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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堅勇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云煙舊事

  東家的二嬸常說:"我來的時候,福兒還沒這桌子高,老是苦著臉嘆氣。誰問,也總是那句話:'我沒得老子。'像個小大人似的。"
  算起來,二嬸嫁過來的時候,我才三歲,依稀記得是坐轎子來的,帶著吹打很風光。遠近的人都說,林春討了個"毛連眼",蓋全村;也兇,比林春大三歲哩。新娘子到底漂亮到什么份上,我已記不清當初的模樣了,但直到現在,二嬸60歲出頭了,走出來還格錚錚的,可以想見40年前的"蓋全村"并非虛妄。,
  "福兒"是我的小名,福諧腹,只有遺腹子才用這名字。
  遺腹子所感受的是一個母性的世界,至于父親,只從母親那里一鱗半爪地聽到,說父親很敦實,不大講話,乍一看像個"肉頭",但內里卻極精道,說得最多的是一次上街賣豬,帳房先生把秤砣一抹,手指剛搭上算盤,父親已脫口說出個數碼來了。帳房先生那驚詫的目光便從老花鏡的下邊定定地瞄過來:這個沙包佬,倒看不出……
  母親自說自話的時候,語調中透著落寞與悲涼,一邊輕輕地拍打著我的屁股蛋,因為這時我大抵總是鉆在她懷里吃奶的。吃奶往往不是由于饑渴,而是一種習慣性的游戲。這游戲一直延續到上學以后,每每放學回來,見母親正在田間勞作,便迫不及待地撲過去,撲進那散發著溫熱汗氣的懷抱。母親則停下手里的活兒,極愜意地在田埂上坐下,微微閉上眼睛,任我有滋有味地把乳頭吸出響聲來,那神態似作小蔥,又伊然在靜心靜意地欣賞一首贊美詩。間或田埂那邊有人說:"三嫂,你咋這么容著孩子?回去用胡椒往奶頭上一撮,看他還吊不吊了?"
  母親便笑著:"咱不塌,咱不塌,人家吃奶吃到娶媳婦哩。"
  我的母親,似乎只有這時候才會停下來小蔥一會,也只有這時候才會展顏一笑。
  母親那懷里總是汗浸浸的,乳房也日見于癟,一家五口,生活的負担太沉、太沉。祖父80多歲,眼睛已近乎全瞎。我和姐姐都不到10歲。另外還有一個大哥,解放初期,他正讀師范二年級的時候,卻因病綴學回家。他得的是肺結核,在當時是不治之癥。大哥極聰明,文章和宇都很出色心氣又高,得了這種病,內心的煩悶是可以想見的,因此,便每每無端地在家里發脾氣。母親總是賠著小心,不聲不響地收拾摔碎的碗瓷。間或說一句:"你身體不好,歇著點,別發躁。"發完了脾氣,大哥便一個人躲進房間里,捶自己的頭,偷偷地哭。他是1960年初夏離開這個世界的,母親把家中的杉木大門脫下來,給他做了一日棺材,葬在父親身邊。
  大哥是屬雞的,享年28歲。
  大哥死后,母親常常會自言自語地反躬自省:"如果當初讓他娶了冠珍,或許就不會……"
  冠珍是鄰村的姑娘,在我記憶中是高高的、瘦瘦的,極文弱的樣子。有一段時間,大哥和她好上了,但母親竭力反對,她知道,大哥這種病結了婚會越發加重。記得有一次傍晚時分,我放學回來,見家里的氣氛有點異樣,朝房里一看,原來是冠珍來了。
  那陣子,大哥正發病,躺在床上,冠珍坐在床邊,拉著大哥的手,似乎也不在說什么,只是相互看著。母親冷著臉,在院子里映雞打狗的。不一會,冠珍走了,大哥從房里掙扎著沖出來,雷鳴電閃地發作了一通,當然又摔了東西。不久,冠珍嫁給了本大隊的一個軍官,隨軍到廣東去了,大哥也日見暴庚頹唐,終至一病不起。
  有人看見,大哥死去的那年深秋,冠珍回來探親,一個人來看望過大哥。寒煙衰草,落葉蕭蕭,冠珍在大哥的墳上徘徊了許久,走的時候眼睛紅紅的。
  眼下40歲出頭的女人,還可以堂而皇之地稱之為少婦的,也不會拒絕各式新潮時裝和"霞飛奧麗斯"之類。母親是36歲上生我的,可是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從來便是個老人。她那樣瘦小,臉上那么多的皺紋,眼睛一經風便流淚,那是生我的時候,月子里經歷了太多的悲傷。她總是忙,晚上也總是很晚才回來。每天,我站在村頭的大路邊等她,暮色里走來的每一個身影都會撩起我溫馨的希冀,可歸來的身影又一個個從我面前過去了,他們都不是母親。在這種百無聊賴的等待中,有時,我便會倚著什么睡去。醒來的時候,往往是母親正抱著我,用心細細地替我洗腳。灶
門口的火光一閃一閃的,映著她那張疲憊的臉。炊煙在茅檐下絳繞,彌漫著玉米粥清甜的氣息。
  倘若白天跟著母親一起下田,便可以躺在田埂上,檢閱羊群似的白云和浩浩蕩蕩的螞蟻隊伍,或赤著腳,巴達巴達地追逐田間的野趣。有時去得遠了,偶一回頭,見母親正直起腰身,撩起衣襟擦汗,天空湛藍湛藍的,日頭明光光地照著,那發絲飄零的身影雕塑一般,令兒子抨然心動,看得發呆。母親一邊勞作,間或便要喊一聲:"福兒,別走遠了。""福兒,媽挖了花生芽,快來吃。"聲音甜甜的,暖了兒子的心。但有時,那喊聲也會變得粗暴:"福兒,要下雨了,快回去。"我一看,果然天邊正涌上一堵烏云,太陽也 黯淡下來。我不走,要跟她一起回去,母親便板起臉:"一個人回去,媽干活哩。"
  雷陣雨,說來就來,追著我的腳步撲到門前,閃電撕開混沌的雨簾,天地間一片慷心動魄的破碎聲。在這一瞬間,我突然想到了母親,想到她會不會被雷打死,我驚恐至極,哭喊著撲向暴風雨…
  結果是,母親抓小雞似地把我從村頭的泥水中擄了回來,鐵青著臉問:"別嚎喪,這么大的雨,誰讓你往外跑的?"
  我邊"嚎喪"邊中述:"我怕,外面響大雷哩,我伯媽被雷打死下……''
  母親就如融化了似的向我倒過來,將我摟進懷里:"乖,別怕,雷不會打媽的。"她緊緊地樓住我(那懷里冰涼冰涼的),面頰上潸然而下的,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
  母親雖然個頭不高,但干活很麻利,特別是點種、收割、打場之類,更是全村的"一把手",人家都喜歡請她幫工(那時候還沒實現合作化)。我也喜歡,因為她去了,我可以跟著去"吊桌子",特別是收種季節,闊氣點的人家說不走要買肉的。我去了,媽不讓我上桌,只坐在下面的小機于上,桌上"請"起來了,媽就把她的那塊肉嫌到我碗里,自己則埋頭扒飯。一般"請"過三巡,肉碗就空了,媽便倒幾口肉湯泡飯,她說肉湯泡飯實在比肉好吃。有時"請"過三巡,碗里還漂著零星幾塊,大家都叫母親吃掉,她卻從來不吃,說是肉湯太油,跟佐了,也不肯嫌給我咆。
  我家也請人幫工,但從來舍不得買肉,即使是過年,也只是除夕晚上才能吃上一回。正月里別人家的孩子都走親戚拜年,歡天喜地,小皇帝似的。母親卻從不讓我出去,我總是埋怨沒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母親的娘家也絕了,連個舅舅也沒有。后來才慢慢悟出來,原來是母親怕禮尚往來,我們去人家拜年,人家 也自然得到我家來的,正月里的頭幾天,桌上沒有肉和魚不好看。因此姑媽家的幾個表哥每年都到正月底才來拜年。表哥來了,母親便說:昨不早點來?天天都在瞟哩。她把藏在壇子里的炒花生和爆米花捧出來,還有過年留下的拳頭大一塊咸肉,母親把它切得很薄,蓋在咸菜上婉得油汪汪的,大家吃得很香。
  大約在1956年前后,因為一場糾紛,我才知道我有一個很不簡單的外公。那一陣家里似乎很亢奮,大哥更是頻繁地出門找人。晚上,還關起門來,叫我給磨墨,讓他寫什么狀子。大哥寫字狠格局,正襟危坐,腰稈挺得很直,先握著筆屏氣凝神,作沉思狀,然后抬起肘子,洋洋灑灑地一揮而就,寫好后略改幾個宇,輕輕復念一遍,很自得的樣子。母親則站在一旁,老是說著那句話:當初他可像只烏眼雞似的,看不得咱家那七畝好水田哩。"或"你外公的消息傳回來,他關著大門喝酒,尸也不肯去收。"
  后來我漸漸明白了,原來外公是個渾身帶著光環的革命烈士,1927年的黨員,担任過縣委的軍事部長,是我們這一方的風云人物。前一年,政府發下來120元撫恤金。那時候,一只雞蛋才3分錢,一個為人師表的小學教員月工資也只有12元。可見120元是個不小的數字了。但外公有個弟弟--當然算是我的叔伯外公了--卻瞞著我們家,獨自把撫恤金吞吃了。大哥聽到消息,很是義憤,因為母親是獨養女兒,現在外公外婆都已作古,母親理所當然地是第一直系親屬。她去找叔伯外公交涉,叔伯外公不認帳,說他是烈士的弟弟,和烈士一個娘胎里出來的。"姑娘算什么?嫁出去的亥,潑出去的水,何況是個野種,假人假馬假到底哩。"所謂"野種"云云,系指母親是外公抱養的,并非親生。大哥算是個知識分子,自然懂得一些新社會的政策法規,于是訴諸政府。結果,雙方打了個平手,撫恤金利益均沾。最后,當叔伯外公從腰包里摳出60元錢給母親時,說了一句很刻薄的話:"拿去,回家給那個瘍病鬼打藥吃。"
  母親回家以后,沒有把這話告訴大哥。但那錢確是給大哥打藥吃了。
  等我上學以后,每年的清明節,學校照例要組織去祭掃烈士墓的,回校寫作文時,一個個情不自禁地從筆下流出"心潮澎湃"、"可歌可泣"之類的形容詞。是啊,那一頁頁鮮紅的歷史,確實有著驚天地泣鬼神的巨大震撼力,而其中最初的幾頁上,就記載著我的外公。在我那與生俱來的自卑心理的陰影中,外公是一尊輝煌麗圣潔的雕像,時時輻射出生命的暖色。
  母親也經常說起外公,但在她心目中,外公卻是另外一種形象。她說外公福相好,高個子,大腦門,頭發向上梳過去,有時戴一頂直貢呢黑禮帽,很有派頭。她說外公能喝酒,會賭錢,人又極"四海",家中雖有七畝好水田,操持好了也夠他吃喝的,但他總是要往外跑,當牛行,當草行,賺大把大把舵錢,賺了錢就用,從不藏藏掖掖的。家里時常有三朋四友的來,來了就稱肉打酒搓麻將。他這人一輩子都吃香的喝辣的,到哪里也有人請他上館子。四周圍有難解的糾紛,只要他一到,天大的冤仇也煙消云散。母親說起這些的時候,有一種神圣的崇拜和自豪感。
  母親還說,外公鬧共產,是由于跑小路。跑小路就是搞野女人。外公跑小路,外婆從來不問,隨他去。但由于村里的一個寡婦,結下了仇人。那家伙也是個狠腳色,外公奈何他不得。民國16年鬧共產,外公第一個參加進去,并且第一個把那"小路相逢"的家伙綁在村頭的香椿樹上,用麥叉活活戳死了。
  外公被捕以后,外婆去看望過,當時只要他在自首書上簽個宇就能不死,外婆勸他認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外公說了兩句話,一句是:"我這人,死就死在一邊。"一句是:"你不要舍不得我,我這一世人生,什么樣鉤福也享過,死了沒啥抱怨的。"

  就在外婆去看望的第二天(民國十八年農歷六月十九日),外公被押往刑場,同去的一共五個人,用鐵絲穿著琵琶骨連在一起。通往刑場的路很長,在走過一座橋時,外公突然感到不對頭,懷疑是要往周益莊去,一年前他親手殺了周益莊的地主麻鄉約(鄉約是舊時鄉村中管事的頭面人物),麻鄉約的兒子后來當了鏟共團,這會兒就在后面押著他。他怕今天要被挖出心來祭麻鄉約,便大喊一聲:"橫堅是個死!"往橋下一跳,其他五個人當然也一同下去了,橋上一陣亂槍,血水澎湃了半河……
  母親講述這些的時候,語調平淡而矜持,眼睛定定地望著很遠很遠的地方,沒有激憤,沒有悲戚,有的只是那種春蠶吐絲般綿長的思念。我得承認,母親曰中的外公活靈活現,帶著虎虎生氣和突變神采,卻又沒有烈士墓前介紹的那樣輝煌圣潔。我不知道哪一個更真實。
  除去一次性的60元撫恤金,外公的光環對于一個貧寒拮據的農家是暗淡而遙遠的。深夜里,我常常會被大哥那喘不過氣來的咳嗽和母親輕輕的嘆息驚醒,于是便好一陣不能人睡。大哥的脾氣日見暴躁,每當他雷雷霆震怒時,母親便對我說:"福兒別在家里惹你哥生氣,到社里玩去。"
  社在我家西面不遠,有辦公室、倉庫、粉坊、豆腐坊什么的,很大的一個四合院。我從家里出來了,心里空空的,對一切的玩樂都失了興趣,只呆呆地看一個小老頭寫標語。標語是用石灰水寫在墻上的。社的院墻很長,那標語自然也長,他寫的是:"發揚武松打虎的勇氣,唐僧取經的恒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為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電氣化、化學化而奮斗。"老頭很專注,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很少向我看…眼。只有一次,他似乎無意問了句:"你哥這些時有沒有發病?"我扭頭不答。我這人從小就有一種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歡人家問我大哥的病、家中 的困難之類,即使那是出自真誠的關懷,我也一概不喜歡。
  這老頭是本大隊的一個地主,很有學問,據說上過大學(也有人說只是高中畢業)。因為有學問,大家便叫他陳先生,解放前就這樣叫。那時陳先生不僅家里有百十畝好田,在揚州還開著鋪于,在政界也小有影響,和國共雙方都有交往,還出面營救過共產黨方面的幾位要人。陳先生對人很客氣,對佃戶也不很刻薄,因此,在人們眼里,他和其他地主是有區別的。合作化以后,社里有些寫寫畫畫的事,就叫他干。圍墻上那條標語,就是他自己獨出心裁的創造。不過有人說,陳先生學問雖高,宇卻鱉腳得很,這是實評,連陳先生本人也承認的。但在我眼里,那宇是極好的了,單是那么大,就很了不得。
  直到母親在門前軟悠悠地喊,我才蔫蔫地往回去,此時大哥已息了火氣,正似看非看地捧著那本商務印書館的《古文觀止》。我看看時機極好,便提出那標語問他。大哥好為人師,又不能常為人師,因此,一遇上這種機會便表現出少有的興奮。他從武松打虎講到愚公移山,還有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直講得頭頭是道,神采飛揚,蒼白的臉上也現出幾許紅暈。我最初的那點歷史文化知識,大概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大哥也說,陳先生的學問是沒說的,但宇不行。
  大哥是個浪漫色彩很濃的人,他對那墻頭標語的解釋簡直近乎神話:"機械化就是什么也不用人動手,莊稼成熟了,聯合收割機從田里開過去,前面吃進去的是帶桿兒的麥子,后面吐出來的是饅頭,還熱乎著……"講到這里,他突然嘆了口氣,黯然然地看著窗外,臉上又漸漸恢復了那沒有血色的蒼白。
  我知道,他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命運,自己的病……
  一次,我放學回家,陳先生又在村頭寫標語,我站著看了一會兒,陳先生仍舊旁若無人地專注,我走出不遠,有人問我:"福 兒,你剛才看什么?"
  "看陳先生寫字。"
  那人臉上現出一種詭譎常的笑容:"你不該叫陳先生,該叫他舅舅。"
  "你瞎說,我媽姓李,我沒有舅舅。"
  "你媽是領來的,這個陳先生才是你的親舅舅哩。不信,回去問你媽。"
  我感到蒙受了莫大的侮辱,這個叫陳先生的地主,怎么可能是我舅舅呢?我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扭頭便走。
  當然,我把那人的話對母親講了。她呆了一會,說:"挑豬草去!"
  于是我便去挑豬草,出村時,遠遠地躲開了那個寫標語的小老頭。
  此后不久,陳先生遷居揚州。1963年社教運動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改造。1979年再度遷居揚州,據說曾担任揚州某區的政協委員,子女也很出息。韌時,村辦廠有人去揚州辦事,上門看望過他。回來說,陳先生見了家鄉人很高興,自己爬閣樓,硬是把床騰出來給客人睡,幾個子女都是高級教師,云云。
  后來便再也沒聽說有誰去看望過他。

 

 

艱難時勢

  母親用家中的那副杉木門板給大哥做了棺材,把原先豬屋里的楊木門卸過來作了大門。楊木很重,開門關門,便"吱兒吱兒"地響,脆生生的很悠揚。每天,那旋律一早便闖入我的夢境,似醒非醒的庸(心旁)倦中,我閉著眼睛,似看到母親開了門,一邊扣衣服,一邊打開雞窩,讓雞婆爭先恐后地擠出來,在晨露濕漉的小 院里印下一行行鮮活的"個"宇。然后便去河邊提水,母親個子小,提水時必須將身子厭過來,厭過來,頭發一直垂到腰際,桶里的水一晃一晃的,把一條褲管濺得精濕。等到她坐在灶門口生火做飯時,我已經揉著睡眼起床了,跟路路路地拎起竹籃走出去。
  每天早飯前,我得挑滿一籃豬草,然后上學。但有時,那旋律也會失信,等到我醒來時,太陽已照在床頭,到上學的時候了,我轉了轉那楊木門,卻悄然無聲。母親一邊給我盛早飯,一邊說,是她把門窩于里灑了點水,不響了。"這幾天考功課,用腦子哩,讓你多睡會。"
  母親自己不識字,卻很看重子女的功課,不管家中多么困窘,她也要讓我們讀書上進,從低矮的茅檐下走出去,開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年,我小學畢業,姐姐初中畢業。
  那是個饑餓年頭,老人們說,天道輪回,恰逢庚于鼠年,天下的糧食都被老鼠咆光了。村頭的老槐樹被人們從上到下剝光了皮,枯成了一株干柴。陽光下到處倘祥著浮腫病人的影子,一雙雙眼睛渾黃渾黃的,死魚一般。一天吃晚飯時,姐姐說,要填報考志愿了,老師知道我們家困難,動員她考師范,因為上師范是供給制,用不著家庭負担。如果上高中,要到離家十幾里以外的曲塘去,除去學費,還有伙食費、住宿費什么的,這些先不去說它,光是拿著錄取通知書去報到,那一筆錢就捧不起。母親沉吟了一下,問:"師范出來做先生?""做先生不錯了,吃國家糧哩。"姐姐卻低頭晚著筷子。毋親又問:"你自己呢?"姐姐遲遲疑疑地說:"我想將來考大學,就是……"母親沒有作聲,收拾起碗筷到灶上去了,她慢條斯理地洗得狠細心,一點響動也沒有。洗好了,平靜地走過來:"你要考曲塘就考吧,只要考得取,拆房子也讓你。“

  在后來的那些年里,姐姐常說,如果當初母親堅持要她考師范,她也就考了,家中那樣難,她沒有勇氣、也沒有理由拒絕。那樣的話,可能在某一所鄉村小學的講臺上就多了一名女教師,而現在這家工廠的總師室里則少了千名機械工程師。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有時只在反掌之間。
  以母親的見識,她當然不懂得當教師與工程師的區別,反正都是"吃國家糧"的。但是她懂得多讀書總是有好處的,更懂得尊重子女的意愿,而在當時,這種"尊重"卻要付出多么艱辛的代價。
  家中養了一頭豬,一年前抓的,那是全家的希望之星。豬也善解人意,雖然沒能吃上一口精料,卻得之于四時嫩草的精華,長出了百十斤的架子。 自留地上的新麥收打以后,母親咬咬牙,每天從人的口糧里勻半瓢大麥粉給豬吃,一個月下來,那豬屁股的弧線居然出落得圓潤且生動了。全家人便每每圍著品頭品足,心中充滿了憧憬。來人了,母親便請他們估斤兩,都說不小了,一百二十斤是駕定,甚至有說一百三,一百四的。母親滿臉喜氣,嘴上卻總是不信:"沒那么重,我昨總不見它長呢?""你天天見哩,看慣了。""我看沒那么重。"母親雖這么說,臉上卻越發神采明艷。
  經過不知多少人的估看之后,母親開始籌劃賣豬了。賣豬是歡欣鼓舞的節日,但對于母親,卻毋寧說是一道苦澀難解的方程式。包括原先抓豬娃的本錢在內,一年來林林總總的開支,一筆筆都欠著,欠的時候,都說等豬賣了還。現在,即使按最樂觀的估算,這頭豬也是遠不夠還債的。母親得根據各家的經濟景況、拖欠時間、特別是親疏為人,反反復復地排列篩選,以決定哪幾家這次非還不可,哪幾家再拖一拖,哪幾家一次還清,哪幾家先還零頭。對于拖一拖和還零頭的,預先就得和人家打招呼,當然,那 是很難堪的事。母親向來是很重臉面的人,但一錢逼死英雄漢,在那些日子里,或清晨,或夜晚,我們常常看到母親那瘦小的身影從村頭瞞跚著走過來,直到進了家門,仍舊一聲不響,我們知道,那肯定又是受了債主的臉色。而后,全家人便會不約而同地走向豬圈,圍著豬一陣好看,心頭似乎得到些許安慰。
  終于到了賣豬的日子。那時人的口糧每月只有12斤,對豬的長期"優待"是斷然吃不消的。豬沒有賣給國家的收購站,因為伯夠不上斤兩,又得抬回來,折了膘分。談好了,賣給村里的屠夫去宰殺,餓食120元一担,飽食100元一担。母親選擇了飽食。那天,我們挑了頂頂鮮嫩的青草,加進去兩大瓢精料,煮了一鍋好食,一家人圍在豬圈前,看著豬吃。豬從來沒吃過這么好的食,先是奮不顧身地吞噎,滿頭滿腦的食水點滴淋漓。眼見得那肚子漸漸鼓起來廠,便搖頭擺尾地撤泡大尿,再回過頭來,放慢節奏,悠哉游裁地受用。母親低頭加食時,眼眶里似乎有亮晶晶的東西在閃動,我們也心里沉沉的。最后,母親用手把食槽里的剩食刮到一起,在豬背上把手揩干凈,祈禱似地說:"豬過千年有一刀,總有這一天的。"便扭頭去喊人來過秤。
  豬哀嚎著掛上了抬秤,只見那秤桿老是往下戳,撐秤人向里抹了好幾把才穩住了。母親臉上僵得緊緊的,只是說:"怎么只有這點,怎么只有這點……"撐秤人把秤打在那兒,對母親說:"三奶奶,你自己看,102斤,還疲疲的。"母親嘆了口氣:"我不用看,這豬是吃草長大的,架子有,其實沒膘分,秤不出斤兩。"于是那幾條漢子便發一聲喊,把豬拖到隔壁林春家去了。
  那個下午,我們一家三口坐在屋里,聽著那邊一片忙碌的響動,心頭暗淡得很,母親時不時的就冒出一句:"這畜牲,怎么只有這點斤兩?"傍晚時分,林春家的二嬸來了,說:"三嫂,豬殺好了,也稱點肉給孩子燒燒吧。"見母親沉吟不語,又加了旬:"價錢 大,就少稱點",母親問:"賣什么價?""貴是貴,兩塊半哩。"母親'遲疑地站起來,跟著二嬸往外走。這時候,我突然義無反顧地撲上去,攔在母親面前:"媽,我不吃肉』"母親楞佐了,說:"乖,咱就稱幾兩,回來和著茄子燒,你們挑豬草挑到現在,該吃的。"我寸步不讓地堵在門前:"我不想吃肉,真的不想吃。"聲音不高,卻異常堅決,因為我感到喉頭堵著一股熱乎乎的東西,我怕抑制不住,要哭出來。母親只得對二嬸說:"孩子不想咆,就依他吧。咱攤餅,多放點油。"
  二嬸走了以后,殺豬的來了,拎著一副豬腸子,掛在我家檐下,說:"三奶奶,大腸不貴,只算8毛錢,可以燒兩大碗哩。"當母親用哀求的目光望著我時,我幾乎是吼著喊出了一句決定性的話:
  "我什么也不要咆,我要上學』"
  跟著,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心頭的酸楚往上一涌,放聲哭了起來。母親也哭了,我們全家都哭了,淚雨謗館,不僅僅是因為貧窮……
  殺豬的"嘖嘖"感嘆著,拎著豬腸子走了。
  不久,我考取了初中,姐姐到曲塘去上高中。
  但那次沒稱肉,母親總覺得欠著我們什么。夏日的一天,她挑豬草回來,突然興奮而神秘地把我們叫到面前,從籃子里捧出一團東西來,那是只死羊,而且不小。母親說是人家扔在路口的,還沒變昧,去掉內臟和頭腳有幾斤好肉哩。當下她便起勁地忙乎起來,燙洗去毛,開膛破肚,每完成一道工序,她總要湊上去聞聞,然后說:"生臭熟香,一下鍋就好聞了。"我也湊上去聞過,覺得有一股異昧,但這么大一塊肉,誘惑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都舍不得丟掉。
  最后是下河去洗。母親把羊放在籃子里,上面蓋著青草,這 么熱的天氣,把人家扔在路口的死貨撿回來,張揚出去,人家要笑話的。
  但河對面的慶芳還是發現了。慶芳的丈夫是部隊的軍官,三十五十的經常寄錢回來。她不上工,保養得白白胖胖的。此刻她在河對面洗衣服,發現了浮在水上的羊腸子,問母親洗什么,母親躲閃不過,說是家里的羊,夜里偷吃蠶豆,脹死了。慶芳連忙捂著鼻子說:"死東西不能吃的,有細菌,不衛生。"母親說:"是哩是哩,洗洗看,能吃就吃,不能吃埋下去堊樹哩。"
  說話間,母親已經三把兩把洗好上岸了,慶芳又在河對面說:"三奶奶,孩子少油水,煎幾只蛋吃吃,營養也不錯。我家就喜歡吃蛋,不大吃肉。"
  慶芳確是經常吃雞蛋的,我們家的雞蛋都賣給她,一塊錢6只,她是現錢,也不大計較個頭大小。此刻,她那熱情的建議使我們覺得心酸。有一則民間故事中說,富人問窮人:"沒有飯吃,你們為什么不吃肉呢?"慶芳并沒有什么惡意,這人就是少文化,好焰耀,舉止言談有點貴婦人的派頭。羊肉燒了一盆子,母親先嘗了嘗,說好吃,叫我們也吃,我和姐姐略略吃了幾口,便都不吃了。下午,母親把那剩下的半盆偷偷倒了。
  從那以后,母親一吃羊肉就反胃。
  前年母親病故,按鄉間風俗入殮時,要在嘴里含上米粒和銀子。所謂銀子,其實只是象征性的,一星半點即可。我一時卻束手無策,因為家中實在找不出一件可以稱為銀器的東西。有輩分高的老人提醒道:"三奶奶當初不是有--副絞絲銀錫子的嗎?"我心頭一酸,搖頭嘆息道:"沒了,早沒了。"于是只得到鄰家孩子的長命鎖上用刀子刮下少許銀屑,好歹讓母親上路時能帶上點"硬通貨"。

  母親確實有過一副銀圈子,那是娘家給她"壓箱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母親擁有的唯一算得上首飾的東西,母親也很珍措,平時是不戴的,藏在箱子底層,偶爾開箱子拿東西,套在手上試試,眼睛里便有一種異樣的光澤。1965年夏天,我考取高中,為了籌集開學的費用,家中能想的辦法都想盡了,連老屋上的幾根杉木銜條也用雜木換下來賣了。到最后,行囊里還差臉盆和熱水瓶。學校在鄰縣,離家有50多里,這兩樣東西都是住宿生必不可少的。我不忍心讓母親為難,便提出到學校和別的同學商量著合用,母親卻決然不肯:"咱再窮,也不能讓你在學校里低三下四,被人家看輕。"開學前一天,她果然給我買回了新臉盆和熱水瓶,但那副"壓箱子"的銀錫子卻從此不見了。
  第二天早上,15歲的我踏上了去異鄉求學的道路。9月的田野狼藉而空曠,大片的高梁剛剛收割,散發著苦澀微甜的氣息。背著沉重的鋪蓋卷,想象著遠方那個末等都市,心頭說不清是興奮還是迷茫。村路透逛,霧露凝滯,西風刮起來了,傳遞著蒼涼的秋意,驀然回首,母親仍舊一動不動地站在村頭的老樹下,在她的身后,故鄉的茅檐若隱若現,早晨的炊煙鄉愁一樣地飄蕩……
  這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孤獨的遠足。
  走進了那所堂皇的省立重點中學,一切的感覺都新鮮得很。
  第-次跟著同學們去老虎灶沖開水,回來的路上,看著他們平平地提著水瓶,那般的意態偶像,覺得根有幾分驚險:那水瓶在他們手中幾乎沒有角度地平躺著,且又跟著手臂極隨意地前后擺動,里面的開水昨就不會潑出來的呢?輪到自己時,卻無論如何不敢那樣冒險,必定要將水瓶保持垂直狀態,當然,那是很吃力的。 回到宿舍,當我終于提出水瓶的傾斜度問題時,卻引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諒詫:"你在家里難道沒有用過熱水瓶嗎?"我只得吶吶地承認:"我們家沒有熱水瓶。"

  于是有人竊笑,有人慨嘆。我的這些從石板小街和瓦檐下走出來的同榜生員啊…
  當然,后來經過操練,我也能把水瓶放到足夠的傾斜度,且能賣弄出幾分瀟灑來了。
  再后來,我知道那里面的開水其實根本不會流出來,因為我學了物理,懂得了氣體力學及壓強之類。
  那只和我相濡以沫的熱水瓶,后來卻在宿舍的石井欄上不幸蒙難。那時候,為了節省菜金,我常常不到食堂吃中飯,從家里帶點米,早上淘凈、泡脹,灌進熱水瓶里,中午回到宿舍沖上開水,悶上一刻鐘,倒出來的,就是燙熟了的稀粥,這種方便快餐實在是很香的。但吃過以后,要把熱水瓶里面清洗干凈卻頗費手腳。終于在一個冬天的日子,一失手成千古根,隨著那聲鈍響,井臺上炸開一攤驚心動魄的燦爛。
  這事我一直瞞著母親,當然也就一直沒有再買熱水瓶。
  學校的宿舍是30多人共佐的大統間,夜里每每被窗外的風聲或鄰近的囈語驚醒,孤獨的輾轉中,遠方的母親便款款向我走來,是那個穿著水洗得薄漂發白的舊衣終日操勞的身影。她從田間歸來了,一邊撩開被汗水沾在前額的頭發,一邊到灶頭的湯罐里舀半瓢溫水咕咕嚕咕嚕地牛飲,我的心頭驀然然揪緊,為自己在井臺上的失手而悔恨綿綿……
  正是因為這種悔恨,不久,當我的股盆同樣在井臺上歷險時,我才能那樣地義無反顧。
  母親給買的那只鋁質臉盆,嚴格地講只能算是一只飯盆,口面比兩柞圍起來大不了多少,毛巾朝里面一撤,即使是半盆水也要溢出來,這就是說,它的容積最多相當于兩條毛巾。鋁制品當時還不很普及,鄉下人稱作鋼種,新買的時候很亮,真正光可鑒人。母親說,鋼種的好,不怕磕碰,身子骨又輕,不墜手哩。但后來的那場驚險,恰恰是由此而釀成的。那是個平淡而庸(挑手旁)倦的星期天,在冬晨稀薄的陽光下,我把臉盆放在井臺上,然后操起吊桶打水。孰料陣風乍起,那臉盆竟翩翩然飄人井里去了。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以至起初我還在欣賞臉盆隨風起舞的輕盈,等到回過神來,便儼然整個世界沉淪了一般,那種諒惶和沮喪,即使是拿破侖在滑鐵盧的潰敗,抑或是華爾街億萬富翁的破產,也無過于此的。
  低懨懨了好半日,終于忽發奇想:井再深,總有底,何不把水打干,人站在吊桶上系下去拿?于是茅塞頓開,摩拳擦掌。同學們聽了,都認為是天方夜譚。有高年級的大齡生警告說:這沖老井,井壁全靠水撐著,一旦打干了,說不定會塌下去的。但我仍舊一意孤行。打水工程持續了大半天,傍晚時分,井終于見底了,我脫去衣褲,雄雄赳赳地站在吊桶上,讓同學們七手八腳地系下井去。
  整整20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所謂"作家",曾經寫過一篇頗為走紅的小說,在那段純屬杜撰的女主人公下井尋找世界地圖的情節中,我傾訴了當年潛伏在心底的真實感受:
  "就在這瞬間,她驚呆了,老井的幽深與恐怖突然沉重地壓迫下來,四壁的每一塊井磚都在扭曲、錯位、顫抖,發出不堪重負的呻吟。而井口的那一點光亮卻越發地遙遠了,似乎這老井正在向下沉淪,而那高處的光亮隨時都可能轟然閉合,成為一座天造地設的墓窟……"
  驚險之后是輝煌的凱旋。但這事我一直瞞著母親--那肯定會引發她久遠的后怕--而且從那以后,我不再到井臺上去用水了,寧愿多走不少路,到宿舍后面的池塘去。
  那座井臺注定是個多事之地。兩年以后,那位教給我氣體力學的物理教師從"牛棚"跑出來,把身子挺拔地楔進了井底。聽到消息時,我正端著臉盆從池塘邊歸來,結果臉盆掉在地上,跌癟了好大一塊。

 

 

白發放草

  造物主也真會捉弄人,那些養尊處優之輩,整日價研究養生之道,卻往往從頭到腳渾身是病;而一輩子吃辛受苦的鄉野小民,橢風稱雨,不忌生冷,卻能沒病沒災。母親的身子骨一直還算硬朗,1976年,她患了舌癌,到腫瘤醫院治療,出院前,我私下問醫生預后如何,回答說:"情況好,還能活一二年。"但母親不相信自己會死,在背后大罵醫生"嚼蛆":"六十三,有個關,去年得病是該我命中有一坎,既然熬過了年,有得過哩。"她果然否極泰來,越活越滋潤。村里分田到戶,她堅持要了兩塊責任田,專心致志地作稻粱之謀。兩塊田,一高一低,長水稻,高田放不上水,她每天大老早起來煮一鍋粥,然后挾著臉盆去刮水,刮一陣子,回來吃碗冷粥,再去刮。一鍋粥吃到晚,一只臉盆刮到稻穗垂青。我勸她說這樣不值得,橫堅我們口糧吃不完,帶點糧票回來買就是了。她說自己種的米香,營養好;說糧站的老陳米里面用了藥粉,那是化學。"況且,不秤田,整天日子也難過哩……"
  我知道那"況且"是因為孤獨。我一月兩月的回來一次,每次回來,她都高興得孩子似的宣揚:"我兒子回來了。"然后喋喋不休地問這問那,但話題總是越來越少。在外面的那個世界里,我有那么多的紅塵雜務,人生靜面下掩藏著太多的無奈和煩惱:競爭中的失意,人際關系的險惡,生活的周而復始、平淡無味,這些我怎么能向她訴說呢?既透不出信心,也伯她為我扭憂,于是便只能問些錢糧油米之類,漸漸地,競相坐無言。有一次,坐著坐著,母親默然垂淚-了:"我一個人在家,成天的沒個人說話,嘴都悶臭了,好不容易盼到你像云片兒似的飄回來一次……"
  我一時羞愧得無地自容。不錯,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凄凄惶惶,耿耿于懷的無非是那點過眼煙云的得失而已,名韁利鎖中,怎么偏偏忽略了母親那雙深情期盼的目光呢?每次回城,母親總要跟到前面的大路上,抓著我自行車的后架說:"有空回來呀。"
  在那一瞬間,做兒子的心頭便況昧四起,嚴正告誡自己以后要經常回來,在家多佐幾天。可一進入城里的那個世界,卻又身不由己了,仍舊是一月兩月的才"飄"回來一次。
  到了1989年的夏季,40歲的我卻要遠離母親而去了,是母親動員我走的。因為我們夫妻分居已經13年,孩子也已經上中學了,長久下去,總不是個辦法。每次回來,母于無言枯坐時,母親便作出很輕松的樣子:"你去吧,不要掛念家里,再過兩年,等我做不動了,也隨你們去。"然后便小心翼翼地打聽調動的進程,我總是說:"早哩,領導勒著不放,年內走不掉。"母親聽了,不知是高興還是失望,仍舊是那句話:"你去吧,不要掛念家里。"一邊鈕頭去做她的那些永遠忙不完的家務。
  但領導并沒有怎么樣勒著不放,調動的手續很快就辦好了。
  我先沒有告訴母親,找了--輛車,把壇壇罐罐的運到妻兒那邊,到新的工作單位報了到,準予下個月正式上班。然后回到原先的那座小城,像往常常那樣,騎著自行車"飄"回母親身邊。我想陪母親在家里伎上幾天,找個機會把調動的消息告訴她,當然要盡可能輕描談寫些,仿佛不過足出門作一次很普通的旅行。幾天以后,再騎著自行車去妻兒那邊,大熱天,憑兩個輪子滾過大江南北幾百里行程并不輕松,我為的是讓母親覺得兒子那地方并不遙遠,仍舊和往常那樣,可以騎著自行車"飄"來"飄"去的。那兒天,母親情緒很好,總是津津樂道于村里村外的種種趣事,義領我到田頭看她種的莊稼,很豁達樂觀的樣子:"再過幾年,這田我也不種了,進城跟你們享福去。"我想告訴她調動的事,但一直不忍出口,伯壞了她的興致。直到臨走的前一天,我拿出一點錢,對她說:"明天我騎車到江南去,可能要伎些日子才能
回來。"她輕松地把錢擋回來:"錢我有哩,你去吧,早點去上班,新到一個地方,要有好印象。"
  我心頭一緊,原來她已經知道了,只得努力地笑笑:"反正不遠的,騎車來去很方便。"
  母親頓了頓,相當平靜地看著我:"只要你們一家過得好,我比什么都高興。給你說實話,城里我是終究不去的,死就死在這者屋里,人是土物,離不開土地哩。只是有一樁心事,下次回來,你給我買點木頭,早點把大褂子拢起來,也不必花大錢,能遮遮人眼就行了……"
  "大褂子"就是棺材。我不禁戚然,唯有點頭而已。
  第二天我走的時候,母親沒有跟到前面的大路上,只站在門前的棗樹下朝這邊看著。
  我是從來不善于寫信的,特別是給母親寫信,她不識字,有了信必要請人看了再翻譯過去,自然只剩下空脫脫的幾樁事體,淡了其中的情致。因此,到江南以后,我一直沒有給家中寫信,只將那些要說的話苦澀而溫馨地演繹在心底。在許多落寞失意的時刻,在異鄉蒼涼的海關鐘聲的余韻里,母親那白發飄零的身影便時時浮現在面前,讓我獨自一遍遍地體驗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歡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間親情。這期間,有一個堂侄來過,帶來了母親養的小公雞和樹上的棗子,還有包扎得很好的我遺落在家中的幾毛錢菜票,母親不知道那是我在外地學習時多下來的,眼下已無異于幾片廢紙。來人說母親還像往常一樣,又說稻子收了,折子壘得很高,麥子的基肥下了豆餅之類,我似乎略感寬慰。但深秋的某個傍晚,當我站在蕭瑟的西風中,看著幾片落葉在臺階上凄惶地飄動時,突然涌上一股強烈的思鄉之情,我急切地要回歸母親的懷抱,回歸老家那紹紋似的村路和溫暖的茅屋。這沖動是如此強烈而不可抑制,以至于一晚上幾乎失了魂似的。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說:"你該回去看看媽了。"我說:"明天就回去。"妻躊躇地:"只是來不及買東西了--多帶點錢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當然是騎自行車。
  母親在河邊割草,隨著呼哧呼哧的喘息,那白發也在蘆時間一高一低地晃動。我輕輕喊了兩聲,她沒聽見,只有柴刀砍在蘆樁上輕輕地呻吟,到第三聲時,她才拾起頭來,當下扔了柴刀,定定地看著我,仿佛不認識似的,然而終于笑了:"白了,比在家里自些了……"
  但母親卻顯得蒼老多了,眼神的遲滯茫然自不必說,身子也侗樓了不少,臉上的壽斑連成了一片,脖子上那條長長的疤痕是手術后留下的,蚯蚓一般沿著松墜的皮膚向下延伸。當時,本來應該進行舌部手術的,但考慮到這么大年紀了,伯在手術臺上下不來,就采取了切除頸部淋巴,防止轉移的方案,這很大程度是帶安慰色彩的,因為原先的病灶還在,光是防止轉移有什么用?如果允許作一次殘酷的選擇,能轉移到別處未始不是好事,因為還有什么腫瘤比生在舌頭上更痛苦的呢?我的心陡然沉痛起來,母親,你能夠承載山一樣沉重的貧困,能夠承載青年喪夫和中年喪子的巨痛,也能夠承載癌病房里那近乎殘酷的治療。但是在你的晚年,卻難以承載心靈的孤獨。雖然我是騎著自行車走的,雖然我許諾還像以前那樣"飄"來"飄"去,但是你卻無可奈何地意識到,兒子已經離你而去了。山高水長,天各一方,期盼也從此變得遙遠朦朧。而你又不愿離開腳下的那片土地,只能孤寂地苦守著老屋。 白天,你努力使自己沉浸于超負荷的勞作中;晚上挑著欲熄還燃的燈芯,暗淡地謗聽著曠野里任何一點輕微的響動,心思飛得很遠……
  這次回家,我整天陪著母親,盡量找些讓她高興的話題,但說著說著,有時母親會忽然坐著發呆,只是凝望著棗樹上的最后幾片樹葉,似乎沉浸于某種悠遠的思想。有一天夜里,她忽然大呼我的小名,聲音惶急得很,待我站到她床邊,且讓她抓著手時,她才如釋重負地松了口氣:"我以為你走了呢..."
  但兒子終究是要離去了。
  此一去,又是幾個月,直到有一天郵差送來了老家的電報:
  "奶奶生病,速回。"是堂侄打來的。
  一直不敢去想卻又不得不想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母親舊病復發,還在原來的部位上。其實我上次回來時,她就已經明顯感到不適,但她沒有說,伯我招心,同時也心存僥幸,希望像以前發生過的那樣,只是受了寒涼,偶爾發炎,以后會好起來的。
  然而這次沒有好。
  從腫瘤醫院的門診大廳出來,我讓母親坐在花圃的石階上,自己返身上樓向醫生摸底,盡管希望之光微薄得近乎虛無,但由于有過第一次的大難不死,便總想著能再次出現奇跡。
  奇跡沒有出現。醫生以那種職業性的冷漠告訴我:"這么大年紀,又是復發,沒有任何治療價值。趁現在還勉強能吃,想吃什么回去弄給她吃。"在我的一再懇求下,他才同意做一次化療,算是對病人,也是對家屬的一種安慰。
  看到我從樓梯上下來了,母親迎上來,問:"先生說看得好嗎?看不好,咱明天就回去,不要把錢往水里扔。"
  我說:"看得好,先生給你用好藥哩。"
  母親嘆了口氣,"人過千年有一死,我不怕死,只是天底下的病多得很,為什么還要讓我死在這種病上。"她知道這種病最后是很痛苦的。
  接受化療前,母親提出要到瑯山去燒香,我陪她去了。在山腳下,個體轎夫蝗蟲似地圍上來兜攬生意,要價也不很高,可母親堅持要自己一步步爬上山。我知道,她是要以自己的虞誠感動上蒼。在山頂,我替她買了香燭,捐了功德錢,讓她到九壘高臺之上的菩薩面前叩拜如儀。同時,臺下的兒子也在心底默默地祈禱:上蒼,睜開你的慧眼,看看勞苦眾生中的這個普通女人吧,為了她這輩子經受的苦難,為了她執著而毫不張揚的愛,你無論如何該發一發慈悲。上蒼,為了母親,我這個無神論者的靈魂向你跪下了……
  下山了,一步步從遠古走向現代,山頂的鐘磬聲尤自隱約可聞,山腳下激光攝像的招探已經喧囂而來。這玩意很有號召力,能當場把人像印在手帕之類的東西上,母親饒有興味地看了--會,離開時,有些遲疑地問我:"畫一張得多少錢?"我說:"四塊。"
  于是便越發遲疑,但終于還是說了:"我也想畫一張。"
  我說:"畫吧"。
  "這里不用血照哩,我也不怕它把魂靈攝了去。"老輩子人稱底片為"血照",認為照相會把人的魂靈攝去的。
  母親端坐著,笑得平靜而慈祥。"這老太,鏡頭感特好。"攝像出來了,先印在紙上,不光是攝像的個體戶,還有四面圍觀的游客都贊不絕口。個體戶又問:"老太屬什么的?""屬虎,77歲。"于是便選一塊帶生肖的手帕,把人像印上去。母親自己也很滿意,舉著正正反反的看了一陣,鄭重地交給我:"我這一世人生從沒拍過小照,就這一張,你收好,以后你們也有個想念。"語調相當坦然。
  回家的路上,母親的情緒顯得很寬松,似乎應該做的事情都做了。明天,她可以一無牽掛地進入病房,去接受命運的裁決。
  一個月后,母親走出病房時,除去脫落了滿頭白發外,其他沒有任何效果,癌細胞正在野玫瑰一般地擴散,一切的藥物都已無能為力,只有鎮痛片須爽不可離開(后來是針劑杜冷丁)。曾經死死地眷戀著故士的母親,現在不得不住人我們擁擠的公寓樓,度過她最后的時光。
  然而,城市的景觀,終究不如鄉村那樣鮮活流暢,朝朝暮暮,幾乎永遠是一種節奏和色調,連天空也被蓬勃向上的樓頂分割得支離破碎的。母親是離土地很近而離都市很遠的農婦,無論被病痛折磨得怎樣昏天黑地,每天,她都明白無誤地記得農歷的日子,以及還有幾天該是什么節氣。城里人對天氣的反應是極淡漠的,至多也不過關系著上班帶不帶雨具及陽臺上的衣服要不要收之類,只有母親常常會憂心仲仲地抱怨:"多少天不曾下雨了,田里干得冒煙了。"某日,半夜里風雨驟至,我們都睡死了,忽聽得母親喊我們關窗子,口中且念念有詞:''救命雨啊,明天家家筑墑栽山芋…..."
  有一天,我正悶頭寫一篇什么小東西,竟沒有聽到母親的呼喚,她終于掙扎著跑進我的房間:"我喊老半天了,你昨不睬?"我不禁驚然,連忙解釋:"媽,我有一只耳朵聽不見,小時候下河灌了水的,幾十年一直不見好,現在基本上廢了。"母親見我有點悲哀的樣子,便轉而安慰道:"廢了好,人生在世,總該有一缺,十全十美反倒不好,難得長壽。"
  初時,我并不曾介意,后來細細一想,天,母親這話竟有如撣宗大師的惕語一般,其中意蘊深沉的哲理,令我好一陣顫栗不已。是啊,陰暗圓缺,物極必反;盈虛溢損,相克相生,所謂造化大抵不過如此而已。母親難道是在闡述這宇宙人生的終極真理嗎?
  按說,母親是算不上什么知識者流的。曾記得1979年春,正值中越邊境戰事初起,鄉村里也傳說紛紜。有一次我回家,母親忽然神秘今中地告訴我:"聽說林彪在人家那邊幫助指揮哩。"看著她那相當嚴肅的神色,我不禁啞然失笑,只得叫她大可不必担憂,林彪早就摔死了,怎么會跑到人家那邊去呢?母親生活的天地極其蹙窄,終年基本上足不出村,她又不識字,不能讀書看報什么的,對所謂的國家大事難免孤陋寡聞。但不識字卻常常閃現出思辨色彩和智慧之光,那是因為積淀了她多年的人生體昧。這些,亦常常使我這個"有文化"的兒子感悟良多。
  又到了一年的深秋,黃昏的光線短促而凄涼,夜色緩緩地流逝,有如跚跚蹈行的老人,小雨灑在石板街上,透出一片冷色。母親的小床靠著窗口,精神好些時,她常常伏在窗臺上往外看,隨著季節的變遷,母親的臉上一天天地凝重蕭索,嘆息也變得悠長:"樹葉子快落光了""太陽照不過來了,日子越來越短了。"終于有一天,她堅決地提出要我送她回蘇北老家。
  母親回來了,回到了故鄉的老屋,明知大限迫近,反倒超脫了許多,似乎能在自己的老屋里終了一生,也就無憾了。在鎮痛藥發揮效應的那點時間內,她平靜地吩咐后事中的每個環節,唯恐我在哪一點上不周到。此外的話題就是講她孩提時代的往事,很溫馨陶醉的樣子。一次夢中醒來,她興奮地告訴我,說夢見小時候到外婆家去了:"路兩邊好多好多的菜花,一眼也望不到盡頭,我赤著腳走啊,走啊,渾身上下全沾滿了花瓣,連太陽也成了金黃金黃的。外婆家遠哩,一到她家,我就說:'我累死了,想睡。'外婆揉著我的腳,說:'你睡吧--咋赤著腳來的?好遠好遠哩。'我爬到外婆床上就睡著了……"母親講這些的時候,臉上神采飛揚,燦爛得有如少女一般。我問她后來怎么樣了,她搖搖頭:"后來就什么也沒有了,上了外婆的床就睡著了,我累哩……"
  是的,母親太累了。

  幾天以后,母親平靜地逝去。本來,醫生說至少還有一兩個月最艱難的日子,但上蒼有眼,開脫了這最后一次苦刑。是啊,我親愛的母親,你這輩子的劫難難道還不夠多嗎?為什么最后還要讓你承受那么殘酷的折磨呢?
  喪事的--切都照母親生前的囑咐辦,簡樸而又得體--根據風俗應有的禮儀和作為--個普通村婦所能夠享受的規格。開喪之前,一個幫助料理喪事的堂侄提醒我:"你要多準備幾桌碗哩,到時候百兒八十的也不夠人家偷。"我-一時大惑不解,竟不知這是鄉間的風俗:凡高齡且有福的老人死了,來吊喪的人吃罷飯,往往要把腕偷回去給孩子用,說是可以免災。根據堂侄的說法,像我母親這樣的身份,子女都是大學生,而且在外面都混得不壞,孫輩也很出息,在鄉村里算是有福的了,到時候人家偷碗是兔不了的。所謂偷只是個說法,其實就是拿,大大方方地拿,張張揚揚地拿,商量起來大呼隆地拿。而對于主家來說,則是碗被拿得越多越風光。"去年東村萬書記的老子死了,那場面啊,-一批客人吃過了,桌面上的碗--個也不剩。家里的碗不夠了,派拖拉機到供銷社去拖,最后連供銷社的碗也拖光了。 嘖,那福氣這些我自然不懂。但令我費解的是,以母親的精細,對后事
的方方面面又考慮得那樣周到,為什么卻遺忘了這樁大事呢?
  母親是凌晨卯時人士的,這是風水先生看定的時刻,農歷的月底,這個時刻正好最先升月亮后出太陽,寓意自然很不錯。母親的靈柩出門時,正值一彎殘月掛在東南角上。我撤著紙錢在前面領路,把母親領向那片剛剛拾掇干凈的蘿卜地。清測的寒風吹送著女眷們嚶嚶的抽泣,送葬的喇叭聲在夜色里走得很遠。而我的心頭部卻一片空白,飄飛的紙錢中,似看見一大片亂晃人眼的菜花, 母親赤著腳,在菜花掩映的小路上巴達巴達地走,渾身上下沾滿了金色的花瓣……
  一輩子苦戀著土地的母親,終于又回歸土地,永遠永遠地和土地結合在…起了。斯時,乳白的曙色悄悄地掛上了東方的天際,是一塊浩蕩澎湃的娩幛么?
  母親人緣好,村里村外來吊喪的很多,流水席,坐了一批又一批,但原先預計的"偷碗風潮"并沒有發生。一批客人撤下去了,酒碗飯碗菜碗湯碗雖一片狼藉,卻并不見少。我心頭隱隱約約的期待終于被喪席上這種殘酷無情的文明所粉碎,化成酸澀和悲哀,為我可憐的母親,和她那77歲的人生……
  事后一清點,總共只少了一只碗。
  那位曾經担心''百兒八十不夠偷"的堂侄,后來又噙著淚水告訴我:"少的那只碗,是孩子喝茶打碎的。--奶奶這-一世,苦啊..."
  鳴乎,我真想大哭一場,
  暮云春樹,逝者如斯,日子又朝朝暮暮地過去。生者仍在凄凄惶惶地忙碌,只是每當靜夜或霜晨,塵世的喧鬧暫時隱退以后,我便坐在窗前,燃起一支煙,開始和母親探討關于愛的涵義,關于永遠難擇而又難棄的人生問題。
  母親到了晚年,喜歡喝本縣生產的一種糯米酒,說年紀大了,夜里覺頭不好,上床前喝兩口,比什么都舒服。一次,我給帶回去兩瓶,是精裝的,母親心疼地說:"要這么好的做什么?貴哩。''我顯得狠氣派:''不貴,你盡管喝,喝光了我再帶回來。"以后問過她幾次,都說:''還有哩。''母親過世以后,我收拾房間,卻發現床前的柜子里,那兩瓶糯米酒還在。
  前些時,為了與自己生計有關的事情,我和妻去找-個朋友幫忙,妻拿出那兩瓶糯米酒在手里掂掂。我說:"這是留給媽喝的妻默默地放下酒,去小店里買了一條中檔煙。
  哦,母親,如果你覺得孤寂,就常回來看看吧,你愛喝的糯米酒給你留著……

2011-12-18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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