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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思】父親陸定一臨終遺言:要讓人民講話
【史思】父親陸定一臨終遺言:要讓人民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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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父親臨終時講:“參加革命幾十年,幾經生死,我無怨無愧。”他最后的一句話是:“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尊重事實首倡“雙百”


父親學識淵博,對古典文學和歷史造詣較深,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他的英文水平也非常高。毛主席與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重要談話,就是由父親直接口頭翻譯的。


父親對待工作非常認真,他的文章從來不讓秘書代筆,幾十年來都是自己在“爬格子”。他筆耕勤奮而且謙虛好學,對不熟悉的領域和不懂的問題,都會虛心請教,學術上非常嚴謹。例如,上個世紀60年代,他對原子物理了解不多,就拜專家為老師,還專門請何祚庥來給他講課,一直堅持上課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贊嘆說:“這么大的領導干部,還如此學習的,沒見過。”


父親是中國“新聞”定義的提出者。早在1942年4月,父親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就撰寫了《從實際出發》等比較有影響的文章。同年8月,父親担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他撰寫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提出“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短短的13個字,是各種新聞定義中最短的一條,但卻涵蓋了新聞的所有特質。


他明確指出事實是新聞的本源,強調新聞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東西”。他始終堅持新聞的客觀真實性和及時準確性,反對那種以“政治性”為借口,以“政治”為理由而篡改事實的做法,認為這就失去了新聞的真諦。父親對新聞的定義雖被林彪、“四人幫”肆意批判,但深受廣大新聞工作者的支持和擁護,至今仍被大學新聞系的教科書沿用。


歷史上著名的“雙百”方針,其內容也是由父親提出的。他在1956年4月2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發言中,提出“雙百”主張,被毛主席在28日的總結發言中肯定,其“雙百”的名稱則是由陳伯達建議的。1956年5月2 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父親在中南海懷仁堂,向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


毛主席在1957年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3月l 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肯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主席明確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黨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主要管文教衛體宣,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在這個范圍內能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父親在50年代那種大政治環境中,提出“雙百”方針,提出要允許不同學術派別自由辯論,不要亂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壓一派,“要允許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的 “四大自由”,提出“要把學術和科學技術研究同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是十分不易的。


父親在晚年時曾對我講:“我國的政治民主化,還有待時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總希望在文化、學術領域能創造出一個自由研討、暢所欲言的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促其蓬勃發展。”這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狂濤急流中的堅定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因為母親反對葉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獄。當時父親正在外地視察,他回到北京在機場才被通知妻子被抓,而且全家已被搬離中南海的消息。


之后我們幾個孩子隨父親搬到安兒胡同一個有兩進院的房子。我們住里院,外院是警衛班,形同監禁。但這種看似平靜的日子也沒過多久。一天,中央文革小組來人,把孩子們叫到外院談話。沒多久我們就聽到里院很亂,感覺肯定是出事了。當我們沖出來的時候,父親的影子都沒了,連告別也不允許。后來我們才知道他被抓進了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個6平方米的單人囚室,里面沒有床,只有地鋪,門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68164”。它有特定的含義:68——入獄年份;1——特等犯人;64——這個囚犯的編號。父親的名字就被這個“68164”所代替,而且這一代替就是13年。


整整13年,父親被隔離關押。毛主席對“秦城監獄虐待犯人問題”批示后,被關押干部的親屬被允許定期“探監”,但我們卻13年都不能見父親—面。究其原因,是因為父親始終堅持不認“罪”,而且不揭發其他“黨羽”,是“態度惡劣”。—位參加公審“四人幫”陪審團的何訪拔同志(北京市高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后來和我談起父親的獄中情景時,非常感慨地說:“我看過所有被關押審查的中央領導同志的審訊材料,你爸爸真是個硬骨頭,一個知識分子被吊起來拷打審訊,態度依然那么硬。”


父親被抓后不久,江青又點了四個孩子的名:陸德、陳小魯(陳毅之子)、粟寒生(粟裕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小組要這四個人到公安部投案并接受審查。其中我是唯一從清華大學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后在監獄待了6年。在監獄中他們要我揭發父親,按著他們的調子說,不然就不給飯吃,還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一間黑屋子里,幾個人輪番踢打。我還在“學習班”挨批斗,遭毆打,最終被打斷了一根肋骨。


當時為了整掉父親,中央專案組采用的是“株連九族”的做法,不管有無問題,凡是主要親屬都抓起來,被關押的多達63人。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愿說假話的證人被專案組打死,一位副部長自殺。我媽媽被戴“背銬”5年多,兩手銬在背后,吃飯睡覺都不讓摘。但這都不能摧毀他們的意志。


我蹲監獄的時候,弟弟妹妹也被趕出家門。妹妹陸瑞君終日低頭沉默。弟弟陸健健在清華武斗的時候,連住的地方都沒有,要去火車站長凳上過夜。由于陳伯達批示只給陸定一家“最低生活標準”,故—個月弟妹只能領到12元生活費,每天4毛錢,只夠大學里的兩頓飯費。但是就這樣,得知我在獄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監時還會給我帶兩斤紅糖。出獄后我才知道,這是用他每天省一頓飯的錢買的


父親在遺囑中寫道:“我為共產主義奮斗一生。‘出入幾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過去,大至政治主張,小至個人品質、個人道德,都是沒有什么遺憾。古來志士仁人,老來都有‘悲慨’,我沒有這種悲慨,因為我親自參加的革命,推翻了兩千年的封建統治和一百年的帝國主義統治,把中國扶到富強的道路上。哪里還有什么‘悲慨’可言。我懷念革命中犧牲的無數有名無名的烈士們,相信中國人民將會永遠紀念他們……我已老邁,不能為革命和建設做更多的貢獻,相信必定后繼有人。共產主義的實現,是千年的事業……這個事業必定勝利,但它又必須經過長期奮斗才能實現。”


父親臨終時講:“參加革命幾十年,幾經生死,我無怨無愧。”他最后的一句話是:“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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