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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官吏與娼妓的戰爭
杜君立:官吏與娼妓的戰爭
杜君立     阅读简体中文版

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 ——白居易《長恨歌》
我一朋友在黨校教書,他說是教授“陰毛學”,大概是陰謀學吧。因為常常出入風月場,他對于官吏掃黃頗不以為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話糙理不糙”地說,官吏與娼妓是一樣的,官吏用上面的口謀生,娼妓用下面的口謀生;娼妓出賣自己的肉體,官吏出賣自己的良心。說到底,都是出賣自我尊嚴的職業,不過是圖個享受罷了。這句話據說出自玩官吏和妓女于掌故之間的賴昌星之口。事實上,吃屎、喝尿、捧屁、獻妻,這些自古都是中國官場的一種美德和傳統。妓院與衙門從來都是古代中國藏污納垢的罪惡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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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天朝主旋律作品《二十年目睹社會怪現狀》中寫道,某候補道臺,雖用盡辦法,三年仍得不了實缺,后通過上司之近伺,得知上司有此好,于是,求得內人相助,奉獻內人于上司,果然一炮打響,道臺便歡天喜地上任去了。天翻地覆慨而慷,毫無疑問,今日之中國官吏堪稱2000多年來活得最滋潤的社會群體。但在傳現代文明尚未啟蒙的背景下,中國的一切依然故我,華麗輝煌的新瓶子里裝得還是2000多年來積攢的陳年屎尿。
開封市委組織部長李森林積攢了300份不同女人的陰毛,而且是自己親自動手用剃刀剃下來的陰毛。李森林同志因此得名“陰毛部長”。在和諧的體制環境下,李森林收集陰毛要比達爾文收集蝴蝶標本容易得多。這300份陰毛全部都來自社團內部。社團女性成員因為陰毛而雞犬升天,男性成員雖有陰毛,但森林同志不好男風,男性社團成員如果想要免費的房子免費的汽車很大的權力很高的工資,只需要把自己的老婆獻給他們的部長;社團中人是當下這個社會的“白馬王子”,老婆和房子一樣是從來不缺的。
在這個和諧的秘密同盟之下,這些共產共妻的同志都大公無私地把自己或者自己的老婆貢獻給了“領導”。如果是新婚,想來這些社團中人大可將自己老婆的初夜權也一并孝敬給“領導”,領導到此一游后,親自剃下陰毛留作“先進性教育”的紀念。這些陰毛據說足夠李森林用來制造16支“陰毛筆”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陰毛部長”,必有“陰毛局長”、“陰毛秘書”。海南省紡織工業局副局長李慶普同志收藏的女性陰毛多達236份,以64份的微弱差距屈居副職。這個陰毛局長筆耕不輟,寫作了工作日記達95冊,以細致入微的筆法記錄了工作經過和體驗。這些工作最后都以陰毛、內褲、日記和錄像等形式,分門別類,統一編號精心保存下來,并珍藏在4個密碼保險柜中。江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吳志明正與兩個情婦床上激戰時被神勇的組織“雙規”,組織搜出避孕套、壯陽藥和兩本“工作日記”。第一本詳細記載了136名情婦簡況,性交次數、地點及感受;第二本為100多位情婦的陰毛標本。吳的5年計劃(2015年前)是完成1000個女人的交配任務。
如果陰毛部長親自操刀剃下陰毛之后,很講信用地賞給對方一個“拿陰毛當令箭”的委任狀,那么這個社會就很和諧。但根據社團一貫歷史,斗爭才是真正的和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了“陰毛部長”“陰毛局長”,就會有精液科長、糞便股長。300個被剃掉陰毛的女同志和她們的烏龜丈夫,極其“敬業”地保存了領導的精液、保險套和內褲,有的甚至與領導合影錄像留念。這如同革命圣地珍藏著“首長”戰斗過鋼盔、背心和茶缸。
馬未都之所以火,是因為暴富的中國制造了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批收藏家或者說囤積狂。囤積陰毛和精液與囤積明清家具沒有太大的區別,這無關審美,只是一種權力導致的貪婪和欲望。
與陰毛部長陰毛局長相比,廣西自治區煙草專賣局銷售處處長韓峰更加接近一個文學家,他嘔心瀝血撰寫了性愛筆記一度在網上被傳為佳話。周口市長張海欽在實踐工作中,曾經與姊妹二人共同工作,并担任二人叫床比賽的裁判,他甚至譏諷中國正腐的貴賓金太陽:我算是“金正日”(今天正日著),一到了人大政協,也就是貪足撈夠了,算是“金日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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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自古以來,政治與性就脫不了干系。性和政治某種意義上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性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就是性。在韓非子和馬基雅維利之前,政治屬于宗教的一部分,因此它是崇高的。娼妓同樣也是神巫時代的產物,來自人類的生殖崇拜。進入世俗時代以后,娼妓淪落風塵,僅僅是一種經濟職業。從生殖崇拜到追求性快感,娼妓是兩性關系世俗化的產物,同樣,從智慧的先知到愚蠢冷血的酷吏,官吏也是政治世俗化的結果。
從歷史命運來說,官吏與娼妓走過了同樣的軌跡。官吏來自暴力,娼妓來自欲望,都是人惡的本能。當暴力在官吏手中衍變成權力時,欲望也在娼妓那里衍變為誘惑。權力將自身裝扮得更加神圣,同時將誘惑貶斥得極其下流。前者為“府”,后者為“肉”,當權力經不住誘惑時,“官府”就變成了“官腐”,“政府”就變成了“正腐”。腐敗成為一種可怕的惡疾,以至于中國古代皇帝想出了“腐刑”這種絕招。事實上,南漢皇帝將他所有官吏的所有生殖器都割了去,依然無法阻止腐敗這種絕癥的到來。
娼妓的世俗化從一開始就是政治世俗化的產物。中國最早的娼妓是管仲創辦的“女閭”。《戰國策》二卷周文君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按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則一閭為二十五家。管仲設女閭七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清朝的褚學稼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
“女閭”開中國娼妓之先河。管仲是中國重商主義的鼻祖,為了幫助齊桓公實現“富國強兵”的國家戰略,他不僅首開食鹽專賣,還實行妓女官營。管仲曰:“蓄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齊桓公首先響應這個“國策”,將自己的宮中的700名美女獻了出來。其他娼妓也全部來自官家。
并不是說什么女人都可以做得了娼妓的,蓬頭垢面粗手大腳的農婦自然沒有這種資格,只能依靠那些養尊處優錦衣玉食貪圖享受厚顏無恥的官宦家庭。好在當官的沒有不貪的,所以管仲反貪往往一舉兩得,一則貪官辛苦斂聚的萬貫家財被沒收進國庫,使國庫創收;二則官們都家大戶大妻妾成群兒女成圈,將其女眷充入“女閭”,她們手無縛雞之力,做娼妓正好發揮所長。
管仲的娼妓興國計劃實行以后,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政治經濟效果。齊國歷來重視商品貿易,齊國商人“負任担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國語·齊語》)。這次首創娼妓,齊國還弛關市之征,建立招待商人的客舍,免費提供食宿和三陪。設“女閭”來招商引資,一時間天下商賈歸之若流水,齊國都城臨淄成為天下第一大都會。商人獲得巨利,齊國則成為GDP天下第一的超級大國,號稱“冠帶衣履天下”。
黃現膰的《唐代社會概略》中說:管仲設女閭,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自管仲的“女閭”以后,無代無之。軍妓即營妓,乃官妓的一種。營妓始于漢,歷六朝唐宋不衰。唐承六朝金粉之後,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約分家妓公妓兩種。后者包括官妓和宮妓,“宮妓”是天子獨自享受的。長安都城中有所謂“北里”、”平康里“輿“教坊”者,即為當日風流淵蔽。據馬可·波羅記載,蒙元時代,汗八里(北京)操皮肉生意的官妓達25000人,實行軍事化管理。方彪的《北京簡史》中說:“錢來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帶產生了畸形的繁榮,許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還津津有味地談起‘八百羅漢’鬧京城時的盛況……古有飽暖思淫欲之說。‘八百羅漢’酒足飯飽之后,當然不乏有些尋花問柳的青樓之游。位于前門、宣武門之間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紅燈區,許多妓院竟然掛出了‘客滿’的牌子。”可以說,國營妓院直到100年前依然是中國特色。來自娼妓業的花稅一直是政府的一種主要稅種,而管仲也成為娼妓行業的祖師爺受到萬世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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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多年帝國歷史中,皇帝都以酒池肉林的淫樂最大愛好。“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妓院不過就是后宮的民間版。皇帝不容許平民擁有三宮六院,就設立公共的“三宮六院”。從這一點來說,就是皇帝放火,百姓點燈。
雖然中國以假正經的禮教治天下,但娼妓在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中,始終只是和戲子、儒生、胥吏(公務員)相似的一種平常職業,只有到了萬馬齊喑的明初和毛萬歲時代才被妖魔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娼妓始終是一種非常時髦和風雅高尚的職業。有點類似今日之影視明星節目主持人。明宣德年間,皇帝忙著斗蛐蛐,官吏們忙著摟錢,世風日下腐敗成風,中國才出現了第一次迫害妓女的掃黃運動,但很快就不了了之。
妓女與官吏有著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官妓的來源大多為犯罪官員的家屬,如上官儀及子庭芝被誅,庭芝妻鄭氏及女婉兒配入掖庭;吳元濟妻沈氏、李師道妻魏氏敗誅后,皆沒入官妓。《蘇三起解》中的蘇三就是官二代,她父親被政府以貪污罪抄家,她就淪為官妓,后來又嫁給一個新科進士,重新成為官夫人。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晚至100年前,中國首位“總統夫人”(袁世凱)也是一位青樓女子。
在禮教最為桎梏的宋明清時代,中國的娼妓與官吏之間依然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達官貴人無不以狎妓為榮,甚至皇帝拋下后宮的三千佳麗跑去拜訪名妓李師師,又如柳如是、賽金花,無不留下千古美談。唐代官吏狎娼,上自宰相節度使,下至庶僚牧守,幾無人不樂于此道。唐代人把嫖娼稱為“春風得意馬蹄疾”,狎妓絕對是一件倍兒有面子的事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唐代以后把科舉的第三名被稱為“探花”,與妓女選美皇后稱為“花魁”相對。白居易在《追歡偶作》中有一句詩: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意思是說,我家里養的家妓,每過三年多,我就嫌她們老了丑了,又換一批年輕的進來,十年間換了三次了。可見官吏們一方面遭到君權的奴役,另一方面有以男權欺凌娼妓。
從“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到“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可見娼妓業之繁榮幾乎不受任何政權更迭的影響。宋徽宗和周邦彥同狎名妓李師師,如今日三角戀。在當時竟是美談。一日徽宗幸李師師家,邦彥匿于床下,遂制《少年游》以記其事。徽宗知而免他的監稅官。出國門時,師師餞送他。邦彥復作《蘭陵王》詞,師師于徽宗前歌之。徽宗又召他回來,賜給他做大晟樂正。道君以專制帝王之尊,與邦彥爭風,竟敵不過。“楊柳岸曉風殘月”,詞乃是與文人學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愛唱的歌曲。從某種意義上,唐詩宋詞之所以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與色情業的發達有著密切的關系。蘇東坡在杭州倚翠偎紅,艷史尤多,直追200年前白居易。東坡詩:“休驚歲歲年年邈,且對朝朝暮暮人。”
官吏飛黃騰達日,可以“獨占花魁”,可以妻妾成群;官吏東窗事發時,結發與千金俱進入國營妓院,繼續享受公務員待遇,吃盡穿絕,享受榮華富貴,從無風吹日曬之苦。官妓享受之余飽讀詩書,一朝邂逅官場新秀,隨即重金轉會,搖身又成為寶馬香車的官太太。如此往復循環,這就是中國歷史極為有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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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與娼妓一樣,一點也不遙遠,對任何人來說,既可遠觀又可褻玩。賣油郎日積一錢,終可一親花魁之芳澤。美女既可以做官太太,也可以做國家娼妓,因此在美女面前人人平等,官吏必須“與民同樂”。
據說30年前中國剛剛開放國家這個監獄的大門,先富起來的官吏們如過江之鯽奔赴海外,每到一地就沖向紅燈區。其實即使如今也仍是如此,開洋葷是公款出國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甚至已經玩到人妖級別。有位德國導游長期接待中國官員,發現有兩個地方是他們必去的,一是卡爾.馬克思的故居,另一個就是德國的紅燈區。這大概能夠說明他們的精神世界有多么豐富,除了意識形態,居然還有剩下的東西: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官吏亦不過是國家的娼妓,這些娼妓經常恬不知恥的以“父母”自居。實際上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民眾來說,官吏只是被買來解決一些麻煩而已,都是付了錢的。因此比較靠譜的說法是“公仆”——大家的仆人,而娼妓又被稱為“公妻”,所以官吏與娼妓是比較相似的一種職業。
官場與風月場一樣,需要曲意逢迎逢場作戲,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死了妃子,秦郡太守劉德愿哭得死去活來,劉駿馬上提升他為豫州刺史。勾踐為得吳王信任,甚至飲溲嘗糞,易牙不惜將自己的兒子烹了請齊桓公品嘗,官場這種違背人性倫理的事跡屢見不鮮,其舍己忘我的精神比之娼妓有過之無不及。
將官吏與娼妓相提并論并無歧視官吏的意思,因為一個正常人是不會歧視娼妓的,反過來,他會尊敬和同情娼妓。我們常常將2000多年的中國皇權專制社會看作黑暗時代,但至少有一點,人們從不歧視妓女,更不虐待妓女。娼妓業就如同今日之房地產一樣,一度甚至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食色性也嘛。而且娼妓業要比房地產業綠色環保得多。
只有到了當代,官吏與娼妓之間開始產生分野,首先國家專營由娼妓業轉為房地產,也就是說,將賣官家的女人改為賣農民的地了。官吏的妻女從此不再墮落,一般都已經被送到國外。官吏也不再被抄家。雖然官吏仍然是娼妓的主要顧客,但娼妓不再來自官吏家庭,而是來自窮人。
縱觀中國歷史,妓女一直受到政府的寬容和保護,但對逼良為娼和強奸犯罪則嚴加打擊。宋明清以后,官吏嫖娼被官方嚴厲禁止,一旦出現嫖妓丑聞就等于仕途結束。比如那位“奉旨填詞”的柳永。但民間依然溫柔蕩漾,宋明清三代的春宮畫和色情文學達到空前絕后的繁榮。明太祖朱元璋頒發圣旨:“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許入院。只容商賈出入院內。”清沿明制,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官吏狎娼有禁,而縉紳家居為例外。這一禁令聲色俱厲,結果導致男風大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言:“明代雖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獨未云禁招優。達官名士以規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談笑;有文名者,又揄揚贊嘆,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復熾,漸乃愈益猥劣,稱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中國從漢初迄于光緒末葉,男色風靡數千年,經久不衰,比起西方同性戀之風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男風自古就有,但只有到了天朝時代,男娼才與妓女比翼齊飛,中國戲曲的興起于男風優倡有很大的關系。士大夫所狎男色,半為優伶。及至清中葉,官宦之家大半有斷袖之癖,無不以孌童為榮。
跟劉志軍喜歡開洋葷一樣,慈禧晚年由英國人埃蒙德·巴恪思提供性服務。這個“洋侯”在《太后與我》中對“穢亂清宮”的細節敘述觸目驚心。當時慈禧已是七十老嫗,卻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藥才能滿足其需要。在埃蒙德的筆下,晚清宮廷,從慈禧太后、王公貝勒、達官貴人到太監、宮女、伶人,過的都是淫亂污穢的生活,男女之間還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與男、女與女、人與獸……許多王公、貝勒、大臣、將軍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戀,只有與慈禧太后例外。恭親王溥偉,慶親王及他的兒子載倫、載振,差一點取代了光緒帝的“大阿哥”溥儁,貝子溥倫,肅親王的次子,大學士榮慶,將軍張勛、姜桂題……在他筆下都是同性戀,慈禧太后甚至微服密訪他們常去的浴室,喜歡親眼看他們淫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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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與娼妓之間的大分流使官吏站到娼妓的對立面,金屋藏嬌的官吏以道德和財富的面孔展開對窮人的審判,而娼妓正好提供了既無法還手更無法還口的沙袋。所以當下中國的娼妓不僅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娼妓,也是2000多年來最不幸的娼妓。相反,當下中國的官吏不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官吏,也是2000多年來最幸福的官吏。
官吏集團對娼妓群體的嚴厲迫害反映了官吏群體嚴重的心理障礙和心理危機。面對歷史古老的娼妓,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還有一種道德上強烈的自卑感,他們只能用虐待妓女的方式來緩解這種無法言說的焦慮。
在這種焦慮之下,妓女常常被貶斥為“婊子”,官吏被抬高為“領導”,這種身份的懸殊并未改變謀生方式的原罪。與官吏們相比,妓女更認可“婊子”的卑微,他們從來不奢望“牌坊”——無論自己立還是別人立。而陷入身份焦慮而不可自拔的官吏們唯有在牌坊中才可以找到自我。因此,牌坊文化成為中國最為瘋狂的官方舉動,權力完全走向視覺化,這種牌坊被稱為“形象工程”,即以牌坊的形式奸污一個社會,從而獲得權力的快感,和內心罪惡感的轉移。
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說,如果人的成長分為口腔、肛門和性器官三個階段的話,那么中國人僅限于口腔階段。口腔指欲望和貪婪,肛門指自我控制,性器官象征著身心和諧自我提升。瘸子無法克服行走的顛簸,所以他就認為是路不平。一個無法自律的人會將一切過錯推給別人和社會。在當下這個“失禁的中國”,對色情和妓女的政治掃蕩只能證明當局脆弱的自我控制能力。當道德紀律和法律無法控制官吏們保持一個基本的人的尊嚴和操守時,當局就遷怒于娼妓的引誘。這如同童話中丑陋的王后砸碎映照出真相的鏡子。
事實上,對一個連自己的陰莖都管不住的官吏群體還有什么話說呢?總不能像英明的“皇阿瑪”一樣把他們都閹了吧。最后他們想到了掃黃,收拾娼妓——管不住自己,就去管別人。一個連自己的陰莖都管不好的人又怎么能管住權力?一個連自己都管不好的竟然去管別人……
官方將“妓女”稱為“失足婦女”,這與將“官吏”稱作“領導”和將“公民”稱為“老百姓”一樣,這些朝三暮四的愚蠢手段都不能改變歷史和現實,只能暴露其對人類基本良知和常識的褻瀆和侮辱。作為“性工作者”的娼妓自古就是一種謀生的職業,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狂人可以阻止這種職業的存在。
色情是人的一種本性需求。如同石頭無法阻止風的去向,色情行業雖被中國官方嚴厲打壓,但色情文化仍然有不可遏制的社會基礎。比如令中國色友頂禮拜膜的日本AV女優蒼空井。。蒼井空在Google上的搜索結果是4100萬,比毛萬歲、姚明和孔子都多。一場廣為流傳的事件中,一位中國網絡名人稱她為“雞”。蒼井空回復說,“我脫光衣服躺在鏡頭前,是為了生存。 而有些人衣冠楚楚的站在鏡頭前,卻只是為了私欲和欺騙。”網上輿論站在蒼井空這邊,這表明了蒼井空的強大影響力,不能僅僅因為她參演了色情片就稱她為娼妓。就像一位網民說的,“盡管蒼老師脫掉了衣服,她也是脫掉衣服的圣人。”
庚子年間,天朝對全世界宣戰,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挾持皇帝一路狂奔,高官巨吏俱作鳥獸散,“四十萬人齊俯首,北京無一是男兒!”偌大一個北京,竟然是八大胡同一個娼妓——賽金花挺身而出,游說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希德,得以保全民眾與城池。此事被傳為千古佳話,10余年后,小鳳仙又“美人救英雄”,成就了蔡鍔一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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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奉行嚴厲的一夫一妻制度。在《圣經》中,當憤怒的人們要求嚴懲妓女時,耶穌對他們說:“如果你們中間誰認為自已從來沒有做過錯事,誰就可以用石頭砸死她。”人們慚愧地走了。耶穌對妓女說:“你走吧,我定不了你的罪,沒有人可以定你的罪。因為沒有人從未犯過錯誤。”這一情景后來被托爾斯泰寫成小說《復活》,小說試圖說明,每個人都應當從妓女身上看到自己的罪惡,寬恕妓女也就意味著我們自己靈魂的復活。
即使在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妓女也一直存在,并且得到騎士階層保護和尊重。中世紀一般認為是性禁忌最為嚴厲的時代,而侍奉上帝的修士和修女是不可結婚的,修女被稱為“上帝的新娘”。事實上當時的修道院并不比賴昌星的紅樓高尚多少,以至于后世的歷史學家當時的修道院稱作妓院。在中世紀時迫害異端和“女巫”最為賣力的天主教教皇英諾森八世就是一個“連做夢也只想著女人、酒和金錢的無知而粗野的好色之徒”。他將教廷所在地羅馬辦成了一個舉世無雙的“紅燈區”。
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富洛樓神甫垂涎艾斯梅拉達的美貌,“她舞跳得這么動人難道是我的錯?她那么美難道是我的錯?她使人發狂難道是我的錯?”但他的職業身份又不容許他親近女色,他甚至讓丑陋的敲鐘人噶西莫多將艾斯梅拉達綁架到修道院,結果導致了民眾對修道院的圍攻。
這是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經典作品,富洛樓神甫最終在道德、權力與人性的糾結中毀滅。對性的抗拒是反人性的,對性的劫持來自權力的邪惡,對道貌岸然的維護是虛偽。在一段時期,新教改革與梅毒曾一度使妓女遭遇滅頂之災,她們被當作魔鬼附身的“女巫”遭到殘害。18世紀科學取得勝利,工業革命帶來的城市化繁榮使歐洲成為是一個登徒子和享樂主義者的時代。這也是妓女引領時尚的黃金時代。18世紀倫敦的妓女超過5萬,而巴黎不少于3萬。她們以交際花的身份引領著現代城市的時尚潮流,她們本身就是一個顯眼的風向標。
在這一時期,倫敦有大量妓院、酒吧以及其他色情場所,里面住滿了妓女。18世紀妓院與皇帝時代的中國一樣,是重要的社交場所,甚至可以舉辦私人聚會,這里設施完備服務周全,老鴇(妓院老板)往往極富管理經驗。妓院之間的商業競爭也非常激烈,像莫利金的妓院、道格拉斯母親的妓院、古爾德夫人的妓院、戈德比夫人的妓院等等都是當時倫敦最為知名的妓院。
作家古格特這樣描述巴黎:“1850年巴黎妓院中,進入妓女們的‘閨房’,只見墻上貼著石榴色的壁紙,室內擺設著一套紅色的棉或天鵝絨的無靠背沙發,一面粗陋的穿衣鏡,一個掛鐘,宛如牙科醫生的候診室。不同的是穿著花衣裳或藍、紅、黃、白色衣服的十個女人擺出諂媚的姿態,腳上穿著紅色拖鞋,一面焦躁不安地微微搖擺身體,一面呈大字形不雅地躺臥在沙發上。這里已經沒有奏歌的泉水和仙境般的氣氛,更沒有藝術情調和穿著薄紗、穿梭如云的美女。”
并不是所有的妓女都來自社會底層,也不是每一個尋歡作樂的年輕人都很“下流”,很多人喜歡有教養、來自上流社會的女人,女家庭教師成為有錢男子的情婦在當時也是很普遍的(小說《簡愛》),甚至還有上流社會的少女當妓女的記載。直到20世紀20年代,還有這樣一件事:一個近衛隊軍官被引到倫敦上流住宅區一家妓院的廂房,卻發現自己可愛的妹妹坐在床邊準備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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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妓女們經常因為緋聞、醉酒或者斗毆而引起大眾關注。于是,有關妓女與社會名流之間的風流韻事、通奸、離婚等八卦消息都在歷史上第一次登上了報紙,堂而皇之地成為大眾茶余飯后的熱門話題。小酒館里充斥著女士和她們戀人的八卦;傳單和小冊子記錄她們的一舉一動;歌曲、詩歌和漫畫都在表現她們。這種文化現象一直持續到現在,意大利總理狎妓的新聞在媒體的地位如同中國皇帝犒賞大臣。
現代妓女的興起與婦女獨立風潮息息相關,避孕和墮胎技術進一步解放了婦女,婦女的獨立地位越來越清晰。對中國來說,不再纏腳的婦女第一次獲得和男人對等的經濟文化權利。雖然不可否認,許多淪為妓女的女子通常是為了金錢,但其中一種很重要的動力就是想要追求獨立,對她們來說,除了身體以外沒有別的本錢,只有通過出賣身體才能獲得優裕而獨立的生活。另外還一種就是年輕的寡婦或被遺棄的未婚母親,她們賺錢不多,為了養育孩子只有進入“人肉市場”。
性和妓女永遠屬于道德范疇,而權力和官吏只能歸于政治或者法律范疇。中國傳統文化中權力通吃,權力對“法律”(王法)的僭越和篡改使“法律”處于虛設狀態,然后以宗教領域的道德代替法律,在使權力神圣化的同時,也使整個社會泛道德化。在權力道德的背景下,常常會出現官吏與妓女的沖突。這就如同老虎與美人魚的戰斗,本來是非常荒誕的,但中國是一個神奇的國度。
賣淫有關道德,但成人世界是不可理喻的,在自由和自愿的人權背景下,性是一個牽扯人權的敏感話題,從來沒有哪個政客樂意插手,比如“墮胎”,每屆美國總統都對此王顧左右而言他。
中國官吏對性的執著來源于“富洛樓神甫的焦慮”,他們試圖以道德問題來轉移公民對權力運行的法律質疑和拷問。在官場淪為妓院的同時,社會成為他們的道場。他們以流氓的暴力方式滌蕩底層妓女的生存空間,以顯示權力的偉岸和犀利。這是一場最強者對最弱者的無恥戰爭,也是權力對人性的無趣討伐。這場討伐如同抽刀斷水,權力永遠不可能完勝。權力只能凌辱妓女,污蔑性欲,但無法剪除人性本能。
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每個權力之王——皇帝都在剪除無數男人陽具的同時擁有無數極度性饑渴的青年女子,這其實是一種極致狀態的“富洛樓神甫的焦慮”。而當下興味盎然的一輪輪全民掃黃運動實際仍是“富洛樓神甫的焦慮”的延續。
在當下這個嚴重貧富分化且不存在社會保障的中國,許多妓女都是來自農村和城市貧民家庭,她們父母工資微薄,不敷溫飽,如果遇見家人上學治病甚至買房等大事,一個柔弱女子不依附他人,想要照顧家庭或有其他的生活追求,那么也只有賣淫一途。當然,比起被巨官大賈包養來,做妓女要擁有更多的自由和尊嚴,因為這里不出賣感情。或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官方極少去整肅官場性丑聞,但對妓女的掃蕩毫不留情。
從社會傳統來說,性與政治之間的糾結永遠也難以理出個頭緒來,只能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吊詭的是,2000多年來的中國,娼妓與道德并行不悖,只有在當下這個所謂的法治時代,一個從道德和法律上雙重失控的官吏集團,竟然試圖用暴力來拯救道德和娼妓,事實上,真正需要拯救的只有他們自己。在民間話語中,當官吏遇見妓女,一般會問:有發票么?答:有。官吏只有一個字:“走!”據說有官吏因為過于堅守原則而光榮犧牲:安徽某縣縣長接受性服務后堅持要發票,“不給發票,我死都不給錢!”結果,縣長就成為烈士了。

8
在中國歷史上,掃黃最為賣力的是在太平天國時代,這甚至跟如今的計劃生育一樣被定為國策。因為男女授受不親,為了保持純潔的革命關系,從金田起義的一開始,洪秀全就嚴別男女,實行了停止家庭婚姻生活的政策。天王洪秀全語重心長的諄諄教導:“天下多男子,盡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由于太平軍幾乎都是全家參加革命,因為母親、妻子、姐妹和女兒都在軍中,因此一家人不免總要相見。1853年太平天國建立革命圣地南京,洪秀全成為革命大家庭的家長,他把男女老少都分別編入男館、女館,實行軍事化編制及管制。100年后,這種情景曾經再度重現。史書記載:“令闔城男女分別信館,不準私藏在家。私犯天條,一經查出,立即嚴拿,斬首示眾,決不寬赦。凡強奸經婦女喊冤,立即斬首示眾,婦女釋放,如是和奸,既屬同犯在條,男女皆斬。”
為了保證天國內部的“純潔性”,雖夫妻亦不可同寢。“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斬首”。如果夫婦同床,那就是“淫亂罪”,因此天理不容,一律殺頭。天朝的冬官兼正丞相(官名)陳宗揚,由于與夫人同宿,結果夫婦二人一同被斬。執法之嚴格,足以與和諧社會的某些警察比肩。偌大天京城,能跟老婆同住的,連洪秀全在內一共8戶而已。
在和諧的革命大家庭中,為了將這個國策進行徹底,洪秀全更上一層樓,果斷英明地禁止任何異性之間的私人關系,即使親子行為亦屬打擊之列,“母子亦不許相見講話”。因此,在太平天國時代,中國不僅徹底實現了“男女有別”的高尚社會,而且還達到了夫妻陌路、母子背道的偉大盛世,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因為美女可以激發革命豪情,處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洪秀全有妻88人,象征著“發”,此外有宮女888人,發發發。每年生日,革命群眾還要送給領袖許多生日禮物,當然也是美女,導致編制不斷擴大。一則編制過大,二則由于天國是“人人平等”的和諧社會,所以這些女人因此不分后妃嬪嬙,更不分妻妾婢女等級,一律用數字編碼,比如“5978”。洪秀全還經常舉辦選美比賽,以激發這些女同志的工作熱情。
蘇聯帝國在“十月革命”后,紅軍向西追趕白軍的時候,打到一個城市,紅軍不動了。為什么呢?這座城市的妓女很多,大部分士兵都嫖娼去了。指揮官發電報向列寧請示該怎么辦,列寧立即回復了一個電報,但誰也想不到他是這樣回復的:“把妓女全部殺掉!”俄羅斯現在終于公開了這份檔案……
還處于石器時代的朝鮮是沒有妓女的,但有“歡樂組”——朝鮮把那些派去給金氏父子助興的女子叫做“歡樂組”。金正恩就是歡樂組成員高英姬所生。金正日喜歡鵝蛋臉、體型嬌小、而豐滿的女子,而金正恩喜歡身材高大面孔迷人的女子。歡樂組成員一過25歲就讓她們跟在金正日身邊的人結婚,以保守秘密。目前金正恩已經從來自全國各地的200多名絕色女子中,獨具慧眼地欽點出90多名美女組織自己的“歡樂組”。

9
性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是如此密切,作為政治的延伸,每一場戰爭都常常伴隨著大規模的強奸浪潮。在和平時期,性同樣的被政治化,比如嫖娼,中國官吏嫖民間娼妓“名正言順”,倘若是外國男人在中國嫖娼,而這娼又是中國女人,那情況可就大為不同了。這時候,不再是一個男人嫖了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嫖了一個中國人。一種簡單的嫖娼行為迅速喪失其固有的生理和道德內涵而上升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問題。從法理上說,嫖娼就是嫖娼,但對一貫“政治正確”的中國愛國賊們來說,馬上從“洗浴中心”或“洗頭房”里提起褲子,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義憤,對外國人在中國的“買春”表現出民族仇恨來。比如當年的“珠海買春”事件,這些愛國賊們把中國女性的身體也視作了“中國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土”的一部分。外國人在中國嫖妓就是對中國領土的侵占,它與外國人武裝占領中國的城市鄉村一樣,甚至是一種更可恨的侵略行為。因此,常常有愛國賊們以在日本嫖娼為榮,甚至作為“愛國”的體現。
馬克思曾經指出:“拿婦女當作共同淫樂的犧牲品和婢女來對待,這表現了人在對待自身方面的無限的退化。”如果說政府是一種“必需的惡”,那么色情業就是一種“必需的罪”。色情業是一個古老的傳統職業,它就像政治和官吏一樣無法消滅,而且它從來都是經濟繁榮的晴雨表。經濟發達必然娼妓業發達,接受經濟繁榮就必須接受商業色情。當下中國以圍堵的方法掃黃,如同鯀治水,或者類似堂吉訶德大戰風車,只是一種非理性的瘋狂和反法治的姿態,對國家與社會根本無所裨益。
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中國官吏常常情不自禁地將賣淫看成出賣公權力的鏡像。“女人是娛樂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惡不祥的東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樂的權利,而在女人則又成為污辱的供獻。”一個女人自己的貞操常常被官吏視為國家的貞操,而真正的國家公權力卻常常被官吏視為自己的私權力,遭到濫用。在“腐敗”的嚴重焦慮狀態下,當他們對后者無能為力束手無策時,只好拿前者出氣。好比一個人得了痔瘡,卻往自己的嘴巴上貼膏藥。所以,掃黃只是反腐的變調,之所以掃黃,是因為無法反腐。掃黃沒有任何政治價值,如果非說有的話,那么它可以減輕當局反腐的焦慮。因為比起官吏來,娼妓從來都是一個弱者。賣淫的娼妓被視為出賣公權力的官吏的最理想的替罪羊。如果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掃黃越是瘋狂,腐敗就越是嚴重;政治越是清明,妓女的處境越是文明。在文明較高的北歐,只有妓女,從無腐敗。在帝國體制下正好相反。
在中國龐大的“性產業”中,“一等的在歌舞廳、夜總會、俱樂部;二等的在酒吧或咖啡店;三等的在桑拿浴和按摩店;四等的在‘練歌房’;五等的是美發美容店的洗頭妹;六等的是社會型的,在街頭賣淫的妓女。”比起人人LV的“天上人間”來,絕大多數底層性工作者甚至連溫飽都成問題。據清華大學趙鐵林教授的調研,這一群體普遍收入不高,她們為了30元錢就會出賣自己的肉體,為了嫖客少付20元錢就狂追80里路,還有丈夫為妻子拉客、望風,這些看似“自愿”的行為背后,有很多屈從于生活艱辛的血和淚。在中國官方最擅長的掃黃行動中,許多賣淫女甚至來不及穿上衣服,就赤身裸體向外逃跑,結果是被團伙警察圍堵拍照;有些自尊心強的性工作者為了逃避官方的羞辱,竟然跳樓身亡。
中國傳統權力社會始終是男權和父權性質的,魯迅曾說,“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并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中國公務員李浩以大無畏的社團精神,耗時1年挖掘看一個4米深的地窖,將6名歌廳女子囚禁為性奴,并將反抗的2名女子殘酷處決。最長囚禁的時間達2年。2011年9月初,因一名女子成功出逃而在媒體披露,當事記者紀許光和幸存的4名女子都被警方刑拘,稱此案屬于“國家機密”。“性奴”事件之后,地方當局的反應是立即發起一場針對娼妓群體的掃蕩打擊行動。
恩格斯曾經非常贊賞傅立葉的一段論述:“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從一切被侮辱被損害的女性的立場來看,中國歷史并不全是一部灑滿了榮光的歷史,相反,“我們的歷史實乃非人類的歷史,中國的婦女向來受著地獄以下的待遇”(舒蕪語)。在民間日甚一日強大的反腐輿情面前,來自底層娼妓成為官吏集團的替罪羊和犧牲品,這種悲情只有歐洲中世紀的迫害女巫運動可以與之相媲美。無職無權無父無母的孤身女子被國家暴力推上道德的祭壇,然后以法律的名義進行羞辱。這種齷齪的舉動足以令中國古代那些說女人是禍水的道德家們慚愧。
有一個中國版本的耶穌故事:有一天,耶穌來到中國,遇見警察掃黃。勇武的警察從天而降當場抓到一名妓女。幾個戴袖箍的居委會老女人沖上去剝光了妓女的衣服,眾人都憤怒地向妓女吐唾沫,還有幾個老外圍觀。看見耶穌,大家就要求耶穌“為民做主”懲罚她。耶穌說道:“你們當中,誰是純潔的,沒有犯過錯的,可以向她扔石頭。”聞聽此言,剛才還興奮的老外都低下頭溜走了,只有在場的中國人紛紛拿起石頭砸向妓女,最賣力的人都戴著三個表……


附新聞8條:
2006年3月25日,為了保住身上的130元現金和一部便宜手機,一名站街賣淫的中年女子在杭州被殺害。她丈夫打工時遭遇車禍身亡,她只能依靠出賣身體維持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的生活。據鄰居說,她非常節儉,基本是穿固定幾件過時的舊衣服;吃的也是隨便煮一點東西填飽肚子就行。作為職業,被害人的工作或許不太光彩;但作為母親,她是偉大的,她僅僅是迫于生存而已。另外,殺死她的3個罪犯也都很窮,干一天活也就30塊錢,根本沒有民事賠償能力。
2010年7月18日,東莞,官方用鐵鏈牽著賣淫女游街……
2010年12月16日,一個被長期包養的“小三”積極響應號召,大義滅親,在天涯、貓撲等知名論壇發題為《發裸照舉報官員玩弄女孩感情》的網貼,向組織揭發了安徽宿州寄生委主任劉曉暉同志親自動手包養情婦的現場照片……
2011年7月28日,一組性愛圖片在網上流傳,發布者稱“下崗女工”。后經官方查證,確認圖片中男主角為汝陽縣人大常委會社團成員田漢文。田漢文同志最大成績是以安排工作借口騙下崗女工上床,并酷愛將床上活動拍攝制做為新聞片。
南陽市長朱廣平在北京與情婦工作時,高亢嘹亮的叫床聲引來了警察,朱廣平因此落馬。叫床的張小華大義滅親,悉數指證朱廣平貪腐細節。無數勇敢的民眾前赴后繼上訪告狀9年,不如一女子半夜叫床。
2010年12月18日《大眾日報》介紹說,山東省東營市副市長陳興鑾“日進萬金”,7年斂聚2100萬元,同時還包養情婦達到十幾個……
2010年12月6日,陳水扁藏匿在瑞士銀行的2000萬美金被臺灣政府追回,貪腐總統陳水扁被“高等法院”判處17年有期徒刑。其子陳致中正陷于招妓丑聞不能自拔。陳水扁時代的臺灣以“掃黃”聞名世界。
2011年8月15日,“艾滋縣長”轟動全國。貴州三穗縣副縣長楊昌明因社團工作染上艾滋病,其在任期間,曾與30多位社團內部女性發生關系,其中多為女干部和女教師。一時間,三穗縣的女教師和女公務員都往醫院跑。據說楊昌明案發始于一名與其有染的女教師染上艾滋病,隨后該教師以“強奸”罪名向警方報案,從而牽出腐敗丑聞。
2011年11月25日,有網友發帖爆料稱陜西省略陽縣郭鎮4名干部酒后輪奸少女。11月30日,西部網報道稱,略陽縣公安局人員表示,強奸案確有其事,4名男子已被警方刑拘,案件正在調查取證,受害者是一名12歲的女孩子,對強奸者的身份警方未予透露。僅僅一天后,12月1日《華商報》報道,該案已被略陽警方定性為“涉嫌嫖宿幼女罪”。記者王克勤在新浪微博上寫道:“嫖宿幼女是特權對法律的奸淫。”
    

2011-12-16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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