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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好書回放   王小妮:相對歷史書,細微的真實更可靠
2014年度好書回放 王小妮:相對歷史書,細微的真實更可靠
新京報書評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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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圖書:《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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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妮

版本:東方出版社2014年1月


入圍理由:1966年王小妮11歲,這一年在她的筆下沒有殘酷的控訴,有的只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1個發生在這一年里的故事,構成了這本短篇小說集。兩個鄉下姑娘進城看電影,到了卻發現因為鬧革命,影院已經不存在了。就是這些看似平靜的描述下,其實暗藏著波濤洶涌,人們不得不接受命運的挑戰,忍受驚恐和磨難。關于苦難,王小妮有她自己的文學書寫方式。



王小妮:相對歷史書,細微的真實更可靠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江楠

原載于2014年3月22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1966年,王小妮11歲,這是一個孩子慢慢開始對世界形成認知的年齡,而她外部的中國正步入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中。王小妮說那一年她“看見很多,聽見很多”,1998年到1999年她為這一年寫下11個短篇小說,今年這些小說首次結集出版,名字就叫《1966年》。

  

王小妮筆下的1966年沒有殘酷和控訴,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兩個姑娘進城看電影》,兩個鄉下姑娘為進城看場電影做了精心準備,到了城里卻發現因為鬧革命,影院早已用做他用;再比如《火車頭》,一個孤獨的男孩,他的父母被帶走,哥哥去北京串聯,他整天在火車鐵軌上閑逛,受凍挨餓,在一個雪夜他突發奇想在家里的墻上畫下了一個巨大的火車頭,但卻不知道正是在這個雪夜,他的爸爸去世了。

  

但就是在這樣平靜的筆調下,你不經意間就能感某種刺痛,感到那一年給人們帶來的壓力、孤獨和困惑、驚恐,感到每個人命運中都潛藏著的讓人無奈的戲劇性。于是,我們看到一個別樣的1966年,既陌生又熟悉。

  

在《1966年》的前言中,王小妮寫道:“希望這11個故事能留記那一年人世間的最末梢,并依此握有穿越時光的力量。”


  

談《1966年》 沒有想過介入,只是呈現

  

新京報:能先談談你的1966年嗎?

王小妮:1966年,忽然不上學了。臨街的樓房被大紙覆蓋,風吹紙響。寫滿字的帶紅叉和一串驚嘆號越來越大的大字報從三層樓直垂下來,很多人圍看,還邊看邊記,從來沒見過的熱鬧。街頭解放牌卡車派“號外”,撒傳單,有滿是字的,有漫畫,丑化了的劉少奇有大紅頭的鼻子,還布滿黑點,沒少照著臨摹。見到過從一間陰暗屋子里拉出一個平躺著的人,最先出來一雙瘦的赤腳,周圍人都在小聲說自殺。聽說有人從報社樓上往斯大林大街上跳(現在改成人民大街),沒死,腦袋縮進了胸腔。剛開始記日記,被父親搜到,被再三叮囑:不能記日記,改掉拿著筆隨手亂記亂畫的毛病,特別是不能在有大幅照片的報紙背后寫字,時隔27年,直到1993年才開始記日記。

  

上面只是臨時想到的,更多細節都在淡忘中。

  

新京報:《1966年》中的11個小說描述的都是動蕩一年中非常日常的生活,這是你希望自己的小說介入歷史、介入現實的一種方式嗎?

王小妮:無論歷史或現實,日常才是基礎,包括我的文字和平時的閱讀,都更喜歡沉實平淡的。從沒想過介入,只是呈現,我們無力介入。

  

新京報:你以前接受采訪曾說自己的作品中描述針刺的常有,涉及真正刀傷的好像幾乎沒有,《1966》的寫作也是如此,為什么你的寫作選擇避免刀傷,避免這種沖突?

王小妮:沒有有意避免,我的關注和興趣就在那兒。對于非黑即白和直截了當,有天然的抵觸和抗拒。

  

新京報:你也說過寫作中注定有些東西是要沉下去的,《1966年》你選擇沉下去的是什么?

王小妮:顯現在最表面的,又容易又不費力氣能接觸到的自然是歷史課本,我剛看到一個版本的中學課本,1966到1976的十年,不到十行字,涉及那個年代的圖書非常少,少到不合乎一般常識了。

  

而真正能充實和支持史實的恰恰是那些瑣細的部分,包括心理的部分,它不容易被抽離被總結概括,更快更輕易被忽略掉,像細沙注滿了縫隙,這才是最可能還原出血肉的部分。雖然歷史不可能完全還原,相對歷史書,細微的真實更可靠。

 

談創作 小說更需要理性,詩更隨性

  

新京報:你說不喜歡在小說中追求故事,能談談你理想的小說寫作的樣態嗎?你希望小說體現的是什么?

王小妮:講故事只是一部分敘事的終點,不是所有人都追求這個。你說到體現,我喜歡的小說里,可能比“說故事”更可怕的是要“體現”。

  

有各種各樣的敘事,我想把讀者直接帶進來,試試可觸碰、可感知、可跟進的滋味動作和態勢,更愿意在沒有什么事情發生的地方找到事兒,每個人的興趣點不同吧。

  

當然,這也涉及比寫作還要大或者廣闊的判斷,我們本身身處在一串偶然中,本沒有必然,也就沒有固定的故事和所謂的故事的必然走向和結局,永遠無力、永遠攢勁、永遠懵懂,本身就是這樣,幻想握有控制力是因為沒可能獲得它。

  

新京報:寫作小說與寫作詩歌,對你來說有什么不同?

王小妮:兩個完全不同的文體,語言不同,構建方式和節奏不同,小說會舒緩松弛些。平時,它們在腦子里都只是一閃而過的碎片,有些記下來,有些忘掉。但小說更需要理性,要清楚它的構造,詩更隨性,詩更沒有預知的走向。

  

新京報:有沒有哪些小說對你產生過影響?

王小妮: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吧。好些年不翻小說,上世紀80年代初,大量的翻譯作品涌進來,那時候讀得多一些。漸漸對翻譯有了懷疑,漸漸讀得少。

  

談歷史與現實 對于歷史或現實,角度盡量多元

  

新京報:你在《上課記》里曾寫,“從來沒有對我以外的世界投入過熱忱和主動,自愿又快樂地參與到對現實的‘建設’中”,但我感覺你關注社會,也不反對寫作介入歷史與現實,這兩者該如何平衡?

王小妮:我一直是旁觀和被動的,看看身邊的人,有多少是熱忱和主動地投身給它,誰能持續地拿性命去投入其中?我們多需要好好看藍天上跑得飛快的云彩,看看剛要開的花。

  

我只是做了一個還有知覺的人所能做的。那些東西挑釁一樣在找你,用它的刺扎你,你能把你經歷過的忘得一干二凈?能對電腦一角忽然閃跳出來的“突發事件”框全沒知覺?除非你有意逃避,裝聾作啞。

  

曾經我發一條微博說寫寫1966,有人轉發問:為什么是1966,六六大順嗎?這種天真的詢問讓我愣了一下,后來問了,是個初一學生,初一的歷史還沒講到這一節,家里的大人考慮到負面事物對孩子的影響,始終沒講過1966,所以,1966這串數字對于一個少年就剩了六六大順。好在,當天下午,這學生就問了家人,一下子知道了那一年里的很多事,因為長輩們沒忘記,只是沒有對少年說。

  

新京報:《上課記2》中你曾發問“孩子不應該由長輩溫和地牽引著去認識這個世界嗎?”你覺得我們應該如何在保持寬容的同時看待那段歷史,或者正在發生的不公平的現實,究竟應該如何區分善與惡?

王小妮:歷史和現實中的任何具體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個性,我關心的常常是這個性本身,它可能潛在的那些心理的,可能被一掠而過的感受。從這個角度說,它常常是簡單的善或惡不可能涵蓋的。善或惡都不可能單獨孤立的存在,我對它們的復雜性有興趣,也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對事物的判斷不是簡單到非善即惡。

  

對于歷史或現實,我的角度主要不是怎樣寬容,而是盡量多元,也試圖把這樣的角度介紹給學生們。


2015-08-2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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