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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廣東改革歲月
習仲勛廣東改革歲月
南方周末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79年6月,廣東省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習仲勛傳達了中央同意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圖為習仲勛和葉劍英、許世友、楊尚昆手挽手走進會場。 (人民出版社供圖/圖)

習仲勛一到廣東,就去毗鄰港澳的幾個縣考察調研。回來后,他在省委常委會上說,“我們不能把偷渡外逃當做敵我矛盾。香港、澳門也是我們的領土。群眾日子過不下去往那邊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


“外 交部長我不當,但我可以給你當好‘內交部長’,協助你做好統戰工作。”上世紀50年代,習仲勛初到政務院工作,周恩來總理有意讓他兼任外交部長,沒想到習仲勛堅決不接受,他甚至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就是開除我黨籍我也不干。”

這是《習仲勛畫傳》一書中最新披露的歷史細節。2014年12月9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改革開放元勛畫傳叢書》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畫傳叢書》聚焦“改革”,第一輯除《萬里畫傳》尚在送審中外,其他四位習仲勛、谷牧、任仲夷、項南的畫傳均已陸續出版。

每部畫傳都有兩三百幅圖片,六七萬文字,記錄了傳主從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的一生。“專題策劃始于2010年,第一輯推出五位人物,跟此前南方周末報道的‘改革八賢’有共通之處。未來還將出版第二輯。”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萬里是農村改革的倡導者,習仲勛是廣東改革開放開創者,谷牧則是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者和組織者,任仲夷和項南屬于地方改革先鋒。”

在12月9日舉行的出版座談會上,習仲勛之子習遠平回憶起十多年前,他曾陪同父親探望病中的原廣東省長劉田夫。在去廣州的旅途中,習仲勛對習遠平說,“改革開放不是一個人搞起來的,我在廣東能夠打開局面,也是因為身后有許多像劉田夫這樣的同志堅定支持我工作。

深圳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主任袁曉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不是習仲勛那么思想解放,廣東不會這么早對外開放,也不會建立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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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外流的群眾當作敵人”

“我父親是1978年4月5日離開北京南下主政廣東的,書里有一張照片,是我們在機場為父親送行時拍攝的。”習遠平回憶,當時父親已經65歲,作為全國政協五屆會議的特邀委員,習仲勛從河南到北京,參加了這次會議,這也標志著他16年接受審查的歲月正式結束。不久,習仲勛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南下主政廣東。4月6日,在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習仲勛表示:“北方水土養育了我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時任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回憶:“他(講話)沒有用稿,因為‘文革’以后所有領導人講話都用稿。我就覺得這位同志性格非常豪爽,廣東這樣就有希望了。”

黃靜波是習仲勛主政廣東時向中央要的第一位干部。“他本來已經安排到吉林省工作,正準備去報到,我父親一聲召喚,他就跟隨我父親來到廣東。先后担任廣東省委革委會副主任和副省長等職務,為廣東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習遠平透露,幾天前,受母親齊心委托,他剛剛參加了黃靜波的遺體告別儀式。

“父親剛到廣東,中央給他的任務是肅清‘文革’流毒、平反冤假錯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解決廣東存在的各種問題。”習遠平說,葉帥在父親臨行前語重心長地交代,“廣東毗鄰港澳,表面穩定,實際問題多多,你去之后,要根據廣東實際情況,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

事實上,習仲勛上任僅一個星期,81歲高齡的葉劍英就到廣東視察。在聽取習仲勛的工作匯報后,葉劍英以六言相贈:“深入調查研究,穩妥制定計劃,及時報告中央,按步執行實施,分清輕重緩急,注意保密安全。”

當時廣東的突出問題是偷渡外逃嚴重。1978年夏天,習遠平利用暑期去廣東看望父親,其間曾和母親一起到訪過寶安縣,也即現在的深圳。他們在粵港邊界的沙頭角看見,邊防軍帶著狼狗押送偷渡外逃群眾,景象慘烈。

習仲勛了解到的情況還要嚴重。他一到廣東,就去毗鄰港澳的幾個縣考察調研。回來后,他在省委常委會上說,“我們不能把偷渡外逃當做敵我矛盾。香港、澳門也是我們的領土。群眾日子過不下去往那邊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他還說,關鍵問題還是要發展生產,迅速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然他們今天不跑,明天還會跑。“他當時講了一些話,連參會的新華社記者都不敢記錄,生怕父親的言論惹出麻煩。”習遠平回憶。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工作帶來極大困難,在很小的房子里就擠進去一兩百人,坐都坐不下。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已超過10萬人,比上年全年總數增加了一倍。習仲勛對屬下說:“不能把外流的群眾當作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他從反思當中提出來,廣東要向中央提出來要特殊政策,要先走一步。”時任廣東順德縣委書記黎子流回憶說。

1979年中央決定在深圳等地試辦特區,“生產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偷渡外逃”風潮慢慢消減。

“現在看來,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思路,正是在反偷渡外逃過程中形成的。”習遠平認為。

2
離開廣東時,習仲勛給自己約法三章

創辦經濟特區是廣東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

1978年7月,習仲勛到寶安縣城(即后來的深圳)考察,在沙頭角鎮第一次看到“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邊繁華熱鬧,這邊荒涼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去就不回來了。習仲勛意識到,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廣東難有大發展,調整經濟的關鍵在政策。

“廣東有一個非常好的條件,就是靠近香港,方便跟香港跟西方做生意。”深圳市委黨校袁曉江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外廣東的華僑占全國華僑的三分之二,如果說華僑回來投資,牽一些線,搞貿易都非常方便。當時國家計劃經濟管得很嚴,所以他提出來‘要松綁’,廣東要有更大的自主權。”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勛在主持討論時,鄭重提出了請中央給廣東放權的要求:“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會議期間,習仲勛還專門向鄧小平匯報在深圳、珠海和汕頭準備建設“貿易合作區”的設想。習仲勛說究竟叫什么名字一時還定不下來,大家認為叫“出口加工區”與臺灣的叫法雷同,叫“自由貿易區”又怕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鄧小平對習仲勛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批轉了50號文件,標志著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起航。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50號文件起草人之一的李灝,在《習仲勛畫傳》中回憶:“我們工作組來的時候,習仲勛同志親自到火車站去接。50號文件的制定,跟習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在工作會議上慷慨陳詞、要求放手讓廣東省去做是分不開的。”

當時非議不少。有人指責,廣東清遠國營企業實行承包制,給職工發放獎金,搞物質刺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習仲勛到清遠實地考察后,大膽在全省推廣清遠經驗,使廣東工業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那時大家都不敢這樣做。”深圳市委黨校袁曉江教授說。

1980年11月,中央決定習仲勛調回北京工作。習仲勛總共在廣東工作了兩年零八個月。在袁曉江看來,從習仲勛一生的貢獻來看,一個是抗戰初期幫助建立陜甘寧“政治特區”,紅軍到陜北時如果沒這個革命根據地,連落腳地都沒有;另一貢獻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建立“經濟特區”,在廣東“殺開一條血路”。

離開廣東前夕,習仲勛特意對自己約法三章。“第一是一次交班,因為中央曾考慮讓我父親再兼任一段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我父親沒有同意;二是不干預廣東的工作;三是五年內不去廣東。為什么呢?就是為了讓任仲夷、梁靈光等同志放手去干。”習遠平回憶。

從此,廣東省由另一位改革者任仲夷接棒。

3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

原廣州市長黎子流在習仲勛和任仲夷手下都工作過。上世紀80年代初,從中央到地方都三令五申抵制魚骨天線、“香港電視”。緊鄰廣州的順德,卻在縣委內部通過了“關于可以收看香港電視的決議”,并相互口頭傳達。黎子流正是當時的順德縣委書記。

任仲夷到順德視察,專門與黎子流談及香港電視問題。“他問了我一個問題,假如大家都收看香港電視,那么內地的國家新聞、國家大事不就沒有人知道了?”黎子流在座談會上回憶,“我說現在科技那么發達,能不能夠既收看內地的電視,又有選擇地看香港的電視呢?”他想出的解決方案是架設公共天線,由我們來控制哪些重要時刻應該收看內地電視,“一機兩看,有所借鑒、有所抵制。”

任仲夷贊同黎子流的做法,在他主政期間,廣東對自上而下的拆除魚骨天線指令,采取了“一只眼開、一只眼閉”的態度。“任仲夷的貢獻就是在過去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推動了廣東的發展。”袁曉江認為,習仲勛和任仲夷在廣東時間都不長,“但他們的貢獻是一種歷史轉折時期的關鍵作為。”

胡耀邦很支持廣東試辦經濟特區。據《作家文摘》披露,任仲夷赴任前,胡耀邦以成都武侯祠前的一副對聯相贈:“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粵要深思。”胡耀邦將原先的“蜀”字改成了“粵”字,期望他們能審時度勢,通權達變。

廣東初試改革之際,幾位改革先鋒多有配合。習遠平記得,“為了盡快在廣東推開聯產承包責任制,父親當時曾讓我母親和黃靜波同志一起到安徽合肥,看望當時担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伯伯,向他取經,因為安徽是全國最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省份之一。”

12月9日座談會上,萬里之子萬伯翱剛一落座就開始翻看《習仲勛畫傳》,后來還專門請坐在身旁的習遠平在書上簽字,兩人互動熱絡。

座談會上,習遠平還透露,習仲勛與谷牧交情也非同尋常,“我記得在1997年(香港)回歸慶典上,兩個老人見了面,還互相拿著拐棍來了幾個招式,雖然谷牧叔叔比我父親小一歲,但見面還是叫他谷二哥。”

關于五本畫傳的作者,《任仲夷畫傳》由其秘書李次巖撰寫,谷牧之子劉會遠負責撰寫《谷牧畫傳》,執導文獻紀錄片《習仲勛》的央視導演夏蒙主持撰寫了《習仲勛畫傳》和《項南畫傳》。張振明介紹,書稿完成后先征求家屬意見,并報送中央有關專業部門審稿。

《項南畫傳》、《習仲勛畫傳》增加了許多原創性的史料。兩本書的作者之一央視導演夏蒙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做紀錄片的時候積累了很多口述歷史,加進去是為了增加書的生動性和可讀性。”

至于《習仲勛畫傳》中許多未被民眾關注的照片,“其實在去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習仲勛畫冊》里就有收錄,但是因為這個畫冊發行量相對小,別人沒有見過。”夏蒙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每本書照片的來源不盡相同,有的是親屬提供的,有的是黨史研究部門或者文獻部門珍藏的,還有一些是親屬和身邊工作同志保存的。”

夏蒙在制作習仲勛紀錄片的時候,還借鑒了一些當年中央新影拍攝的素材,制作成了照片放在書中:“比如,1955年習仲勛宣讀授銜命令的照片,還有一張是習仲勛在窯洞前面的一張照片,像這樣的照片還有好幾幅,都是從電影膠片里面用數字技術還原的。”

“過去我們沒有做過六七萬字的傳記,傳記動輒就是四五十萬字。”本套叢書特約編審葉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套書屬于普及類型,目的是讓讀者在幾萬字的篇幅里看出一個人最精彩的地方。”

對于父輩親身經歷和參與的改革開放歷史,習遠平說:“當時的歲月,我們就叫激情燃燒的歲月。”

(譚暢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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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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