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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思:中國底層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出路
廉思:中國底層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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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共識網  作者:廉思,袁訓會/采

一個社會的結構流動性分為兩種,一個是橫向流動,一個是縱向流動。中國青年遭遇那么多困境,為什么沒有爆發社會革命?那是因為中國的橫向流動相對順暢,有力減緩了縱向流動變慢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穩定的沖擊。

嘉賓簡介:廉思,“蟻族”概念首創者、“工蜂”概念提出者。教授,法學博士,政治學博士后,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訪問學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年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秘書長。國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萬人計劃)首批入選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選者,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計劃”首批入選者。

主持人:袁訓會,共識網副總編輯

以下系在線文字稿全文:

主持人:“底層青年困境和出路”這期在線預告發布以后,有個網友發布評論說"共識網終于開始關注青年問題了",我把這理解為讀者對共識網的委婉批評,確實,共識網在這個問題上的關注顯得很不夠。

因此,今天我們特別請到國內青年問題研究專家,"蟻族"一詞的最早提出者,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廉思老師,同共識網的廣大網友就"底層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出路"這一話題進行探討。

應該講,廉思老師在這一塊做了很長時間的研究,而且出了像《蟻族》、《工蜂》等一系列研究成果。關于底層青年這樣一個群體,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感動陌生,因為在現實中我們身邊就有不少這類人群,特別是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但同時,我又注意到,真正深入做這塊研究的人又不是很多。

廉思:確實如此。

青年問題不僅中國有 全世界都有

主持人:首先,我想請教廉思老師的第一個問題是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要研究這樣一個群體的?

廉思:應該說,選擇研究底層青年這個群體是始于2007年,那個時候,我看到一篇新聞報道,談到了北京市周邊的村子,居住著一些大學畢業生,并且在報道里邊講述了幾個大學生的故事,這個報道對我觸動不小。

在2007年,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的困境還不是特別凸顯,對于他們的生存狀態關注的人也不是很多。于是,我去到了那篇報道里邊提到的村子--也就是后來為很多人所熟知的的唐家嶺。進到這個村子,我看到很多年輕人,一問都是大學畢業生,但是,他們為什么在這兒聚居,那個時候我還不了解。

但我注意到,這個村子同北京其他城鄉結合部的村子不太一樣。在這兒,房屋的出租廣告可以沒有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但是一定要有網絡。一開始是一個好奇心,對此也不是很理解,因為這跟我通常意義上的大學畢業生,我們日常看到的報紙媒體所宣傳的天之驕子的感覺反差很強烈。

有了這樣一個基礎認識,也因為對自己觸動比較大,我開始專注做這塊研究。到2009年,我們出了第一本書《蟻族》,講了大學畢業生的一些生存狀況,從這本書以后,國家對就業問題的重視,對大學畢業生生存狀態的重視比以前有了高度的轉化。

再后來,到了2011年,因為我是一個大學的青年老師,切身體會到了很多青年教師在高等教育中遭遇的怪現狀,包括科研的問題、評職稱的問題、教學的問題等等,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于是,2012年我們出版了主要講述高校青年教師生存現狀的著作《工蜂》,因為這個群體并不像蟻族那樣,社會公眾對他們的了解并不多,并且存在不少誤解。大家會認為,老師很體面,有兩個假期,收入也不少,但實際上這個群體同樣活得很苦。現下的體制,某種程度上使得這樣一群人變成了知識民工,跟蟻族一樣,同樣是"底層"。而知識分子是一個國家創新的動力源泉,他們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精神面貌,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將他們作為一個群體來單獨研究。

此后,我們又做了新生代農民工、青年白領方面的調查和研究,今年上半年我們還做了很有意思的一個群體--洄游青年。前幾年有一個爭論,說逃離北上廣,那么逃離后到底怎么樣?比如,前幾年,我做蟻族研究的時候就有人跟我說,在北京干那么多年,一過春節回家,小學同學都是開著大奔來接我,于是不少年輕人選擇了逃離北上廣,回到老家。到底年輕人回去過得怎么樣,我們只是聽到一些零星表述,沒有做過系統化研究。基于此,從去年年底開始到今年上半年,我們就選了22個縣,做了返鄉青年的調查,我們叫洄游青年,像魚類的洄游一樣,看看這些人的個人變化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尤其是研究了這種大的遷移經歷對年輕人價值觀的沖擊,以及他們以后的發展方向的影響。

應該講,我們這個團隊自從做了蟻族研究以后,大家對這個方向也越來越感興趣了。一方面,我們注意到原來的青年問題,從社會學角度來做的研究偏少,另一方面,近幾年來青年問題越來越在社會中凸顯出來,不僅僅是中國問題,而且是一個世界性問題。

二戰以后的青年運動有過幾次浪潮,一個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紅小兵紛紛登上舞臺,在法國則發生了六月風暴、在美國也爆發了學生運動;第二次浪潮發生在80年代末期,這個時間是以意識形態為主的一些學生運動,此一時期的中國同樣出現過了類似情況;進入21世紀,出現了第三波青年運動浪潮,這次跟前兩次有很多很明顯的區別,它并不是以意識形態為主要特點。這樣的一些青年問題,及其青年運動的出現,對世界各國政府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青年問題凸顯出來,逐漸回歸社會學主流。

青年向上流通渠道變慢變窄 焦慮感越來越強

主持人: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叫底層青年,要說底層的話,我相信很多人心理上會有這么一個概念,可能是生活條件比較差,收入比較低,生活現狀沒那么好的這么一個群體。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樣一個群體,好像還沒有幾個人能說得清楚。

正如我們一位網友在提問里邊說的那樣,"底層青年的說法好像說的是社會中處在末端的一小部分人,但其實中國青年絕大部分都是屬于這個群體,白領和農民工的身份特征(生活現狀)越來越相似,命運也將漸漸走到同一條路上"。

那么,您能在這兒大概介紹一下這樣一個群體的基本特征嗎?這一群體又大概涵括哪幾類人?

廉思: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原來比較避免出現像底層群體這類的判斷,因為我們認為它的外延是比較模糊的,而且,從社會學角度來講,它也不是一個特別嚴謹的學術概念。但是,確實很多人有底層的感覺,或者說底層的認知,而且越來越強烈。當然,從我們這幾年的研究來看,總體上也驗證了這樣的認知和判斷,不少人都覺得自己的生活越來越艱難。盡管從經濟狀況上來講,比方說像我們去年發布的新生代農民工報告,北京的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工資是2500塊元左右,蟻族的月收入從今年和去年的調查來看都已經是4000多塊錢,今年都接近5000元了,收入并不是特別低。

很多人說農民工和白領的差距在縮小,其實這里邊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青年群體本身他正處于人生的上升期,在這樣一個特定的人生階段,他本身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就相對較少。應當講,一般的年輕人或者大多數年輕人他沒有很強的家族資源,尤其是中國現在貧富差距這么大,青年人難免會有這種感受,這是第一點。

第二,即使是青年人,也有不同的社會層次和社會群體,像蟻族、白領和農民工,他們的感受就會有差別,

在青年的時候,我們要強行的分開他不同的社會層次和社會群體,像蟻族、白領和農民工,他們之間,我們發現現在也會有差別,但是有些方面也有共同特點。比如說像蟻族,我們確實碰到過一個月掙一萬多塊錢的蟻族,也住在聚集村。很奇怪,說廉老師我一個月掙一萬多塊錢,每個月花2000塊錢,我剩下13000,我還有一個弟弟要供上大學,你算算我多長時間能在北京買到房。他的月供可以自己出,但是首付一定要自己給。但是對于絕大多數出生在農村的人來說,他連首付也是付不起的,一定要自己出,這種情況會延續到35歲,他會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內經歷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可能要重新定義貧困,貧困嚴格意義上講叫無行為能力,老人、小孩或者殘疾人嗎,可能都不能解釋。他的收入并不低,但是并不能改變他的生活窘迫的狀況。我們現在還可以說白領和農民工有區別,但是白領和蟻族基本很難劃分。我們調查中確實是在北京的金融街、CBD周圍出現了一些聚集村,這種情況在武漢也出現了,所以并不是個案,我們給他們起了一個名稱叫在職貧困。

如果有一天你一旦生病或者不工作,一下子進入貧困狀態。有一點很有意思就是住房,由于住房的存在,它會壓縮你生活的所有開支和成本。也就是說,住房資源一旦弱勢,會導致你成為弱勢群體。而且由于住房上你處于弱勢,你不敢消費,不敢買東西,甚至不敢結婚。這一點特別明顯。一個外地的年輕人,一個月可能掙一萬塊錢,他在北京不敢消費,他可能要存起來買房子,為了以后能夠在北京長期的定居。但是一個北京的青年人,可能一個月掙三千塊錢,他有兩套房,他可以做月光族。社會學上劃分人的階層有三個標準,職業、收入、聲譽,在中國目前來看很有意思的是就只有一個標準,就是住房,尤其在特大型城市這種感覺特別強烈。這樣窮忙族的感覺在青年中尤其更甚,這幾年我們也確實能感覺到青年向上流動的通道在變慢變窄,也出現了社會階層的斷裂的情況。

在這樣的一個大的社會的背景下,青年的這種焦慮感和他的不安感在增強也是可以理解的。

30歲以上的北漂比例在不斷增大

主持人:您剛才講的這些我自己就有親身的感受,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差不多的狀態,在北京白天到一個公司體面的上著班,晚上回去住在群租房里,而且有可能還要住得相對偏一些,或者說住在像您剛才說的CBD旁邊的城中村里。

下一個問題,關于這樣一個群體的生存狀態,剛才您隨口就提了很多實證的調查材料。那么,據您研究,中國青年的生存困境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您剛才說的主要是住房問題,我們中國古代人講三十而立,但實際上我們發現在大城市三十不立是正常現象,而立的則很少。

廉思:應該說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社會性成熟在后移和生理性成熟的前移,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所謂說從人的青年期的界定來看,也就是不同的社會或者不同的結構、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界定,聯合國有了最新的界定稱到44歲,也有的國際機構的界定到60歲都是青年。無論怎么界定,所謂的青年期是生理性成熟的前移,包括女子和男子性成熟一些特征的前移,還有人的社會性成熟的后移。所以您說的三十不立,其實就是他的社會性成熟比較晚,這個時間段其實我們都應該叫做人的青年期。

從我們近幾年做調查來看,蟻族是我們連續做的調查,連續做了5年的調查。原來我們最早2009年做研究的時候,有一個判斷叫三十而離,一般22歲大學畢業,或者23、24研究生畢業,奮斗個3年、5年,如果我從蟻族中脫穎而出成為中產了,我買了房子,到真正的社區去長期的居住,要不然就是回到老家。我們發現一般30歲的時候會給自己做個抉擇,不會結婚了還住在群租房里。從去年的調查來看這樣的情況在增多,30歲以上的蟻族比例在增多,結婚的蟻族在增多,這都是很明顯的一個群體。原來我們很難想象30多歲了還當北漂,現在比例在不斷的增大。

困境一個是住房資源的問題,包括對于很多的年輕人,我們特別關注的是這樣的一種貧困的狀態在代際之間的傳承,你的父輩生活在農村或者縣城,當你來到大城市之后,你發現你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無法跟大城市的年輕人相抗衡,這樣傳承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體現在你的住房貧困,你的教育貧困,你的婚姻上等等。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由于你的家庭的貧困出現了代際的傳承,導致了你住房買不起,首付付不起,各項生活都在延續。在蟻族中我們去年的調查表明,即使在蟻族這么一個群體,我們做了一個相關性的分析,把蟻族包括父母在內的家庭年收入和蟻族所上的學校,我們首先就學校的級別做了一個相關性分析,發現你的家庭經濟條件越好越可能上研究生,其次是本科,家庭條件差上大專的可能性最大。我們把父母的家庭年收入和學校的類型也做了相關性分析,發現家庭條件越好的越有可能上重點大學,也是呈遞減的趨勢。所以你會發現你的父輩的職業情況、教育情況,會影響到你的發展。這是教育方面。

然后是婚姻方面,盡管大家都不說,但我覺得現在門當戶對的觀念在社會上還是比較普遍的。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非常清楚,現在找工作的時候,對于城里的孩子來說他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會助力他找工作的過程,尤其是在一些體制外的行業,考試的方式還相對公平,在一些體制外的行業中就更明顯了。所以找工作會造成他各個方面成為弱勢的情況,其實根源在于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出現了一定的阻滯。

橫向流動與縱向流動同時受阻就可能出現暴力革命

廉思:去年我們一直在做國際青年運動方面的研究,也有人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說廉老師為什么中國青年出現這么多的困境,仍然沒有爆發特別大的革命暴亂,或者說叫社會運動。為什么沒有爆發社會運動?有一個對比性,就是突尼斯。突尼斯的經濟發展水平跟中國很像,在世界排名比中國還靠前,突尼斯爆發革命之前,他的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高于52%。突尼斯跟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特別像,還有一點跟中國非常像,經濟好了以后干了一件事,大量擴招大學畢業生,所以他的所謂的暴亂就是大學生賣水果擺攤,被城管發現了,然后點燃自焚,最后傳到臉書上。中國為什么沒有發生?中國橫向流動的相對順暢,有利減緩了縱向流動變慢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穩定的沖擊。這是我們一個判斷。

我們認為一個社會的結構流動性分為兩種,一個是橫向流動,一個是縱向流動。縱向流動有三個關鍵詞,教育、階層,年輕人都想通過上好大學,找到一個好工作,最后實現階層的躍升。對于很多的年輕人來講,我們最新的調查表明,蟻族,包括白領,他們跟之前相比,他們堅守在北京的執著程度在下降。我們有一個問題問他們是否堅持在北京買房,2010年35%多,現在已經20%多。

主持人:我身邊就有幾個朋友在北京工作,收入還可以,但是他們選擇在家鄉的城市買房,在北京供月供。

廉思:其實我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一種情況是我的父母在農村,我在北京工作,但我以后安家是在二、三線城市。這是一種新的結構,我以后的發展在廊坊或者保定或者我家鄉的地級市。還有一種是實際上我在北京,如果他這兒有我的上升通道,我先平移到一個稍弱一點的城市,先橫向流動,再縱向流動,回游青年就是這個道理。我在北上廣干了5年,開闊了眼界,再回到家鄉。恰恰是中國橫向流動的相對順暢,還比較容易,有效減緩了縱向流動變慢對社會結構造成的沖擊。突尼斯太小,沒有橫向流動,只有縱向流動,他的橫向流動就只有出國了。研究中國問題有一個視角很重要,中國的面積大是他的弱勢,也是它的優勢,空間大就可以替換。這樣可以實現先橫向流動,凡是在歷史上發生大的暴力流血沖突或者大的暴力革命的時候,關鍵的時間點,包括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都是這個社會當時的橫向流動和縱向流動同時受阻,那就沒有辦法了。所以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的決議精神來看,中央對特大型城市是嚴控人口的,但對中小城市是放開人口的,實際上橫向流動是加強了,是要打破這種壁壘。所以說怎么緩解青年的問題,其實原則上來講就是一方面要增強縱向的流動性,一方面要繼續保持比較高的橫向流動的順暢。這兩方面都要做好才可以。

面對政治態度更加世俗化的青年,宣傳工作該怎么做?

主持人:聽了前邊講的,總體感覺中國的年輕人相對過的還是比較艱難,所以在這些人當中難免會出現對國家或者制度抱怨的情緒,不知道您怎么看待這樣的情緒?

廉思:我們認為現在年輕人他的政治判斷,可能跟我們之前的感覺不太一樣,會有所區別。剛才您談到年輕人的抱怨,有一個詞叫憤青,也體現出他對社會這樣一種担憂的感覺。年輕人的政治態度跟老一輩的政治態度不同,據我們在這幾年的調查中發現,年輕人的政治態度更加世俗,他有的時候不太習慣或者不太愿意用老一代的主義或道路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他們更現實。所以有的時候他的一些政治判斷是基于利益訴求。馬克思說過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讓自己出丑,其實也是這個意思。他們的政治判斷是跟他們的利益訴求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且他們這一種政治判斷有從宏大的敘事向自己身邊小事轉化的趨勢。

比如神五的時候,我們都知道飛行員楊利偉上天,神十誰是宇航員,年輕人很多都不知道。能夠明顯的感覺到宏大敘事對年輕人的激勵作用存在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現在年輕人會說,天天給我們以國家發展的希望,能不能給我們以個人發展的希望,天宮一號對接了老給我們講太陽系的事,離我們有點遠,我們明天工作怎么辦。出現了這樣一些變化,這樣的變化使得他對國家的認識也出現了變化,憤青還是前幾年比較火的概念,這幾年的概念改成了吐槽。憤青有的時候有民族和國家的担當感,吐槽往往是自己的事,買不起房子,找不到女朋友。所以你脫離開青年的利益,去跟他理想信念,有的時候是脫節的。說大一點,這種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是不歡迎的。年輕人跟我說廉老師你有理想,你們全家都有理想,你們全社區都有理想,還有的年輕人跟我說,別跟哥談理想,哥早就戒了,我說你戒的有點早。

對于這樣的青年是跟利益相關的,所以我們要根據青年關注的問題去切入,才能真正的把握住他思想上的一些動態。而且我們確實也注意到,青年的思想狀況,他的譜系是多元的,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的青年不一樣。比如我們做的返鄉青年,像農二代,在國企工作的那些青年對黨史的認可度,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認可度很高,但是這樣的狀況可能已經不能原原本本的搬到某些青年上,他對于很多意識形態的認識是多元化的。我們必須認識這樣一個社會現實,當代的青年他處于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復雜的時期,各種思潮,民粹主義、自由主義、新儒家、新左派等等,都在圍繞著他,在發揮作用。所以你能發現青年價值觀的這種波長變得非常短,原來的波長是長的且相對穩定,現在波長變得很短,無疑讓青年們形成穩定的對事物的認識或者說價值觀這樣的可能性在降低。所以這是我們要認識到的。

我剛才說的是青年對國家的態度轉換很快。比如說碰到重大節點的時候他可能表現的很左,可能有的時候他表現的就不那么的左,年輕人會把愛國和愛黨有的時候分的很清楚,有的時候就分不清楚。這種狀態確實是多元并存。還有一個是互聯網,這個千年未有之工具,它直接導致中國的大變局,使得知識的平權化迅速的出現。原來老師和學生的關系非常的明顯,我是有知識的一方,所以我有話語的解釋權,現在不是。現在我給學生講課的時候,他舉的例子有的我都沒有聽說過,所以對我們的知識權威形成很大的威脅。我們林林總總能夠感受到青年對權威人群有咄咄逼人的搶班奪權。在某些行業,最明顯的就是IT業,信息產業,有大量原創作品的產生,大量APP的作品,金融行業,有多少千萬富翁都是年輕人。我們所謂的體制內的人可能是最脆弱的。

包括我們的媒體,可能還在為這樣的一種東西進行渲染等等,其實也反映出年輕人這樣一種變化。再往深了說,年輕人這樣的一種變化,跟他的成長經歷有關系。我們確實不能說現在十年是一代人,我們原來給過一個判斷說五年就是一代人。去年和前年是這樣的判斷,今年不是,兩年、三年就是一代人。變化太大了,因為年輕人的時間感在改變,我們這批人是70年代和80初這批人,那個時候中國社會雖然改革開放了,但是那個時候的變革80年代是相對慢的,90年代以后,尤其近20年發展特別快。小時候對時間的認識就不一樣,現在年輕人小學畢業以后,過兩年可能小學都沒了,這么一個變化,對時間的改變,更容易讓人做出放棄或者改變的決定,你跟時間的心理契約在改變。而且那個時候70年代、80初的人是看電視劇長大的,主角一定是收獲最多的,背景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現在年輕人是網絡的一代,強調及時反饋的機制,使年輕人的頻率變得更短。所以你看85后、90后正式進入職場,你跟90后談話你不能說你跟我一塊創業吧,5年以后我的公司上市了你就是千萬富翁,他說你別忽悠我,5年后你在哪兒我都不知道,你就告訴我我一個月能拿多少錢。

他們的距離感也在變,現在有APP的技術,這個技術的出現為年輕人提供了無限的舞臺和可能,他使得人們潛意識的東西爆發出來了。而且在網上年輕人的觀念跟老人是不同的,它是一個平層化的東西,一個年輕人可能因為一個俏皮的話直接跟網絡大V叫板。但他會把網上他的感覺推移到現實生活中去,這就不一樣。對于很多的90后、95后來講,虛擬的世界就是他真實的世界,他不認為是一個假的世界,跟他的現實生活是一樣的,是兩個并行的世界。

中國年輕人對主流意識形態消極接受、被動認可

廉思:1980年以來我們國家實行一項政策叫做計劃生育政策,1999年我們實行擴招政策,這兩個政策同時出現影響了一代人的價值。到80年代一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到了1998年、1999年好不容易考大學了,社會上好多人考不上,他在社會中建立他對社會的認識,是通過嚴格的規章制度來形成的,學校不是,結果又擴招了,大部分人進入學校,所以他的社會化時點又延后了4年或6年。所以大學里是寬容是包容的,你到社會中去是集體主義,學習是個人的。又導致了你的社會化過程在延緩,這一路下來你都被所有人在關注,所以關注不再是一個稀缺的資源,而是迅速過剩了,一個人在家庭里原來是一個以老年人為核心的時代,聽父母的話,現在每個家庭都一個孩子,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都關注你,他會把這種角色推演到職業當中去,就會產生了一種“你為什么不點贊”的情緒需求。我干這個事領導怎么沒關注過我。我們做過一個職場的調查,如果老板做出一項讓你滿意或者讓你感到高興的改變是什么,排第一的不是加薪,而是他們要受到更多的關注。能看出距離感、時間感的改變對年輕人價值觀的影響,當然也影響了他的政治的判斷。

我們在做宣傳工作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狀況,感覺年輕人不像原來那么好把控了,年輕人對主流意識形態是消極接受和被動認可,而不會主動傳播。你問他擁護中國共產黨嗎?擁護。聽說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嗎?聽說過,挺好,出現一種叫被動認可但不主動傳播的現象。我們的文化產品整體是很粗糙的,非常粗糙,美國我們認為也宣傳他的意識形態,美國好萊塢大片就是他意識形態的最佳宣傳,但你看美國是怎么宣傳的,做的很細,很到位,很精準。美國的宣傳,我們經常開玩笑,《美國隊長》那部電影,他那身衣服就是意識形態,美國的意識形態,穿著美國的國旗。前幾年有一部電影叫《復仇者聯盟》,集合了所有美國的英雄,蜘蛛俠、綠巨人。領導者是一個最差的美國隊長,為什么他當頭?很明顯不是他能力強就當頭,是他穿的那身衣服決定了他必須當領導者。美國人通過這樣的宣傳告訴年輕人,它在有意的引導年輕人。

我們認為價值觀是多元的,中國的價值觀有自己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西方有西方的,但是表現形式在價值觀的推銷和技術上是有差別的,美國的技術是強的。在這種情況下價值觀可能沒有差別之分,但技術有強弱之分,導致技術強的價值也強,因為他會宣傳,你不會。而且美國現在對電影的配置,我看過他們的研究資料,已經細到了百分之多少電影要出現一個笑點,因為是高度工業化,所以對年輕人的心理需求非常的精準。導致年輕人對我們的主動宣傳相對是有排斥心理的。我們經常打個比方,美國是愛情片里面插播主旋律,我們是主旋律里面插播愛情片,能一樣嗎?你怎么做到潤物細無聲,這才是我們今后跟年輕人去交流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

做年輕人的思想工作要實現時代化的轉變

主持人:剛才廉老師其實是講了一個核心觀點,那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對青年人的說服力正在減弱這么一個趨勢;還提到,在主流意識形態里,有不少東西本身是好的,但是它沒有一個很好的形式去展現。在這一塊我想問您,您有沒有一些更細節性的建議。

廉思:其實我個人認為,我的一個總的感覺其實就是對年輕人做意識形態的宣傳,我們得了解年輕人喜歡什么樣的文化產品,滿足年輕人求知的需求。電影大片、流行歌曲滿足年輕人的視聽盛宴,大部分唱的都是感情,戀愛的事,比如你看陌陌、人人網滿足年輕人社交的需求。它都是滿足年輕人一定的需求,但就出現一個悖論,年輕人天生是反叛的是叛逆的,他沒有被你教育、被你規范的需求,但是任何一個國家,一定要在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對他引導和規范,這代表著一個國家社會管理是不是成熟的標志,要把他納入到你的體系,成為社會的建設力量,而不是破壞力量。但是青年人本身沒有這個需求,被你要求,被你規制,被你教育,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我們給年輕人做工作,我們的主產品一定是滿足青年人需求的,而我們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是副產品。有的時候我們要降低意識形態的作用,把意識形態的作用隱性化,反而會突出意識形態的效果。

管仲說把稅藏在價格里,使人們體會不到,即“取之于無形、使人不怒”。我們做年輕人的思想工作,就是要做到“用之于無形,使人不厭”。具體從策略上來說,比如說個人要實現幾個轉變,一個叫做時代化的轉變。你跟年輕人談一些我們中國傳統的核心價值體系的東西,你要有轉變,中央可以提12個詞、24個字,你給年輕人死記硬背,那不行,我們給年輕人要有時代化的轉變。比如看看美國是怎么做的,拍史詩性的浪漫性的,為什么要拍西部片,大的背景是美國的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在這樣的狀況下出現了許多負面的思潮,那個時候美國極需要振奮美國年輕人的精神,也就是冒險、奮斗。這幾年美國在做什么,從911以后,美國明顯在做反恐片,連超人都回來了。蜘蛛俠有一句話叫做“權利越大責任也越大”,像《變形金剛3》中變形金剛站在埃及金字塔上,世界警察的感覺特別強烈,所以他的時代話語在轉換。不是直接告訴你,你要講責任,你要創新,而是用這樣的形式用時代的話語來告訴你。但是改革開放30多年了,我們中國發生了這么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們的宣傳話語體系呢,變化并不大,還是邏輯的推理與演繹。所有的理論推導都是概念性的,年輕人接受起來當然困難,他不喜歡,所以你要實現一個轉化就很了不得。所以這里面我們需要探索新的藝術形式和藝術載體。

比如說我們中國人都重視家庭觀念,80年代家庭觀念是我奮斗,我掙錢,現在年輕人的家庭觀念有變化了,年輕人會說你別跟我說你去掙錢了,我需要的是你更多的陪伴。同樣是家庭觀念內涵也在變化,但是我們的作品沒有反映出這種變化。我們經常叫做小人物講大故事,大人物講小故事,老人物講新故事。你講習大大去吃包子,就比講他開會更能引起年輕人的喜歡。動漫節上還出現了領導人的卡通漫畫,年輕人很喜歡。大人物要講小故事,看看習總還給彭麗媛打傘,就很感人。好多美國電影都是屌絲,一旦成為英雄就拯救地球了,他宣傳的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

我們過去的一些故事,像雷鋒,你怎么來看待他,近幾年有很多對雷鋒的質疑,雷鋒有很多擺拍的照片。比如說雷鋒還能買皮衣服,挺有錢啊,還能騎摩托車。原來我們做過一個雷鋒的座談會,學生提出這樣的問題,雷鋒日記里面寫,雷鋒扔手榴彈扔的不好,自從讀了毛澤東選集,扔手榴彈一下扔遠了,學生說我們在毛澤東選集中沒有看到有關扔手榴彈的闡述。怎么看待這些問題。還有包括雷鋒的幾次捐款,年輕人對他有懷疑,我們針對年輕人的特點也跟著年輕人變。雷鋒本人是個很糾結的人,他一個很普通的年輕人,他也想做但是沒有辦法,最后我們叫做一件皮衣的煩惱。包括扔手榴彈的事,他這個人很有哲學思想,他是從毛澤東選集里看到了一些辯證法,知道怎么去運用它。雷鋒開始是不愿意記者采訪他,記者說你擺拍照片,后來軍隊的人說這是首長的任務必須采訪你,他才同意的。

雷鋒也是在那個大的時代背景下非常向上的青年。我們把這些事情全都呈現出來以后,學生說雷鋒不遠,雷鋒我們定義是陽光帥氣、真誠友善的鄰家大男孩,雷鋒不是大官,就是一個普通人。所以雷鋒做好事他不覺得是高尚的,他覺得是快樂的,所以要把老人物講出新故事來,年輕人才會喜歡。

那我們怎么宣傳雷鋒精神,你還扶老太太過街嗎?老太太都被扶的繞三環好幾圈了,你得加入時尚的內容、公益的內容、環保的內容,你得有新內涵,所以老人物要講新故事。大道理不如小故事,小故事不如小經歷,老人物要講出新味道,年輕人才能真正的去喜歡,愿意去了解。這一點我們覺得是很重要的。因為說實話從目前全世界大的情況來看,年輕人的這樣反叛心理,從我們目前對國際青年的一些研究來看,這樣的心理其實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強。

英國青年騷亂,有一部分年輕人,大家都很奇怪,一條街除了書店沒被搶,其他都被搶了,很多年輕人到一個超市里就為了搶幾罐奶粉,我們說英國青年出現了青年病,貶低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贊揚別的國家和民族。這是英國青年的一個狀態。英國這樣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在二戰中都沒有被擊倒,那為什么現在反而青年問題解決不好。法國更不用說,一個法國官員曾跟我說,法國五月風暴,每到五月份青年人燒汽車、燒國旗,都成節日了,年輕人就是這樣的表達自己。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沒有處理好年輕人的問題,青年人對自己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反叛的情緒,內心的排斥心理其實是在增加的。

包括去年有一本書叫《權威的終結》,講的一個理念,現在天主教會都很難招到年輕的神父了。天主教會教義太古板了,他不愿意來,連神父都招不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青年人這樣的意識是在增強的,這讓我們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更深入到青年的細微之處。我們的組織渠道也在拓展,黨團、班級或者是街道這樣的組織行不行,我們是不是可以通過其他的渠道去做,比如青年社會組織,青年之間根據興趣愛好結成不同的團體,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這樣不同團體的渠道去深入青年,去做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

城鄉二元結構增加了中國青年問題的復雜性

主持人:有一個網友也意識到,世界上不單單是中國的青年壓力大,其他國家的青年人壓力也大,日本、臺灣的青年有各式各樣的壓力。底層青年出現的困境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問題。他還問中國社會底層青年所面臨的問題,與其他地區相比有沒有特別之處。

廉思:特別之處在于,一個是中國大的背景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了中國處理很多問題的高度復雜性。城市青年、農村青年,還有洄游青年,這就創造了無限的可能,也給我們的社會管理造成了很多的難題和難點。剛才咱們談到聚集村,原來我們的概念聚集村就是一個貧民窟,是不好的。我們自己反思,在城中村出現了新的落腳的人,這些人都是大學畢業的人,或者是從外地來到北京打工的,他們步入城市是困難的,在這里暫時的歇腳,所以我們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個貧民窟,它是城鄉轉換,或者是底層向中層的轉換器,它是一個發動機,沒有它城市的活力就不在了。這個世界的歷史絕大多數是由漂泊的無根之人創造出來的,這樣的年輕人有1.5個億。1.5億的人,平均的戶數是3戶,爸爸、媽媽,還有一個老人的牽掛,4.5億人的牽掛。

當然還有一些,比如說像中國青年家國情懷的意識也跟其他國家不一樣,這可能是從我們國家五四運動而來的。這跟年輕人他所理解的國家的關系跟他個人的關系有很強烈的相關性。我們所說的蟻族青年,他參與的幾個比較大的社會運動,你說他沒有特別多的經濟訴求,不像有些群體,農民工是討薪,2005年北京出現了抵制日本入常,2008年抵制家樂福,包括918,蟻族大部分人還是因為民族尊嚴與國家外交受挫的時候,他們這種家國情懷表現的更明顯。這里我們要進行有效的引導,好的引導。所以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歷史傳統,都和西方國家有很大區別。這是我們在分析中國青年問題的時候要特別著重注意的,跟西方有很大的區別。

5.4億青年正站在中國轉型的十字路口上

主持人:您前邊講了不少青年遇到的困境,包括由此帶來的一些對社會的不滿情緒。據您的判斷,以目前的這種狀況來講,很多青年人的生活和思想狀態是有問題的,而且問題是不小的,那么,我的問題是,這樣一個群體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沖擊在將來會出現什么樣的變化和影響?

廉思:我們可以給出的一個感覺,首先是國家對青年人的定位是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建設者是一個層次,接班人是一個層次。絕大部分的年輕人我覺得還是一個合格的建設者,會成為建設國家的主力軍。當然我們說現在網絡的輿論,媒體很發達,青年發聲的機會更多,而且現在由于我們社會發展的壯大,所以也可以預見到一個趨勢,未來體制外青年群體會發力。現在這樣的訴求還是零零星星的,但是未來會越來越多的出現這樣體制外的相對固定化的有利益訴求的青年群體,當然這些群體有可能是由于興趣愛好結合在一起的,但他們都有一定的發聲的能力。這樣肯定會對中國政治的進程產生影響,但這樣對進程的影響會導致什么結果,我們還不好完全的做出判斷。因為從整體青年的運動發展來看,它確實存在多元的可能性。在有些國家成為了建設性的力量,有些國家成為了破壞性的力量,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初步統計15歲到19歲的青年是5.4個億,這5.4個億青年的群體,他的影響力實際上是任何國家都沒有處理過的,沒有面對過的。

歐洲在1493年到1905年400年間,歐洲一共向世界上輸出了據說幾千萬的青年,青年也成就了當時歐洲的文藝復興,大航海、發現新大陸,當然也包括兩次世界大戰。有學者這么說,青年人口過剩,當然也有它建設性的一個方面。這么大的群體中國歷史上沒有,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所以你如何引導他發揮作用。并且他的層次是多元化的,是不同的群體,分化又很明顯。現在我們確實也感受到社會的共識機制難以達成也影響到青年,因為代際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前幾年有一個帖子非常有意思,我奮斗了18年才跟你喝咖啡,盡管喝的是同一杯咖啡但是喝的味道是不一樣的。對于這樣的利益判斷,分析之間的博弈和角力也會存在多元的現象,所以我們說引導這樣龐大的青年群體,使它成為國家的建設者,應該是很難也很重大的課題。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大課題,就叫做5.4億青年站在中國轉型的十字路口。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不僅是中國對自己國家的貢獻,也是對世界的貢獻。當然說它的影響的走向,從微博到微信,這樣的網絡化的工具應該是年輕人最先使用的,由于知識技術和年輕人這樣緊密的結合,這是任何歷史時代所沒有的,也使得我們青年的價值觀更加多元,更加多變。青年的發聲能力更強。所以說后移時代向前移時代的轉化是必然的,年輕人這樣的價值判斷跟以前的年代完全不一樣,但說具體的,它會往哪個方面發展我們要拭目以待,根據具體的情況做出判斷。

一個國家進入穩定狀態 階層出現固化是必然趨勢

主持人:剛才我們花了比較大的篇幅聊青年人的困境,也是切題的布局。下面幾個問題想讓您談談造成這種困境的一些基本的因素。我看到有不少人關注這個問題,有學者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提出了階層固化的概念,剛才您也提到了階層斷裂這樣的概念。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出身、家庭這種因素越來越成為青年人發展的主要因素。如果你也認為存在這種階層固化、階層斷裂的現象的話,那么根據您的研究,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廉思:我是這么來看待這個問題的。首先階層固化來說,這是世界上各個國家現在都面臨的問題。中國歷史上有過社會流動特別快的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改革開放初期。但是,一個國家他進入了穩定狀態以后,階層出現固化是一個必然趨勢,所謂固化為什么會出現,就是處于每一個社會階層的人,他一定對自己的發展有一個心理預判,預判就會相對的固化下來。

現在在美國我們也不能承認是有固化的,日本這樣的固化可能會更加明顯,爸爸、爺爺是總理,孫子還是總理。爸爸、爺爺是議員,孫子還是議員,這種現象是有的。但是從中國的角度來說,他的平等感是強于西方人,這源于在隋唐時代我們就開創了科舉制。什么是中國夢,中國夢比美國夢早多了,中國自隋唐就有了。所以中國人的平等觀念是根深蒂固的,這樣的觀念使他對自己的未來有期許,再加上我們前30年社會劇烈的流動,它的流動還是很快的。改革開放初期,廣東電子表拿到北京賣錢一下子就可以成為富翁。這是社會相對發展穩定下來以后,有其必然的因素在里面。

現在的調查表明,在大城市出現了知識不匹配的情況。大家都問我們,廉老師都說知識能改變命運,為什么知識沒能改變我的命運?中國還沒有完全進入知識時代,為什么有知識的人卻被拋在了時代的后面?四年前我用一袋錢換了一堆書,四年后同樣一堆書換不來一袋錢。我們明顯的感覺到年輕人短程的流動還是有的,這些年輕人在北京進不了體制內,回到家鄉以后確實都進入到了國企,進入到事業單位了,知識仍然能發揮作用。所以我們得出一個新的結論,知識它的價值,不光取決于知識本身的含量,它還取決于知識它的地理空間位置能不能發揮作用。

我認為,以后長途的流動會越來越少,短途的流動會越來越多,你想一夜暴富不可能,大學畢業以后先到省城發展,然后再往上走,它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們也確實出現了一些令人感到情況嚴峻的危機,潛在的危機。比如說,這幾年在我們的高等教育的遴選機制上確實出現了問題,當然現在國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中西部、邊遠地區加強了高等教育學生的遴選,但是前幾年這種情況已經形成了。比如說最典型的就是自主招生的考試,1999年擴招開始,由考知識到考能力的變化,勢必造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效應。農村的學生告訴我們,廉老師,我們考的大部分都是課外的知識,我們的縣中學連課外的書都很少,老師不讓我們讀,因為在自主招生考試里還有一些是英文的對話,我們有的時候看到北大的學生或者清華的學生說這正好是我們大學聊的課題,縣城里面哪有這種好的英文老師。所以,你會發現1999年,尤其是2002年、2003年以后這10年間有一批縣一中在衰弱,你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在轉化的過程中,你的經濟資源和社會子資源很容易的轉化成知識資源。韋伯說過一句話,他說高等教育是把那些注定要在人群中顯赫的人給識別出來。我們中國有句話叫有教無類,平等的教育。所以目前來看,由考知識到考能力的變化,考課外題,包括高考的語文實體,都是以城市為背景的,農村的學生吸收是很困難的。比如考五線譜他怎么能知道呢。

包括歷史、地理考試,很多時候都出現這樣的狀況,我們不是說改革不可以,但是改革的時候一定要明白嚴復說的那句話,"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我們目前的高等教育沒有這種篩選機制。我們的很多農村孩子,讓他的青年期可能經歷的時間更長。我們去年研究的青年住房問題,很多事業單位,或者公務員的住房問題并不比一般的年輕人好到哪里去,大家同樣有抱怨。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青年公務員對于現在的自身發展也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包括待遇。大學里我都是最優秀的,結果他到了民企比我掙的還多。這樣的階層流動既有它的必然因素的考慮,社會發展到穩定階段都會變慢下來,另外這里面出現了一些很不好的因素。所以我們說縱向流動的加強,加強高等教育從各個社會階層選拔出精英這樣的機制,大學應該成為保守社會德行的底線,而不能再成為社會利益分配的工具。高等教育它應該是一個社會公平的平衡器,而不是社會分化的加劇器。

北京市的青年住房問題,去年是699萬大學畢業生,號稱史上最難就業年,今年是727萬大學畢業生,號稱史上更難就業年。去年到了7月份,史上最難就業年,變成了史上最難就業季,進而變成了史上最難租房季。很多人5月份不租,一直等到7月份。后來我們發現北京住房的總供應量是夠的,但不匹配,因為很多都是大戶型,年輕人喜歡小戶型,他喜歡30平米我有一個相對的獨立空間,我住了4年的大學宿舍能給我一個獨立的空間,我們政府是不是在青年的基本保障方面要做好。比如說青年公寓的建設,包括真正的能不能有一些準入門檻比較好的青年的公寓等等。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我們要真正的切合青年的需求,包括很多農民工說,說廉老師我們特別需要職業的培訓,職業的發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免費的職業培訓。因為對農民工來說以后可能落腳到大城市也不太可能,他更想回到老家。

有的時候問開飯館的或者理發的,說在北京干活為了什么,說以后要在北京買房嗎?北京房子太貴了,買不起,學到手藝是回家開一個店。我們各項政策實際上的目的是讓所有年輕人生存的有尊嚴,大部分的年輕人發展有希望。你要給年輕人一個看得見的未來,這個未來不能太遠,他才會往上走。

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在于讓每個人都成為精英

主持人:剛才您不僅僅是講了階層固化,其實也給出了一些我們可做的事情,為將來指出了出路。您剛才更多的是從政府的層面來講,可以怎么做減少青年的壓力,讓他們不至于對未來太迷惘,有太多的焦慮。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位網友說,青年人出路在于自身,所以我就想問您,對于那些正生活在或者正在奮斗的底層青年們有什么樣的建議。

廉思:在《蟻族》那本書后面,我留了一個郵箱,有一個小姑娘就寫信問我,廉老師我們是逃離北上廣還是堅守北上廣。這本書出版到現在已經5年了,統計了一下收到了一萬多封信。很多年輕人跟我們分享了他們奮斗的歷程,我記得很清楚,我們收到一封信,也是一個小姑娘,她是在廣州一個重點大學畢業的,回到了家鄉工作,家鄉是縣級市,廣東的縣級市很有錢,爸媽將她安排在一個事業單位工作,她說很安逸,有車接送,但是我不想20多歲的時候就看到60歲的生活了。我在廣東讀了大學,大家都去追夢了我也想去追夢,我跟家里吵了無數次,家里終于同意我到大城市去闖一闖,但是很不幸的是我春節期間看了你的書《蟻族》,我不敢去了,害怕了。說廉老師,你告訴我,我是該在大城市做蟻族,還是在小城市做貴族。

還有一個年輕人,去年收到他的信。夫妻倆創業,都是農村的,工作十幾年贊了幾十萬,一直想買個房子,但是他們覺得不甘心,交個房子首付不如用幾十萬自己創業,搏一個未來。創業壓力很大,男的給我來信是凌晨,寫道,晚上睡不著覺,我知道你也幫不了我什么,我就想排解一下。

怎么辦?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回到家鄉做的很好的。原來我們做返鄉青年調查,到河北清河縣調查,它是產羊毛的,很多世界的大品牌都用他們的羊毛做原材料。中國人掙的是10美元的人工費,人家掙的是貼標費。年輕人他們回鄉要創自己的品牌,不能天天跟老爸一樣,他們會用微信做宣傳,有創業成功的。也有回去發現很不好的,因為中國越往基層越是關系社會。蟻族最缺的就是關系和資源,回去之后發展更受阻滯。首先要對自己有一個評估,盲目的探索、堅守還是逃離沒有意義,要根據個人的狀況來看,還要根據自己的發展狀況去定位、去比較、去琢磨,然后才能確定你自己人生的方向。而且你在選擇行業的時候,包括你自己創業的時候,也要經過多方面的考慮,自己去斟酌和打磨。

一個人他有堅韌與堅毅的精神,再加上堅持,包括他對世界的熱愛,終歸會成功的。你要有遠大的目標,但是你要學會把它量化成具體的,如果你的目標是喬布斯,你會發現你奮斗5年以后是離自己的夢想很遠。我不建議我們一定要把奮斗和成功結合起來,因為奮斗的哲學太簡單了,奮斗必然意味著成功,如果我們把成功夸大到極致的程度,如果奮斗最后的結果沒有導致成功,無疑會增加一個年輕人的心理落差和社會不公平感。

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我們明白了一個現實,現在的社會是努力奮斗不一定成功,但是不努力不奮斗一定不成功,有知識未必能改變命運,但是沒有知識一定不能改變命運。一個人除了奮斗努力以外還有很多成功的因素,比如機遇、天分。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年輕人把奮斗和成功剝離開來,我的感覺是奮斗它不會給你帶來效益最大化的結果,但是可以給你帶來風險最小化的效果。我奮斗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我可以增強自己抵抗風險的能力,使自己變得更踏實、更穩定,這是我們可以做的。這一點我們要跟年輕人講清楚,讓他的心態更平和。

我覺得中國的教育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他讓每個人都成為精英,而沒有教育每個人應該如何做一個普通人和一個公民。我們對社會頂層年輕人的調查,他們也活的很累,他們也不開心。我們的精英就是這樣的教育,就是成敗的教育,我們沒有教會一個人如何用平和的狀態成為一個社會的普通人,成為一個社會的公民,我們對成功的定義理解的太膚淺了。喬布斯都這么有錢了,為什么生這么重的病得癌癥,還在做蘋果的研發,因為他熱愛。這種奮斗是源自于他內心的熱愛和追求,一種他內心的道德修煉和內心的追求和修煉,這一點是很多人沒有理解的。

我們年輕人的奮斗都是為了成功,但是這兩者之間往往沒有必然的關系。這一點是我們最強調的。

寄望后人通過我們的青年研究窺見中國轉型

主持人:問最后一個問題,剛才其實前面也講了一些,還是回到思想政治教育課這個角度,一定程度上青年人是被動式的參與,但國家定位真正的把青年定位為國家的未來,還是要提供主動性的平臺和參與的渠道。中國在這方面做的還不是很夠,不知道在這一塊您有什么樣的相應的看法。最后是關于您的學術研究,我知道您做的研究是比較實證的研究,包括您講的例子,有很多的小故事。不知道在同行里面有沒有人去質疑您研究的學術性。

廉思:這兩個問題都非常好。第一個就是你說的渠道太窄的問題,確實要看出來,中國的決策層怎么來定義青年,是不是把青年定義成真正的有生力量。諾貝爾獎的高產是在45歲之前,青年人是創造歷史的重要力量之一,我們必須重新定位,來看待青年。青年的作用也取決于我們現代人如何去對待他,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是屬于年輕人的,任何掌權者或者決策層只不過替下一代人來代管,你管的不好年輕人當然不滿意,他要起來,因為你讓年輕人安分是有前提條件的,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年輕人相信你,你留給他的世界是更好的。

但是如果他覺得你把蛋糕都分完了,到我這兒我連湯都喝不到,我的上升空間都沒有了,我當然不滿意,我就要爆發。華爾街青年運動中提出的口號,你們有背景的人占了我們99%的財富,我跟你一個學校畢業,我不比你差,只不過就是你的爸爸比我爸爸強。社會對青年開放的程度,渠道放開的程度,其實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活力,是社會活力重要的評價指標。現在我們的社會由固態中國向流動中國的變化,你不讓年輕人進入實體平臺發言,他會有虛擬的平臺發言。我們一定要讓青年多去發聲,這一點我們的渠道是窄的,我們的政治參與的渠道,利益訴求的渠道,都是有待加強的。

比如說按流入地,如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你說我戶口不在這兒,但我生活在這兒4、5年了,這個社區是我的,我有權決定選誰。這些東西都是有很多的困難。包括我們很多的青年組織,比如我們的人大代表,包括青聯,我們有多少真正的底層青年精英在里面。像您所說的要讓農民工代表、蟻族代表去發聲,真正的替他們這個群體去發聲。我們的統戰部門可能要吸引更多的年輕人進來。青年參與社會的狀況是衡量一個社會它的創新力和活躍度的重要指標。

第二,一直有人在質疑我。社會學有人在質疑,說如何來看待這樣的人類學的方法,因為我們的方法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組合的。有句話說理論是抽象的,現實是具體的,但是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現實是抽象的,理論是具體的。你看這個現象特別的具體,實際上它是抽象的,理論只能說明它是一個方法。比如看這個表,你看這面是這樣,背面是這樣的,表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的社會生活是完整的,但是我們不能用不同的專業去切割這樣的完整。所以我們為什么要做這樣的人類學的訪談,不太學術,其實我們是把這樣的故事呈現出來,實際上是讓更有理論深入的人去解讀,或者讀出不一樣的東西來。可能我們的解讀是一個方面,別人的解讀又是另外一個東西。社會研究沒有完全的客觀性,但是我們只能經常的去記述這樣的過程,而不加入我們的感情色彩,這是我們有一些留白的考慮。

我們這幾年也更多的是在一個一個的青年群體中在做,可能我們還要做新一代的海歸群體,慢慢的我們能拼出一幅中國青年的群像圖來。在中國現在特別缺乏的是經驗性的研究,實證性的研究,有助于加強對中國根本現狀的認識。別說到我們作古以后,或者到了幾十年上百年以后,后人看21世紀的中國怎么只剩下一些觀點,事實是什么,不知道。我們希望能做出一些成果,作為中國青年的野史,通過這些小的切片能窺見到中國轉型的變化。這是我們做的事情。

主持人:我們期待您的相關研究能夠出現在我們讀者的面前,也希望您的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們國家青年的工作能夠產生更大的作用。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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