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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我就是蔣介石的一個夜壺
杜月笙:我就是蔣介石的一個夜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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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王元濤

在各類杜氏傳記中,有一個小人物被忽略了,他就是王國生,杜月笙最初落腳上海,在他開的潘盛源水果店打工。

入黃門前,杜月笙所能走的路,與大多數赤腳進城的鄉下少年一樣,因受教育不足,眼界狹窄,人生沒有方向,極易沾染惡習。杜月笙的毛病,是好賭成狂,竟私自挪用水果店的貨款,在輸個精光之后不辭而別。可是,王國生卻搶先一步原諒了他,在他饑寒交迫、病餓無著時,又將他接回店內,全無責怪,信任依舊。

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杜月笙的早期經歷中,卻應該占據重要位置。杜從小見慣了各色勢力眼,包括親族,包括鄉鄰。你坑我?沒關系啦,我轉過頭來也害你就好了。這種對等的惡惡相報,是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常態。而王國生卻讓他得以識見了人性的另一個側面,從而覺悟到,原來,人還可以有這樣一種向善的選擇。這很可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為他后期出污泥而試圖不染提供了動因。

學者廖保平這樣評價杜月笙:“作為一個暴力色彩濃厚的江湖老大,竟沒有被政治權力消滅,還能將自己的黑社會身份不斷洗白,在江湖與政治之間穿梭自如,呼風喚雨。”事實上,杜月笙并沒有像廖先生說的那么“自如”,但他對自己身屬黑幫這一事實,卻一生不甘,一直在掙扎洗白,這倒是真的。

杜月笙講過,有一次,他應邀參加一個達官貴人的聚會,但見座中高冠峨服,衣香鬢影,再仔細打量,那些有身家、有地位、有教養的紳士,沒一個人戴他手上那種惹人注目的大鉆戒。杜月笙立時自慚形穢,在桌底下捏住戒指轉了一圈,把那顆大鉆石緊緊握在掌中。回到家,他直接把鉆戒扔進了保險箱,并從此日日長衫,風紀嚴謹,即便是三伏暑天,在家里,也絕不袒胸露臂。因他的表率作用,一時間,整個上海灘,至少脫下上萬只鉆戒。

杜月笙知道,想洗脫黑社會形象,僅改變外表還遠遠不夠,內里也必須有貨。憑他的識字水平,可以勉強讀書看報,可要完全理解內容還存在困難。他自有辦法,設專職讀報秘書,每天聽報。聽完一段,有不懂之處,就詳加追問,一直到弄通為止。這一習慣幾十年不輟。另一個學習的捷徑,是聽評書。從春秋起,經秦、漢、唐、宋、元、明,直到大清,他把兩千年的歷史聽了個滾瓜爛熟,從中找經驗,找常識,找啟示。這一習慣,也是幾十載不變。1949年移居香港后,還專程從上海請過評書先生。

創辦恒社,是杜月笙試圖從組織上擺脫青幫陰影的又一努力。他也清楚,不管他個人如何自潔,只要還擁有眾多門生,就永遠無法讓人忘掉他的青幫背景。現在,他創立一個公開合法的社團,就可以用新名義在租界內外行走了。恒社成立于1933年5月,發起人19名,包括后來大名鼎鼎的朱學范。

與黃金榮出身小康之家不同,杜月笙3歲喪母,5歲喪父,先隨繼母生活,后繼母不知所終,他就成了吃完上頓無下頓的孤兒。可是,與黃相比,杜的洗白又有天然優勢,因為在他入黃門前,大部分臟活累活都由黃金榮干了,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在此意義上說,杜是黃的2.0版,可以站在黃的肩膀上坐享其成,雙手無需再接觸太多的臟東西,因而向合法化轉型相對容易得多。

1927年,國民黨北伐軍占領上海,東南局勢漸告穩定。國民政府一向主張廢除租界,清理黃賭毒,杜月笙對此心知肚明。正是在此前后,他開始逐步退出販毒和賭博行業。因此,他的洗白,除了個人追求之外,還有大勢所趨不得不為的因素。

杜月笙創辦了多家合法公司,部分由他直接管理和經營,涉及航運、金融、紡織、面粉等行業。還有一些朋友或徒子徒孫開辦的公司,主動要求掛他的名為董事長,他也一概欣然應允。最多時,他擁有七十多個頭銜。如果按今天某些人士的習慣,把所有的職銜都開到名片上,那么杜的名片恐怕要八開紙那樣大才行。

一個人,即使換了芯片大腦,如果身兼七十項職務,恐怕也會經常短路死機吧。從杜月笙這種無害的貪婪中,可以隱約看出,對于正常的社會身份,他的補償心理有多么強烈。

抗戰勝利后,毀家紓難的杜月笙屬意上海市長的位置。在他看來,這是洗白的最佳機會。可是,蔣介石沒有答應他。隨后,杜又參與競選上海市參議會議長,國民黨高層同樣意見歧生。于是,杜及門生安排了一次奇葩的選舉,先讓杜高票當選,隨即宣布因身體原因辭職。這是一種變相的抗議,表達了杜的極度渴望與無奈。

有一段流傳甚廣的話,據說出自杜月笙之口:“我就是蔣介石的一個夜壺,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實際上,他的原話是這樣的:“你們不要看許多大好佬們,都跟我稱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們是在拿我當作夜壺,用過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他并沒有專門針對蔣介石,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風格。無論杜月笙怎樣不甘,其實他也明白,一朝為賊,終身為賊,人們的這種慣性認知,是他洗白的最大障礙。

1934年,大上海高層政商人物合影。從左至右坐著上海巨商杜月笙、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外交家蔣廷黻、上海市長吳鐵城、上海市保安處長楊虎。

臺灣《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這樣評價杜月笙:“名聞天下,對民國政治有影響,有貢獻,但究屬黑社會人物起家,借煙賭發跡,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并非沒有。可以說有譽有毀,有恩有怨。”

是的,他可以不甘,可以努力洗白,只是,一旦核心利益遭到觸犯,他做出的第一反應,依然難脫黑社會本色。

上海有一位金融巨子,素來鄙視杜月笙,發現同鄉或晚輩與杜結交,就會訓斥他們:“怎么可以跟這種人來往!”后來,巨子與一位良家女子有染,女子懷孕后不依不饒,非嫁他不可,否則就要新聞曝光。巨子怕了,左右求告無門,只好厚著臉皮去找杜月笙。杜關照各報館,不準刊登相關新聞,然后親自與女子談判,只花用了不大一筆錢,就將事情平息下來。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杜月笙控制新聞有兩大招法,一是直接買報館,自己當老板。再有理想主義和專業主義情懷的新聞人,也沒有辦法和老板叫板,否則鋪蓋就會出現在大街上。第二招,是廣交朋友,定期給新聞界名編輯名記者發放高額津貼,換來他們的言聽計從。

1933年,李濟深、蔣光鼐等人發動“閩變”,建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這讓相距遙遠的上海國華銀行攤上了大麻煩。事情是這樣的,“閩變”主力19路軍,一年前在上海參加“一二八”抗戰,收到上海人民捐的一大筆錢,一時用不完,直接入股了國華銀行。現在因為他們“鬧事”,上海有些人生氣了,召開民眾大會,要求索回當年的捐款,還要追究國華銀行的責任。

等到國華銀行老板唐壽民獲知相關情報,急忙向杜月笙求救時,已經太遲了,民眾大會通過了十條決議,其中一條是:沒收19路軍款項,敦請政府勒令國華銀行停業。消息傳來,杜府內眾人面面相覷,杜月笙卻神閑氣定,不慌不忙打過幾通電話后,轉身上樓聽評書去了。第二天,在上海所有報紙報道民眾大會的消息中,十條決議變成了九條。

如此操弄社會公器,實為一大罪惡。可杜月笙的弟子后來在臺灣給他作傳時,依然將此視為了不起的事跡大書特書,洋洋得意之態溢于言表。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這種高級理念要在中國落地生根,該有多么艱難。

1937年,上海淪陷,杜先赴香港,后去重慶,一直遙控指揮留守上海的老班底,配合軍統戴笠的地下工作,搶救要員,暗殺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筱庵,即死于杜月笙門生之手。抗戰中期,高宗武與陶希圣脫離汪偽政權,逃奔香港,公開揭露“汪日密約”,這就是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其背后,也有杜月笙參與謀劃。

可是,有這樣一個細節卻頗堪玩味:在重慶期間,杜月笙經常與前軍閥范紹曾等大佬賭博取樂,賭規是,每人每天至少帶法幣5萬元。這5萬元,相當于戰時60位國軍上將的月薪,或2230名在前線流血拼殺的二等兵的軍餉。

可以說,在偌大的上海灘,只要與杜月笙有交情,幾乎沒人敢說從沒接受過他的錢物饋贈。而且,杜月笙還有一個習慣,給朋友送錢時,一定要一對一,絕不讓第三者在場,以保全受錢人的面子。

杜月笙曾深度介入上海多起罷工事件,據杜的門生陸京士稱,1928年至1932年,上海工潮的十之八九,是通過杜月笙居間調停得以平息的。他做中間人,一手托兩家,全力彌合勞資分歧,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杜先生”的口碑,由此深入民間。

1930年,法商水電公司中國員工罷工,法租界巡捕當街開槍殺人,勞資矛盾極度激化。杜月笙受法國駐上海領事委托,參與和解談判。他身在資方,卻心在勞方,開出優厚的補償條款,復工草約得以順利簽訂。可是,法商公司卻臨陣賴賬,不肯支付兩千三百多人罷工期間的工資,更不肯答應月增工資四角的條件。工人群情激憤,復工眼看就要流產,這時,杜月笙“言話一句”,扭轉了局勢:“法商公司答應不下來,全部由我付了。”

為此,杜月笙足足支付了30萬大洋。

浦東高橋人向以杜月笙為傲。杜給家鄉造了23座石橋,修了醫院和小學,并且全免費。抗戰前,浦東二百余戶貧困人家,會按月到杜府支領生活費。而且在上海,如果貧苦家庭有人去世無以殮喪,就可以請杜家施送棺材衣衾。從1935年到1937年,杜月笙捐款達150萬元。他的一生捐款多少,已經沒有辦法完全統計。

他這樣花錢如流水,手面闊到令人吃驚的程度,瀟灑固然瀟灑,漂亮也固然漂亮,可實際上,他已陷入了一個怪圈而不能自覺。他一定以為,錢是洗白的武器,散出去越多,效果就越好。殊不知,這種違背常規常理的用錢方式,反而會讓人時時刻刻聯想到,他的錢來路不正。

而且,他賺得多,花得更多,實際上是個窮人。尤其自1932年起,他徹底退出暴利的煙賭兩行,收入應聲大幅下降。可是,來錢的渠道變窄了,花錢的渠道卻和原來一樣寬,他根本停不下來。因此,每到年關,對杜月笙來說,都是難過的一關,手頭沒錢打點各路人馬,他有時會急得直跳腳。1933年春節,對杜月笙來說,是最寒冷的嚴冬。傳說,他向中國銀行總裁張公權借款30萬元,被張一口回絕了。

但據章君榖先生稱,這不是事實。恰恰相反,張公權一口答應了,可其他銀行聽說杜鬧饑荒,爭先恐后表示愿意借款。經過一番商議,最后由中國、交通等四家銀行共同出資,抵押物是杜家的房產。房契被裹在一張報紙內,黏合處蓋有杜的圖章,由中國銀行代為保管。報紙里頭是不是真的有房契?沒有人拆開查驗過。也就是說,一張報紙蓋個章,就可以借出30萬元來,這一點,是讓杜月笙最為自豪的。

別人存錢,我存交情。”杜月笙向來這樣說。

這條原則,他倒是一以貫之,堅持到了最后。1951年,杜月笙病危,他當著家人的面,把朋友欠錢的借條全部燒掉了,涉及的具體金額不詳。據匆匆翻看過借條的家人回憶,其中有一張,是數十根大金條。

這樣,當杜月笙臨終前躺在病床上親口說出,他的錢只有十萬美金時,在場的人無不為之驚怔錯愕。誰也想不到,大半輩子揮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給龐大家族的遺產,居然如此之薄。這筆錢要分給4位太太和四兒三女,一個人能到手幾文呢?難怪清高如孟小冬者,也忍不住當場脫口而出:“這么一點錢,怎么活?”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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