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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論】那些“上山下鄉”的年輕人
【周末侃論】那些“上山下鄉”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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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1962年開始的“上山下鄉”深刻地影響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50多年過去了,那些“上山下鄉”的年輕人有的成了國家領導人,有的成為了著名學者,甚至是研究知青的學者,而有的卻再也回不去了……

緒論


1962年10月,周恩來在國務院農林辦的會中提出“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萬,總有一部分要下鄉安置,要到農業上去找出路”, 會上首次把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納入國家計劃,并作為一項長期任務。從此,真正意義上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為什么要“上山下鄉”?知青研究者劉小萌指出:上山下鄉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從50年代初期起,消滅私人工商業改造成“國營”,在這個過程中,把形形色色、作坊式的小企業,以及民族資本家的大企業,全都實行國有化,導致了青年在就業、升學問題上遇到了空前困難。


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只能把這群青年送到農村去。但后來,運動性質發生了變化,1968年,在毛澤東的鼓動下,上山下鄉運動達到高潮,從此被高度政治化,“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中鍛煉自己、改造自己、培養自己”成了當時最炫目的口號。


從1962年11月至1981年11月,知青辦(原稱安置辦)系統存在了整整19年(除“文革”初期的短暫癱瘓)。正是在它的運轉下,1700多萬城鎮知識青年被下放到農村,影響了他們的一生。


52年過去了,這批上山下鄉的年輕人多半已到了花甲之年,他們有的成為了國家領導人,有的成了著名學者,有的在廣場跳廣場舞唱紅歌,有的還在為生計發愁。那些上山下鄉的年輕人,現在可好?



那些“知青”領導人



在十八大履新的國家領導人之中,有不少都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等都曾是“知青”。


從1969年初,習近平在陜北延川縣度過了長達7年的插隊生涯。習近平說,“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對此,北大的錢理群亦有類似的說法:知青這一代,有著在底層社會接受改造的特殊經歷,他們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層社會、底層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聯系,使他們比較了解中國的國情,比較重視民心與民情,這都會對他們以后的施政產生影響。正是這樣的對中國底層的了解,和對世界發展趨向的把握,使他們更加深切與強烈地感受到黨的危機。


由于他們特殊的成長經歷,錢理群特別指出:最應該警惕的是文革殘酷的斗爭中形成的“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帝王氣與流氓氣。


那些“知青”學者



1、秦暉:知青九年


秦暉回憶起他的知青生涯,仍記得林立果《571工程紀要》里的一句話,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于變相勞改”,話雖難聽,當時卻引起了很大震動。


1969年,15歲的秦暉到田林縣下鄉插隊,除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以外,還有當時的派系斗爭,這一去就是9年,直到1978年恢復高考。對于下鄉這9年,秦暉并不贊成“知青到了農村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改變了農村的面貌”這樣的說法,他認為,如果連小學,深圳讀過小學的人,都成了那個稀缺資源的話,怎么可能呢?離開了我們這些知青,地球也照樣轉的。


秦暉并不贊同“青春無悔”的說法,雖然他并沒有什么“悔”,知青9年里,秦暉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說讀書求知,那時讀書不是為了高考(當時也沒想到會恢復高考),也不是為了職業而尋求某個專門領域的發展,就是漫無目的的“愛智求真”——


從《解析幾何》到魯迅雜文,從《電工學基礎》到《1871年公社史》,從《山垅冷爛田的改良利用》到《韓非子集釋》,從《華南經濟地理》到《蘇聯的社會化農業》,從張道真的英語語法到王力的古代漢語、從縣里各部門的規劃冊子到文化館油印的《北路壯劇曲譜》,凡是能到手的書他都看著很解渴。


秦暉認為:歷數古今中外的大規模移民運動,當年那場“知青運動”應當屬于最失敗的之列。但是否定“知青運動”并不等于否定知青。他認為,苦難中的奮斗是可貴的,與苦難抗爭的過程是具有審美價值的。當年知青們為改變農村面貌而付出的實實在在的努力、他們為改善自身處境而做出的“積極表現”,和他們后來要求掌握自己的命運而發動的回城請愿運動,都是史詩般的壯舉,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2、劉小萌:從知青到寫知青


劉小萌跟秦暉一樣,也是1979年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知青之一。他與定宜莊合作的《中國知青史》,以史實全景式記錄知青史的作品,被譽為“了解當代中國的必讀書”。


每當有人問起他如何看待上山下鄉,是肯定還是應該否定時,劉小萌覺得很可笑:說得不客氣一點,實在是有些弱智。這場聲名狼藉的運動,已經被千百萬知青的社會實踐否定三十年了,已經被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遠遠拋在了身后,還能說它是正確的嗎?


在他看來,上山下鄉運動是跟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背道而馳的。因為從現代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來講,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是民主社會還是專制社會、是一個現代社會還是前現代社會,城市化都是一個基本發展進程,沒有說逆向倒退回去的。上山下鄉運動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城市中最有希望代表未來的一部分青年強制性送到農村去,這不僅跟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向悖離,且有違個人生存的價值。


同時,劉小萌還敏銳的注意到了出身給知青帶來的影響:實際上下鄉時間最短的,往往是些官二代,基本就是一兩年,然后走后門當兵,接著走后門上大學,盡享社會稀缺的資源,而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則長久留在了農村。及至文革結束后他們歷經磨難回到城市,已經身心俱疲,有的30多歲、40多歲回到城市,一技之長都沒有,從下鄉到下崗,就成為他們的宿命。


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知青”




1978年11月,一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之死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在西雙版納首府景洪,上萬名匯聚于此的知青打出了“我們要回家”的口號,并組成請愿團往昆明往北京出發,甚至喊出了“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 這場發端于云南國營農場的知青大返城風潮迅速沖擊全國各大墾區。中央和各省市對知青政策網開一面,全國知青大返城的運動在1979年春夏之交達到高潮。


但據法國學者潘鳴嘯統計,仍有八十萬知青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在當時,雖然留在農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兩條具體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國家安排過的,無論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鄉里的農配站,還是縣城的農機廠,或是某某山鄉小學,只要國家給你一份工作,給你工資,算是國家給你解決了,你就不能回來了。


還有一些知青則是因為沒有可以依靠的父母和親戚,失去了回城的時機。作家葉辛說,留守的知青從事的幾乎就是兩個職業:一個是看大門,還有一個是燒鍋爐。為什么?知青無非是當時的初中生、高中生,在當今講究學歷的時代,他們毫無競爭力,只能去燒鍋爐、看大門。


還有一群更可憐的留守知青,比如,在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還有近百位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他們有的在政治上遭到不公,有的因為返城回不去,也有不少因為感情不順而受到刺激。對他們而言,家是一個永遠回不去的地方。


結語


正如知青作家葉辛所說:知識青年好像是在火車站上等待列車的旅客,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即將乘車遠去的旅客……不同的是這個旅客還沒有買票,連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將到哪兒去旅行。他懷著急切和茫然若失的心里等著列車進站,隨時準備跳到任何一列愿意載他而行的火車上去。


他們無法抗拒政治運動的車輪,他們的命運就像斷線的風箏一樣飄散在風中。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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