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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梁鴻:四年后再看梁莊,我越來越悲觀
【頭條】梁鴻:四年后再看梁莊,我越來越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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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生活本身的人來說,他是在不斷經歷的,每天他都在累積,所以他的悲觀被藏得很深,但不是說沒有,而是被隱藏到自己心靈的最底層、最深層。所以我在書里有一句話說“只能用堅強來對付軟弱”。

共識君提醒您——


  梁鴻:文學博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鄉土文學與鄉土中國關系研究。代表作《中國在梁莊》榮獲多項圖書大獎。2013年著有新作《出梁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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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旁觀者,看到梁莊的支離破碎會特別悲觀


  共識網李騰騰:我聽出來老師對農村在精神方面應該是悲觀的?


  梁鴻:這種悲觀其實也是一種外部視野的關照。我們一定要清楚的是我們在看鄉村的時候,沒有辦法逃避外部視野,因為我是作為一個旁觀者回去的,看到這種生活的支離破碎會覺得特別悲觀。但就生活本身的人來說,他是在不斷經歷的,每天他都在累積,所以他的悲觀被藏得很深,但不是說沒有,而是被隱藏到自己心靈的最底層、最深層。他很難每一天都這樣悲傷,因為這樣悲傷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我在書里有一句話說"只能用堅強來對付軟弱"。


  我覺得就精神層面而言,其實沒有說悲傷到大家都難以生活,除非是哪一個人突然去世了,這種大的悲傷,或者哪一個人突然生大病了。比如說小病小災每天都在應付,就像我的五奶奶一樣,得了肺氣腫,她的孫子趕緊帶她去上街看。自然地應付這種無常的生命狀態,所以也沒有特別的悲觀。


  我們從外觀來看梁莊不是一個豐滿的狀態,豐滿的狀態應該包含人的存在。村莊的完整形態應該像一個家的建構,比如說一個家庭里每天都有人來人往,你會發現這個家庭氣氛特別粘稠。但是如果家庭環境不太好的話,你會發現每個家庭成員都非常蕭瑟,房屋也是蕭瑟的。


實際上村莊就是一個房屋,里面成員的活潑度代表了這個村莊的生機程度,所以梁莊有種蕭條在里面的,無論作為一個回家探親的人,還是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這里的人,對此都是有感觸的。


  習慣了用固化的眼光看待農村和農民


  共識網李騰騰:我們總是用一種固化了的眼光去看待農村和農民,比如我們覺得農民是愚昧的,農村是頹廢的,與之相關的就是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二元對立,為什么會有這樣固化了的認識?這樣的固化從什么時候開始,到今天有沒有改變?


  梁鴻:"農民"這個詞從歷史上看是很久遠的。古代的詩詞傳統里,"農民"是非常少的,他就是普通到可以被忽略掉的分子,只有當農民起義的時候,當他成為英雄的時候,他才可能被記述下來。所以作為一個普通農民的個體存在始終是處于被壓抑的狀態或者是未被敘事的狀態。


  到了近代以來,從魯迅一代開始,"農民"第一次作為主體形象被放置在文化空間里面,他可能是比較重要的文化形象或者說思想形象,不管是哀其不幸、還是怒其不爭,總之他是作為一個主體狀態出現在我們的敘事里面。


到了毛澤東時代,你會發現"人民"一詞突然變得非常重要,人民中最重要的組成就是工人農民,尤其是農民,農民作為革命主體,作為翻身做主人的主體出現在中國的政治空間里面。


  "農民"那種特別光輝的形象雖然能夠第一次出現在我們的敘事里面,但建國之后,城鄉二元的對立結構慢慢形成,農民形象又一次發生了質的轉換。比如1951-1959年之間,國務院連發了九道政令,防止農民盲目流動到城市,所以后來才有"盲流"之說。這種通過政策來界定農民的位置,農民的身份,農民的形象,非常少見,但因此非常清晰地形成了一個界限。


  少年時代,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接受最多的就是一定要離開農村。只有逃離了農村,成為商品糧,才可能過上更好的生活。這種思維來自于哪里?這是一個長期被塑造的過程。通過政策、具體的生活狀態塑造出來的總體意識,這個總體意識又投射在了每個人的心里。


比如小時候,我第一次到縣城是在初中的時候,一到縣城就完全懵掉了,就覺得那是一個光鮮的世界,而這時我又碰到我的小表哥,騎著自行車,后面帶著他的女朋友,人家根本不理我,"嗖"一下子從我面前走過。我想他不理我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帶著他女朋友,他不好意思有這樣一個土氣的鄉下表妹,當然他也許根本沒有認出來我。


但是不管怎么樣,一剎那,階層之感、環境差別之大的那種感覺就呈現出來了,它在你面前非常清晰的呈現出來了。這種塑造是一個極其難忘的塑造,這實際上也可以說是社會總體意識的塑造過程。


  面對衰敗狀態的農村,鄉村建設能做什么


  共識網李騰騰:老師曾經說過鄉村建設是一個偽命題,能具體說一下嗎?


  梁鴻:這句話有一個前提,當我們在說鄉村建設的時候,我們總是覺得鄉村已經沒有了,它已經屬于一個過去的存在物了,或者說鄉村已經被作為一個沒有現實存在價值的組織來看待了,在這個層面來說。


  今天我們在判斷鄉村在中國城鎮化發展中的位置的時候要非常謹慎,因為現在的城鎮化運動,要毀棄大量的鄉村。我說過一句話:"越是高速發展的時代越是要非常謹慎,因為它越是要很快的摧毀一些東西",因為不摧毀你怎么來建立呢?


這個時候我們要對摧毀的東西持一個特別謹慎的態度,就像今天的鄉村。為什么鄉村一定要被拆除,我們從理論來判斷會說鄉村是前現代的,是農業的,是占耕地的,是一個比較落后的一種存在狀態,有一種比較傳統的熟人社會的關系。只有把他們重新建構起來以后才能成為現代文明的一分子,才能更好的融入到現代城市的發展中,這樣我們的國家才有可能更快的發展。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判斷。但這個判斷有一個前提就是鄉村已經屬于過去,它是一個累贅,是一個歷史的障礙物。


  為什么?這時候恰恰需要學者去思考,恰恰需要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去調研。如果說有些村莊確實非常小,人又沒了,它也許沒了就沒了。但如果有些村莊還有很好的歷史、生態、山川資源,它是否可以成為一個也能夠承載現代發展的地方?鄉村仍然保持著某種形態,這種形態的背后包含著我們古老的文化結構,這個結構里面還包含著我們的道德屬性、倫理屬性等,你把它拆了,這東西都沒有了,我們就變成懸空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鄉村及背后所包含的那一整套的價值體系可能還值得我們重新推敲。反過來再說鄉村建設,我覺得一方面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處于衰敗狀態的鄉村的實際形態,而不是完全沒有的鄉村形態。在這個意義上鄉村建設又能做些什么。同時我覺得今天的鄉村建設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改良,并不是完全摧毀式的重新建構,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這也是不科學的,最起碼我是不贊同的。


  還有一點,鄉村建設也是多個方向的,前段時間歐寧的"碧山計劃"爭論非常大,有記者采訪我,我的觀點非常鮮明,就是,如果今天我們一定要重新建構鄉村或者說我們一定要發展鄉村的話,得允許各種各樣的鄉村建設者,比如像歐寧這樣的人,他就是一個藝術家,他就是希望能夠建一個具有個性的鄉村,同時他就希望發展他自己。他現在在碧山已經定居了,有一天他也會成為碧山的新村民,這難道不是一個鄉村新的因子嗎?他同時也作為一個文明的新因子,再過十年二十年以后他就是那一部分了。


為什么碧山不能成為一個新的鄉村形態呢?這個形態里面包含著藝術家,包含著這些有知識的人,他們來來去去,都會對原住民產生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在經濟上沒那么直接,但最起碼精神上它有這個向度在,這也不失為一種方式。


當然也包含比如說溫鐵軍、李昌平老師他們,我覺得應該允許各種各樣的建設者來做實驗,這樣我們的鄉村才具有各種可能性,它才有活力,哪怕最后失敗,它總昭示著我們的生活還有另外的可能性。


  如果沒有一個人去做實驗,沒有一個人去按照某種狀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鄉村就真的完了。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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