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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劉瑜:公知是別人給的標簽,我不追求也不抵抗
雙面劉瑜:公知是別人給的標簽,我不追求也不抵抗
新京報書評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讀者眼中有兩個劉瑜——作為文藝女青年的劉瑜,和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劉瑜。早在時評文集《民主的細節》出版前,劉瑜就已經被稱為“傳奇網絡才女”。她在留學生論壇上連載發生在紐約的愛情小說,被讀者拿來和亦舒、李碧華比較。專欄作家黃佟佟甚至在2006年時就做出如下判斷:劉瑜奇特的寫作風格與華麗的意象讓人難以忘記,這異于常人的才華,如果沒有意外,必然令她成為未來五年最出色的女性小說家。這句話她只說對了一半。



采寫 | 新京報特約記者 阿布


小說書寫:從開始到結束

3年后,劉瑜憑借對政治話題的專業剖析和生動解讀,成為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但是她沒有再寫小說,甚至拒絕小說集《余歡》的再版和電影改編。“說得難聽點,就是個小女孩無病呻吟的東西,沒有太大的價值。當然對我個人來說是有歷史價值的,但不太合乎我現在的狀態和心情。”劉瑜如是說。

《余歡》中的第一篇小說叫《孤獨得像一顆星球》,是關于三個女孩的愛情故事,讓人聯想到美劇《欲望都市》。文筆活潑幽默,充滿調侃。比如描述三位主人公——她們有過的男朋友分別是3個、2個和0個。她們平均每哭一場的間隔分別是3天、5天和4天,但平均一天微笑的次數是29次、15次和138次。她們的政治立場分別是“自由主義”、“什么他媽的政治觀”和“我希望熊貓永遠不滅絕”。她們的理想分別是“一個悄悄在夜總會唱歌的著名學者”、“MaxStudio總裁的情婦”和“12個孩子的奶奶——這12個孩子的頭發要有各種顏色。”

當時的劉瑜,把寫小說當作是學術生活的一種暫時出離,“寫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興趣和愛好,從來沒有一個成為職業作家的人生規劃。當時有一些空閑時間,在網上看到別人寫,覺得我也能寫,就這樣開始了。”

《余歡》里的兩篇小說,語言風格截然不同。《孤獨得像一顆星球》,完全是短句,語調灰暗,讀起來有種在巷道里迷路的感覺。《那么,愛呢》,長句多,而且語言濃度高,是子彈筆直向前飛行的感覺,讀起來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劉瑜認為,這和自己的個性有關,“說得好聽點,是豐富;難聽點,是分裂。我覺得精神分裂讓我獲得了更多的精神自由,我是個對自由很貪婪的人。”而正是這種對自由的追求,讓劉瑜的寫作方向在偶然中再一次轉向。

專欄寫作:從啟蒙他人到自我啟蒙

因為朋友的約稿,當時還在美國念政治學博士的劉瑜開始為國內的雜志撰寫專欄。她的題目大都是有感而發,出于一個異鄉人在近距離觀察美國社會時的新鮮感。她對美國的電視節目天天在罵總統感到奇異、對美國的前司法部長跑去給薩達姆做辯護律師感到奇異、對一些老百姓自發掏錢買偏貴的咖啡以支持巴西的咖啡農感到奇異、對美國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稅交得太少了還是感到奇異。她試圖在政治體制的框架下來理解這些“奇異”,于是這些小故事成為了民主社會的腳注和觀察窗口。

《南方周末》在2008年把劉瑜評為年度專欄作者,在致敬語中稱贊:“在專欄精英化的時代,深刻并不稀缺,深刻且好看才更為難得。劉瑜潤物細無聲的寫作無疑已達此境界。”相比于其他論述民主體制的作品,劉瑜的文字更生活化,注重從細節、從權利的實際運行出發去談論“民主”這些大話題,而非從意識形態出發去做判斷、論是非、發感慨。談到個人寫作風格的形成,劉瑜表示,“當時并不是抱著寫一本書的目的,就是生活中觀察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故事,編輯也沒有任何要求,寫著寫著才覺得有可能變成一本書。”

這些“零碎”的故事在2009年結集出版,成為《民主的細節》。在幾乎沒有任何營銷活動的情況下,半年內加印8次,成為年度暢銷書。還在國外的劉瑜被貼上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標簽,成為很多人眼中的啟蒙者和“民主女神”。2010年夏天,劉瑜在北京做了第一次讀者見面會,場面的火爆出乎她的意料。但是劉瑜的寫作速度并沒有加快,只是在4年之后推出了另一本專欄作品結集《觀念的水位》,并在后記中表示,自己將暫停專欄寫作。

對于很多公共知識分子來說,微博、專欄是個人觀點傳播的重要渠道,劉瑜卻選擇將其一一關閉,“所謂的啟迪民智,這并不是我寫作的主要想法。我也不認為任何人需要背負對公共議題發聲的義務。如果說寫作真要有一個目的的話,那還是自我啟蒙。寫《民主的細節》和《觀念的水位》,讓我自己學到很多東西,對一些事情的運轉邏輯有了新的發現,這是一個很愉快的過程。但是目前,專欄這個形式對于我想表達的東西有一定的束縛,而學術論文是個更適合的文體。

“業余”作家:從偷情到偷心

從哥倫比亞大學到哈佛,再到劍橋,劉瑜一直走在一條正統的學術路線上。她說自己對于寫作沒有規劃也沒有野心,更多的是出于文學青年的愛好和自娛自樂,這讓她寫得很自由。

在一個公共論壇上,劉瑜談到女性寫作,認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女性在生命的某一個階段都是戀愛專業戶,這種對自己精神世界的特別關注,讓女性作者在起步的時候傾向于寫作愛情故事,寫的東西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傳性質,“當一個人有寫作的興趣但又沒受到很好的文學訓練的情況下,從自己寫起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雖然對我來說是一個彎路。”

在早期出版的小說中,劉瑜曾在后記寫道,“異鄉的冬日,似乎僅此一點,就足以成為寫作的理由。更何況我對自己進展緩慢的畢業論文,開始感到厭倦,需要為自己的無所事事找一個更高級的形式,所以想到了寫東西。開始寫的時候,只想寫個短小精悍的東西解悶,后來寫著寫著,竟然拉長了,成了一個中篇。”

正是接踵而至的意想不到,讓劉瑜跳出了網絡寫手drunkpiano(醉鋼琴)的身份,跳出了那個名為“情書”的博客,跳入了公共寫作的舞臺,用政治學掀起一陣民主啟蒙的旋風。起先,劉瑜還認為自己是一個“具有文學特色的憤青”,“到底文學是我的正房、政治學是我的二奶,還是相反,這個事情,她倆還在頭破血流地掐著,難見分曉……”。但現在,文青的身份已經徹底冬眠,專欄化的公共寫作也無法繼續承載思想的重量,劉瑜給自己的作家生涯劃定了學術寫作的新路線。劉瑜曾說,寫作從來都不是她的正業。只是為生活所煩躁時,就跑過來透透氣,像是偷情。但偷了這么多年,偷到了堅貞的境界,也算是有點真心。這真是一個作家最分裂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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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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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學術作品像偵探小說


新京報:你最近暫停了專欄寫作,出于怎樣的考慮?

劉瑜:專欄這個形式對于我想表達的東西有一定的束縛,所以就停掉了。我最近在寫論文,主題是第三波民主化。關于民主化的動力和發生方式很多人在談,但是關于民主化的后果和績效,談的人比較少。我覺得這個題材不是你一拍腦袋,或者基于個人的價值判斷,就能得到一個有說服力的、客觀性的看法,需要做一些研究,所以學術論文是一個更好的寫作形式。

新京報:但是這可能意味著閱讀門檻的提高,很多人對于公共知識分子會有一個啟蒙大眾的期待,你怎么看待公知這個身份?

劉瑜:這是別人貼給我的標簽,我不會主動去追求,但是別人貼給我,我也不會特別奮力地去抵抗,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對我來說,只在乎把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搞清楚。不管是公共知識分子,學者還是文藝青年,這些身份都不重要。而且我覺得“啟蒙”,或者說對讀者有所啟發,這不是寫作人的目的,這只是一個效果。說服人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說清楚。

新京報:大家通常會覺得學術論文比較枯燥,你如何避免這個狀況?

劉瑜:論文也可以寫得非常好看,像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好的學術作品像偵探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原理是一樣的——作者提出懸念,拋出線索,誘導讀者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現的論據給它打上問號,直到最后的解釋浮出水面。我不會刻意追求某種寫作風格,重要的是把一個事情說清楚。

新京報:但是學術寫作的一些特殊要求和規范天然就會拒絕很多讀者。

劉瑜:不是所有寫作都以受眾最廣為目的。有人會把學術規范理解為對閱讀造成障礙,但我認為正是這些規范提高交流的效率。如果看非學術著作,一些作者表面上在談同一個概念,但其實他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樣的,甚至是雞同鴨講。但是在學術寫作中,當談到民主的時候,作者會給出定義。也許我不同意你的定義,但是我知道你的出發點在哪里。反而是這些啰嗦和規范,讓交流更有效。

新京報:你現在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看你之前的文章,寫專欄的時候好像很焦慮?

劉瑜:任何作家如果對自己有一個比較高的要求,在寫作中都會焦慮,但也有充滿樂趣的一面。能夠不斷地對自己好奇的東西有新的發現,這是寫作能帶來的最大樂趣。這也是一個自我啟蒙的過程,比如寫《民主的細節》,我自己學到很多東西。

未來想寫政治小說

新京報:你最近寫了一個小說《哦,乖》,講一個秘書為了升遷掙扎的故事,這是怎樣的契機?

劉瑜:徹底忘了為什么要寫。好像是哺乳期,當時寫不了任何學術性的東西,專欄也都停掉了,閑得無聊,就讀了不少小說。讀的過程中覺得自己也可以寫一個,就動筆了。

新京報:聽上去小說寫作像是學術生活的一個調劑?

劉瑜:調劑這個詞不太嚴肅,只能說寫小說的這個自我現在處在一個休眠狀態。寫小說需要達到一個作家的狀態,要在生活中不斷地觀察,具備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我現在每天都在閱讀學術文章,沒有這個寫作狀態。但以后肯定還會寫,不過沒有具體的日程安排。

新京報:如果再寫小說,主題會是什么?

劉瑜:可能會寫政治小說吧,這是我目前的一個想法。這和我的專業興趣有關,我眼里的世界很難擺脫政治這個維度。我希望能寫一本反烏托邦政治小說。或許等到某個階段,60歲以后,再寫一本關于私生活的,純感受型的小說,也有這個可能。

新京報:很多讀者喜歡《余歡》,你還會再寫類似的愛情小說嗎?

劉瑜:其實對于《余歡》的出版,我有些后悔。我回國以后,不斷有出版社找我重新出版,都被我拒絕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小女孩無病呻吟的東西,沒有太大的價值。當然對我個人來說,是一些感受的總結,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但是不太合乎我現在的狀態和心情。女孩在年輕的時候,喜歡寫作愛情題材很正常。但是現在愛情故事完全不在我的寫作興趣范圍之中。

好的作家是中性的

新京報:你覺得有沒有所謂的女性視角,或者女性作家在寫作中有什么特點?

劉瑜:我沒有特別地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覺得人性的視角比女性的視角重要。比如依法治國有沒有落實,言論權利的邊界何在,女性看或者男性看會有什么不同嗎?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對錯的判斷不會因為性別就有所區別。

新京報:但是有些人會覺得女性寫作可能更加感性,而男性更加理性,這是一種偏見嗎?

劉瑜:我覺得好的作家是中性的。性別在生理上是一個二分的概念,一個人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但是在心理和精神的角度,我認為性別是一個連續譜,沒有一個人是純粹的女人或純粹的男人。一個好的作家應當把男性和女性的維度都表現出來。像是特別直覺性的,感受性的,有憐憫心的,對細節的觀察,這是在女性身上看到的優點。而男性維度,傾向于更理性,更有邏輯,更抽象,這些不同的維度其實可以結合在同一個作家身上。

新京報:相較于男性作家,人們可能對女性作家的私生活更加關注,你有過這樣的困擾嗎?

劉瑜:是,不過目前我不喜歡那樣的狀態,以至于對《送你一顆子彈》這本書的出版都有些后悔。那是我2004-2008年左右博客文章的結集,當時博客寫作就是講私生活的嘛,我今天吃了什么,看了什么電影,去哪兒旅游,都是一些個人的瑣事和感觸。因為一些機緣巧合,出版成書了。我沒有想到之后會有那么多人讀,甚至喜歡。現在看來,其實不過是個人生活的痕跡,沒什么意思。所以2010年以后,當我有了所謂的名氣之后,對于把自己私生活的一面發布到任何公共平臺上就越來越謹慎了。


來源:12月6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2-03版,轉載請標明出處。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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