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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勝利  《半生為人》
弱者的勝利 《半生為人》
南方周末     阅读简体中文版

徐曉,生于上海,長于北京,是《今天》詩刊的編輯,著有《半生為人》,這本散文集講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一群“新人”:

“在《半生為人》之中,那些陋室補丁粗茶淡飯、一掃瑣碎凡俗宿昔晦氣走向別樣生活的人們,一個一個各不相同,又都審美地統一在一個意義的追尋之中。帶著朝露的清氣,帶著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另外,今天早上推送的文章《中國打工詩人之死》因為系統的問題,很多讀者沒有收到,回復“詩人”即可查看這篇文章。




近讀《半生為人》,感慨萬端。這是一個當年的幸存者,講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他們“從不懷疑中產生了懷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結集的號角,只是歷史潮流的漲落之中,沉淀下來的一些個體經驗。只是一個瘦小,纖弱,坐過牢的女人,在一個接一個地給親人和朋友們送葬以后,帶著一個孩子,在絕境中掙扎過來的苦難歷程。

沒有凄厲的絕叫,沒有劇烈的抗議,沒有深長的悲嘆。萬千心事,凝成了這么一本,如此憂傷又如此美麗的意義之書。如同天問,如同長歌當哭。

我用“憂傷”一詞,作者未必認同。我所謂的憂傷,是指人對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誕殘酷的年代,還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嗎?有的,那就是叛逆——意義的追尋。荒誕殘酷中的意義,就是對荒誕殘酷的抗爭。那些不能安于無意義狀態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原本分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尋,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這種人際關系,在商業時代已經不可想象。

這所謂憧憬,可以說是一種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對那些初航時分曾與并肩的水手們的思念;間接地是對一種被理想主義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際關系的思念。這個,實際上也就是,對于一種更高人生價值的思念。由于那種照亮生活的理想主義,以及與之相應的人際關系現在已經杳不可尋,所以這個思念,或者說憧憬,就成了我所謂的憂傷。

以憂傷為基調,也就是以情感為主導,只聽從心靈的呼聲。這樣的書寫,只能是個體書寫。不服務于任何共同主題,也不受制于外來指令或需要。因此個體書寫,才呈現出無限豐富的差異和多樣性,各有特點。

徐曉此書,就不同于,例如“孤島張愛玲”那種。張愛玲面對的是無數細小蚤子(“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徐曉面對的是一頭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不僅面對,她還要抗爭。以致她的個體書寫,只能是一種群體意識籠罩下的個體書寫。意識領域群體和個體之間的歷史性碰撞,使全書整體上形成了一個矛盾沖突的張力結構。情感主導的張力結構,作為符號,更像是詩,而不是戲劇。這是本書的特點。

我讀《半生為人》,像是讀一首長詩。幸福或者意義,都只能在追求它的過程中得之。人在無過程狀態中對于過程(幸福或意義)的憧憬,具有逃避現實的成分。對于已經逝去的“意義”的思念,首先是一種對當前強權橫行無忌人們惟利是圖的現實的逃避。真要回到從前,那份殘酷慘烈,沒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換得,那種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說意義)也罷。

所以我說,這是一首憂傷的長詩。說來矛盾,正因為如此,我讀此書的感覺,一方面是切膚之痛歷久長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種審美的快樂,一種慰藉,甚至鼓舞。為那些不能安于無意義狀態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即使在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想象的殘酷慘烈之中,也能創造出如此美麗、如此有意義的人生。難免要想一想,他們能,為什么我們不能?



這本書,比之于龍應臺的《大江大海》,沒有那么波瀾壯闊。比之于齊邦媛的《巨流河》,沒有那么源遠流長。但書中的人們,各有其心靈的而不是履歷的自我,獨一無二,不可重復。他們在共同的宏觀背景下展現出來的微觀心理,另有其多維的廣闊和縱深,標志著“個體”的存在。特別是在那個,智力在暴力面前、群體在惟一個體面前雙重失能的時代,要透過無數被工具化、數據化、符號化了的公共面貌,發現個體的存在更難。

在無數沒有面孔的“人們”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靜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識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經抗拒過這種疏離的意識,為了不能堅持“為信仰而獻身的理想主義”,甚至說“無可爭議地劃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憶起來,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當年輕時的伙伴聚會散場之后,不管你是從怎樣豪華的酒店或怎樣寒酸的飯館走出來,走在喧囂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為什么會陡然生出一點兒向往……而當你咔嚓一聲打開房門,走進你那仍然簡陋或者不再簡陋的家時,又為什么會陡然地生出一絲失落,為你日復一日面臨著的瑣碎而煩惱?”

不論信仰的是什么,這種對信仰或意義的需要(或者說缺乏感),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執著也罷,懷疑也罷,沒有信仰也罷,這份嚴肅認真,都是對信仰負責的態度。“珍重不從今日始,出山時節千徘徊。”難道不是更加“無可爭議地劃分了人格的高下”嗎?

在那個強迫信仰的時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況懷疑!她因此禍從口出,可謂性格就是命運。1975年,不到20歲的她,在一個嚴寒冬夜被電話叫醒,下樓接電話時,突然被一只骯臟發臭的帽子罩住眼睛,連襪子都來不及穿,光著腳板就被帶進了陰冷潮濕的監獄。獄中無信息,甚至外面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關到了她所在的監獄,她都不知道。

那時的她,只不過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跟著感覺走的好奇女孩。作為政治犯被捕,在當時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墻里孤絕,任性地亂想。兩年多后出獄,又任性地亂走,結果走進了當年的《今天》編輯部。不管自不自覺,總是處在歷史的前線。不管有意無意,總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運。這,就很不平常了。

感覺,有時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獄時,正碰上歷史的轉折。滿街大小字報,民刊如雨后春筍。對于非人處境的共同厭惡和對于別樣生活的共同渴望,使“個人”們(工人,市民,大學生,待業知青,復員軍人……)走到一起,形成許多松散的團體。自動的,志愿的,業余的,義務的。無機可投,無利可圖,只有奉獻,只有風險。但是都很樂意,帶著冒險的興奮。

《今天》編輯部,同樣不例外。她寫道:“條件雖然艱苦,做自己喜歡的事大家都覺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樂,那份非功利、無目的因而是審美的人生境界,現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為人》之中,那些陋室補丁粗茶淡飯、一掃瑣碎凡俗宿昔晦氣走向別樣生活的人們,一個一個各不相同,又都審美地統一在一個意義的追尋之中。帶著朝露的清氣,帶著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當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華個性而不為人知的人們,周郿英、趙一凡、史鐵生、鄂復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劉羽、田曉青這些名字在書中的出現,讓我真有一種,“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覺。

老版《半生為人》書影。



趙一凡。一個殘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時不辭酷暑嚴寒,奔走于北京各個院校,選錄大字報,收集小報、傳單和當時難得一見的地下文學作品,還有禁書。細心地分類編號,抄寫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寫道,“一凡當年收集這些資料時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這樣當時就懂得這些資料的價值,并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絕無僅有。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凡拄雙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屬支撐著,一條腿在地上拖著幾乎抬不起來,可以想象……(他做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誰能有這樣的執著和細心?”

這成噸的珍貴資料,在一凡被捕時沒有失去,是一個偶然;他死前立遺囑要把它交給作者處理,作者因為坐月子未能及時知道,是一個偶然;知道時已經被一凡的保姆賣給了廢品收購站,無處追尋,更是一個偶然。這些偶然因素的隨機遇合,驚濤駭浪攝魄揪心的程度,不亞于宏觀歷史的突發事變,更不是任何一個雨果或者任何一個狄更斯虛構得出來的。我們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經沒有力氣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燼,而額手慶幸。

余燼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報》發表遇羅克的《出身論》,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處,埋葬著多少遇羅克這樣的人杰和《出身論》這樣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們得以見其萬一。但是書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個人。他那面對陌生人時的靦腆失措,白床單下顯得有些怪異的畸形,以及雖坐牢也沒有改變的、不同于“正統”的共產主義信仰,協同地組成一個整體——他這個人。我們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們可以奇怪他為什么如此執著,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因此減少,對于他的愛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鐵生,也是殘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讀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涼的1974年,在荒涼的地壇公園,各自讀書的兩個陌生人,偶然交談起來,她有些在當時看來的反動言論。他說,“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嗎?不怕我告發你?”她說,“這里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作者寫道,“這樣的一種友誼,在那個親友間也只能用手握得緊一點兒來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幾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著蒼涼傷感的自然氣息的地壇公園才是可能的。”

在那個用假話套話交往是生存條件的時代,說真話是心靈的呼吸。心靈,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對于擁有自己的心靈、即擁有個體自我的人們來說,只要有機會在某處單獨相對,那個某處就有可能成為地壇公園。就在這同一年,作者遇到東海艦隊的海軍軍人郭海、安曉峰、楊建新……才知道軍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說真話的需要。她把他們作為體面的朋友介紹給了一凡,直到被一網打盡。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編輯部認識和相愛的。結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輾轉病榻,終于痛苦死去。

她是無神論者,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盡辦法,什么手段(包括賄賂醫生)都用上了:爭取到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最好最昂貴的藥品……無法上班,還要照顧好兒子。奔走于家和醫院之間,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

這一切都是白費,她為此深深地自責:“我一直以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結果,我愿意承受那結果。可我卻從來沒有想過,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結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結果。”事實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誰都愿早些結束。首先是為對方,其次是為自己。在無窮的思念中,她給他的在天之靈寫道:

“……也許,只有你知道,我講述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并不是事實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為你活著而拼盡全力,同時我也祈禱別的。那‘別的’我不能告訴你,也不能告訴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記得,就在我們等待了五個多月的手術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蹤了一個上午。我回到醫院時,你剛剛用剃須刀在小腹部做完備皮。你虛弱得連說話都困難,我卻把你一個人丟下。我去哪里了?你問我,我說,去辦點事兒。但眼睛不肯看著你……現在我告訴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廟白云觀,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幾炷香,放下一些錢,然后虔誠地下跪,磕頭,乞求神保佑你手術成功。同時,我還乞求,如果手術不成功,保佑你盡快解脫……我發誓,你少受點兒罪是我希望你盡早解脫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嗎?其他人相信嗎?我自己相信嗎?事實是,你病著,我有無窮無盡的麻煩。時間、金錢、兒子的成長、我自身的向往……那時候,我們并不知道那煎熬會延續三年五年,還是十年八年……”

筆力千鈞,使人靈腑為撼。

無神論者燒香磕頭,慌不擇路驚心動魄。她這樣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指責她。那樣的指責是以理殺人。她對以理殺人的文化的恐懼,是顯現在深層心理學中的深層歷史學,并不是毫無根據。在以理殺人的文化中,個人的孤獨無助、絕望掙扎都不在話下。一種能夠把這種不在話下的殘酷性充分表達出來,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無藻飾。汗腥氣、淚腥氣、血腥氣、監獄里陰冷的濕氣,醫院里陳舊的藥水氣,昏暗燈光下印刷民辦刊物的油墨氣,小街上的燒餅的香氣和糧票的濁氣、老舊四合院里隨著沙啞歌聲唱出來的酒氣……匯成一股真氣,兼具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英國美學家鮑桑葵所說的“艱難的美”、“廣闊的美”和“錯雜的美”。我想這就是所謂“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吧?



“有朋友曾說,”作者寫道,“我的寫作美化了生活。為此,我曾想給這本書命名為‘美化,直至死’。與其說是想回應這善意的批評,不如說是無可奈何的孤絕。作為人,作為女人,作為母親,當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臨困境的時候,你怎樣論證活著的正當性?作為歷史的參與者,作為悲劇的見證者,你怎樣能夠保持內心的高傲和寧靜?然而我們終于還是活著。所以我寫作——正如史鐵生所說,寫作是為活著尋找理由。”

這個回答中的虛無主義情緒,雖很模糊,但是滲透全書。這是我的主觀感受,很可能作者不會同意。

理想主義者也可能有虛無主義情緒嗎?有的。我們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之中看到過,在章太炎的“五無”言說里看到過,在魯迅的許多作品、特別是《野草》諸什中看到過……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個現實的前提。奴隸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嚴……都是歷史中的自然。無前提“主義”,不過是一個空筐。誰都可以裝進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烏托邦)的東西。什么也不裝,讓它空著(如佛陀老莊),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變可能(或不可能)為現實,這就是意義的追尋。追尋就是意義,過程是意義的現實。過程的終結如果不能成為新的追尋的起點,那就會歸于虛無。所以理想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兩個貌似相反的東西,實際上走得最近。個體逃避虛無,往往逃入群體(宗教、國族、組織等等)。群體無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態、叢林法則等等)。在這里,理想主義的徐曉,也還是“出山時節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常常在寫作中躊躇”。

躊躇的結果,是刪除了不好的東西,留下了好的東西。“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節刪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刪除了。惟獨沒有刪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凄婉,卻飄散著絲絲縷縷的溫情。我愿意把這傳達給我的兒子,傳達給所有的朋友。因為我深深地懂得,這對人多么重要。”

躊躇,是為他人著想。

為后來的人們——因為愛。

為需要被刪節的人們——因為悲憫。

因為對別人重要,所以對自己重要。

別人比自己重要,這就是群體意識。

徐曉的愛和悲憫,植根于天性,本來屬于個體。但同時,這樣的天性,又使她的群體意識壓倒了已經覺醒的個體意識。她力求用理想主義的精神價值,去照亮歷史無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類文明的一切痕跡之前,把沒有爬滿蚤子的袍,留存給后來的人們。

這使我想起杰克·倫敦的《女人的剛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對男女在無邊無際、不見人煙的冰天雪地里艱難跋涉。干糧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終于還是吃完。帕蘇卡餓死前,把一袋干糧給了理查。那是她每天從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著的。

這樣的愛,當然偉大。這樣的意志,當然超強。但這偉大和超強,卻是以超弱——死亡來標志的。形而下的事實屬于個體,形而上的價值屬于群體。據說群體和個體應當統一,我也這么想過。但是我不知道,這矛盾該怎么解決。

不能解決。任何解決方案,其程序設計都必須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會利益的強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稱的價值原則背道而馳。一個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個“不夠資格的政治犯”)獨立個體,一個但知有道不知有術的純粹理想主義者,只在精神領域、只在價值觀的層面上尋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對歷史中的自然——這個現代叢林,難免和虛無主義相遇:

“誰愛得最多,誰就注定了是個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價值何在。”“充滿著神秘與眼淚的理想主義……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或許是一抹殘陽,或許是一縷陰影,但對于今后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種無法想象的存在。在他們身上,構成遺傳的染色體已經變異了。無法理解不是他們的錯。”

既然如此,既然我們的精神財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貶值,我們創造它的努力豈不是無效勞動?血腥暴力荒誕滑稽等等,是我們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義的前提,把它留給后人作為歷史判斷的參照系,讓他們自己去尋找溫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刪除,豈不更好?還有,刪除了故事,還有“從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嗎?

虛無主義這個怪物,原本與徐曉無緣。我想象,還沒有完全走出群體意識的她,在個體性寫作中與之狹路相逢,一定有些錯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為她已經說了,她在寫作中躊躇)。

為逃避這個怪物,她稍稍進入了童話——我覺得。



血腥和荒誕是那個時代的基調,書中提到的部分,已經殘酷到讓我們有切膚之痛,已經殘酷到哪怕只刪除掉一個小小的細節,都會減輕我們的沉重。這些都沒有刪除,不知刪除了什么?荒誕感是一種至為難得的天賦,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殘雪。有感于荒誕而又刪除,不知是怎樣的荒誕?我不敢要求別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東西攤出來晾,那種要求本身就是殘酷。但是那杯苦酒,一個人咽得下去嗎?

咽不下去,所以刪除。從這刪除,我看到了一種人性中的神性——愛和悲憫;也看到了一種人性的軟弱——無力感和恐懼。

這樣的所謂的美化,帶有逃避現實的性質。逃避,是弱者的天賦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鷹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飛快的腿。托爾斯泰說他讀安徒生,讀了幾遍才發現安徒生的孤獨和軟弱。安徒生以為大人都沒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說話。小孩子更沒有,但他假定有,這是弱者的任性。我讀到那些話時,也是個小孩子,坐著想了想,沒想出個什么來。今讀徐曉書,想起那段話,忽然懂了。對于一個陷于“無可奈何的孤絕”的弱女子來說,還有比童話更好的避難所嗎?

遺憾的是,她終于沒有逃脫。出獄20年后,她從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經同案的朋友,企圖重溫當年的舊夢。舞臺換了布景,角色各已轉型。“沒有期待中的徹夜長談,沒有想象中的無邊暢想,”她寫道,“不知道是我們老了還是社會變了,我常懷疑,以后是否還存在當年那樣的人際關系?”已經不再存在,還要懷疑一陣,這種精神領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種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純粹的個體寫作,讓他逃跑得像飛。徐曉帶著群體意識的個體寫作,只能一如當初,“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逃不脫鐵鑄的現實。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她的幸運。在那個無數人沒有任何交流空間,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時代,她已經享受過了真正的人際關系。冥冥中似乎還是有一種公平,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了這么一本,憂傷而美麗的、震撼人心的意義之書。

這里所說的意義,是個體存在的意義。在意義這東西已經被解構得片瓦無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價值。這里所說的價值,是個體精神的價值。作為這個意義與價值的自我賦予者,徐曉已經無愧于她苦難的“半生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難。徐曉可以免于這種恐懼了,因為她已經有了這么一本,永遠的《半生為人》。

“永遠”二字,我不是隨便說的。特別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問題之后。在文學中,一種信念,一種情緒,一種自我賦予的意義,只要是真誠的,美的,就是絕對的、永遠的。不要問正不正確,那是科學的問題。科學在證偽中進步,“正確”也不會永遠。牛頓、托勒密早已過時,但是古神話和安徒生們還生氣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現在和將來的天才超越的危險。

魯迅無礙于韓愈,海子無礙于李白。文學的領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沒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遠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詩,一則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與眾不同,都可不朽,成為永遠的孤峰。

《半生為人》也是,這是弱者的勝利。






在這里讀懂中國
南方周末
微信號:
nanfangzhoumo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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