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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頭,那些持證上崗的藝人
上海街頭,那些持證上崗的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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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身的工夫,原本西裝革履的王士平就變身為色彩斑斕的小丑——蓬亂卷曲的粉紅色假發罩在頭上;五顏六色的花衣服是在城隍廟買的劣質品,有些地方脫了絲;掛在脖子上的藍色布袋里,塞滿五顏六色的長條狀氣球。


11月6日下午五點,連串的路燈像是一根根點燃的火柴,王士平一天的“工作”在上海靜安區這一寸土寸金的街頭開始了。他從藍色布袋里掏出一個氣球,鼓起腮幫子仰面一吹,氣球“嗖”地在空中劃出一道弧度。再擰、轉幾下,一朵花在指縫間長了出來。路過的小女孩死死盯著花,王士平俯下身,把花戴在她的頭上。


他的“同事”——殷鎧,就坐在他旁邊捧著吉他動情歌唱,外人親切地稱他“鎧子”。和其他街頭藝人不同的是,王士平和鎧子面前擺著一張雜志大小的證書,塑著封,上面用隸書寫著,“上海街頭藝人節目審核許可證”,由上海市演出行業協會頒發。


作為首批“持證上崗”的街頭藝人,“王士平們”有了合法身份,不再是從前那個和城管玩“貓和老鼠”游戲的流浪者了。王士平的另外七位同事中,甚至還有從瑞士留學回來的“海歸”。



外面的世界



華燈下,剛下班的白領們或穿著西裝襯衣,或短裙黑絲,步履匆匆,對王士平的表演目不斜視。三米開外,一個裹著暗紅色夾克的中年男人,釘子般杵在臺階上,像是這個巴掌大的小舞臺上最忠實的觀眾。一首歌畢,“釘子”挪到鎧子身旁,“以后天氣涼了,遇到刮風下雨,就不用出來了。”他一邊說著,一邊遞去一張表格。后者接過來,簽上名字。


“釘子”姓朱,上海人,上海市演出行業協會從其他劇場聘請而來,被街頭藝人們尊稱為“朱老師”。街頭藝人試點啟動后,老朱負責和藝人們聯系,和他們一樣在街角“上班”。五點開始,七點結束。“每天過來陪陪他們,有什么事幫忙協調。”老朱跺了下站得有些僵硬的腳。


簽完字,鎧子從一旁的電動自行車上摘下水壺,喝了一口,沙啞低沉的歌聲再次穿透濕潤的空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外面的世界”曾經是王士平對美好生活的全部寄托。


2002年冬天,19歲的王士平帶著弟弟王路平離開山西老家,想要去“大城市”。彼時最“火”的特區深圳是他們的首選。母親用手摳了整整八包、每包120斤的玉米粒,賣了幾百塊錢給他倆當路費。到了鄭州火車站,王士平把攥得濕乎乎的錢遞給售票員。“有邊防證嗎?”王士平蒙了,得到的答復是沒邊防證不能去。


兄弟倆傻眼了,近在咫尺的大城市變得遙不可及。這時,廣播里開始播報,開往上海的某某次列車即將發車。


“上海是大城市嗎?”王士平問售票員。“是呀!”對方很肯定。


“比深圳還大嗎?”王士平追問,“大呀!”售票員不屑一顧。再一問票價,只有64塊,兄弟倆樂了,到深圳一張票要200多呢。他們立馬決定到上海。


那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二年。有著“東方巴黎”美譽的上海在新形勢下更是大步發展著,愈發迤邐耀眼。對很多打工者來說,這意味著更多機遇和觸手可及的好日子。


到上海的頭一天,兄弟倆就花去50塊錢的住宿費。王士平心疼壞了,“一包玉米就這么沒了?這就是大城市?不公平啊!”他心里恨恨的。當天下午,他們就去上海“最好玩、最繁華、最高級”的東方明珠找工作。


出了陸家嘴地鐵站,兄弟倆被震住了,再也不想走了。那天的上海刮著六級大風。正逢白領們下班,衣著光鮮亮麗的女孩子們掛著吊牌,迎著風,“像魚缸里的小金魚一樣游來游去,漂亮極了。”當天晚上,兄弟倆走上了楊浦大橋,橋下的上海冷艷頹靡、華光流彩。


彼時的兄弟倆不知道之后會以怎樣的方式和這座燈火璀璨的城市發生聯系。站在楊浦大橋上,他們無論如何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會以“持證藝人”的身份出現在街頭。



給街頭藝術貼“標簽”



在王士平看來,“街頭”更多地意味著一種“向下的人生”。


最早在上海看到那些衣衫襤褸的賣藝者時,王士平腦子里冒出三個字——“煞風景”。他和那些光鮮亮麗的白領們一樣,繞著路匆匆走開。心情好時走過去扔下三五塊錢,弟弟在旁邊一個勁兒抱怨他“充大款”。


第一次讓他覺得街頭賣藝也可以成為“風景”,是在陸家嘴的一個廣場上。一個衣著利落干凈的男人,抱著吉他安靜地彈唱著。王士平走過去聽完,客客氣氣地把錢放在他面前,“他會讓你覺得,聽完付費是一種尊重,是很驕傲的事。”回到家,他突然有種沖動,“要是哪天我可以像他一樣就好了。”


在王士平還在用“煞風景”和“風景”給街頭表演貼著標簽時,時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的羅懷臻已經關注街頭藝人很久了。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時不時會念叨起上海曾經的街頭藝術,“那個年月,以豫園為中心的老城,整個就是民間藝術的大賣場。”


豫園一帶的街頭藝術,自明末清初日漸繁榮,耍蛇、雜技、戲曲、說唱,應有盡有。最風靡的當屬滑稽戲鼻祖——“小熱昏”。演唱者一個人站在板凳上,旁邊竹子支架上放著一只裝著梨膏糖的木箱。藝人敲小鑼和竹板進行演唱,并以此來兜售止咳梨膏糖。內容大多是滑稽的小段或新聞、故事,時常譏刺時弊,諷喻世道,倒也幽默潑辣。最受歡迎的是丑角王無能,南腔北調什么方言都通曉,又說又唱,臺下的觀眾時而捧腹,時而掌聲四起。


上世紀50年代以后,這些從弄堂里長出來的藝術逐漸枯萎。在“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下,更是徹底消失了。


“文革后,文藝的各個方面開始復蘇,但街頭藝術沒有復蘇。”游走在國外,羅懷臻總會被生動的街頭藝術打動。一條小街上會有人拉提琴,有人扮成中世紀紳士,有人為游客畫像。“我們欣賞過后,心甘情愿給地給錢,一點兒沒有施舍者居高臨下的姿態。”這條不起眼的小街也因這些街頭藝人的點綴,變得很有人情味。


在中國,由于街頭藝術中斷太久,中國的城市慢慢地拒絕了這一表演形式,如今在街頭看到的所謂表演也往往伴隨著乞討、傷殘、疾病、災難。


“現代藝術的精英化、劇場化使表演藝術缺乏原生態的活力和創造力,”羅懷臻說起來總帶著遺憾,“北京的天橋也一樣,昔日的天橋是一個自由天地,現在只是一個文化設施。”


2004年,羅懷臻以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議案,希望從立法上給有較高表演水平的街頭藝人以“名分”。



“貓和老鼠”的游戲



王士平兄弟成為“街頭藝人”是被逼的。


由于沒念過多少書,初到上海,兄弟倆能找到的工作基本是餐館、酒店等。“在那種地方上班,遲到幾分鐘一天的工資可能就扣沒了。”若干年后,王路平還帶著些許怨念。最落魄的一年,他平均每月只花50塊錢——20塊錢買輪渡月票,剩下的買了10包方便面、一包豆奶和一包奶粉。


2009年,王路平偶然看到酒店里有人用氣球布置會場,他覺得那些做氣球的人“很自由”。他回到家告訴哥哥,兄弟倆找來些視頻看了看,決定學習扎氣球。


他們興高采烈地從城隍廟買來魔術氣球,18塊錢一包,100個。為了把氣球吹起來,王士平足足練了三個月俯臥撐。苦學幾個月后,他們可以做出十五六個造型了。每個造型賣10塊錢,一包能掙150多塊錢,近十倍的利潤。兄弟倆又買了兩件釣魚用的披掛,渾身是兜。把氣球、水筆和其他工具揣進去,站在街頭,一個人就是一個公司。


“那感覺,有點兒像賣藝,也有點兒像賣東西的小販。”多年后,王士平還是無法界定自己的身份。無論以哪種身份,沒有任何證件地站在街頭兜售商品,都意味著要和城管斗智斗勇。


“這多少錢一個?”某天,一個其貌不揚的男人走到王士平旁邊。“10塊。”王士平頭都不抬。來人口氣很大,“我都要了!”滿心歡喜地以為遇到了金主,結果對方拿完東西,轉身就走。王士平在后面緊追著要錢,結果對方亮出了城管的身份。


這之后,王士平長了記性,也跟其他商販學著和城管打起了游擊。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個角落,歌手鎧子也和城管打著游擊。“一般都是等他們下班之后我再去,或者趁他們吃飯的時候唱。”鎧子輕描淡寫地描述那段“貓和老鼠”的日子。


2003年,鎧子因為各種原因辭去了白領的工作,和幾個朋友玩起了吉他,也在易趣上開網店賣二手樂器掙點兒錢。幾年里,一起玩吉他的朋友或回了老家,或重新找到工作。2007年,鎧子背著吉他,扛著改裝音箱,接了電瓶,站到人民廣場。那是他第一次在街頭賣唱,掙了27塊錢,來回打車花掉五六十。“就圖個爽。”鎧子說。這之后,他幾乎完全靠當街頭藝人為生。


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輛自行車,車子后座上馱著音箱和吉他。每次自行車一壞在半路,他心里就特難過,覺得人生真TMD凄涼。有兩次半路遇上下雨,他跑到胡同里,找個屋檐避雨。雨下了一夜,他就在屋檐下蜷了一夜。街頭藝人的微薄收入,僅夠他支付每月的房租和伙食費。他也想出去走走,但為了省錢,除去演唱,只能宅著。


賣唱一兩年后,鎧子吃完了之前攢下的“老本”,甚至找父親要錢付了三個月房租。而此時,2008年,羅懷臻的議案——《上海市城市街頭藝人管理條例》獲表決通過。不過,這一條例并沒有影響到王士平兄弟和鎧子。在街頭賣唱的七年,被收過兩三次設備后,鎧子學會了一項“特殊技能”——“唱歌時眼睛瞄著點兒,城管來了趕緊跑。”


和很多街頭藝人不同的是,鎧子不想回避自己是在賣唱,“唱歌獲取報酬不就是賣唱嗎?劉德華開演唱會賣票是不是賣唱?這是一個中性詞。如果不好意思承認,你自己心態就不對了。”然而,他卻不愿讓街坊鄰居甚至房東知道他的工作性質,“知道了怪煩的,一個勁兒打聽。”對于每次往琴盒里扔一兩個硬幣的路人他也顯得不以為然,“扔硬幣的大部分會覺得我是乞丐,可憐我同情我,我不需要可憐。我的歌不止值一兩塊錢。”



被欣賞是藝術,被可憐是乞討



被可憐和被欣賞,在羅懷臻看來,是乞討和街頭藝術的主要區別。前者以展示傷殘、疾病、冤屈為手段,博得同情和施舍;后者則以較高水平的表演獲得路人的欣賞,讓他們心甘情愿地為藝術埋單,和大城市顯然更為匹配。不過,他沒想到的是,已經通過的議案從孵化到落地,足足又用了六年。


有一年,羅懷臻所在的人大代表團開小組會,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參加討論。會上,羅懷臻再次提到街頭藝人合法化的事。俞正聲都覺得困惑,“羅代表,我不理解,這么好的一件事為什么這么難做?”如今,羅懷臻提及此事仍會感慨,“這個議案通過后,我參加的聽證會,有時涉及不下十個廳局級部門參加,不是只有文化部門、城管部門就可以做起來。要做調研,要在區縣做試點,把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都想到了。”


藝人鎧子并不清楚這個復雜的過程。這六年,為了生計,他扛著吉他和音箱,在這座城市里那些人流如織的角落,自顧自地唱著。與之前不同的是,自行車已經換成了電動車。對他來說,做街頭藝人更多是一種不得已,他崇尚自由,“掙錢多的工作,人家不會要我。掙得少還會被領導管,我也不愿意去做”。


在其他流浪者眼中,扎著隨性的馬尾辮,戴著黑框眼鏡的鎧子,就算和他們一樣在賣藝,也像個藝術家的樣子,比別人洋氣許多。有段時間,上海馬戲團附近一位大叔,吹著笛子在路邊討飯。每次看到鎧子過去唱歌,總要給鎧子挪出地方。時間久了,鎧子覺得不好意思,大叔反倒寬慰他,“沒事兒,你生意大,帶的東西也多。”


有一次,在中山公園,衣衫襤褸的跛腳乞丐老吳往鎧子的琴盒里放了五元錢,“喜歡聽你唱歌,付你錢是應該”。這是老吳第二次給鎧子錢,這一次,鎧子沒有強行把錢還回去,他從老吳的眼睛里看到對方需要的尊嚴和認同。


在街頭,碰到真正唱得好、拉得也好的賣藝者,鎧子也會給錢。他至今記得,幾年前,華師大附近的一個老婆婆,河南墜子唱得杠杠的,“我給了她20塊錢,還給她買了點兒吃的。當然,我沒有告訴她我是干什么的”。


為生活所迫,37歲的鎧子開始有了打道回府的計劃。徐州老家年邁的父母也隔三差五地喊他回去娶媳婦,在老人家看來,街頭賣藝就是混混,哪里算得是什么工作。


“實在不行,再熬兩年就回老家,”鎧子自我安慰,“這種生活經歷過,也就不后悔了。”



試點結束之后……



演出行業協會的“上崗證”最終留下了鎧子。


2013年,一個姓周的老師打來電話,喊他去協會表演。這之前,他隱約聽說過街頭藝人可能要合法化的消息。鎧子背著吉他去了。彈唱完,協會的人讓他回去等通知。


王士平兄弟也被喊了去。因為做氣球做出了些名氣,2013年,他們還被馬來西亞的云頂商場邀請過去,在商場里表演了兩個月。隨著手頭接的單子越來越多,兩人住進了浦東毗鄰兩所國際學校的中高檔小區。


接到演出協會的電話,兄弟倆二話不說答應去面試,“如果要找那種接地氣的感覺,只有站在街頭。”王士平記得,他們總共面試了四五次,少則六七個評委,多則十幾個。被喊來面試的藝人們挨個進去表演,演完后評委們嘀嘀咕咕一陣。他后來得知,其中有幾個是廣電局的領導。這一過程中,王士平兄弟認識了同樣來面試的“80后”藝人陸昕一。


陸昕一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男孩,喜歡談自由、談理想,愛吃甜食,對咖啡頗有研究。和其他街頭藝人不同的是,陸昕一家境優越,沒那么多“苦難史”。2000年,他到瑞士上大學,學會計。回國后,放棄專業,潛心學習魔術表演。


2011年,會玩水晶球的美籍華人胡啟志在《中國達人秀》上一舉成名。很多人開始打聽,上海有誰會玩水晶球。會玩水晶球的陸昕一卻在2012年選擇了去馬來西亞。平時在吉隆坡做商業演出,有時間就去檳城旅行,靠街頭表演掙取食宿費。在陸昕一看來,街頭表演是“浪漫主義的事情,是自由意志的象征”。


2014年初,陸昕一回到上海。早在出國前,他就從報紙上看到有關街頭藝人合法化的新聞。回國后,他上文廣局的官網查進度,沒查到太多資料。于是,陸昕一給市長信箱寫信打聽立法情況。不久,他接到電話回復。對方說,正式法律法規可能到2015年都出不來,但在這之前會有試點,并留了陸昕一的資料。10月初,陸昕一接到電話,找他去面試。


“他們還是花了心思的,確定的這八個人,有些有國外表演經驗,有些具備民間藝術的傳統背景,而且這些不制造垃圾和噪音,表演幅度和占用空間比較小。”羅懷臻分析,“另外還要考慮和上海的城市品格是不是匹配,比如耍猴這種表演就肯定不行。”


人選好后,接下來還有培訓。既然持證了,就要注意形象。國外的街頭藝人保羅·伯蘭杰也被請來給他們介紹經驗,講如何同觀眾互動。上海市演出行業協會會長韋芝認為,“我們要給街頭藝術一個職業的指導,規范他們的職業行為。”


“持證藝人”的演出地點最終定在嘉里中心廣場附近這塊鬧中取靜的街頭。11月5日晚上5點到7點,是陸昕一和鎧子的“值班”表演。“釘子”老朱也準時出現了。


陸昕一跪在地上,旁若無人地把玩著一只水晶球,黑衣和夜色融合為一體,水晶球顯得更加剔透,倒映著四周璀璨的霓虹。將近七點,一個在附近上班的女孩路過,駐足看了許久,還加了陸昕一的微信。當天晚上,她發微信給陸,“我本來以為魔都的魔是魔鬼的魔,現在覺得是magic的意思。”


陸昕一把這段對話截屏貼在了朋友圈,稱“夫復何求”。這個晚上,陸昕一掙到32塊錢。他挺滿意,除去四塊錢的交通費,“還能吃碗不錯的面”。


有著七年街頭藝人經驗的鎧子也將自已的舞臺從中山公園挪到嘉里中心,一到地方,他就判斷生意不會太好,“人流量太少。在街頭,有些環境可以讓人們放松下來駐足聽,有些環境人們急匆匆就會走過去,有時隔兩百米差距就很大。”這天晚上,他掙到40塊錢。除去周末,這已經是這些天以來不錯的收入。


“先把試點期應付過去再說吧。”和其他街頭藝人一樣,他沒指望這次“持證上崗”能掙到多少錢,但把它視為一次可能改變命運的絕佳機會——被關注,意味著“可能有很多機會找上門來”。


11月19日晚上,王士平得到了他“持證上崗”后最值得被紀念的一刻——一位外國人看過他表演后,俯下身,輕輕地把20塊錢放進他面前的紙箱里,沖他豎了豎大拇指,沒有拿走任何一件氣球“作品”。


“是‘放’,不是‘扔’。”王士平強調。


不過,王士平被尊重的喜悅很快因著一個日期的逼近沖淡了——試點時間將在11月25日結束。五天之后,沒有人知道這塊舞臺是否還屬于他們。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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