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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梁漱溟:情可無言喻,文期后世知  鳳凰網讀書會
我的父親梁漱溟:情可無言喻,文期后世知 鳳凰網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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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潛心佛學,于山河破碎間出佛入儒,漱溟先生上下求索東西文化,為往圣繼絕學,開新儒家之山;二十世紀初,望民生凋敝、風云變幻之中國,漱溟先生疾呼“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投袂而起,奔走于大地;悲天憫人,錚錚鐵骨,漱溟先生敢于為民請命,犯顏進諫,新中國成立后曾向毛主席討要“雅量”……

但凡談及中國之前途,無論海內外,直至今日,他都是繞不過去的大師。梁漱溟是上世紀極具傳奇色彩的一代學人,亦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參與者與見證人。先生過世二十年有余,一部始自1932年、終于1981年,橫跨先生五十年生平的日記手稿經后人整理出版,成《梁漱溟日記》,這一份歷經劫難而保存下來的實錄與獨白,實乃新舊中國半世紀的國運縮影。

今天,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先生做客鳳凰網讀書會,講述他眼中的父親,且聽“中國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為蒼生起的傲然一生。




梁培恕:中國的知識分子曾經有過一個春天


中國的知識分子曾經有過一個春天,當然換個角度也可以說那時是國家的不幸。中國有一個軍閥混戰的時期,軍閥輪流跑來當政,一個人上臺,干幾年被推翻了,然后又換上另一個人。那時的北京或者叫北平有過一個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那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


民國5年,袁世凱當皇帝,當了五十幾天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部下分成了各種派系,開始在北京搶奪政權,這樣一種環境下,直到北伐軍打倒軍閥,他們才結束了在北京輪流的你上我下。這一段時間里,知識分子得到一個機會,為他們自己的思想和學術發聲,這在別的國家比較少見。


我父親正好是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和社會的人。按照他自己說的,他受梁啟超影響最大的時候,把梁啟超的著作擱在床上,有時候就當枕頭就這樣入睡,著迷到這個程度。但他當時并沒有受到梁啟超思想的約束,又有他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樣,他的成長和這個時期大有關系,他說自己是一個按照自己的興味讀書的人,看什么書,總是心里先有問題,然后再去找書看,找書看的目的基本上不是充實自己的知識,而是要證實我想得對不對,這是他讀書的一個特點。這也可以看出來,他這個人的自主性比較大,看書是用來證實自己想得對不對。


他的第一階段,是對佛教產生興趣,要出家,但是后來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攔,我的祖父一點都不攔他,想出家可以去。那是什么東西把他牽扯住了呢,是對中國問題的關心放心不下。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記掛著社會上的很多問題,他說“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兩半,這種日子不能過,在一兩年內我必須選擇其一”。最后他選擇了留在俗世間,不當和尚。大家不要以為他放棄了佛學,放棄了出家思想,他是把這個思想和情感轉移到關心具體的人類社會。他的最后一本書是《人心與人生》,闡釋了按照他一生的思考,人是一種什么物種,人應該怎樣。他把自己的一生從離開這個世界變為用終生的時間來認識人類社會,包括他自己。這個轉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無關,這是他的一個特點。


在他還不到20歲時,他寫了《究元決疑論》。這篇文章在當時最著名的雜志《東方雜志》上登了,大家看了,都說寫得好,大家以為他對佛學或者哲學問題有很多的知識,把他看得比他實際情況要高。于是蔡元培當時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讓他去講印度哲學,我父親坦言沒有研究過印度哲學,就是看了一些佛書,對佛教有一點認識,但那只是印度哲學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說除了我父親以外沒有更合適的人選,可以讓我父親一面教,一面學。他就覺得蔡先生這個建議是不可推辭的,既然沒有要求現在就講得怎么樣,自己可以邊學邊講,他就接受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個決定跟他一年多以后最終選擇了留在社會不當和尚也有關系。到了北京大學以后,他就進了知識分子的堆,知識分子之間容易有一種競爭,思想學術上的競爭。這種競爭是會激發人的,他開始了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競爭、辯論。


舉個例子來看一看當時北京大學的自由度是如何的出人意料,剛才說了,他進去的時候是講印度哲學,后來只講了一年,到1918年他就在當時北京大學每日一期的校刊上,登了一個啟事,建議北京大學組織一個孔子研究會。外國人若是到中國來問孔子是怎么回事,當然要到北京大學來,但我們居然沒有一個研究的機構,這不行。這個行動說明他已經轉變了方向。過兩天他又在這個日刊上登了一個啟事,從那天起不講印度哲學了,講他對孔子的認識,課程改了,換內容了。改變講的內容也不需要通知校方,登一個啟事就改了,大家也都不覺得奇怪,愿意聽的就來。后來他又登一個啟事,如果有誰想要問佛法,也可以另外選一個時間,他在教室里等學生,星期五下午幾點到幾點,其他上課的時間就講孔子。可以想一下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多自由。不只是他一個人這樣自由,普遍這樣,風氣和現在極不相同。當時胡適也是非常受大家景仰,影響很大,上課的時候,教室里裝不下,在禮堂里講。我父親和胡適都是在禮堂里講,不是在教室,據他記憶,胡適每一次講有三四百人聽,他也有二百多人聽。聽的人不一定是學生,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包括五十幾歲的人,只要有興趣就可以去,門是開著的,隨便去。他們兩個人就這樣講了很長一段時間。


還有一個例子,當時的教育部長到美國去參觀了一次,回來之后跟我父親說,美國的小學生都是采取啟發性的教育,不是灌輸性的。我父親聽了之后非常振奮,這太好了,他立刻又登一個啟事,說他以后絕不妨礙別人思想發展,他現在發誓,這種事以后絕不干了。之后他又提議,哲學系是不是可以停止教授在課上授課,不要講,哲學這個問題是自己摸索的,以后哲學系的課就是大家互相啟發和討論,不講課了。這個提議可能是沒有通過,沒有下文,可能是沒有批準。他有一個學生,后來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授,這個學生發了一個啟事,他說從現在起不參加考試了,考試沒有意思,教務長就回答了他的這個啟事,說不參加考試可以,但是畢業文憑就不好發了,因為作為學生沒有分數就無法知道水平,夠不夠及格呢,夠不夠畢業呢,還是得考慮這些問題。教務長就和學生通過發啟事的形式各抒己見,當時是多么自由啊。


當時的北京聚集了各種人,有講佛學的,講道家的,講外國學問的,給了大家很多機會,你自己想講,有人想聽,你就可以講,有人在自己家里,有人在同鄉會里,能容下幾個人的任何地方,都是講學的場所,誰愿意來誰就來。就是在這種環境底下,他認識了他的第一批朋友,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做學問的,比如說李濟深,建國初期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其實是軍人,也聽別人講佛學講孔子,他們兩個人就在這種講學的環境下認識了,兩個人越聊越投機,成了朋友,終生的朋友。我父親的好幾個終生的朋友都是在這種環境下認識的,這種講學沒有課程可說,你今天有空你就去聽,下次沒空就不去聽,完全不想再來了也可以。


這種環境給我父親后來的人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大家都知道他曾經倡導鄉村建設運動,他把這個運動叫做社會改造,有別于社會革命。這個運動其實就是從李濟深那里開始的。李濟深在北京當了幾年陸軍部的官,在這期間兩個人聽人講學時認識了,后來李濟深回到廣東成了軍長,慢慢就掌握了廣東的政權,我父親去北伐前夕,聽周圍的朋友就說廣東一派新氣象,就去了廣州。這個時候他萌生了從鄉村起來改造社會的念頭,既然李濟深現在在廣東掌權,他便問李濟深可不可以給他一點機會,讓他開始試著搞鄉建運動。李濟深同意了,在廣州市的文廟,那里房子很多,給他開一個訓練班,訓練他的第一批干部。這時的北方有幾個地方已經搞了某種程度的鄉村工作,我父親就和幾個朋友去這些地方學習。到北方參觀的結果,是寫了一本《北游紀略》,一共5個地方,有像閻錫山官辦的,也有像晏陽初這樣民辦的,有外國色彩的,也有比他更土的,5個地方他都看了,得到了一些印象,應該避免什么,應該偏重于什么,做了一個初步的結論。這個結論得到后卻遇到了變卦,李濟深被蔣介石搞掉了,蔣介石把李濟深騙到南京、軟禁起來,幾年內都無法離開。我父親辭掉了當時廣東的工作,回到北京來。不久有一批河南人搞了一個防止匪患的民間運動,當時匪患很厲害,這幾個人發動群眾自衛,越搞越大,就把好幾個縣的土匪都給擠跑了。這幾個縣非常感激這些人,于是乎好像形成了一種風氣,要搞農民自衛,想搞農民自衛,就去找把隊伍駐扎在河南的馮玉祥,馮玉祥一聽,說,“好,你們就辦一個村治學院吧”。當時韓復榘是馮玉祥的一個軍長,馮玉祥讓他當河南省的主席,所以形式上是河南省主席批準了建這個村治學院。但是第二年蔣介石又要消滅馮玉祥,馮玉祥跑了,村治學院又停辦了。而韓復榘倒戈到蔣介石這一方,他倒升了官了,他的隊伍從河南開到山東,蔣介石又讓他做山東省主席。大概第二年,村治學院的學生又自發去找韓復榘,感謝他當年給他們一個機會辦了村治學院,韓復榘一高興,說“那你們到山東來吧”,于是鄉村建設運動就這樣到了山東。這樣一個過程,以及包括前面簡單敘述的當時的求學、做事,都是環境所使然。這種軍閥割據,你說好不好啊,當然不好,割據混戰,事情在這兒不行,人們就到那兒去試一試,不能持久。


大家知道民國初期有一個總統曹錕,他給所有國會議員各五千塊錢賄賂,投票選他當總統,大家都知道他是靠賄選當的總統。曹總統完全是個大老粗,不認字。他同鄉親戚也跟著到了北京,成了有重大影響的人。這時有人就去跟他的親戚說,某人想去外國去瑞典當大使,看看行不行。這個人覺得自己跟曹錕關系不錯,就去說了,問派能不能誰誰誰去瑞典。曹錕就說,你們兩位什么時候起精通外交了?那兩個人就不好意思,說對外交非常外行。曹錕說,既然不懂外交就不要插手,顧維鈞懂外交,所以我讓他當外交部長,你們兩個不要插手。這兩個人就回去了。由此可見,曹錕雖然大字不識,但懂得一個道理,他是外行,那他就不管知識分子的事。他的這個自知之明可能在其他的軍閥里也有,在老中國有一個風氣,念書的地位高,受社會尊重。所以這些老粗們有了槍桿子,但是心里還有一個自知之明:我是打出來的,不懂事,知識分子們懂事,讓他們干他們的,我不干涉。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春天就是這么來的,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全對。




梁培恕:中國今后若想要找前途,應先認清我們文化的本質和歷史


知識分子的春天,其實就是一個思想自由的環境,我就想到了一句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大家知不知道誰說的?毛澤東說的,他說“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我看了這句話高興地不得了,兩者如果能同時存在的話,那就太好了。世界無非就是各個國家組成的,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什么是好的?沒有效率的國家不行,但是如果只是有效率,沒有自己個人心情舒暢,那也不好。所以我就喜歡毛澤東這句話,他說到點子上了。可惜后來情況不是這樣,大家都知道我們曾經有過統一意志,曾經一個時期我們心都往一處想,勁都往一處使,但是因為沒有個人心情舒暢,所以這個統一意志也不能長期存在下去。


我父親有一次去聽預算報告,國家預算明年怎么花錢,做報告的人最后說了一句話,“黨負責管理一切”。我父親回家在日記上寫了他的感想:黨管一切,好也好得很,糟也糟得很。什么叫做好得很,毛澤東說統一意志,黨什么都管,包括殘疾人在內通通要管,這在軍閥時代的政府那兒絕對考慮不上,建國后的預算里就能考慮到殘疾人要怎么樣,分得很細,管得很細。好是好,但把社會給壓抑了,都由黨管,社會沒有了自動性,沒有了活力,頹廢。社會被動,個人被動,也不好,所以他說糟也糟得很。這跟毛澤東說的那句話其實是一個道理,不能只有一面。


說一件跟出版有關的事情,我父親有一本書叫做《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他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覺悟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國不適用,中國有自己的一套學問,當時在書里初步地說了這個道理。整整十年之后,父親寫了這本《最后覺悟》,把之前的認識作了更深一步地闡述,于他而言是最終地解決了問題。以前只提到了西方文化如何不妥,他認為還沒有追到根上,十年后他追到根上,這個根就是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國的文化是無宗教的文化。大家可能會想,中國也有宗教啊。對,中國當然有,而且不止一種,但這個不止一種和它們的影響力之小是中國的特色。在西方的社會,宗教的控制之嚴密,是我們現在無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質有什么特點?是讓人信他而不自信。“他”就是例外,其他的一切東西,自己以外的一切東西,上帝也是“他”,我們相信金錢,相信權力,金錢和權利都是“他”。我父親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讓人信自己,這是孔子的優點。如果去找一找《論語》里孔子的話就會發現,他不給別人做決定,這樣做才對,那樣做不對,他從不做這種論斷,他讓別人自己考慮。


說個簡單的例子,那個時候每個月的初一十五要做一次對神的祈禱紀念,要殺一批羊放在神位前面。子貢,孔子的大弟子,問孔子,每次初一十五殺一批羊是不是浪費,是不是可以不殺。孔子就說,“你考慮的是省去羊,我考慮的是禮儀很重要,我們各有所重,各有所見。”他并不批評子貢的想法。再舉一例,他的另外一個弟子叫宰我,宰我認為父母死了要守三年喪有點太長了,孔子問道,不守三年喪自己心里過得去嗎,宰我說他心里過得去,孔子就說,過得去就行。所有這些硬性規定的事,孔子都是讓人自己想。他還說過他不講鬼不講神。這些合在一起就能看出來,孔子不借外力,讓“人”自己考慮,自己做決定。這個精神沒有被充分的標舉出來,它一直扎根在中國人心里,只有與西方的那種決定化相比較,中國人的這種自由才凸顯出來。按照基督教傳說,酒里有耶穌的血,面包里有耶穌的肉,誰敢不相信這一點就殺了他,死罪。這個規定在英國的議會里是通過的,不是隨便說說,可見社會的強制性有多么大,對神力的屈服有多么厲害,可以到殺人的地步。在西方社會,對神要遵從,而人卑微,沒有地位,壓抑得非常厲害,正是這種極端的壓制,才導致了后來的自由。西方的個人自由思想,是從那翻過來的,沒有這么一個大翻轉就沒有這么大的勁。中國人好就好在沒有受過這樣嚴酷的思想控制,但也就因為沒有那個翻跟頭的勁,中國的事情不能痛快地一下子就斷然改變方向。中國社會之所以有后來的方向不明確,進度緩慢,和我們那個時候沒有那么極端的壓制有一定關系。我父親的覺悟大概就是這樣來的,把問題追溯到宗教的有無以及盛與不盛。這個看法非常有道理,西方現在所有的法制精神,我們都覺得很好,很有用,應該學。但它的來源跟我們的歷史不相符,我們總是想學,學了之后又不徹底,或者流于表面,如此之類。主觀上的“我想學”,與因被剝奪而迸發的找回自己的強烈欲望,這欲望里包含對社會構造的改變,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中國人老說學習,但學著學著就變樣了,也不是誰故意不想學或者搗蛋,根本原因在于向上追溯中國是一個非宗教的文化,而西方是宗教的文化。這本書能夠說明,中國今后若想要找前途、找出路,應該首先對我們文化本質有清楚的認識。可惜這本書現在還不能出,其實它的出版應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大家現在迫切需要知道,中國人的文化問題出在什么地方。人們找來找去,都沒有找到我父親講的這個“根”。建議大家回去看一下,看完就會知道問題在于兩種文化、兩種社會大不一樣,包括人的行為。現在西方的衰落,生活上的亂來,正是由于他們宗教不起作用。宗教不起作用一開始都是好現象,恢復人權,科技發達,但是這種好的影響幾百年下來就不行了,走樣了,現在處在一種走樣的環境中。如今西方人自己也很苦惱,他們好像知道了這跟宗教的衰微有關系,但還是沒能夠真正明白問題出在什么地方。與此同時我們也發覺自己的社會問題很多,那我們應該往上追溯,看看中國文化的上源是什么樣子。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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