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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份遺囑和它們的最后驛站
7000份遺囑和它們的最后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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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296期特別報道


秘密總被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陳凱提著一只帶鎖的手提箱,皮鞋擊打地面的聲響,不斷在空曠的房間里回蕩。


在北京順義的這座整日燈火通明的建筑里,37歲的青年律師穿過一條十幾米長的走廊,穿過一列列矗立著的雙層鐵柜——那些標著編號的巨大鐵柜,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仿佛組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城堡。


過去的一年里,陳凱多次與同事一起來到這里——按照規定,進入此地必須兩人同行。2013年,他們開始在這里為7000個生者,保存他們死后的秘密:他們的財產、他們對這個世界最后的話語,都會濃縮為幾張紙,封存于鐵皮柜中。


陳凱打開一個鐵柜,將手提箱里的文件放進碼好的文件夾。這些秘密已經被編上編號,和別人的秘密挨挨擠擠地收歸檔案袋,靜靜地躺在柜子深處。


當某一天柜門再次打開,它們會被從封存中喚醒,來講述主人的最后一段故事——那是他們生前面對死亡的準備,也是他們關于身后一切的抉擇。


這些秘密被稱作:遺囑。



遺囑走進金色小巷



年過古稀的趙初年走進中華遺囑庫登記中心的密室里,他平靜地望向攝像機,一字一句念出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的話語——他有三個孩子,而他決定在死后將房產和存款留給其中兩個。


2014年10月,這段塵封了480多天的影像第一次在趙家的三兄弟面前播放——這是父親死亡前留給他們的最后影像。


屏幕前,未能得到財產的大兒子竭力保持著禮貌與克制。他緊鎖眉頭,把能想到的問題都問了一遍。父親的死亡,一度給這個家庭留下懸念——直到如今,他才知道答案,父親早已背著兄弟三人立了這份遺囑,而身為長子,他什么都沒有得到。


他將父親的遺囑拿在手里,紙上的字跡正是出自父親那只顫顫巍巍的手。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父親幾乎失去了寫字的力氣,但遺囑里歪歪扭扭的字跡卻與留在影像里的內容一模一樣。


他無法辯駁,只覺得父親不公。直到他的兩兄弟表示愿意每人拿出五萬塊錢給他做補償,也是替父親為他留下些許慰藉。


這是塵封在遺囑庫里第五個被重新打開的故事……而鐵皮柜里剩下的7000多個塵封在文件夾里,故事也大都涉及這樣的家庭財產繼承與分配。而這些故事的主人,也都曾像趙初年生前一樣,走進遺囑庫登記中心的那間密室。


與北京順義神秘而封閉的遺囑保管庫不同,中華遺囑庫的登記中心設在老北京腹地西交民巷的一間平房里,在這里立好的遺囑最終都將送到順義的保管庫中。


當秋天將銀杏樹染成金色,古老的巷子依然被京城最濃郁的生活氣息覆蓋著。街坊聚在小巷里打牌、閑聊。如今來打聽遺囑登記的人多了,只“遺囑庫”三個字一出口,大家就會抬手一指,“喏,往后走”。


遺囑庫建立一年多以來,已有超過一萬名老人,帶著他們的遺囑一起走進這條長滿銀杏的小巷。對于他們來說,立遺囑的過程有些繁瑣:


他們先要提交申請表,然后按照預約時間前往遺囑庫辦理遺囑咨詢和起草,之后接受精神鑒定,確認擁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之后,才能進到屋子里面抄寫遺囑。最后,他們還必須走進密室,在工作人員和見證人的見證下,對著鏡頭把自己所寫的遺囑清清楚楚地讀上一遍。


立遺囑的過程一般要歷時半年到一年的時間,老人們卻將它視為人生中一場重要的儀式——有的老人特意在面對鏡頭的那一天穿得整整齊齊;有些老人則會在讀完遺囑之后,請求工作人員為他們拍照留念。


就像趙初年的“秘密”一樣,在此之后的很長時間里,這些影像和遺囑將一起被鎖進遺囑庫的鐵柜。直到未來的某一天,鐵柜再次開啟,它們將宣誓主人最后的囑托與尊嚴。



房子值錢,人心就復雜了



76歲的王興蘭知道自己的遺囑將在未來的某一天被后人打開。在2014年9月17號的一大早,她走進這條金色的小巷,開始將自己的“秘密”封存進遺囑庫的鐵柜。這個有些“潮”的老太太,隨身配著兩個手機——用“小米”打電話,用iPhone打游戲。


她只有一個閨女,自然也從未想過立什么遺囑。直到某一天,她在電視上看到律師陳凱講述遺產紛爭的故事:一位老人去世后,女婿卻開始與女兒爭奪老人留下的房產。


“嗬,你別以為獨生子女就能繼承全部財產!”跟閨女長談一次后,老太太來到西交民巷領走了一張登記表。她曾權衡良久,最終決定把房子留給自己的外孫,然后瀟灑過完人生,“再也沒什么事好牽掛的了”。


很多老人都是在陳凱不遺余力的宣傳中嗅到了家庭暗藏的危機。從業十三年來,陳凱聽過太多家庭的悲歡:兒子去世后,公婆因房產跟兒媳對簿公堂;夫妻雙亡,娘家與婆家爭奪孩子撫養權;老人留了六份遺囑,三姐弟爭執不休鬧上公堂……


王興蘭一邊審視著手里的登記單,一邊講述著自己的故事:“房子在自己手里總不能飛了吧?但這感情可是說沒就沒了的。”她臉色一凝,開始提醒身邊陪老人來的中年女人們:“你們都該留個心眼兒,總不能我們老人家辛辛苦苦一輩子,到頭讓人家分走娘家一半財產……”


財產——注定是人類遺囑中永恒的話題。


王興蘭的聲浪里,坐在一旁的李建華悄悄收起了申請表。這一次,她是替父母來咨詢的。曾經在她心里,父母的財產屬于兩個弟弟。盡管81歲的父親和79歲的母親如今仍要靠三個出嫁的女兒贍養,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依然是農村人的習慣。


仿佛是電視調解節目中的“狗血劇情”,突如其來的財富改變了這個家庭:2009年,老兩口的房子進入了拆遷范圍,不但可以分到一套市值百萬的樓房,還能拿到8萬多元的農田補助。


于是,從那天起,家庭陷入了混亂:小兒子為搶房產,與父母鬧上法庭;大兒子為要錢財,不惜在街頭與父親動手。


“養爹媽的時候一個個都躲得老遠,爭房產比誰都積極。”在李建華看來,兩個弟弟正是因為財產才與父母大動干戈——“這都是房子惹的禍,以前房子不值錢,哪需要立遺囑……”


房價高,房子就成了遺產爭奪的核心。雖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調控房價的政策,但北京的房價還是節節攀升,從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這一整年的時間內,新房均價突破了3萬元/平方米。


房價飛漲,人心卻復雜了。遺產的紛爭像一場瘟疫在一個個家庭間蔓延。


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調查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法院新收繼承糾紛一審案件達168159件,同比上升37.95%。


李建華或許無法阻止繼承官司也在自己的家庭上演。這一次,她沒能幫著父母立成遺囑——得知要歷時一年多,并繳納精神鑒定的費用,老人最終決定息事寧人。


這正是陳凱所注意到的問題:“很多老人之所以權益受到傷害,就是因為沒有意識到,財產是自己的,自己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不需要公開。”



“劍走偏鋒”



興許是接觸太多類似的例子,長著一張娃娃臉的陳凱對世態人情洞若觀火,再狗血的案例,在他眼里,都是人之常情,同時,他又是一個冷靜的思考者——怎樣在人情與利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將家庭事務納入到法制范疇中來?


在我國,民商法的公司并購案子是最熱的,而遺囑繼承這一塊,還處于尚未完善的狀態,陳凱敏銳地從中發現了自己可以發揮的天地。


這不是陳凱第一次獨辟蹊徑,早在中學時代,陳凱酷愛“劍走偏鋒”的一面就凸顯了出來。高考時,陳凱決定到北京學法律。然而當時成績不是很好,到報志愿的時候,他左思右想,選擇了北京石油化工大學的法律專業——在整個他那一屆的江西,只招一個人。


招得少意味著沒人敢報,陳凱孤注一擲,趕上了進京的這趟車。


2007年,律師陳凱就決定建立起這個龐大的遺囑庫。


“根據2014年北京常住老年人口300萬這一數據,即使10%的老人有訂立遺囑的需求,其總量也將達到30萬人,這將是多么大的市場?”當然陳凱自己的盤算是,這一公益事業將帶動龐大的遺囑市場發展。


等全民立遺囑的意識建立起來以后,立遺囑將形成一個產業鏈,不僅可以帶動相關服務產業的開發,尤其是刺激老年人的消費需求,而且還能開發高端人士立遺囑的市場。現在,愿意早早立遺囑的中年的中產階級還很少,但局面一旦打開,他們對于財富傳承產業的需求,將形成巨大的利潤空間。


在陳凱看來,西方的遺囑繼承已十分普遍,甚至有律師事務所專門從事遺囑的登記和保管業務。然而這在中國卻遭遇了新的問題:“從法律上講,立遺囑應當跟律所建立關系,但是在習慣上,中國人是找律師而不是找律所。律師一旦跳槽、出國、生病,都可能對立遺囑的人有影響。”除此之外,找律師立遺囑,少則五六千,多則一兩萬,這對中國的老百姓而言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中國遺囑的無效率高達60%。


2009年,借著担任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法律顧問的機會,陳凱提出了建立一個公益性遺囑庫的建議。經過四年的反復論證,“中華遺囑庫”在2013年3月21日終于開始了正式運作。


不過,這一切卻很快引來了非議。在小巷里的鄰居們看來,遺囑庫的建立多少有點把家庭矛盾擺上臺面來。遺囑庫旁的小飯店老板,就從來沒有正眼瞧過這個門庭若市的鄰居:“本來人家家庭和睦得很,這下可好,遺囑庫一開,都逼著爹媽來立遺囑了。”


街坊們的反應早在陳凱的預料之中。2013年,他去中國科學院開設講座,也有不少老干部對立遺囑表現出排斥——畢竟死亡在中國是個晦氣的話題。他甚至開始考慮更多中國人的“忌諱”。遺囑庫剛開張的時候,他一度采用篆書來寫招牌,“不認識的人看不懂”,而專門來的人自然會找到。


陳凱喜歡用一段往事來回答反對者的質疑:1970年代,香港在拆除舊海軍船廠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了大批遺囑檔案。這些遺囑上福祿壽俱全,保持著華人傳統,其中保存最久的一份立于光緒年間。“這足以說明,早在光緒那個時代,人們就已經有了立遺囑的概念。”


人們對于遺囑庫的熱情卻超出了陳凱的預料。為了避免冷場,遺囑庫開張之前,他還曾張羅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但在開門的第一天,辦公室就被前來登記的人圍得水泄不通,不少住在郊區的老人轉了幾趟車專程找來。辦公室的6部熱線電話,一天內增加了217個未接來電,預約超過700人。有人專門打電話到市長熱線投訴:“為什么遺囑庫的電話一直打不通?”


一年多的時間里,中華遺囑庫成功辦理遺囑登記7000多份,還有3.8萬余名老人進行了遺囑預約登記。2014年9月23日,位于朝陽區北苑綠色家園媒體村的中華遺囑庫第二登記中心正式掛牌運行。在陳凱的設想中,他們未來要構建一個更完整的“遺囑系統”,把遺囑庫開到全國各地,讓更多的老人能享受服務。


“等到下午也得等。”北京的深秋,一位老者在遺囑登記中心等著完成登記。每天,這里的長凳上都會坐滿一排白發蒼蒼的老人。因此多了生意的飯店老板,卻仍不以為然:“這么大年紀瞎折騰,也不知道圖什么?”



讀完遺囑,才算宣告死亡



“圖什么”是陳凱曾經一遍遍解釋的問題。為了推廣中華遺囑庫,這一年多來,陳凱頻繁出現在各種普法節目里。現實中的他謹慎而躊躇滿志,說話聲音又輕又快,而到了電視上,他的語速便緩慢得多,熱情卻蓋過了平日的謹慎內斂。在他的設想里,“到中華遺囑庫去立遺囑”不僅僅意味著交待身后的財產,它還意味著讓中國人形成遺囑繼承的觀念。


對于儀式感,陳凱有著近乎執著的追求。在他眼里,只有把死者生前所有的話全部交待完,才代表著他與人間至親永恒的告別:


“死亡就像結婚一樣,領了結婚證,不算結婚,只有辦了婚宴這才算結婚;死亡也一樣,有了死亡證明不能算是死了,只有把宣讀遺囑的儀式都走完了,才算是真正的死亡。”


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陳凱的父親去世,除了一句遺言外再沒有任何交待,這成了陳凱永遠的遺憾。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總是夢到父親只是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他希望為父親舉辦一場最后的儀式——“生死不可抗拒,生死須嚴肅對待”。


陳凱如此描述他想象中儀式:死者家屬圍坐在桌前,安靜、肅穆;遺囑宣讀人拿出死者生前立的遺囑,當眾宣讀,并播放死者生前拍攝的錄像。錄像播放完畢,宣讀人問:還有沒有人有異議了?整個宣讀儀式才算宣告結束。


陳凱當然也希望這場宣告儀式不只是為了了結遺產紛爭而存在。他在遺囑庫登記中心的墻上特地掛上一幅李瑞環的照片,下有寫上這樣一行說明文字:李瑞環,原全國政協主席,長期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匿名捐贈,截至2010年個人累計捐贈3183.3萬元。


十六年前,這位原政協主席就曾把自己的遺囑托付給天津市委:逝世后,他的遺產將全部用以資助天津的貧困學生。在他已經捐贈的三千多萬元中,除了工資和稿費外,有2700萬元是他將自己收藏30年的吳冠中名畫《北國風光》拍賣而來。


陳凱也常常感受到一種“觀念的進步”——在財富之外,人們也開始為遺囑賦予更多的意義。


2014年,中國科學院老干所再一次請陳凱去做講座。十幾位老干部在演講結束后,主動跑來咨詢。他們想要將自己捐贈遺體的意愿也寫進遺囑。


資助了183位貧困兒童的愛心大使叢飛,曾在他的遺囑里如此寫道:“我活著的時候在舞臺上帶給大家歡笑,死后也不愿意看到大家為我悲傷……我死后,將眼角膜等有用器官無償捐獻給有需要的病人,就算我為社會所作的最后一次奉獻……”


對于中科院的老人們來說,遺囑同樣意味著一種無關錢財的抉擇:在軀體死亡后,他們生命將以怎樣的方式在世上延續。


在未來的某一天,他們的故事也將歸于那些巨大的鐵柜——在那棟守護著7000多個故事的遺囑庫里,有些秘密被繼續封存,有些秘密被重新講述。(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趙初年、王興蘭、李建華為化名)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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