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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旭瀾 太平雜說 走出夢話
潘旭瀾 太平雜說 走出夢話
潘旭瀾     阅读简体中文版

弘歷(乾隆)在位后期,“文治武功”的眩目外衣,包裹著官吏腐敗、國庫空虛和其它許多復雜問題。尤其是長期思想文化的極端專制主義,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貽害不會與弘歷一起進棺材。較之經過文藝復興進而開始產業革命的歐洲諸國,中國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目益落后。頤琰(嘉慶)掌權,想要在經濟和吏治方面有所改良。但他和近臣只能著眼于一些表層問題,而且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到了旻寧(道光),積弊屢甚,許多國內問題日趨激化。帝國主義也就開始公然的侵略,國勢衰頹日益暴露。一些憂國憂民之士,看出了一些痼疾,思考著改革。鴉片戰爭給了中國朝野當頭一棒。原來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進而提出培養人才,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建立近代化工業,以抵抗外國侵略。這些主張,切合時宜,影響很大。為形勢所迫和事實的教訓,清朝當局從自身的利害考慮,完全有可能半推半就,逐漸采納和實行一些維新建議的。只要官府不禁止,民間的工廠,也會自發地逐漸開辦起來。如果科技和工商業走向近代化,必然會對其它領域產生帶動和促進作用。太平軍造反,鹿死誰手,吸引了全國上下的注意,人們沒有心思去探討實行近代化的大小方案。更何況,清朝當局和太平軍雙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拼個你死我活,僅僅“師夷長技”一項。也沒有大規模實行的條件。
  生產力落后,人口壓力,官吏腐敗,鴉片流毒,財政枯竭,已經使清政府非常虛弱。連續不斷的外國侵略,損兵折將,割地賠款,喪失權益,外交問題困擾不已,更是對這個虛弱的巨人的多方面打擊。于是,太平軍僅用了兩年多時間,就從廣西桂平打到南京。從造反的角度來說,這確實是很好的時機,才會那么快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對于洪秀全、楊秀清來說,他們一門心思就是要造反成功,登上權力頂峰。至于在外國侵略頻繁的情況下造反,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會產生什么作用,會使中國在世界格局中處于什么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去冷靜想一想的。然而,從清醒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角度,冷靜地看待外患日甚的中國處境,在各種可能性之中,最不利的事是:長期、大規模的內部戰亂。當時許多人就看到這個關系中國命運的根本問題。拉開時間距離,只要沒有偏見,這一點更是清楚不過。
  太平軍“定都”南京以后,洪、楊建立一個君權與神權相結合的體制。當然,這是一個局部的占領和割據,遠非控制了全國。如果他們能攻下并控制北方的更多地方,那就必將“天京”這一套推廣,頂多作些次要的修補和調整,根本體制是不會改變的。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為,充分證明他既要當天王,又要當教主,對臣民進行君權與神權的雙重統治。他深居不出,神秘兮兮,不但是忙于“安享天福”,也是制造教主的高高在上的架勢。楊秀清既巳掌握了軍政實權,還更加抓緊“天父附身”的神權.這既是準備時機成熟時代供自立,也是為了從精神上、心理上統治部下和百姓。
  中國歷代皇帝都自稱“受命于天”。這個老調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誤,但它的欺騙性與控制力已越來越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處在于,不但“受命于天”,還要成為唯一正統宗教的教主。這宗教實際上是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對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統統稱之為“妖”,加以排斥和鎮壓。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名維護或強化君權,而是君權統治之外再加上神權統治。借迷信宣傳造反取得相當大的成功,使洪秀全更熱衷于神權統治。要是楊秀清取代洪秀全.也會繼續用“天父附身”,統治臣民心靈的。
  當歐洲經過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張揚人文主義,沖破教會枷鎖,繼而在科技領域取得重大進步,產業革命使不少國家在工業、商業、軍事、教育諸領域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在中國的洪秀全及其太平軍,卻要建立一種君權與神權結合的徹底專制主義統治,注定中國必須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君權與神權結合的徹底專制主義,必然排斥文化與科學。洪秀全不分青紅皂白,將中國歷代典籍一律斥之為“妖書”。盡毀不成,仍不甘心。統統要經他自己抓的機構刪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刪改出一部。其實他的皇權思想和享樂主義,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部分。鴉片戰爭的洋艦、洋槍、洋炮,并沒有引起他對近代工業的重視。他連南京城內都不準開店,遑論發展商業。作為連秀才也考不上的小知識者,他對有文化而未參加造反的人,抱著一種強烈的敵視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將這些人視之為“妖”而格殺勿論。他當然意識到沒有文化、日不識丁的人,更易于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統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為工具,于是進南京不久便開科考試。然而,他們的反文化、仇視知識者的作為,加上他們在外國侵略加劇之際造反,為有識之士所痛恨,即使發告示,說逃避考試的斬首無赦,應考的仍寥寥無幾。這樣的強迫應試,說明很多問題。當時有人就看出:“無讀書練達之人”是一大缺憾,“蓋天之所不與也”。這個“天”如果作客觀規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時比洪秀全更沒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識分子,于是打了天下,并且坐穩寶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心只為家天下,搞極端皇權主義,實行特務統治,大興文字獄,大殺功臣,使中國沒能得到可能的進步。進八十九世紀,在人類文明處于急速發展的歷史階段,洪秀全此種思想態度,他所占領的地盤越大,在位的時間越久,中國與近代化國家的落差必然越來越大。
  清朝政府為了與太平軍作戰,使盡了力氣,用盡了辦法。這是生死攸關的事,你死我活的搏斗。其它一切,都顧不上或雖顧而乏力了。給漢人兵權,是極其忌諱的。不得已之時,也就給了。最后。主要依靠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高文化的漢族官員,打敗了太平軍。太平軍在造反過程中,造就了石達開、李秀成等一些善于征戰的將領,可惜他們走錯了路,只能成為洪秀全的殉葬。
  1857-1860年,英、法等國,趁清政府與太平軍兩敗俱傷之際,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是盡人皆知的:火燒圓明園,洗劫北京城,簽訂了對中國更加苛酷的《北京條約》。從此,列強更將中國視為可以借機宰割的魚肉。
  1864年。太平軍失敗。四年后,它的殘部和捻軍的聯合部隊也完全被消滅。從它起事至此,歷時十八年。清皇朝穩定下來了,洋務運動也見到幾項成效,于是人們稱之為“同光中興”。從中國內部而言,這種說法是有些根據的。從世界格局來看,中國與列強的差距還在擴大,只是停止了滑坡,落差減緩而己。
  本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歷史給中國和亞洲國家提供的近代化最后機遇。日本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抓住了這最后機遇。它實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全面變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可中國呢,被內戰弄得精疲力盡,財政空虛又要給外國不斷增加賠款,不時受到列強侵凌,沒有力量實行全面近代化。加之此時正值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日益專擅和腐敗的年代,近代化未能得到應有的支持。一些學習外國技術和引進設備的努力,起起落落,成不了氣候。如果沒有長期的內戰,哪怕是內戰在幾年里結束而不是遷延十幾年,從五十年代開始推行近代化,即使進展不快,也有可能減輕內外交困的惡性循環,不致根本喪失最后的機遇。中日甲午戰爭(1894)的結局,表明抓住機遇和喪失機遇,后果是多么不同。從此以后,中國便是沒完沒了的割地、賠款,國難、國恥成了家常便飯。從物質到精神,都幾乎抬不起向前的腳步。太平軍引起的長達十幾年的內戰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斷了中國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并且使后來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車爬高山。
  幾十年來,許多歷史論著,將起于農村的造反,稱為“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一概從根本上加以肯定,說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為了印證這一先行結論,經常不能正確對待史料。總是按這把尺子,對史料進行取舍、剪裁、加工、曲解,有時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其實.農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論,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所為,還要看外部環境的不同。歷次造反,總是提出一些口號、綱領,以鼓動人們參加、支持,爭取勝利。對此,應該有分析。首先是,口號、綱領是否切中時弊,藥方開得對不對。但要注意,有些口號、綱領只是為了宣傳鼓動,一開始就有很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有些口號、綱領,起初包含幾分真實愿望,時過境遷便大部分放棄或當作破鞋子丟掉。所以,更重要的是看造反者做了些什么。反暴虐統治,反貪官污吏,反橫征暴斂,都是正義的。然而,如果造反期間或立足之后,只是換個旗號換批角色,正義性便喪失了。如果弊害甚于所反對的政權,那是雙重的罪惡。因為,百姓和社會己為你的造反付出了沉重代價,你卻給了一個更難以忍受的結果。與此相關聯的是,倡導、建立些什么。如果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百姓的安居樂業,民族的團結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反之,便是歷史前進的擋路石或地雷。農民造反的成敗,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關鍵是對待先進知識者的態度。先進的知識者,不但是文明的結晶和酵母,也是社會繁榮進步的第一動力。被稱為“農民革命”(或起義)領袖的張獻忠,以招考為名,殺盡應考者,筆墨成了小山。一代梟雄,給中國尤其是四川造成巨大創傷。如果他更陰險一些,利用知識者幫助,占領中國大部分地盤乃至全國,再來殺盡知識者,燒盡各種圖書,那將是空前的浩劫。
  幾十年來,太平軍被作為“農民革命”的范例。其實,前期領導集團和骨干,不少人是游民、富戶、典當商乃至海盜。問題不在于這些人原來的身份,不能用這種筒單化的機械論來確定它的性質和歷史作用。問題在于,它是利用宗教迷信發動起來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進思想的革命;它是為極少數人建立“地上的天國”,而不是為中國創造美好的前途,不是為廣大農民謀福祉。洪秀全等利用漢人對滿族統治和清廷腐敗的不滿,以宗教迷信為外衣、工具、武器,煽動、迷惑、欺騙一些人八伙。公開造反之后,還加上很大的威脅成分。他們所到之處,沒有逃跑或被殺掉的多數百姓被收編入太平軍,財產充公,房屋燒掉,以絕退路,隨即以洪氏教義從思想到行動嚴加約束。參加者無論愿不愿,通不通,只能成為帶著“天國”夢的過河卒。洪秀全、楊秀清是否給廣大農民利益呢,看看他們打下南京后的所作所為。便可了然。所謂“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主要是為了宣傳需要。這種農業平均主義,根本不可能真正實行。由于他們的許多具體條規制度,只能造成荒謬的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進行極其苛酷的統治與掠奪。連各級官員吃多少肉,都有明文規定,差別懸殊,這是“無處不均勻”非常生動的注釋。至于實際上的驚人落差,更是對“均勻”最刻薄的嘲弄。加上動輒“斬首不留”的恐怖統治,便導致經濟的嚴重萎縮和文明的休克。說什么推動歷史前進,實在是匪夷所思。
  不加分別地從根本上肯定“農民起義”、“農民革命”,是歷史研究一大誤區。大規模的農民造反,當然表明那時的政權或社會存在嚴重問題。然而,造反并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途徑,還可以有其它選擇。造反的代價最大,只有取得相應的補償,才應當肯定或贊美。認為無論怎么樣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進步意義,是一種背離事實、違反科學的歷史觀。根本的尺度應當是,根據其所作所為和造成的效果,帶給廣大人民福利還是苦難,促使社會文明進步還是落后倒退。
  歷史和歷史論著,是很不同而卻常被混淆的兩個概念。歷史是昨日的實有,是一切曾經存在的物質和精神及其各種形式的運動。歷史論著則是各式各樣的人,以不同的意圖,對歷史作出的描述和評價。因此,歷史與許多歷史論著相去甚遠乃至南轅北轍,人們已經見怪不怪。只有不以預設的結論和一時功利為依歸,尊重歷史,客觀、正面看待歷史。才可能有近于真實的描述和公正的評價,才可能成為各種經驗教訓的鏡子,為今天和明天提供精神滋養。尊重歷史的根本和出發點,是力求符合昨日的實況。只有尊重歷史,才可能被歷史所尊重。
  應該走出夢話,拒絕夢話。這不僅是歷史研究健康前進之必需,也是一個社會扶養正氣的要求。
 

2011-12-18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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