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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旭瀾 太平雜說 誰利用誰
潘旭瀾 太平雜說 誰利用誰
潘旭瀾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很長時間里,有許多論著,將太平軍天王洪秀全與東王楊秀清的內訌,叫做楊韋內訌或楊韋事件。又硬套什么“階級分析”的辦法,將這場最高權力爭奪說成是階級斗爭。韋昌輝是混進農民革命隊伍的地主階級分子,由于個人野心膨脹而進行這場政變,要奪取農民革命的最高領導權。八十年代以來,這種階級斗爭說似乎日漸閃爍其詞不那么理直氣壯、不客置疑了。但仍多將這場內訌的主要責任,歸罪于韋昌輝。說是韋昌輝為了奪取楊秀清所掌握的實權,利用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的矛盾,殺了楊秀清及其部下兩萬余人,給太平軍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害。這種說法,仍然是為尊者諱,為“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開脫對內訌應負的主要責任。
  關鍵之點在于:到底是誰利用誰?是洪秀全利用韋昌輝,還是韋昌輝利用洪秀全、楊秀清的矛盾?
  為了說清這個問題,不妨對韋昌輝從參與造反到內訌再到最后被殺的一些有關情況,大略地做些介紹和剖析。況且,從太平軍的興亡來看,這個人也是值得說說的。
  韋昌輝在太平軍準備造反時,貢獻極大。他家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田產頗多而且開典當,相當富裕。楊秀清、洪秀全、馮云山策劃造反時先后在他家住過,并且成了集齊會眾編立營伍(“團營”)指揮部。正式宣布造反也在韋家飼堂。事前,他已決心將全部家產供造反之用,并且以制造農具為名,開爐打鐵,準備了大量武器。如果沒有他的全力參與,造反必然會推遲,起事地點也不會是金田村。他不僅為造反提供了各方面物質條件,而且作為富戶而“不惜家產”,也給后來者樹立了榜樣。從清朝官府直至皇帝,都曾誤將他作為“賊首”、“逆首”,就可以明白他在準備造反時所起的作用。
  韋昌輝如此置身家性命于不顧,一個主要動因是想報仇雪恥。因為他家雖富,但究竟只是新發的財主,又由于是外來戶,在當地沒有根底和勢力,不免時常受氣乃至被欺凌。他想通過科舉求得功名,提高社會地位和勢力,但兩次應縣試都落第。于是捐了個監生,如同后來的出錢買文憑,作為入仕的一種出身。但他卻掛匾自稱“登仕郎”,被一個秀才告發,官府以“僭妄”的罪名抓了韋家的人,罚銀子三百兩了結。銀子事小,面子事大。從此抬不起頭,如何咽下這口氣?于是,在馮云山勸說下,參加拜上帝會。馮云山爭取他入伙有很深的用意,而他自己則是想以此來和欺凌過他的鄉人抗衡。一入了拜上帝會,就身不由己了。經過洪秀全等人不斷以迷信蠱惑、引誘、恐嚇,終于橫下一條心,參與策劃造反。希望在造反成功之時,不但報仇雪恥,而且揚眉吐氣,享不盡富貴榮華。
  造反果然獲得較大成功。太平軍占領南京時,由于西王蕭朝貴、南王馮云山已死,韋昌輝自然遞升為第三號人物。本應功高權重,八面威風,生殺予奪,隨心所欲。不料,事實卻給他開了個嚴酷的玩笑。洪秀全再也不像醞釀造反時那樣可親近了,而是比歷代一般皇帝更高高在上,連見個面都不客易。實權在手的楊秀清,則給他越來越大的威壓。為了求得庇護,他要在洪秀全面前甜言蜜語曲意逢迎。為了免于受到更大的打擊和迫害,他又得處處誠惶誠恐地拍楊秀清馬屁。尤其是對楊秀清,“輿至則扶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不知此。”’哪里是兄弟相稱的第二三號人物,簡直像奴才之對待主子。由于他在洪、楊矛盾時“掏漿糊”,企圖兩面討好,楊便越是要打擊他。他哥哥與楊秀清小老婆之兄爭房子,楊便借這種小事作文章,要嚴懲他哥哥,而又交他處置。這種打擊,既挖空心思又欺人太甚。他如果將哥哥殺了,已很不合情理,但還可以說是屈從于楊的權勢,不得不如此。不料,他竟將哥哥五馬分尸,還說不如此“不足以警眾”。還有更不可思議的事:他的部屬張子朋因任意毆打水兵,激起水營鬧事。楊秀清追究責任,賬算到他頭上,將他打數百杖,以至打完站不起來。如果楊看在同事分上,完全用不著將賬算到他頭上。退一步說,要算到他頭上,也可以用較不傷面子的處理,不必采取這種極其侮辱、極其刺激的方武。但楊秀清偏偏要這么辦。他的裨將替他抱不平,說以后還有什么臉面!他竟回答說這種處理并無不公,甚至殺了這個裨將“以謝秀清”。凡此種種,比起當年因掛匾被罚銀子三百兩,所激發的復仇心理,不知要強烈多少倍!
  曾在楊秀清身邊的天宮又副承相曾釗揚,向人說:“北王陰惡而殘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測。”楊秀清的堂弟楊輔清也認為,韋昌輝對楊秀清“怨諼日漾,難將作矣。”為曾國藩收集敵情的張德堅也看出:“昌輝位下楊賊一等,其奸詐相似,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故楊賊加意防范……楊賦與昌輝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曾釗揚、楊輔清的看法,必然直接或間接反映給楊秀清。張德堅說的“故楊賊加意防范”,也有充分事實根據。本來,韋昌輝和石達開都是輔佐楊秀清主持軍政事務的。稍后,石達開經常被派到外地指揮作戰,韋在楊手下負責傳令轉稟,楊恐他從中做手腳,就以“他勞心甚”這種很可笑的理由,將石召回南京以分其權。內訌之前,楊又將他派到江西去督師,以削弱他在南京的作用,使他無法在權力中樞有所作為。
  楊秀清逼洪秀全親自到東王府封自己為萬歲,是公開篡位的彩排,兩人矛盾已經接近頂點而且無法緩解。洪秀全必然將韋昌輝作為反篡位的頭號人選。因為他是洪、楊之外地位最高的元勛,卻受楊凌轢最慘,對楊仇恨最深。另一方面,他在洪面前總是表現出十分忠誠體貼。小到洪自說袍服多得穿不完時,他還要求洪時時多做袍服;大到楊借天父名義要杖責洪時,他跪下求情,表示愿代為受杖。如此等等,故洪認為他“愛兄心誠”。就韋自身的品性來看,他有極強的報復心理,當初為了報復被欺負羞辱,不惜“毀家紓難”,現在向楊復仇的火焰,更是到了有合適機會必定猛烈噴發的地步。而且,他心狠手辣,讓他去殺楊及其親信黨羽,決不會溫良恭儉讓的。萬一出現意外情況,比如殺楊不成或殺楊后事態惡化,也盡可讓他承担責任甚至將他拋出。別的人,誰也沒有他這么合適。在南京的天宮正丞相陳承镕,他手下無兵,而且地位、資望都控制不了局面。奉詔先到南京來保衛天王府的燕王秦日綱吧,有勇無謀,在南京沒有多少親信,又不能服眾,担當不了這重任。所以,這兩人都不能主持執行而只能協助。翼王石達開是最有資望與能力的,但他一向有自己的看法與主張,不會做洪的馴服工具,不會同意將楊親信黨羽斬盡殺絕。更何況,由石來執行殺楊任務之后,對石就難以控制,成為新的心腹之患。所以,非但決不能用,最好有可能時也一并殺掉或剝奪其權力,消除潛在對手。于是,洪秀全及其身邊親信,不用多做分析考慮,便必然選擇韋昌輝。
  韋昌輝奉洪秀全密詔。從南昌趕回南京,帶領親信三千余人,殺了楊秀清,血洗東王府。隨后又在與洪合演的雙簧中,將南京城里的楊秀清親信六千余人屠殺于天王府前。兩個月里總共殺了文武官兵兩萬余人。石達開從武昌趕回,指責大屠殺,想穩定軍心民心。韋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竟要殺石,使石不得不連夜吊城出走。韋一面派秦日綱、陳承镕率軍追捕石,一面馬上殺了石全家。秦、陳與楊秀清有大仇,奉詔助韋殺楊,正合私愿,求之不得。但他們二人,與石素無仇恨,且明知石既有兵權又很得軍心民心,如無洪密詔,是不敢也不會率軍追捕石的。不然,無論追捕結果如何,一旦洪主動或被迫追究此事,罪不容誅。后來,石率領大軍要回南京靖難,洪在下詔誅韋之后不久,順便將秦、陳也殺了。此舉既為了安撫,使石休兵,同時也是為了滅口。
  有一種記載,說是韋認為石藏匿于天王府,向洪索之不得,而率兵圍攻天王府,引起沖突,韋兵敗而后被捕獲伏誅。后來一些論著,想必為了開脫洪。將內訌尤其是大屠殺罪貴全加于韋,說明“階級敢人”趁機破壞“革命”,也采用此種資料。其實這項資料從情理上說,完全不可信。洪對石疑忌,想將石一并除掉,前面已說過。就不重復。這里想著重指出兩點,如果韋懷疑石藏匿于天王府,怎會派秦、陳率兵追捕?怎會為防止石利用大報恩寺塔攻城而毀了它?
  1856年的洪、楊內訌,直接爆發的近因是楊秀清逼封萬歲,要做并列天王,要篡位,引起洪秀全不顧一切地進行反擊。選擇誰來殺楊,設計在天王府前殺盡楊的親信,讓自己的親信秦日綱、陳承镕去追捕石達開,當石率大軍靖難時,又將韋、秦、陳殺了,都是洪秀全一手導演的。如果要說利用,那是洪、韋互相利用,根本上還是洪利用韋。韋利用洪提供的機會殺了楊報了仇,洪則利用韋來保住寶座。洪與韋之間,洪處于主導地位。韋報復的機會是洪為自身利益才提供的,到韋不利于他的寶座穩定時,便將韋殺了,而且將一切責任、罪過都推到韋身上,讓韋死后還長期替他背著惡名。
  洪、楊內訌,的確給太平軍直接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損失。兩萬余名在南京的骨干,在內訌中被殺,造成了許多權力機構的真空或半真空。同時,洪、揚等人造反時的種種政治、宗教宣傳,諸如“天下男女,盡是兄弟姐妹”;“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是上帝的第二子,真天命的萬國獨一真主;楊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不時上帝附身,代天父說話;韋昌輝是上帝第六子,“恭膺帝命,同扶真主”……這些為了造反和掌權需要而編織起來的神話,在最高寶座的爭奪中,在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中,或者自行破滅,或者打上巨大的問號。于是,產生信仰危機,人心渙散。官兵各打各的算盤。沒有被洪秀全假他人之手殺掉的石達開,回南京挽救了危局,但不久就被洪氏兄弟逼走。雖然陳玉成、李秀成繼起苦苦支撐了幾年,太平軍終于徹底失敗。這結局來得這么快,直接肇始于洪、楊內訌。
  韋昌輝參加拜上帝會,是彼此想利用對方。然而,小算盤畢竟算不過大算盤。拜上帝會就因為韋昌輝家財富厚而又一心復仇雪恥,是很理想的發展對象,才找上門來做他工作的。所以,主動的一方是拜上帝會。更根本之點還在于,是他參加拜上帝會,而不是拜上帝會請他出山做首領,這便決定了互相利用的主從關系。于是,他必然要參加造反。于是,他就將身家性命包括富厚的家財無保留地被洪秀全所用。他個人的一切包括復仇雪恥的愿望。就融化在造反的狂飚里了。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洪秀全利用了他。太平軍攻占南京以后,他在楊秀清手下備受十百倍于造反前的凌轢,忍受極大的屈辱以求生存和報仇,是他品性在不同情勢下的發展。太平軍和曾國藩兩方面都有人說他奸詐、陰險、居心叵測,恰恰說明他的心計不深。不然,就不會被兩方面的人都看出來。以他的智能,在楊的赤裸裸的猜忌、威壓下,他也只能做到別人看得出的“奸詐”。他奉洪之命殺楊及楊的親信,如果從維護洪氏寶座來看,是誅滅謀反權奸及其亂黨,不但名正言順、無可非議,而且厥功至偉。如果從太平軍的角度去權衡功過,殺盡楊的親信黨羽,大傷元氣。全局動蕩。是一個大罪過,但這也是奉旨行事,主要罪責在洪秀全。后來,洪懾于石達開的靖難大軍,又將他殺了,將首級送到安徽寧國使石休兵。就這樣,他最后成為洪的犧牲品、替罪羊。1859年,洪為了進一步掩蓋內訌真相,推卸責任,籠絡人心,將楊秀清被殺之日定為“東王升天節”,正式為之恢復名譽。至此,完全可以說,洪看準他向楊復仇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直到他的生命和身后聲名。洪既借他消滅了巳顯露的篡位者,也消滅了他心目中潛在的篡位者,還用他的首級、尸體、“北奸”的罪名,作為掩蓋自己丑惡靈魂和血腥雙手的幕布,以維護“獨一真主”的神像。幾十年來的許多歷史論著,想方設法回護洪秀全,將韋昌輝說成內訌的主角,或違背洪旨意、陰謀破壞的階級敵人,從而是危害太平軍“革命事業”的頭號大罪人,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從前面所說看來,這是張冠李戴,根本錯位的論斷。
  洪、楊領導的太平軍,占領并“定都”南京后,隨著北伐、西征的相繼失敗,只能是對中國東南部分地區的軍事割據。洪、楊在割據地區尤其是南京所實施的極端政策,既是歷史的倒退,更是對文明進步的背逆。作為兩個最高領導人,他們主要關心點。一個是“安尊天福”,一個是奪取寶座。這樣的軍事割據,如果不在根本上改弦更張,存在愈久,對中國便愈不利。但是,只要洪、楊任何一人在位,便不會有根本上的改弦更張。他們倆人之間的爭奪寶座,完全出于個人統治與占有欲望,談不上革命與******、進步與落后的斗爭。韋昌輝卷入這種斗爭,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的驅動。他殺死了太平軍大批人員及婦孺。是一種反人道主義行為,然而主謀是洪秀全。客觀效果上,促使太平軍提早消亡,對中國重新統一倒是有利的——這也主要應當歸“功”于洪秀全。韋昌輝不過是被利用者。
  韋昌輝為向鄉人報仇而參加拜上帝會和造反,為向楊秀清報仇而血洗東王府和將楊部下集體屠殺,實質上都是被洪秀全所利用。洪利用他的復仇愿望。實現了“金田起義”和消滅篡位者的目的。當洪為了維護自己的寶座和神像時,又將他殺了,并且痛加譴責,讓他身敗名裂。當初的你兄我弟,“共條肚腸”,“愛兄心誠”,最后就落得如此結局。作為一個被利用者。他是可悲的。
  韋昌輝確實是非常殘思,沒有人道,令人憎恨。但最后有個情節,頗可尋味。洪秀全將韋五馬分尸之后,首級送去給石達開看不說,還將他的尸體寸磔,割成二寸左右的許多小塊,掛在各處欄柵,標上“北奸肉,只準看不許取”的字樣。雖然,這比將一些“違反天條”的部下“點天燈”——活活燒死,不見得更殘酷。只是,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在諉罪于人,轉移軍民大眾注意力方面,還是費了些苦心。這苦心并沒有白費。在當時,可以蒙蔽一些頭腦單純的軍民;在后來,又可供存心美化“農民革命領袖”的人曲為之辯。不過,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人品的若干層面。
 

2011-12-1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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