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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我是一個疼痛的人
畢飛宇:我是一個疼痛的人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畢飛宇,男,1964年1月生,江蘇興化人。著名作家、南京大學教授、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87年畢業于揚州師范學院(現揚州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代表作有:《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畢飛宇經典代表作5折包郵,點擊文末“閱讀原文”限時搶購!


大多數時候,畢飛宇是不寫作的。如果要寫,他會在9點左右起床,然后磨蹭,吃飯,做咖啡,或者泡茶,抽煙,感覺到自己“寧靜而通暢”了,開工,再不停頓,一口氣寫到下午三四點,去外面吃“午飯”。吃完飯翻翻書,太太回家了,孩子放學了,日常生活也就開始了。


他生活規律、簡單,“沒怪癖”,惟一折騰的是運動。7點去健身中心,“和朋友們鬼混,每天都要出一身臭汗”。他踢了很久的足球,但足球需要的人太多,不好辦,轉向了器械。現在主要項目是乒乓球,一大群球友,每天都要賭球,輸了的做俯臥撐,實在做不動就去買飲料來抵債。當然,斗嘴也很重要。他和球友差不多每天都要吵,偶爾還飆臟話。最愉快的是沖澡的時光,“一大堆男人光著身子斗嘴,輸了球,一定要用嘴贏回來,很享受的。”


他的頭發有些桀驁不馴,似乎總要“沖冠”,后來索性剃光,眉眼才“順暢”了一些。有人看他英氣挺拔,戲稱之曰“色藝雙全”。有傳言說,他發現媒體提及他的長相很生氣,還對記者發過脾氣,覺得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讓人討論長相“很不體面”。由于他的堅持,他終于沒有以“美男作家”的惡名行世。


剛剛結婚時,冰箱離他的寫字臺只有30厘米,又熱又響;餐桌離他只有一米多,太太在餐桌邊和客人說話,他寫他的,“只要我想寫,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寫作雖辛苦,但已是神仙的日子。天是天,地是地,凱撒的歸凱撒,我的歸我。”


他家里沒有音響,沒有唱片,“我這樣一個樂盲,居然寫過《那個夏季那個秋天》,關于一個歌手,很爛的東西;我也是京戲盲,我寫了《青衣》,不是很爛。”他藝高人膽大,寫《那個》的時候所有的儲備是一本《聲樂教程》,而寫《青衣》的資本是《京劇知識一百問》。


他的小說《上海往事》被張藝謀拍成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編劇也是他。中篇小說《青衣》,被顧長衛和康紅雷先后看中。他年齡與余華、格非、蘇童相仿,他們年少成名時,他還是個“無法判斷什么是新聞”的記者,是更晚一撥的作家,結果成了獲獎專業戶,頗有大器晚成的意味。《哺乳期的女人》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青衣》、《玉米》獲中國小說學會獎、馮牧文學獎,《玉米》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今年4月,他拒絕了“華語傳媒年度小說家獎”,未對媒體解釋個中原委。


他是懷疑主義者,因為骨子里的“不相信”,但他要求自己相信,“相信比懷疑好”。這樣的暗示似乎有了點結果,他能與生活和平相處了,作品“暖和”一些了。“這樣可能導致平庸,也可能導向開闊。”


原始的鄉村和沉默的父親


1964年,畢飛宇出生在蘇北蒼凉的鄉村。“我來到世界的時候,那個平原很原始,幾乎沒有文明的跡象。”他有些躊躇,“我都9歲了,夏天還光著屁股。我們一個班的男同學都光著屁股,女同學們都覺得很自然。它的經濟狀況和文明程度都是一目了然的。”——這是現實。


現實逼近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些超現實的意味——“你能聞到冰的氣味么?我能;你和月亮賽跑過么?我賽跑過,而且從沒輸過,當然我也沒贏過;你能在水里睡午覺么?我能,隨波逐流的睡眠妙不可言,一覺醒來,你要用很長時間確定自己死了還是活著。一場雨、一陣陽光,大地就面目全非,連空氣的性質都跟著變化。和植物一起成長的是動物,我10歲前就是動物。這樣的感受在童年如果失去了,讀一輩子書都弄不明白。”


他認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來自父親。父親悲觀、凝重、善于冥想。“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心懷祖國,二是放眼世界。家里沒米了,也要把《參考消息》放在膝蓋上,對著天邊的晚霞憂心忡忡。吃了一輩子苦,受了一輩子屈辱,一事無成,最終成全的卻是我。”


父親曾經是個養子,那戶人家姓陸,由于“運動”,父親姓了“畢”。從這個意義上說,畢飛宇是個丟了姓氏的、“無根”的人。“無根的人總渴望把根扎在天上”,也許恰好是因為這樣,他的小說有了某些夢幻的氣質。


年輕時沒有能力與父親對話。直到父親平反,父子倆在“藏污納垢”的旅館里住了一年,也常常相對無言。這一代中國作家似乎一直在探索父與子的關系。據說,直到他成為作家,父親對他也常常持保留態度。父親是現實的,希望他成為一個對世界有用的人,而寫小說“沒什么用”。畢飛宇覺得,自己“并沒什么用”,他的小說反而可能“有點用”。


1983年,畢飛宇就讀揚州師范學院。一進大學,他立刻發現師哥師姐們差不多都是詩人了。他很著急,自己怎么可以不是詩人呢?幸運的是他第一首詩居然就讓他在學校里“成名”了。到一年級下學期,幾個高年級的師哥、師姐成立了詩社,因為關系擺不平,他倒被推選為社長。他頓時覺得生活無限美好,每天夜里躺在床上“找句子”。為了和詩人身份匹配,他留起了長頭發,病歪歪地驕傲著,很有派頭。對自己期望巨大——是“告訴世界,我來了”的心態,詩寫得卻像“一堆屎”。


這些女性是我10年的生命


真正寫小說應該從1987年秋天算起。那一年畢飛宇23歲,大學畢業了,來到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校教書。


他是苦悶的。因為和一群音樂老師廝混在一起,他忽然特別渴望搞音樂,認準了自己有音樂天分,蠢蠢欲動,到底還是拜了師。“老師是個女高音,只比我大幾歲,是我的同事,對我極為嚴厲。練了一年聲,總是挨罵,現在回過頭來看,她可能是想用這種方式把我打發走。”


最終還是順從了本能,寫作。“情感是我寫作的重要動因。我把沒有具體對象的情感叫做無用的情感。”畢飛宇情感豐富,作為一個男人,他有時為自己“不好意思”,并慶幸自己是個寫作的人,“如果我是一個軍人、一個臥底、一個法官、一個機關干部,我想我會很麻煩。”


與本人過多的“無用的情感”相比,他的作品倒恰恰是克制的,太多情感會使小說“不好看”,他認為克制會讓作品有“更好的氣質”。


他喜歡和陌生人說話,這時候他一掃拘謹,像見到多年不見的朋友。他心懷感激,他說他總是遇上信任他的人,毫無道理地,那些人就會告訴他許多心中的秘密。


過去10年,他的成就大多體現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以至于有人開他玩笑,說他是一個“女作家”。“這些女性就是我10年的生命。《青衣》里的筱艷秋和《玉米》里的玉米更飽滿一些,是兩個極端。但筱艷秋和玉米恰恰是我不喜愛的兩個人,我寫她們的時候幾乎在和她們搏斗。”朝夕相處,他很憐惜她們,試圖擁抱她們,但沒有成功。《青衣》寫了30天,《玉米》40天,寫得匆忙,“想早點離開她們”。他其實很心疼《玉米》里的“柳粉香”,也就是“有慶家的”,被生活脅迫的、屈服的“浪蕩”女人。她并非“女一號”,卻寄托了他的愛,就像一個秘密一樣。


500萬盲人被社會回避了


人物周刊:批評家李敬澤說,《平原》所揭示的是“身體”——不是享樂和消費的身體,而是被重重權力捆縛、屬于中國鄉村的身體。《玉米》、《平原》,寫的都是鄉村,你說過其實沒有人真正關心農民?


畢飛宇:在中國,直到現在,農民依然不是一種職業,而是文化身份,這是很成問題的。中國農民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你什么時候看見我們的農民為自己的身份做出過努力?農民爭取的大多還是利益,就是利益也很少得到保證。而在西方人們一直在爭取身份平等。有價值的東西一定是要爭取來的,禮物從來不可靠,它依賴節日。你自己不去爭取,誰會真的關心你?


人物周刊:你的題材非常寬廣:村莊、城市、工廠、軍人、盲人……但你自己說,現在為止,“只寫了一個關于‘疼痛’的故事,只不過這個故事有不同的名字罷了”。你的疼痛感從何而來?


畢飛宇:我是從小村莊到小鎮、縣城、小城市、大城市,這樣走過來的。老實說,題材是很寬,但我還是有底的。疼痛首先是氣質,然后才是身心。我是一個疼痛的人,這不需要形而下的依據。


我沒遇上什么挫折,也沒經歷大的天災人禍,是平平安安長大的。“文革”對我也沒有直接影響,“文革”開始時我才兩歲,能知道什么?但我就是要寫,不寫就不安,渴望寫出“文革”時我們的“疼”。這種精神背景下寫了《玉米》和《平原》。1999年,所謂的世紀末焦慮來到時,我腦子里無緣無故有了一雙手,10個指頭,慢慢變得柔長、骨感、神經質,想抓,卻一直是空的,如果把它們摁在墻上,必然會出現指甲痕。這雙手,只能是青衣的,加上一些意外的緣由,《青衣》就這么來了。寫小說需要理由,但具體的理由往往不可靠,可靠的理由往往是空穴來風。不著邊際的疼就是我的理由。


人物周刊:新作《推拿》里,你寫了“沒有光”的盲人。


畢飛宇:在《推拿》里我只想單純展示盲人,展示盲人的生活,展示盲人的人際。如果你了解盲人,你會發現,盲人其實是被我們整個社會回避了的。在中國有500萬盲人,相當于歐洲一個小國家,一個“小國家”被回避了,這是多恐怖的事!


人物周刊:你怎么處理小說和現實的關系?


畢飛宇:我不喜歡把現實和小說直接對接,我喜歡迂回,我追求的不是現實,是現實感。我一直認為現實感是比現實更高級的東西,在精神上比現實要真實得多。現實太局限了,現實感卻是廣博的。


人物周刊:小說家如何才能使作品不只是文字的堆砌?小說有沒有可能成為思想資源、社會文獻?


畢飛宇: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中國作家,包括我,學養上有嚴重的欠缺。天才可以成就好作家,但是,沒有一個大作家沒有深厚的學養。作家最重要的是學習,只有學習能挽救自己。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沒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作家,其寫作將會越來越難。我一直在學習,卻還感覺跟不上。


我們的文化形態越來越粗鄙


人物周刊:你說你“癡迷一樣東西:害羞。害羞的底子不是害羞,是珍惜”。


畢飛宇:從社會層面來說害羞是一種障礙,但從美學上來說,它又是吸引人的。比起許多別的情感,害羞復雜得多。從害羞入手我們可以考察許多東西:性別、年紀、歷練、天性、處境、即時的身心狀況……害羞是顆洋蔥,經得起剝,剝的時候你也許飽含熱淚。往后退,害羞可以變成深邃的內心活動,可以變成小說的開闊地;往前推,還可以成為一種暴力,即惱羞成怒。


東方文化是恥感文化,含蓄、害羞,可在當今中國,害羞越來越稀有了。我們的文化形態越來越粗鄙,語言越來越粗鄙。與此同時,羞恥感已不再能調節我們的內心與行為,我們民間的英雄模式,是不知羞恥和無所顧忌。


現在什么都可以粗鄙,包括愛情、性。我不反對用更開放的心態面對性,但性的背后是人,珍惜性也就是珍惜人。而我如此在意害羞,意思就是:我們還是要回到內心來,多些緬想,多些珍惜。2001年,我寫《玉米》時,就力圖寫一篇害羞的贊美詩,可惜,我寫成了另外一個東西。


人物周刊:你說“床比天大”,“性有時候所包含的意義真是出乎我們的想象”,這話又怎么講?


畢飛宇:性有可能是開始,也有可能成為終結,它的涵義有多么廣闊,怎么估計都不過分。我不是弗洛伊德主義者,我只是尊重常識。


我描寫性的時候相當節制,我抱著審慎的態度,我知道性有多難寫。性太日常了,你不可能通過“想象”去蒙人,沒有一個成年人不是行家。性的差異又極大,如果性是哈姆萊特,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萊特。許多作品運轉得好好的,一上床,沒光彩了。如果《水滸》里的108個好漢都喜歡做愛,我估計施耐庵寫不動。你總不能“寬衣解帶、云翻雨覆”120回吧。施耐庵很聰明,他讓好漢們都不好色,輕而易舉就把一個巨大的問題回避掉了。其實,哪有英雄不好色的?


人物周刊:在一次座談會上,你提到在特定環境中理想主義是“有罪的”,為什么?


畢飛宇:我是1964年生的,我們這一代人都遭受過理想主義的摧殘,讀大學的4年里,價值觀經歷過艱難的轉換。成年之后,我對理想主義的警惕是本能的。有人振臂一呼,馬上就有千千萬萬人熱血沸騰,我們其實很容易成為“買拐”的人,“大忽悠”無所不在,面目多種多樣,所以擁有常識無比重要。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是一個會生活的人,尊重常識理性,使之成為一種能力。使常識理性落實到具體的生活中,在中國依然需要一個漫長過程。


人物周刊:有人說這是一個不重視內心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當代作家往往為失敗感所籠罩,你可有類似感覺?或者你更樂觀些?


畢飛宇:我樂觀。我有一個歷史觀:我們的歷史是還債的歷史。我們后來的生活都是在為先前的生活還債。這是中國史的不幸。當代中國人如此不重視內心,原因是我們太注重物質。但物質是無罪的。許多作家和知識分子指責物質,指責商品經濟,這沒有道理。我們是從物質匱乏時代過來的,現在如此偏執地在意物質,這是歷史在讓我們還債。“冤有頭,債有主”,我希望我們能早一點擺脫“還債史”。我們喜歡躲債,其實躲不掉的。上一代人還了,下一代人能輕松一點,這需要勇氣和能力。


(張莉、張瑩瑩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記者 吳虹飛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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