大利走,因為我跟他們講了很多次我多么想去意大利。他們走了以后,我簡直是心亂如麻,我第一次意識到一個文化在你身上的包袱是你意識不到的,我一直覺得我叛逆,我想尋找我自己的孤獨,其實我沒有辦法走出去,然后緊張得不得了,有一部車停在我面前,我拉開門立刻就鉆進去,因為五點鐘了,入夜后我大概會在山里被凍死,我想到的全是壞事,我兩個朋友其實沒有走,他們躲著遠遠地在看。

一個月以后我回到巴黎,他們說其實那樣很危險,因為你至少要看看這個人是什么長相,來者善還是不善。我上車才發現這是一個意大利威尼斯人,在瑞士工作,所以他每個周末都回他威尼斯的家,他已經喝醉了,開著車在阿爾卑斯的山路上一路唱歌曲,可是很奇怪,反而那個時候坐上去,我忽然覺得“豁達”這兩個字好美,其實豁達就是把你放在邊緣的臨界,你大概就豁達了。

其實所有的害怕和恐懼都在想象中,一旦跨出那一步以后,那個恐懼忽然不見了,我也跟他唱歌,我也不會唱,就跟著他哼,他就很興奮,還請我吃了一個晚飯,我們聊得很好。他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威尼斯,我忽然很大膽地說我不要,我說要到米蘭,要看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達芬奇那張百年前的壁畫,已經殘破不堪,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修那張畫。他說:“好,我把你放在米蘭,因為米蘭是很大的城市,我進去出來大概要很久,我就把你放在高速公路上,你自己走進去。”我說:“好啊。”我就下了車,背著一個背包就走了。那個時候我們很喜歡唱一首英文歌《離家五百里》,然后我就開始唱那個歌,忽然覺得好快樂,就是所有原來捆綁你的不只是家族的關系,還有朋友的關系,社區的關系,全部不見了,就是你一個人,然后拿著一個青年旅館的地址開始走,因為那個人開車之前指著那片燈光說,那就是米蘭,就像今天你在上海的邊緣,有人把你放下來,說那就是上海,就往那邊走。

我跟很多朋友和學生講,一個人年輕的時候一定要做一次這種事。

后來臺灣有一個流浪者計劃,每年鼓勵年輕人去他想去的地方。我有一個學生后來就去西藏騎了三個月的單車,我一直覺得那個東西很可能是我自己身上一直缺乏的,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談一談,孤獨這個字在我們身上發生了多大的影響,在西方,孤獨的意義又是什么?


孤獨的意義是什么

我想從“孤獨”兩個字的字源來講,大家一定很熟悉《禮運大同篇》,這是儒家最喜歡的經典,孫中山認為是人類大同世界最偉大的一個理想,就是鰥、寡、孤、獨、廢、疾六種社會里面的人,最后都有人照顧,孫中山革命的時候一直把這個當成一個最高的理想。我們小時候考試都考這個東西,但是也搞不清楚里面講什么。鰥,這個字我們現在比較不熟了,就是太太去世以后的單身的男子,就叫鰥夫。寡,大家一定很熟,就是寡婦,丈夫去世以后,這個妻子叫寡婦。

為什么寡婦這個字我們很熟,為什么鰥夫我們很少聽到,文字本身有社會的含義在里面,因為我們上千年的父權社會,男性可以再續弦的,女性要等貞節牌坊,所以最后寡婦很多,鰥夫很少。接下來看“孤”和“獨”,“孤”這個字我們現在也常用,就是孤兒,“獨”是沒有年輕人照顧的老人,叫獨居老人,像臺灣有一些專門照顧獨居老人的社會組織。

如果從《禮運大同篇》的孤和獨出來,其實有很可憐的含義,在漢字里我們想到這兩個字的時候有一點荒涼,有一點悲哀,有一點感傷。因為華人認為,不管你年輕還是老,你應該被照顧,應該在一個大的家族,一個很和睦的家族,孤獨是不好的。廢疾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殘障,身體的殘障,生病的人。所以孫中山在他的革命里講到鰥寡孤獨廢疾,講到《禮運大同篇》曾經在數千年前是華人社會這么偉大的理想,西方社會就在往這個理想走,就是福利國的概念,我們納稅,其實我們有很多稅在幫助孤兒院的人,或者獨居老人,或者殘障的朋友,所以它是一個很偉大的理想。你從這個字意來講,孤和獨被照顧到,沒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先把這個部分拿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獨居老人的問題在全世界都是越來越棘手的問題,日本的獨居老人問題嚴重,臺灣非常嚴重,大家已經在警告,再過多少年,2020年,一個年輕人要養多少個獨居老人,問題已經變成社會福利中非常大的壓力。

臺灣已過世的王永慶先生,他在林口設了養生村,他是很有遠見的,早就發現社會的老齡化問題,因為年輕人無法照顧這些老人,他很早就做了養生村。我有一個很敬重的前輩,寫了《巨流河》的齊邦媛老師,我去養生村看她幾次,她在那里好快樂,跟我想象中的獨居老人的養生村完全不一樣,我總覺得那個地方很荒涼,因為我在西方也去過老人院,她有一點不同,她很開心,她就跟我說,你們這一代不了解,因為她現在近90了,她說:“我們那一代的女性沒有自己。”

我說:“怎么解釋?”她說:“我是臺大教授,我一輩子在臺大教書,一直到退休,我連我自己的書房都沒有。”這個真的讓我嚇了一跳,她沒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她所有的生活都是丈夫和孩子,其實我后來想,我的母親也是這樣。所以我想這里面也可以看到她后來住在那個養生村是多么開心,寫出她偉大的《巨流河》著作,因為她終于有一個書桌了,然后有一個自己不被打擾的空間。

我一方面講“孤獨”這兩個字,一方面我們不妨從現實社會里找出一些實例幫助我們解答,人對人的關心應該如何達到平衡?關心、愛都沒有錯,可是如何適度的問題,我想尤其在華人的倫理社會。

在《孤獨六講》里面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講“倫理孤獨”,倫理是儒家文化最擅長的,孔子幾乎一生都在講人與人的關系,甚至我在小學的時候我讀到的孔子哲學里最重要的一個字——“仁”,他的解讀是,因為“仁”是人字邊加一個二,就是人對人好叫做“仁”。可是我后來在臺灣碰到一位清朝的禮親王毓老師,他對這個字的解讀很不一樣,他說現實的瓜子仁就是“仁”,我嚇了一大跳,因為這是種子發芽的部分,如果我們把“仁”解讀成種子發芽的過程,杏仁的仁,瓜子仁的仁,它就是大自然要發生生命的部位,所以孔子喜歡的“仁”到底是另外一個仁,還是還原到大自然植物界種子發芽的生命的部分。

莊子其實對孔子這樣的仁有很多批判,大家知道他講的最動人的故事-,兩條魚都被吊起來快死之前,彼此吐口水,去濕潤對方,相濡以沫,他認為那是很悲哀的事。他說“何不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江湖,相對來講是一種孤獨感。我在一個大河里,你在江湖里,你游你的,我游我的,相忘于江湖。所以莊子跟儒家對待人與人的關系就不太一樣,所以從倫理孤獨來講,儒家后來環環相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把人放進這個框架里去,你離開這個框架,你找不到這個價值。

《紅樓夢》的講法最明顯,因為他(賈寶玉)永遠怕他爸爸,他爸爸跟我父親也差不多,老是問第一名、第二名的問題,《紅樓夢》那時候我讀到最感動的一件事情是,這個小孩一歲時要抓周,周歲那天,家長在桌子上擺滿了東西讓他去抓,他爸爸當時希望他抓官印,因為他們是做官的家庭,至少抓毛筆,將來考科舉,抓書都好,這個小男孩爬來爬去,什么都不抓,抓了女人頭上的胭脂、釵、環,爸爸拂袖而去,將來色鬼無疑。我覺得很可怕的事情,一個孩子一歲就被決定了,所以他爸爸從來不喜歡這個孩子。

我最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可不可以不要去測試一歲孩子未來的指向,或者說,如果你測試,你至少心性寬厚一點,如果他抓了釵、環、胭脂,在今天的社會做一個美妝師、發型設計師,好像也沒什么不好。

臺灣現在還有這個習慣,對孩子的限制,甚至以愛之名,大概在罵孩子的時候說,我愛你我才罵你。我不曉得,愛是不是可以建立在一個人與人平等的基礎上。我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后來移民到加拿大,他們會罵孩子說,你再這么頑皮,我要把你打死。沒多久,社會福利局的人就來敲門,因為小孩子每天在看電視,上面有電話,如果有家庭暴力,可以打電話,然后那個親戚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覺得自己好可憐。你要知道孩子已經接受了一個觀念,他是公民,你不能以父母的愛的名義去打一個公民,我相信華人社會還在反思這一類的問題。

在臺灣這幾年我們都發現,家族共犯結構非常嚴重,如果在西方以法制的觀念建立的話,它不會有這么嚴重的家族共犯,或者是父子,或者是兄弟,你碰到一連串作惡的事情,幾乎都是家族共犯,而這東西始終都破不了。

我也在思考,儒家一直口口聲聲講的倫理到底是什么,當它面對這么現實的利益的時候,那個倫理是可以不顧的,我親眼看到母子兩個人,一個臺灣最有名的公司上了法庭,簡直撕破臉。這個故事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如果以西方來講,建立在個體的、獨立的公民權上,它的家族,這個共犯的形式比較不容易形成,我不能說完全沒有,可是它會比較防范這個部分,所以我們在這里可以一直分析到兩個不同的社會,它最后導向的東西不同,我們不在這里立刻下結論,因為我覺得每一個社會都不是絕對完美的,他一定需要我們去思考和平衡。剛好我們在華人社會,因為它在轉型過程,所以華人的社會不管是臺灣、香港、中國大陸,還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人社區,其實結構也不完全相同,改變的歷程也不一樣,所以要有更多的耐心去讓這個傳統的包袱過渡到現代社會,我們講的法制社會里,它至少有一個轉型的過程,我相信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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