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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徒手:非常歲月驚駭多
陳徒手:非常歲月驚駭多
新京報書評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前不久,81歲的邵燕祥先生又完成一部回憶錄性質的新著《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在書中,他回憶了自己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的這段難堪歲月。本書是繼他的《沉船》、《人生敗筆》、《找靈魂》之后填充自傳空白的作品。“灰帽子”這樣不常見、卻有異常感的字詞突兀而又順暢地出現,讓整本書天然地蒙上深重、晦暗的歷史帷幕一角。


《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作者:邵燕祥

版本:江蘇文藝出版社 2014年7月


文 | 陳徒手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國家歷經大災荒大劫難之后艱難的轉折年頭,上接癲狂的大躍進,下接瘋狂的“文革”,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沒有了往常政治運動的大折騰,但像是大病過后的喘息,醞釀風暴前的平靜,對于受害者當事者而言,這種間歇期同樣有令人窒息的小波瀾小動蕩。相對于宏大的敘事熱點的關注,史家們在著述中往往容易忽略這五年,在僅有的一些著作中也多是在七千人會議、廣州會議、四清運動等問題上著墨較多,對這五年全面的政治演變、人情世態的微觀呈現及研究較少見到。在描述“這五年”政治形態的方面,《一個戴灰帽子的人》首次突破已有的敘說框架,以個體的珍貴體驗,筆觸深入到每一個年輪每一個關鍵事例,突顯“這五年”普通國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線,完整地覆蓋了“這五年”風雨侵襲的范圍。這就彌補了原來史料作品在“這五年”上的空缺,給年輕的讀者提供了一扇不可多得、讀懂當代史的寶貴窗口。


一段流逝的歷史階段,不怕籠統地評說、空洞地議論,最怕沒有充足的實證,沒有真實的內心坦露。《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既充分地顯露了“這五年”的社會圖景,也呈現了作者一步一踉蹌的心靈折磨小史。我讀完之后有一種沁入心脾的涼意,有一種跌入人性深淵的痛感,更有感于邵先生題記中所說的“人間憂患誠如海”的浩瀚愁緒。今年的出版物中,像《一個戴灰帽子的人》這樣耽于深度反思的作品并不多見,它的測試歷史深度及人間溫度的稀缺品質也未被更多讀者認知,八旬作者寫作的良苦用心也沒有適時為人們周知,特別是如何被更年輕的一代讀者所理解和吸納。


高齡作者在電腦前一筆一畫地敲打出來,其間的辛苦可以想象;一本好書的問世本身就頗費周折,作者和編者都有“把千言萬語交付它”的深意和托付。現在不少書籍讀之如浮水如飄葉,很難進入人的心思,邵先生的新著卻是值得花費時間去領會,從高遠的人性角度、悲憫的歷史空間去體悟。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詞語,色彩之準,定位之巧,應該會為當代治史者所記取并認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右派帽子,人前背后被視作“摘帽右派”,依舊頭上還有一頂有形無形的歧視性帽子。邵先生用“灰帽子”作為自己及政治身份相似人群的共用符號,概括是相當精到而又沉重的,也包含著過來人無盡的辛酸和憤懣。


邵先生曾經多次說過,他被摘帽屬于第一批,屬于“非典型”,因為更多的摘帽右派極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單位的幸運。他能從勞動改造的地方返回到中央電臺工作,應算是少見的個案,但依舊感受到在“人民內部”被隔膜的痛楚,見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習慣于獨來獨往,狠心地把自己關閉起來。最關鍵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來禍害的“罪證”,因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竟成了千百萬“待罪之魚”宿命的敘事模式,只能無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隨大波逐惡流。在階級界限分明的社會環境中,“灰帽子”們只能頑強地泯滅自己的感知能力,堅決做到不“越位”,并卑微地、無聲息地依附于國家機器的運轉,這使我想起早年流傳于美國民間的一句話:“憂慮、恐懼、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僂于時間塵埃之中。


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勞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門前留影。


邵先生仔細記錄了“冒頭”挨打、控制異端的一樁樁“極左”事例,寫出相互之間猜疑、敵意的負面情緒。在思想改造的高壓氛圍之下,人人只能“口吐鉛字”,就是只能說能夠登報的“安全”內容,偶有跡象表露都會招致滅頂之災。譬如,中央電臺播音組丁一嵐身為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夫人,也要被迫在會上交心說,某個觀點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沒說出來過。某副主任當時嚴正地指出:心里有這種想法也是反黨。邵先生在書中點出副主任這種誅心之論的霸道樣子,實際上是單位日常斗爭的常態:“出語凌厲,打你一個措手不及。”


“灰帽子”們學會盡量少說話,不能讓自己的言行隨意上人家的“秋后小賬本”,以求得一種“異樣”的安全感,反而會因為自己“變異”而在“互相傷害”環境中謀得難得的安寧。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吳小如這樣的老友面前,恢復自由地傾訴和傾聽,他1972年寫的詩句“求友應從生死場”,說的正是交友之難之苦,反映干涸車轍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魚之交。


有一筆最為難忘:1958年廣播局局長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謝文秀問及情況,謝文秀向老領導忍不住多說一句:“我到現在也沒想通,他(指邵燕祥)怎么會是右派呢?”梅益說了一句“驚天”話語:“說不定哪天我也會成右派的。”聯系到“文革”期間梅益的悲慘遭遇,他說的這句話確實有驚人的預見性,表明他親歷深知殘酷無情的黨內斗爭之后的洞察力和悲觀程度。


邵先生特地寫到侯寶林、馬季所在的說唱團,稱之為“保持人味的園地”,因為曲藝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較低,較能真誠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處中能欣然迎接,笑臉相向。我讀到此章節時,淚花忍不住流淌出來,這在閱讀本書時是唯一的特殊感觸,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卻的一處暖意。

邵燕祥與夫人謝文秀(紀紅攝)


《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并不是只寫人內心的簡陋與不堪,瑣碎與龐雜的描述之下,最在意的還有它展現了當年光怪陸離的世間百態,讓我們后人得以“從容”地瀏覽政治光環下的百科全景圖。


首先是邵先生因本職工作而引發的創作奇遇,曲藝需要配合大好形勢,根本沒弄清城市人民公社怎么回事,熬夜趕出《滿城春》應付交稿。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問東京,侯寶林喝著特別釅的茶,與大家七湊八湊就寫一個應景相聲《哈格蒂打前站》。馬季創作《土耳其抓兵記》,把總理曼德列斯喚作“慢點兒勒死”,贏得上下一片喝彩。而邵先生改編蘇聯小說《葉爾紹夫兄弟》的話劇本,歷經反修斗爭的前后折騰,甚至要經過劉少奇、陳毅等高層人物“過手”,等待臺上內部演出時已是滄桑滿目。邵先生寫這樣的折騰記,因為親力親為,因為當年的忐忑不安,寫得翔實周到,含而不露,可為略顯薄弱的當代創作史提供最扎實的佐證。


邵先生寫到當年的饑餓是可以呼之欲出的實感:在廣播學院上輔導課,上午十一點鐘起,站在講臺上兩腿就發軟發抖,一直抖到下課鈴響。對于1960年秋冬的整體印象,就是絕少晴和景明,打完樹葉就暮色四合。有一次,突然弄到一塊豬肉,邵先生沒舍得吃,中午趕著送回船板胡同家中,讓兒子小鬧鬧嘗嘗鮮。


六十年代前五年城里機關干部大都參與幾次農村政治運動,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當屬“四清”。邵先生寫的“四清記”,大小線索清晰,人與事眉目清楚,敘說客觀。我覺得,邵先生真切地描述自己工作過的延慶西五里營村、河南西宋莊的運動過程,政治風暴侵襲下的村莊民眾群像最具史實上的價值,這些群像實際上應是歷史基座的主體內容之一,以前往往被我們省略而沉入歷史深處。


邵先生寫出農民對歷次政治運動的磨合和適應,他們說話可能“主謂賓不全”,但有的話說得十分勁道。查西宋莊干部的“多吃多占”,查出的也只是冬天長夜里隊干部從倉庫里炒一把豆子。與高層的極端判斷不同,相當多的農民及干部對政治運動的漠然和煎熬,被描述得入木三分。我注意到,邵先生寫的那位河南地方干部老邢,具備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和對國情的體察,因此能得斗爭游戲三昧,應對自如,自己不會淪為打擊對象,也不會得到格外的重用,但彼此懷著在“階級斗爭”年代里難得的善意和友好。這樣世事洞明的基層干部,應該是國家不正常的政治生態中數量巨大的常規人群,他們的作為和能量值得仔細考究。



邵先生在書中曾形容自己是“在歷史指派我的狹小縫隙里”艱難求生,情狀就像他的詩句所寫得那樣:“我夢見我變成一條無名的魚,連同歷史的長河一起凍成冰塊。”然而,他并沒有讓歷史永遠凍結,而是靠著自己的著作讓歷史有溫度有呼吸,讓“灰帽子”們在蹣跚而行的歷史人流中不被淹沒。

來源:11月2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6版


▲11月2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封面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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