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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堅勇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

       到開封去,頂著初冬的寒風,踏著衰草披離的小徑,在相國寺霜鐘蒼涼的余韻中登吹臺、攀鐵塔,探幽訪勝,六七天的奔波,就是為了帶回關于幾塊石頭的記憶么?
       開封的腳下,沉淀著一個鏤金錯彩的北宋王朝,它的名字,該和《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聯系在一起;該和"官家"、"灑家"、"客官"、"勾當"、"端的"、"瓦子"這些中國俗文化中的特殊語境聯系在一起;該和歐陽修的"庭院深深深幾許"、晏幾道的"舞低楊柳樓心月"聯系在一起;該和李師師高樓賣笑的倩影以及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身姿聯系在一起,怎么單單只剩下了幾塊石頭呢?
       本來,開封是與石頭無緣的。它背靠黃河,面南而坐,雍容大度地吐納著莽莽蒼蒼的中州沃野。在中國的歷代古都中,它是少數幾個周遭沒有山岳拱衛的城市之一。這于防衛無疑是不利的,北宋年間,天下兵額為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其中禁軍就有八十二萬六千之眾。《水滸》中的林沖原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可見這頭銜并非小說家言。禁軍的任務是戍守京師,自然要駐扎在開封附近的,這大概是在京城駐軍最多的朝代。開封的特色在于水,所謂"四達之會"是指流經其間的汴河、黃河、惠民河和廣濟河。四水滄浪,既是開封賴以繁榮的溫床,又是賴以防衛的天塹。宋王朝定鼎之初,鑒于開封的地理形勢無崇岳名山之限,曾一度發生徙洛的爭議,之所以最后定都開封,大概也是考慮了水的因素吧。因此,北宋的國防政策基本上是一部"河防戰略"。乾德五年(9 6 7年),朝廷即令沿河地方官吏兼本州的河防使。如果留意一下當時軍政嚴格分開、抑制邊臣權威的立國方針,不難想象朝廷注視河防的目光是何等殷切。真宗時又規定:沿河官吏在夏秋發洪期間雖任期已滿,亦須待水落以后始可移職他任。且嚴令禁止私渡黃河,"民素具舟濟行人者,籍其數毀之。"那注視河防的目光不僅是殷切,而且帶著忡忡憂慮了。
       "河防戰略"還引出了北宋政壇上關于"北流"與"東流"的大論戰。因為從慶歷八年黃河決口到靖康二年北宋滅亡的80年間,黃河河道不時變遷,時而東流,時而北流,如是者往復三次之多。圍繞著如何修堤治河,也就是"北流"與"東流"孰優孰劣,上層領導集團內部各有各的高見。政壇上的一些風云人物,例如范仲淹、富弼、文彥博、王安石、司馬光、蘇轍等,都義無反顧地卷入了這場爭論。他們之間到底爭什么?又為何爭得如此曠日持久,弄得仁宗、神宗、哲宗三代帝王寢食難安?本來,東流河道因年久淤積,河床日高,改向北面低處流失,乃自然之勢。大略翻翻那些連篇累牘的奏章,原來無論主張北流還是東流的官員,都無一例外地站在黃河大堤上向北嘹望,認為自己的主張更有利于抵御遼兵的進犯。在他們沸沸揚揚的爭論聲中,每每透出幾聲低沉的嘆息:開封四平,沒有一塊可以據險以守的石頭,他們面對的是一片正好供契丹鐵騎馳騁的曠野。
       是啊,沒有石頭的開封,從九重君王到子民百姓,只能把目光注視著那一脈雄渾的黃水。水是一切的生命線,除了這句最原始最質樸的常識用語外,開封人還能說什么呢?
       但開封也不是絕對沒有石頭,我這次就看到了幾塊,確實都是北宋年間的遺物;不僅看到了,而且一直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

 

                                  二

       坐落在小西門內的包公祠現在是開封名勝之一,祠內陳列著一塊石碑,上面鐫刻著北宋王朝歷任開封知府的名字,所以也稱"知府碑"。
       "知府碑"上的名字,有不少人們相當熟悉,例如寇準、范仲淹、蔡襄、蔡京、呂夷簡、歐陽修等,無論其忠奸賢愚,都是北宋政壇上有影響的人物。這是很自然的,對于深宮里的帝王來說,首都市長是個既不可須臾或缺,卻又相當危險的人物,只有信得過且有一定威望的重臣才能担任。即使如此,皇上也不會讓你在這里呆得太久,"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當然也容不得有人在這里一直弄權的。北宋1 67年間,担任過開封知府的竟有1 8 3人,平均每人不到一年。屁股還沒有坐熱就請你開路,這是主子控制權臣的一種游戲規則。
       這種心態還體現在那兩個令一般人莫名費解的題名上。"知府碑"上的1 8 3任知府中,有兩個只標著頭銜而沒有名字的人物:晉王和荊王。原來這二位即宋太宗趙光義和宋真宗趙恒'他們在當皇帝前都曾以親王身份做過開封府尹。因此,后來的大臣知開封府,前面都得加個"權"字,叫"權知開封府",含意是不敢僭登先王之位,但實際上都是正式職位,并非臨時差遣。但一個"權"字卻多少道出了南衙主人那種如履薄冰的拘窘。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當差,要格外小心哩,弄得不好,隨時都可能被擼掉。
       "知府碑"上的題名琳瑯滿目,親王也有了,大忠巨奸也有了,一些不大不小、來去匆匆的庸常之輩也有了,卻偏偏沒找到那個本該有的名字。
       那個名字叫包拯。
       怎么會沒有包拯呢?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當官敢為民做主的包黑子;那個一手舉著烏紗帽,一邊喝令"開鍘"的包龍圖;那個至今仍在電視和舞臺上頻頻亮相,令億萬觀眾為之擊節贊嘆的包青天,怎么會沒有呢?從某種意義上說,開封府的名字是和包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有了包拯,開封府才成了平民百姓們心中的圣殿,成了"清正廉明、執法如山"的代名詞,也成了讓一切貪贓枉法的惡徒們為之膽戰心驚的符咒。
       包拯的名字是有的,導游小姐指點著石碑中間的一塊告訴我:"包拯的名字在這里。"千百年來,由于人們敬仰包公的大名,在觀賞石碑時經常指指點點,天長日久,竟將包拯的名字磨去了,只留下了一處起明發亮的深坑。
       我不禁肅然。是一些什么樣的手指,竟將堅硬的石頭磨出了這么深的印痕?要知道,那些手指不是戳,更不是摳,只是輕輕地指點。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的指點中,有相當多的指頭并沒有接觸到石碑,但就是這些接觸到石碑的手指,在輕輕一點,至多也不過是輕輕一撫之后,竟形成了這樣令人驚嘆的奇跡。這中間究竟經歷了多少人的指點和撫摸,用"千萬"當然遠遠不夠。可以想見,在每一次的尋找、指點和撫摸中,都傳遞著一份景仰和感慨,傳遞著一份心靈的溫煦和溝通,也傳遞著一種呼喚--對公正、清廉和神圣法律的呼喚。不少人在指點這個名字時,也許對包拯其人并沒有多少了解,但這并不重要,因為石碑上的這個名字已超越了具象化的人物和事件,也超越了歷史和時代,成了一種人類精神和秩序的化身。那么,就讓他們輕輕地指點、輕輕地撫摸吧,但愿在這無數次的指點和撫摸中,人類社會變得有如春水般平和安祥,支撐社會的每個靈魂亦變得有如晴空般明凈美好。
       當然,也有見了"知府碑"上的名字而畏縮不前的,例如,金末元初的文學家王惲在一首《宿開封后署》的詩中感慨道:
       拂拭殘碑覽德輝,
       千年包范見留題,
       驚烏繞匝中庭柏,
       猶畏霜威不敢棲。
       包,即包拯;范,指范仲淹,將包、范英名喻為"霜威",而"驚烏"則是天下的貪官污吏。雖然時隔2 00余年(詩中的千年是夸張語),貪官污吏見了石碑仍惶恐驚懼,不敢正視那兩個天下爭傳的名字。因為這對他們是一場靈魂的審判,走近審判臺他們的目光是那樣恍惚游移,步履亦是那樣躊躇畏怯。包拯和范仲淹真是不簡單。
       這是一個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的感慨。但實際上,平民百姓們在瞻仰"知府碑"時,尋找的只是包拯,對范仲淹卻相當陌生,當然也就相當淡漠。這也許不很公平,在冷峻的歷史學家那里,包拯的名字遠不及范仲淹響亮,范仲淹不僅是身居高位的宰相,不僅是飲譽北宋文壇的散文家和詩人,不僅具有道德的勇氣和高邁的情懷,也不僅是名噪一時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慶歷初年發起的那場改革雖然沒有掀起多大波瀾,卻為后來的王安石變法起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單憑他面對水光山色的一篇《岳陽樓記》,或者單憑他在《岳陽樓記》中的一句"先天下之憂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就足以令同時代的志士豪杰興高山仰止之嘆。正因為如此,后人認為,像范文正公這樣的人物,如"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而身后不遠的朱熹則稱他是天地間"第一流人物",這些恐怕并非諛詞。再看包拯。正史上的包拯其實并沒有傳說的那么神,他的那些為后人所稱頌的政績,例如微服私訪、放糧賑災、彈劾權臣直至皇親國戚,只能說明他是一個勤勉而剛正的實干家。他任開封知府一共只有一年半,這期間基本上沒有什么石破天驚的舉動,也沒有斷什么有廣泛影響和震懾力的大案。平心而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包拯的名字不僅比不上范仲淹響亮,即使和"知府碑"上的其他有些人物相比(例如寇準、蔡襄等),他也不能算是最出色的。
       那么,人們為什么只尋找包拯呢?
       答案在于,包拯雖然不是揮手起風雷的政治改革家,也不是落筆驚風雨的文章高手--他似乎不長于詩賦,流傳后世的詩歌總共只有一首《書端州郡齋壁》,頗有點板著面孔說教的味道,藝術上并不見佳一一卻以他的峭直清廉和剛正無私而名世。人們尋找的正是這種在現實生活中所渴求的品格。民眾的渴求和這種有著金屬般質感的堅挺品格的碰撞,激起了黃鐘大呂般的共鳴。渴求愈是強烈,共鳴也愈加亢激,中國老百姓心底的"包公情結"亦生生不息,愈演愈烈。
       一位西方哲學家說過:"產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想,膜拜清官的人民大概就更不幸了,因為這種膜拜大抵不會是幸福的舞蹈,而是痛苦中的祈求。在中國,反腐敗永遠是一個既古老又現實的話題,至少在小民百姓的生活空間里,它的分量要比那些經邦濟國的改革綱領重要,也比那些不管產生了多大"轟動效應"的詩文辭章重要。小民百姓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溫飽,他們的旗幟上只有兩個用黑血寫成的大字:生存。因此,為官的清廉與貪酷,往往成為他們對政治最樸素的評判,至于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大抵只是精英偉人們關心的事情。民眾對腐敗的切膚之痛和切齒之恨,集中反映在舞臺上那些以包拯為題材的戲文中,且看看那些劇名:《鍘美案》《鍘趙王》《鍘郭槐》《鍘國舅》《鍘郭松》。為什么都是"鍘"?因為這些當官的太不像話了,不鍘不足以解心頭之恨。再看看鍘刀下的那些頭顱,差不多都是炙手可熱的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反腐敗就是要敢于動真格的,就是要從這些有分量的頭顱鍘起。那么就一路鍘下去吧,鍘他個血濺簪纓、尸橫朱門、談貪色變、大快人心。隨著包拯那一聲回腸蕩氣的"開鍘",民眾心底的情緒也得到了淋漓酣暢的宣泄和釋放。
       看罷了包拯在舞臺上的最后一個亮相,再到"知府碑"上找出包拯的名字,指點著感慨一番,除此而外,中國的老百姓還能怎么樣呢?他們不知道舞臺和歷史之間的距離是多么遙遠,這中間隔著一代又一代人的裝點、涂抹、凈化和渲染,他們塑造了一個臉譜化的包拯,包拯也成全了他們"清官崇拜"的悲劇心理。
       正史上的包拯是個"面目清秀,白臉長須"的儒雅之士,他的性格展示主要不是在開封府的大堂上,而是在担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他也沒有殺多少人,只是上了不少奏章,彈劾過不少人。其中地位最高的,一個是宰相宋庠,另一個是"國丈"張堯佐。宋庠并沒有什么違法亂紀的大罪過,只是平庸無能。這個人很識趣,包拯的彈章一上,他馬上請求離職,并且在辭呈還未得到皇帝恩準時,就主動到中書省政事堂去站班了。國丈張堯佐并不是張貴妃的父親,而是伯父,因此這個"國丈"是帶水分的。他的問題也是平庸無能。包拯要把他從三司使(相當于國家計委主任兼財政部長)的位置上拉下來。彈章上去了,仁宗皇帝想了個變通的辦法,叫張到下面去當節度使,這自然引發了包拯等人的諫爭。這場諫爭倒是很激烈的:
       仁宗沒好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粗官,何用爭?"
       諫官們不客氣地頂撞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
       仁宗一時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于是包拯等人爭相上前,與仁宗抗辯不已。包拯言詞激烈,口若懸河,競將唾沫星子噴了仁宗一臉。
       張堯佐的節度使終于沒有當成。
       包拯和仁宗的關系很微妙。在宋代的帝王中,仁宗還算是比較清醒的,單憑諫官們敢于在金殿上對他反唇相譏,甚至把唾沫星子噴他一臉,就可見他是比較富于民主色彩的。他了解包拯,知道包拯喜歡犯顏直諫。因此,凡能夠接受的,他都盡量接受;一時接受不了的,就不理不睬,我行我素,但對提意見的人并不打擊,有時還安撫有加。這一點在帝王中相當難得。包拯也了解仁宗,因此,一段時間以后,當仁宗再度起用張堯佐時,包拯見好就收,讓仁宗下臺。他并沒有患"左派幼稚病"。
       應該說,包拯和仁宗算得上是君臣際會,他們都有一種大局觀,這種大局觀不是為了官場中的一團和氣,而是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在那場關于張堯佐的諫爭后,仁宗回到后宮,對他所寵愛的張貴妃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汝只知要①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這說明,他對下面的意見還是很在乎的,甚至有點小小的懼怕。
       一個對下面的意見很在乎,甚至有點懼怕的王朝,大致不會太懼怕外面的強敵。仁宗一朝,宋帝國的國力還相對強盛,在與契丹的對峙中也不很怯陣,他們能夠把目光望著更遠的幽燕大地,而不至于只盯著眼皮底下的黃河。
   ①  據史載,當時仁宗情急煩躁之下,把節度使說成了"宣徽使"。

 

                                 三

       到了開封不能不看大相國寺,看了大相國寺不能不想到那個倒拔垂楊柳的胖大和尚。魯智深是在大鬧五臺山之后來到大相國寺的。五臺山也是天下名剎,宏麗堂皇自不必說,魯智深既從那里來,眼界自然很高,但站在這里的山門前也不由得稱贊:"端的好一座大剎!"大相國寺之"大",《燕翼貽謀錄》中有一段記載:
       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求售,轉貨他物時,必由于此。
       這是北宋時的景觀,當時大相國寺大體上已成了自由市場,兼營批發和零售,而香火倒在其次了。我不知道當時寺院方面要不要向這些個體攤販收取管理費,如果收,那當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大凡寺院都喜歡選擇在深山靜地的,但大相國寺卻置身于鬧市中心,這里離皇城太近,離人間煙火太近,色貨琳瑯、紅男綠女,禮佛的鐘磬聲中,彌漫著世俗紅塵的銅臭氣和功名欲,置身其間,寺僧們恐怕很難入定參禪的。這次我在相國寺,正趕上一個國際佛教界的書畫展,其中有一幅草書"難得糊涂"。我想,這大概是寺僧們內心騷動的一種曲折反映吧。不然,為什么要強翻自己裝"糊涂"呢?所謂"禪心已作霈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說到底是很難的。本來,相國寺的佛,是入世的佛,你看八角琉璃殿里的那尊千手千眼觀音,顯得多么能干、繁忙,整個一副女強人的架勢。
       當我一邊徜徉,一邊胡思亂想時,無意間在大雄寶殿前看到一塊石頭--一塊極普通、極不起眼的石頭,上面有填綠楷書的一行小字:艮岳遺石。
       我心中一驚,在幾乎每一本關于北宋政治史的書中,都會提到這個名字:艮岳,與之相連的還有另外一個奇特的名詞:花石綱。中國的山岳可謂不可勝數,但我敢肯定,絕對沒有哪一座像艮岳這樣短命的,它的存在大致只有十幾個春秋,而正是這座短命的艮岳,卻成了中國歷史上一根永遠的恥辱柱,上面釘著一個腐朽得光怪陸離的末代王朝。
       這一切都是從那個風流皇帝趙佶開始的。趙佶是個極富于浪漫氣質的帝王。對于蘇東坡和柳永那樣的文人來說,浪漫氣質是一種靈魂的燃燒和開掘藝術至境的斧鉞;而對于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帝王來說,浪漫氣質則很可能導引出令人瞠目的大荒唐來。有人說,開封四面無山,若把京城東北隅增高,可多子多壽、皇圖永固。趙佶信奉的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當即詔令天下獻石壘山。當然,藝術家的趙佶并不缺乏審美目光,首先,造山的石頭要用江南的太湖石,這種石頭玲瓏剔透,有如蘇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其次,光有山還成不了景,還得有奇花異卉來裝點,這樣,皇上用不著出汴京城,就可以受用如詩如夢的江南山水。這座費時十數載,周遭十余里的假山就是艮岳。
       一座周遭十余里的艮岳要用多少石頭呢?我相信,這中間的每塊石頭都該有一段值得書寫的故事。營造艮岳成了宋帝國建國百余年來最大的暴政,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羽檄交馳,聞風而動,"花石綱"成了壓倒一切的大事。官員們一個個都人模狗樣的成了皇差,帶著士兵到處亂竄,任何人家的寸草片石都可能突然之間被指定為"御前用物",當即加上標識,令主人小心看護。如果看護的程度稍稍令官員們皺眉,那就是"大不敬",按律主犯處斬,全家流放。即使看護得很好,運走時的那種排場也實在讓人受當不起。因為是御前用物,要把房屋墻垣拆掉,焚香膜拜,恭恭敬敬地抬出來。于是,"花石綱"成了官員們最簡單而有效的勒索法寶,他一指手或一皺眉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這使我們想到4世紀石虎時代"犯獸"的怪事。在從崇寧到宣和的十幾年里,千里古運河上舳艫相銜、帆檣連翩,那景觀和當年隋煬帝下江南的龍舟相比恐怕毫不遜色。"花石綱"剪江北上,一路迤邐而行,兩岸是凋弊的村落和荒蕪的田野,饑寒交迫中的鄉民也許對這樣浩大的船隊感到迷茫:皇上要這么多石頭干什么呢?他"御前"有普天之下的美女、普天之下的珍玩、普天之下的錦衣玉食,難道還不夠受用嗎?
       是啊,皇上要這些石頭干什么呢?黑土地上的子民是永遠無法理解的。他們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有受用不盡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揮霍的,但他們不知道皇上有著多么奇特的想象力,他不僅要占有"普天之下"所有的好東西,而且還要把這些都集中在自己的圍墻里,變成伸手可及的"御前用物"。如果有一天盛傳屎克螂也是一種美物,且以此作為時尚,他肯定要在后宮里營造一座世界上最堂皇的糞坑,并用他那漂亮的瘦金體書寫一塊"大宋宣和天子御用"的匾牌,那么,天下的屎克螂也就大致可以"盡入彀中"而漸至絕跡矣。
       在中國的歷代帝王中,趙佶大概算得上藝術素養最高的幾個之一。一個帝王而有很高的藝術素養,這是很不幸的,不僅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民族和歷史的不幸(只有曹氏父子是個例外)。這種不幸是從元符三年的那場宮廷風波開始的。那一年,宋哲宗趙煦病逝,他沒有兒子,繼承者將在他的兩個弟弟趙佶和趙似之間產生。帝王的宮廷歷來是天下是非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事關皇位繼承,不鬧得你死我活是不會罷休的。宰相章惇首先向趙佶投了不信任票,形勢一開始對趙佶不很有利。但這時一個叫向太后的女人發表了決定性的意見。女人的天性似乎和藝術有著某種相通,她欣賞趙佶的才華。我們大致還記得,就是這位向太后,以前對蘇東坡也是很不錯的。在元符三年的這場風波中,向太后作出了兩項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一是把藝術家的趙佶捧上了皇位;一是赦免流放在海南、已經垂老瀕死的大文豪蘇東坡。把這兩件事并列在一起,實在不是滋味,但作為當事人的向太后,卻是出于相當真誠的動機,她或許希冀把一種清朗灑脫、帶著激情和靈氣的文化人格引入政治生活。
       趙佶上臺后,章惇即被輾轉流放,死在距首都千里之外的睦州。這是預想中的事,誰當皇帝本是趙室的家事,你去摻和什么呢?但他對趙佶的評價卻不幸被后來的歷史所證實,他的評價是:趙佶輕佻。
       輕佻是什么意思呢?章惇是官場人物,他口中的"輕佻"自然帶著一種政治色彩,大抵是指不負責任、感情用事、缺乏政治頭腦和裕謀遠慮吧。當然,這中間也應包括對文學藝術的過分癡迷。但趙宋是一個崇尚文化的王朝,這話章惇不好說,只能用"輕佻"一言以蔽之。章惇顯然意識到,一個整天沉湎于藝術感覺和筆墨趣味的皇帝,對國家未必是幸事。
       趙佶是以改革家的面孔出現在政壇的,他覺得王安石實行的那一套"國家資本主義"很有誘惑力,把天下的財富集中于中央政府和皇室,何樂而不為呢?他上臺的第二年,就廢除向太后攝政時定下的"建中靖國"年號,這個年號太沉悶,他要大刀闊斧地干一番改革大業,豈能滿足于"靖國"的小安穩?于是改年號為"崇寧"。崇寧者,尊崇王安石的熙寧新法也。旗幟打出來了。很好!那么就著手改革吧。首先是廢黜舊黨(章惇雖然不是舊黨,也照樣在貶黜之列)、起用新黨。風派人物蔡京就是這時候脫穎而出的。有了蔡京這樣不可多得的人才,趙佶可省心多了,他樂得整天鉆在深宮里,今天畫一對鴛鴦,明天填一首新詞,或心血來潮,出一個別致的題目:"雨過天青云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令汝窯的工匠們燒出一批上好瓷器供自己玩賞。在這些方面,他無疑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至于改革的事,讓蔡京去干吧。
       蔡京的改革就是不擇手段地斂財。斂財的目的,一是供皇上揮霍,二是讓自己從中貪污。如果說趙佶的揮霍還帶著某種藝術色彩的話,蔡京的貪污則完全足一種動物性的占有欲。光是一次征遼,數十萬禁軍的衣甲由他批給一個姓司馬的成衣鋪承包,從中拿的回扣就很可觀。至于賣官銜、賣批文、賣人情、賣宮闈秘事之類就更不用說了。這樣改革了四五年,"改"得蔡京家里的廚師有人只會切蔥絲而不會包包子,半碗鵪鶉羹要宰殺數百只鵪鶉,一個蟹黃饅頭價值1300余緡。皇上便宣布改革取得了洋洋大觀的成果,又把年號改為"大觀",公開擺出了一副高消費的架勢。因此,可以當之無愧地說,營造艮岳正是"崇寧改革"和"大觀消費"一項標志性工程。
       但艮岳修成,北宋王朝也滅亡了,它最大的審美功用就是讓趙佶站在上面,檢閱金兵如何瀟瀟灑灑地渡過黃河,直薄開封城下。
       后來,在開封保衛戰中,那些由江南萬里迢迢運來的、有如蘇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的太湖石,被開封軍民拆下來作了守城的武器。
       再后來,趙佶在被虜北去的路上苦凄凄地填了一首《眼兒媚》詞,其中有"家山何處"的句子,這"家山"中的"山"想必也應包括艮岳的,因為他差不多以玩掉了一個國家為代價才成就了那樣一堆好石頭,自己卻沒來得及受用,想想也太虧了。
       離開大相國寺的時候,我一直在想,這塊艮岳遺石為什么要放在這里的大雄寶殿前呢?放在曾作為北宋皇宮的龍亭前不是更合理嗎?也許人們認為,放在這里更有一種宗教般的祭奠意味吧。
       是的,它們是值得祭奠的,在這里,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炎黃子孫都會感到一種靈魂的顫栗一一為了那一幕幕關于石頭的故事,為了我們民族的歷史上確曾發生過的那一段荒唐。


                           四

       這是一條逼仄的小街,從龍亭公園蜿蜒向東,大約數里之遙。兩邊是未經改造的舊式平房,擠滿了挑著青布簾子的小店鋪,沒有霓虹燈,也沒有迪斯科的噪音,清靜得有如夢幻一般。偶爾見到一顆孤獨的老槐樹佇立巷頭,令人想到"城古槐根出"的俗語。是啊,體味開封的蒼老,并不一定要到博物館去看那些青銅古瓷,走在這斑剝古樸的小巷里,不是照樣可以聽到它悠遠而蹣跚的足音嗎?據說在這類深巷小店里,至今店家還稱顧客為"客官",那種淳樸古雅的人情味,真如同走進了宋代東京的瓦子和《水滸》中的某個場景。
       開封人都知道這條小街的名字:棚板街。而我要尋找的,正是這條小街因之得名的那種石頭。
       這種尋找帶著很大的盲目性,我是從一本介紹開封歷史文化的出版物中看到棚板街的,連帶的是一段相當流行的傳說。傳說當然與正史相距甚遠,但盡管如此,我還是固執地走進了這里,因為我知道,我是在尋找一種感悟,即使傳說中的那種石頭并不存在,但那種被傳說中的石頭所壓迫的歷史氛圍卻是巨大的真實。
       棚板街的一端連著皇城,一端連著鎮安坊的青樓,這兩處的主人分別是風流皇帝趙佶和艷幟高懸的名妓李師師,因此,這條小街的由來似乎不那么光彩。皇帝玩女人算不上什么新聞,他后宮里佳麗如云,怎樣玩都無妨。但一旦走出皇城,而且是到妓院去玩,那就不大好聽了。趙佶是崇尚個性解放的.鎮安坊的野花他又一定要采,于是便有了這條風流蘊藉的棚板街。據說北宋末年的某一天,御林軍突然宣布對臨近皇城的這條小街實行戒嚴,公開理由是開挖下水道。大批民工日夜施工,在街心挖開一條深溝,然后以青磚鋪底,玉石砌墻,頂上架設一色的長條青石板。一條陰溝何至于如此豪華?京師的百姓們當然不知底細,只能簡單地歸結于一種皇家氣派。他們不會想到,當街面上市聲熙攘,小民們在為生計而匆匆奔走時,在他們腳下的秘密通道里,大宋天子或許正在太監的引導下前往鎮安坊,一邊盤算著如何討得那個女人的歡心……
       趙佶在鎮安坊的艷遇大致是不假的,《宋史》中還特地為李師師立過傳,李師師也肯定沒有入宮,那么就只有讓趙佶往鎮安坊跑了。至于跑的途徑,有的傳說是"夾道",有的傳說是"隧道",反正得避開公眾的目光,不能堂而皇之地去。之所以有這樣的種種傳說,自然是因為人們對這個風流皇帝太了解了,為了一個可心的女人,他是會不擇手段的。而對于趙佶來說,這無疑是一場心勞日拙的遠征,其艱辛程度并不亞于征遼、剿寇或經邦濟國的冗繁政務。本來,皇帝嫖妓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在中國歷史上,明代的正德和清代的同治都是這方面的行家。但同樣是逛妓院,正德和同治完全是赤裸裸的皮肉交易,淡不上有什么感情投入。趙佶則不同,他喜歡玩點情調。情調當然不等于調情,帝王的后宮里有的是調情,用不著跑到鎮安坊去。情調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和諧;一種心靈感悟和藝術趣味的雙向溝通;一種宛如塵世之外的舒展和愉悅;一種略帶點傷感、卻相當明亮的生命氣息。它是需要時間慢慢地去泡、慢慢地去品的。而李師師恰恰也是個很"情調"的尤物。這樣,趙佶只能一趟又一趟地通過幽長的棚板街,去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遠征。
       關于這場遠征,宋人筆記中記載如是:
       第一次去鎮安坊,趙佶隱瞞了自己的身份,但出手相當闊綽,見面禮有"內府紫茸二匹,霞疊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二十鎰"。盡管如此,李師師還是搭足了架子,她先是遲遲不肯出來,讓趙估在外面坐冷板凳。待到出來了,又一臉冷色,連交談幾句也不屑的。李姥還一再警告趙佶:"兒性頗愎,勿怪!""兒性好靜坐,勿唐突!"其實趙佶哪里敢責怪,又哪里敢唐突呢?最后看看天色將曉,師師才勉強鼓琴三曲,多少給了一點面子。以帝王之尊屈駕妓家,又花了大把的銀子,只領略了三段琴曲和一副冷面孔,不知大宋天子該作何感想。
       事實上,大宋天子的感覺并不壞。在深宮里,他每天都被女人包圍著,…一個個爭著向他獻媚討好,他感到膩煩,也感到孤獨一一盡管身邊花枝招展,鶯聲燕語,他仍然孤獨。有時,他甚至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男人。孤獨常常是情愛的催化劑(不在孤獨中爆發,就在孤獨中滅亡),很好,現在遇到了一個把他不怎么放在眼里的李師師,面對她的高傲和冷艷,這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帝王第一次感到了自卑,同時也感到了一種渴望,他渴望走近對方,也渴望得到對方的接納和理解。他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渴望了,對于一個男人,這是很悲哀的。一次,一個姓韋的妃子充滿醋意地問他:"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
       趙佶回答得很坦率:"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艷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
       這是一個帝王的"女人觀",也可以說是一個藝術家的"審美宣言"。他欣賞的是一種"幽姿逸韻",這中間當然還談不上平等意識,也并未超出獵艷和占有的男性心理,但比之于那些只看到"色容",甚至只看到一堆肉的嫖客,這種眼光還是值得稱道的。
       作為青樓名妓,李師師自有一套對付嫖客的心理學。她知道  以色事人總難保長久,只有把對方的胃口吊上來,自己才能處于主動地位。吊胃口不能只靠巴結逢迎,在一個男性中心的世界里,一個女人如果只知道"愛的奉獻",其下場大抵不會太妙。"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這是詩仙李白攜妓宴游時的感慨,看來那位"東山小妓"也知道使點小性子來吊男人胃口的。李師師當然要玩得比這大氣,她創造了一種冷色調的詩情畫意來對付趙佶,讓他可望而不可及,只能一直圍著她的石榴裙轉。
       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情感世界里的征服和反征服,令雙方精疲力盡而又難解難分。試探、迂回、相持、攻堅、欲擒故縱、積極防御、有節制的退卻,所有這些關于戰爭的用語,在這里都同樣適用。應該說,李師師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因為從根本上講,她無疑是處于劣勢的,但她長袖善舞,始終以自己的魅力和清醒控制著局勢。她多次拒絕了趙佶要納她入宮的請求,因為她知道那是一個美麗的陷阱,在鎮安坊,是趙佶和其他男人一起來討好她,而一旦入宮,將是她和其他女人一起去討好趙估。這是必須堅守的最后一道防線,只要不越過這道防線,她有時也會作一點局部的退卻,讓對方有所得手。她希望在鎮安坊和皇宮之間有一塊戰略緩沖地帶,這就是棚板街。"冷"是李師師的總體色調,但僵化不變的"冷"是沒有持久震懾力的,她有時也會有嫵媚的一笑,正是這冷若冰霜中的嫣然一笑,往往使戰局急轉直下,本來已經無心戀戰的趙佶又被挑逗起來,抖擻精神投入新的一輪感情游戲。也不能說李師師在這場游戲中完全沒有感情投入,平心而論,作為一個嫖客,趙佶并非凡夫俗子,他是那樣風流倜儻,在感情上又很善解人意,這對女人,特別是對一個具有唯美主義傾向的青樓名妓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對李師師的追求主要不是靠帝王的權杖,而是在心靈的坦露中尋求理解。如果只是一場情感世界里的侵略和被侵略,剃頭的挑子一頭熱,雙方都難免倦怠,戰爭是無論如何不能維持那樣長久的。
       宋人筆記在記載趙佶第一次去鎮安坊入幕的最后,順便寫道:"時大觀三年八月十六日事也。"這也許是極隨意的一筆,卻令我心頭好一陣驚栗。原來我一直以為,趙佶和李師師的風流韻事只是宣和末年的一段插曲,現在算起來,從大觀三年開始,竟整整進行了1 7年。在這1 7年中,宋王朝內外都發生了一些什么事呢?難道泱泱大國,內政外交,競一點都不曾稍微干擾一下他的興致?其實,事情是有的,而且也不能算不大,例如,方臘在睦州揭竿起義,東南半壁為之震動;對遼和西夏的"輸款"不斷增加,大量綢緞、茶葉和白銀從本已枯竭的國庫中源源流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的金帝國羽翼漸豐,宋王朝采用古老的"遠交近攻"戰略,與他們簽訂"海上之盟",聯手消滅了正在走向衰落的宿敵遼帝國,卻把自己豐腴而虛弱的胴體坦露在一個更強大也更貪婪的敵人面前。山雨欲來,胡氣氤氳,王朝傾覆已不是遙遠的預言。但對于趙佶來說,這些似乎都不屑一顧,只有棚板街盡頭的鎮安坊才是他心靈的圣殿,他在那里所耗費的才華和心智,比幾十年帝王生涯中經綸國事所耗費的總和還要多。在宮城的金殿上,他是個抱殘守舊的無為之君;在鎮安坊的琴臺畔,他的人格卻展示得相當充分,他是個具有感情強度和富于魅力的男人。棚板街就這樣連結著趙佶生命本體的兩個側面,它成就了一個風流皇帝鍥而不舍的風流業績,也成就了一個讓至高無上的帝王圍著她的眼波旋轉的絕代名妓,而背景則是風雨飄搖中的末代江山。
       最后,我們仍不得不把目光移向黃河--那一脈維系著北宋王朝生命線的泱泱之水。當金兵逼近黃河時,北宋的御林軍從開封出發前往守衛黃河渡橋。首都萬人空巷,市民們以極大的熱情歡送自己的將士出征。車轔轔、馬蕭蕭,那景況當是相當悲壯的,但人們卻驚駭地看到,這些平日里耀武揚威的御林軍竟然窩囊得爬不上馬背,有的好不容易爬上去了,卻雙手緊抱著馬鞍不敢放開。這"悲壯"的一幕讓熱情的市民們實在慘不忍睹。
       靖康元年(11 26年)正月,金軍東路兵團抵達黃河,那些雙手抱鞍的宋軍將士,剛剛望見金兵的旗幟便一哄而散。南岸的宋軍相對勇敢些,他們在縱火燒毀渡橋后才一哄而散。在這里,歷史不經意地玩了一出小小的惡作劇,因為北岸宋軍潰散的地方,正是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的發祥之地陳橋驛。趙匡胤當年定鼎宋室的系馬槐尤在,如今卻只能供女真軍人挽韁小憩,盤馬彎弓了。
       1 995年初冬的某個下午,我走進了棚板街深處的一座小院,力圖和一位老者探討他屋檐下那塊青石板的歷史。老者茫然地望著我,似乎點了點頭,又似乎無動于衷。陽光閑閑地照著,青石板上躍動著幾個女孩子跳橡皮筋的身影。門外傳來小販沙啞而悠長的吆喝聲,是那種韻味很足的中州口音,當年在東京街頭賣刀的楊志大概也是這樣吆喝的吧?
       后來我才知道,老者原來是個聾子。和一個聾子去探討歷史,當然不會有什么結果。其實,歷史本身不就像這樣一位翕然端坐的老者嗎?他心里洞若觀火,裝滿了盛衰興亡的滄桑往事。但他不屑于理會后人那些尋根究底的打聽,寧愿讓你由著性子去胡思亂想。
走出棚板街的小院時,正傳來大相國寺蒼涼的鐘聲,我心中一驚,這里離大相國寺的艮岳遺石很近,離包公祠的"知府碑"也不遠,至于棚板街因之得名的那種石頭存在與否,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果把這幾塊石頭--載入史冊和見諸傳說的--拼接在一起,不是可以讀出一部北宋王朝的衰亡史嗎?

2011-12-18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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