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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一個退休干部對官場生態的觀察
【頭條】一個退休干部對官場生態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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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說,“當官是個苦差事”。但為什么那么多人為爭得一頂“烏紗”而絞盡腦汁,甚至鋌而走險呢?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官”有諸多令人艷羨的好處。相對于光鮮、奢侈和特權,領導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辛苦與操勞、艱難與尷尬、壓力與風險,雖然媒體時有披露,但總體上仍鮮為人知。



近年來,隨著黨和國家反腐肅風力度的加大,政界內外有關“當官難”的議論逐漸增多,“官員辭職”現象再度引起公眾關注。作為一個從政多年的退休人員,筆者愿意就此話題談點感受和看法,誠望得到同仁和專家的批評。


很多人說,“當官是個苦差事”。但為什么那么多人為爭得一頂“烏紗”而絞盡腦汁,甚至鋌而走險呢?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官”有諸多令人艷羨的好處。


——物質生活相對優裕。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薪金雖然不高,但畢竟是按照級別確定的,與普通公務員相比,差距也不算小。工作條件和福利待遇,有明文規定的,有約定俗成的,多與級別掛鉤:

機關食堂,一般要為領導設立小餐廳;

出差的宿費報銷和補助標準按照級別確定,實權部門的主要領導還可以因“工作需要”突破條文限制;

機關組織的住房“團購”,也參照福利分房的辦法,按級別排號;

“車改”、醫療、取暖等各種補助也要體現級別……

這些擺在臺面上的福利,差別畢竟有限,而某些實權派的灰黑收入,則很難估量。類似媒體曝光的億元處官、50萬鄉官的巨貪,肯定是極個別的;而握有實權,卻兩袖清風完全靠工資過日子的官員,恐怕也是鳳毛麟角;多數實權官員的生活消費水平明顯高于其工資檔次,則是不爭的事實。

在“三講”、“保先”等教育活動中,我見到的市、縣、鄉三級領導干部的對照檢查材料中,幾乎全部寫有“逢年過節接受土特產、煙酒”、“禮品沒有上交”、“偶爾接受禮金”之類的內容。另外,領導干部在公務活動中享受的乘坐專車、順道旅游、接受宴請、陪客娛樂等待遇,也足以使常人眼熱。


——社會地位相對優越。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告訴我們,任何一個人,在滿足生存的需求之后,必然產生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領導干部具有體面的社會地位,握有一定的權力,展示自我、奉獻社會的人生價值可以較好地實現,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心理需求也可以相對滿足。在“官本位”現象尚未消除的情況下,無論是腰纏萬貫的富豪,還是才高八斗的文人,在手握重權的官員面前,都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命是從;人們評價一個人的功德修養、才能業績,往往和官職大小掛鉤。一位縣級市的主要領導坦言,


“在主干線工作,操心的程度難以想象,但是,卻能夠按自己的意愿干成一些為民造福的實事。咱雖不敢奢望名垂青史,但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得到人尊重,獲得贊譽,總是令人欣慰的。另外,咱雖然官不大,但公文包有人拿,車門有人開,講話有人記,報刊上有名,電視里有影,也比較愜意。”


據筆者觀察,在縣城中,受人敬重的精英群體可以分為三個檔次。第一檔次是縣級領導;第二檔次是屈指可數的企業家、重點鄉鎮及實權部門的一把手;第三檔次是副科級以上干部、知名教師、醫生等社會名流。也可以說,在基層社會的官、商、學三界中,“官”的地位仍居首位。


——家屬親友易獲蔭庇。我出生在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間,和同學們在公社大院的大門上貼出一副對聯。上聯是“宦門子弟有官做”,下聯是“干部親屬不下田”。那時候,百姓心目中領導干部的最大特權是“老婆孩子跟著美”。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方面的情況基本沒有變化:不但領導干部的家屬子女在讀書、就業、升遷等方面可以得到程度不同的關照,某些實權派還把恩澤之露灑向旁系親屬和同學、戰友。馮軍旗在其博士論文中描述,


中縣有21個政治“大家族”(副科級以上干部超過5人)和140個政治“小家族”(副科級以上干部2—5人)。某縣委副書記的兄弟姐妹、子女女婿,甚至是姑表親屬均身居要職;凡是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子女,至少擁有一個副科級以上職務,正科級亦不鮮見;各“政治家族”之間往往以聯姻或者拜干親的方式建立聯系;干部子弟的工作會隨著單位盛衰而流動,形成“不落空”現象。


筆者曾對某地7位縣委書記的夫人任職情況進行過調查。其中,有3位任正科級職務,均為公安局政委;3位任副科級職務,一個是人事局副局長,一個是交警隊副隊長,一個是人才交流中心主任;1位任財政局副股級干部。從這幾位夫人的具體情況看,或多或少地借了丈夫的光。


相對于光鮮、奢侈和特權,領導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辛苦與操勞、艱難與尷尬、壓力與風險,雖然媒體時有披露,但總體上仍鮮為人知。


——“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和生活常態。上面千條線下邊一根針。縣鄉兩級黨政主官,即使工作目標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也很難四平八穩地上班下班,正常休息。即使偶爾躲在家里,與父母妻兒談點家長里短,腦海里也難以完全擺脫工作中的興奮事或鬧心事。況且,不期而至的“客人”或意想不到的“事件”隨時都可能使他們的家庭聚會中斷。

我認識的縣委書記中,有好幾位有這樣的習慣:天剛亮就起床(冬季6點多,夏季5點多),簡單洗漱后,不帶隨員,驅車到下邊走一圈,早飯前趕回來。農村的大田播種或田間管理是個什么狀態,縣里重點工程項目進展到什么程度,城里的背街小巷衛生狀況及鄉下的村容村貌存在什么問題,都了然于胸,解決問題的辦法也自然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了。

他們經常伏案工作到深夜。因為工作時間忙于開會、接待、談項目、聽匯報,幾天下來,文件就要堆起高高的一摞,需要開夜車處理。有時第二天要向上級領導匯報工作,或者要發表講話,需要晚上看材料。有時陪幾伙客人吃飯或觀看演出后,客人休息了,他們再回辦公室處理文件或看材料。這樣,就要經常忙到深夜。《瞭望周刊》發表的一篇采訪錄援引幾位縣委書記的話說,


“表面看我們這些人滿面紅光,其實很多人都是高血壓,仔細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睡眠不足。”


——“歪嘴和尚”的尷尬和無奈。人們常說“上邊的經是好的,都是基層這些官老爺給念歪了。”實際上,由于改革不配套、不到位,政策與法律相左、不同政策之間打架、原則要求與具體政策不協調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基層官員不得不在法律政策的邊緣上走鋼絲、搞變通。最難的工作有四項:

一是招商引資。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和相關政策,招商引資不能違背國家產業政策重復上項目,不能在土地出讓和稅收政策上亂開口子。但中西部地區一直把這項工作列為主要考核指標,并輔之以嚴厲的督查獎懲措施。結果,在很多地方,投資商不但可以享受土地零地價、稅收免二減三等優惠政策,還可以得到廠房建設或設備購置補貼資金。縣鄉官員,有的是為升遷而迎合上級,有的是在高壓緊逼之下,不得不隨波逐流。

二是征地拆遷。上級一邊強調嚴禁暴力拆遷,一邊組織城鄉建設、危房改造競賽或會戰,并一再縮短完成任務的時限,有的地方甚至由主要領導帶隊,到各縣區搞“過堂拉練”(“過堂”,過去指刑訊審判)。遇到拆遷糾紛,即使政府訴求完全合理合法,法院也往往以“內部規定”為由拒絕受理,致使對個別“釘子戶”難以實施依法強拆。上級的逼迫和多數群眾回遷要求的雙重壓力,迫使基層官員不得不采取各種拿不到臺面的辦法搞“灰黑”拆遷,留下諸多后遺癥。

三是“跑要”資金。中西部地區相當一部分市縣,主要靠國家轉移支付維持財政運行。而轉移支付資金中的相當一部分,是需要“跑”或“要”的專項資金。“跑要”上不去,不但城鄉建設進程受阻,民生困局難以破解,連政府運轉都難以為繼。“跑要”離不開一定的智謀和技巧,有時不得不違規越線。為疏通關系而吃喝請送,為取悅關鍵人物而卑躬屈膝或醉酒傷身的事例屢見不鮮。

四是維護穩定。由于依法治理的機制尚未建立起來,“行政主導、向上集權、向下施壓”的責任制、排名制、一票否決制使基層官員如履薄冰。在千方百計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還不得不采取堵截、打壓、拖延、收買等飲鴆止渴的“非規手段”控制上訪。此外,文山會海、達標競賽、考核檢查等廣受詬病的“官活”,也使基層干部疲于奔命,有苦難言。


——巨大的壓力和風險。由于全面控制型和政治壓力型的社會治理體制和領導方式仍然居于主導地位,縣鄉黨政領導,特別是“一把手”對各種公共事務都要承担無限的責任。相對而言,他們的權力卻既大又小。所謂大,是說涵蓋面寬,機動性大,也可以說“非規施政”的空間比較大。所謂小,是說各項政策法規的制定和解釋權控制在上級業務部門手中,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縣(市)在法定的權限內,無法解決,即“合法權力”相對小。要辦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會矛盾,不得不經常打政策法律的“擦邊球”,甚至不得不“闖紅燈”、“越紅線”,被媒體曝光或被查處的風險如影相隨。一位縣委書記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我們整天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像驚弓之鳥,生怕安全生產、突發事件、群體上訪等重大事故發生,被追究責任。”“表面看,我們大權在握,對治內的事情一錘定音。內心深處,我們有太多的壓力和責任、太多的苦惱、太多的困惑、太多的酸甜苦辣。”


有人說,縣鄉主官,本事少得愁死,膽子小得嚇死,心胸窄得憋死,脾氣暴得氣死,想不開得冤死,身體差得累死。據媒體披露,近年來心理醫生接納公務員患者和到機關講學的頻率越來越高,公務員心理問題


“主要表現為焦慮癥、抑郁癥、強迫癥、軀體化障礙。比如有想辭職的,有晚上睡不著的,有靜不下心考慮問題的,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不知道如何度過現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時間。”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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