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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文革二字何必加引號  薦書
邵燕祥:文革二字何必加引號 薦書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為這本書尋找書名的時候,曾經想到過“死者與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邊,卻原來是蘇俄作家西蒙諾夫晚年一部長篇的名字。那里沉淀了他對戰爭的回憶與思考,全部情節不可避免地圍繞著死者與生者體現出來。遠比他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同期寫的《日日夜夜》深沉多了。這深沉中有著時間的分量。


我這本書,寫的已是塵封五十年的身邊瑣事和瑣聞,半個世紀過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許多已經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壽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必諱言,都將循自然法則以去。如果襲用西蒙諾夫舊題,這就是最表層的意思,一看便明暸的了。


然而,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書中所寫,從開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后,全國籠罩在大饑荒的陰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據不完全統計,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三千多萬,大約相當于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陸各省,從老幼病弱到年輕力壯的青年中年,而以農民和底層居民為主。這樣龐大的死者群,構成了我這本書反映的時代之底色;可悲并可詛咒的,是我和相當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著城鄉二元化的蔭庇,同時又受報喜不報憂的輿論蒙蔽,長期對這樣悲慘的實況幾乎一無所知,因而仿佛毫無心肝地茍活著。作為這樣幸存的生者,什么時候想起來,都感到無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無聲地告別這個世界的背景上,當讀者讀到書中描述的各樣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瑣事時,不要忘記所有這一切是在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什么樣的地域發生的,從而對其中的曲直、真偽、善惡、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斷。


不過,為了避免過于刺激,終于沒有采用這個書名。


但我仍愿把考慮書名時有過的片斷思考寫在這里,供大家參照。


2013928




現在是把這本書命名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國,有所謂“紅帽子”,原始語義是指在火車站幫旅客提攜行李的工人,他們以一頂紅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后來說當局或警察特務給誰戴了紅帽子,卻是隱指共產黨的嫌疑了。


我們少年時加入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笑說我們戴上紅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反右派斗爭后,在對我的處分決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這個政治帽子,不禁想起紅帽子之說,轉眼間“紅帽子”變成了“黑帽子”。經過勞動改造,認罪檢討,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后還是被人叫作“摘帽右派”。于是悟出頭上還有一頂有形無形的“灰帽子”。至于幾年后又被稱為“黑幫”,重新戴上“黑帽子”達十年之久,那是后話不提。


一個人,如土耳其共產黨員詩人希克梅特說的,“還是那顆心,還是那顆頭顱”,頭上的帽子卻不斷換來換去,無可自豪,只剩自嘲了。


人已老,重數走過的腳印,有了對六十年代“摘帽”時期那幾年的一些回憶。只是圍繞個人生存狀態的如實交代,未曾親歷那段歲月的讀者或可略窺一斑,但還應該交代一句:


我在當時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萬的“右派分子”中,其實是“非典型”的。


當時有過一個分六類處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規定,第一、二類最重,第五、六類較輕,我屬于第四類,保留公職,撤職、降級降薪、開除黨籍,監督勞動云云。據李維漢回憶,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勞動教養”,關在“大墻”里,同是“通過勞動改造思想”,他們的遭遇,可比我們在沒有大墻的地方服勞役,嚴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屬于第一批,在大饑荒波及全國之前回到原單位繼續工作。后來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層,遣返回鄉或在勞改場所就地消化,極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單位的幸運了。


在同樣劃右的人中間,絕大多數人顛沛流離,輾轉各勞改、勞教場所,風雪邊疆,礦井底層,忍饑挨餓,拼命干活,生死一線,聽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傷病。很快又是十年動亂,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沒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還,且有一枝之棲,茍活多年后,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復出,可以重操舊業發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點話語權吧,而我卻不能代言于萬一。比起那些已經過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喪失了一切公民權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謂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說簡直在享受著被照顧的優遇了。——我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見,逐頁校改過程中,我作為多年的體制內編輯,也深深體會編輯同仁們的工作艱辛。比如我習慣于文革二字不加引號,累得編輯費了多少添加引號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寫過一篇《何必加引號?》我認為文革或其全稱,作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階段性稱謂,已經自然地成為專有名詞,它所指稱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認定應加引號時,大約正在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之際,以為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實在有傷于大家一貫認同的革命應有的光輝形象,無產階級也跟著不體面了,所以不該再那么叫;加上引號,就有了類似“所謂”的意味,即雖叫革命,其實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從主人”是個鐵律。周作人之作人有違中國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為“所謂”周作人,胡長清名為長清卻貪賄俱全一點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為“所謂”胡長清。同理,文革作為一定時空中的實體之定名,是一個事實判斷,用不著以“所謂”來表示加以否定的價值判斷。道理如此,但對誰去講呢?讀者看到的,是曾經問過“何必加引號”的作者,這回還是都加了引號。


讀者通達,該是能夠理解和諒解的吧。


邵燕祥  2014517日



邵燕祥,詩人。1958年初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1月改正。“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這部《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憶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間的一段生活、工作經歷,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個橫截面。這幾年,經過了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大饑荒以后,處在“文革”爆發之前,似乎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是社會政治風云依然鼓蕩翻卷,暗流洶涌,“樹欲靜而風不止”。


雖然沾了特赦戰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頂沉重地壓在頭頂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繼續“夾著尾巴做人”。這到底是怎樣一種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態、心境究竟如何?他歷經了怎樣的內心掙扎?他如何才能在準良民賤民的地位,獲得一種生活的平靜、精神的安寧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頭上扣著的帽子變成了灰色。此種特殊生存狀態、精神狀態,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茍活”。當然,這不過是現在的看法,當時則并非作如是觀。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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