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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波特:圣誕節憶舊
卡波特:圣誕節憶舊
槽邊往事     阅读简体中文版

金.凱瑞在電影《月亮上的男人》中,曾經表演過安迪.考夫曼的一段軼事---在臺上念完了一整本書。我清楚地知道,一篇網文的內容應該控制在1000字以內,最好分成四到五段,段與段之間空一行,否則讀者會看不下去。但是,今天是圣誕節,美好的日子。所以,我在這里張貼卡波特的《圣誕節憶舊》全文。卡波特以小說《蒂梵尼的早餐》和《冷血》著稱于世,有著光鮮的生活,穿梭于上流社會,擁有記者和作家的頭銜。但是,在很多年前,他還是個小朋友的時候,擁有過許多酸楚而溫暖的回憶。以至于后來他一再回憶當年的圣誕節,這些文字的合集就是《圣誕節憶舊集》。


圣誕節憶舊


by 卡波特


想象一下十一月底的一個早晨。二十多年前冬天來臨的一個早晨。設想邊遠小鎮上一座四散延伸的老房子里的廚房。黑色的大火爐是這個廚房的一大標志,但廚房里還有張大圓桌,壁爐前放著兩把搖椅。今天壁爐發出季節到來的呼叫。


一個白頭發剪得很短的婦人站在廚房的窗前。網球鞋,夏天穿的印花布裙外罩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她個頭很小,精神飽滿,像只矮腳母雞;但由于小時候的一場病,她的肩膀有點佝僂,怪可憐的。她的臉很獨特——和林肯的臉不無相像,一樣因風吹日曬而略顯粗糙,但很精致,骨肉停勻;眼睛像雪利酒一樣的色澤,怯生生的。“哦,老天,”她大聲說,呵出來的氣煙霧般彌漫在窗玻璃上,“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


她對誰說話呢?我。那時我七歲,她六十多了。我們是表親,很遠的表親。從我記事起,我們倆就住在一起。房子里住著別的人,就是一些親戚。他們有權對我們發號施令,還常常把我們弄哭,但大體上我們倆不太在意他們。我們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為了紀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個巴迪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死了,當時她還是個孩子呢。她現在也還是個孩子。


“我沒起床就知道,”她從窗邊轉過來,眼中閃動著興奮,意味深長。“教堂的鈴聲又冷冽又清楚。鳥兒也不唱了,它們都飛到暖和的地方去了。肯定是的。哎,巴迪,別吃餅干了,去推我們的小推車。幫我把帽子找出來。我們要烤三十個水果蛋糕呢。”


一直都是這樣:十一月一個早晨到來,我的朋友仿佛代表官方,宣布這年圣誕季的到來。對節日的想象使她精神振奮,心中的火焰因為圣誕季來了而燃燒:“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去推我們的小推車。幫我把帽子找出來。”


帽子找到了,一頂寬邊草帽,裝飾著天鵝絨做的玫瑰,因為在戶外帶而褪色了:它以前屬于一個滿時髦的親戚。我們一起推那輛小推車,一輛破舊的嬰兒車。我們把它推出花園,推進山核桃樹叢。這推車是我的,就是說,我出生時人家買給我的。它由柳條編織成,不過柳條都松散了,推車的輪子搖搖晃晃像醉鬼的腳。但這輛推車可是個可靠的伙伴:春天,我們推它到樹林里,裝上花啊草啊羊齒植物,回來放進陽臺上那些陶罐里;夏天,我們在推車里堆放野餐用具和甘蔗做的釣魚竿,推到小溪邊去;冬天它也能派上用場:從院子里裝柴火拖到廚房;當奎尼的暖床:奎尼是我們養的橙色白色斑駁的小花獵犬。它得過犬熱病,還被響尾蛇咬過兩次,都挺過去活下來了。現在它就在推車旁邊小跑著呢。


三小時后,我們回到廚房,推回來堆滿一車的風吹落的山核桃。撿這些山核桃可把我們累得腰酸背痛:在落滿冰霜的草叢里,要找出潛藏其中的它們很不容易(大多數果實都被果園主人搖下來賣掉了,我們可不是果園主人)。咔咔嚓嚓!核桃殼敲碎發出輕輕雷擊般的響聲,嘎吱嘎吱聽起來很歡快。象牙光澤的山核桃肉散發出甜美的香氣,油滋滋的,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座小山。奎尼求我們給它點嘗嘗,我的朋友就時不時偷偷給它一丁點,但我們倆是絕對不可以吃的。“我們可不行,巴迪。我們要是一吃,就肯定停不了。這些山核桃還不見得夠做三十個水果蛋糕呢。”廚房漸漸暗了下來。夜色把窗玻璃變成了一面鏡子:我們在爐邊火光中敲碎核桃殼時,窗玻璃上我們的影子和升起的月亮交織在一起。最后,明月高照,我們終于把最后一顆山核桃的殼丟進壁爐,都松了口氣,看著它燒掉。推車空了,碗卻滿滿的。


我們吃了晚飯(冷餅干,火腿,黑莓醬),討論明天的事。明天,我最喜歡的事就開始了:大采購。櫻桃,柑橘,姜,香草,夏威夷的罐頭鳳梨,橘皮,葡萄干,栗子,還有威士忌,對了,還有大量的面粉和黃油,許多雞蛋,香料和調味料:哇,我們得找匹小馬駒來把推車拉回家才行。


但采購前,有個錢的問題。我們倆都沒錢。除了家里人偶爾給點零花錢(給我們一角錢鎳幣他們就認為是給了筆大錢),或者我們自己干各種活兒賺錢:賣捐贈品,賣成桶采來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醬,蘋果凍,桃酺,采摘花束供人家葬禮或婚禮。有一次,我們中了五塊錢,是全國橄欖球比賽的第七十五獎。我們倆對橄欖球可一無所知。只不過我們聽說什么比賽就參加:現在,我們寄希望于給新上市咖啡取名的大賽,要是中了有五千塊獎金呢(我們建議取名為 “A.M”(萬福瑪麗亞);但猶豫了一下,因為我的朋友覺得有點褻瀆神,所以改為“A.M!阿門!”)。老實說,我們唯一真正賺過錢的事業是奇趣展覽,兩年前在后院樹蔭下辦的。所謂趣是幻燈,放華盛頓和紐約城市風光的幻燈片,那是一個去過這些地方的一個親戚借給我們的(她發現我們借來的用處后大發雷霆);所謂奇是一只長了三只腳的雞,我們養的一只母雞孵出來的怪物。這附近人人都來看,我們收參觀費,大人一角錢,小孩兩分錢。等那富有感召力的展覽物死去我們的奇趣展覽館被迫關門時,我們已經整整賺了二十塊大洋。


每年我們總能用盡各種方法,籌到這么一筆圣誕存款,作為水果蛋糕基金。我們把這些錢放進一只古舊的珠子錢包,藏在我的朋友床底那只夜壺蓋住的地板中一塊松動的木板下。這只錢包絕少從安全藏身處取出,除非要把錢存放進去,或者每周六取出一點來;因為每周六,我獲準拿出一角錢去看電影。我的朋友從來沒有去過電影院,也沒打算去:“我情愿聽你講故事情節,巴迪。那樣我會想象得更多。還有,我這把年紀的人可不能太揮霍我的視力。蒙主圣恩時,我才能把他看得更清楚。”除了沒看過電影,她沒做過的事情還有:下館子,到離家五里地外的地方玩,收發電報,讀小報和圣經以外的文字,化妝,賭咒罵人,有意撒謊,對挨餓的小狗袖手旁觀。但這些事情她倒真的都做過:用鋤頭打死全鄉有史以來見過的最大的響尾蛇(尾巴上有十六個環呢),吸鼻煙(偷偷地),教蜂鳥在她指頭上站好(只是試試),講鬼故事(我們倆都相信世上有鬼),講的你在七月里身上也會冒冷汗,自言自語,雨中散步,種鎮上最美的日本山茶花,知曉每一種古老的印第安偏方,包括除疣子的那種。


現在,吃完了晚飯,我們回到房子很遠那頭的房間,我的朋友睡在里面一張放著皺巴巴的被子,漆成粉紅色的鐵床上,那是她最喜歡的顏色。我們沉浸在秘密策劃的喜悅中,悄無聲息自秘藏處拿出珠子錢包,將它里面的錢一股腦兒倒在被子上。有緊緊卷起來的紙幣,像五月的花蕾一樣鮮綠;灰暗的五角錢,沉甸甸的像死人的眼珠。可愛的一角錢鎳幣,最有活力,晃起來叮當作響。五分錢和兩分半的硬幣,磨得很舊,滑溜溜的像河底的石子。但最多的還是一堆討厭難聞的一分錢。去年夏天,家里其他人和我們定下合同,講好我們每打死二十五只蒼蠅就給我們一分錢。啊,去年八月那場大屠殺:多少只蒼蠅歸天了!但干這個活兒我們一點都不得意。現在我們坐著數一分錢硬幣,倒像是在數那些死蒼蠅。我們倆都沒有數字頭腦,慢慢數,數一陣子忘了,再重來。按照她的結果,我們有12塊7角3 分;按我的則正好13塊。“我真的情愿你數錯,巴迪。我們可不能和13扯上關系。蛋糕會發不起來。要么人吃了會死。天,我從來沒有想過十三號那天起床。” 沒錯,她每個月十三號那天總是賴在床上。于是,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拿出一分錢,把它丟到窗外。


做水果蛋糕的所有配料中,威士忌是最貴的,也是最難搞到的。州法律禁止售酒。但人人都知道可以從哈哈先生那里買到。第二天,買好一般的配料后,我們去哈哈先生做生意的地方,“罪孽深重”的地方(大伙兒這么說):河邊一家賣炸魚薯條還可以在那里跳舞的咖啡館。我們為同樣的目的來過幾次;但前幾年賣酒給我們的是哈哈太太,一個膚色碘暗的印第安婦女,頭發銅棕,死氣沉沉的。其實,我們從沒見過哈哈先生,但我們聽說他也是個印第安人,他身材高大,臉上有道刀疤。他們叫他哈哈是因為他陰沉沉的,從來不笑。快要走到他的咖啡館時(一座很大的木屋,光禿禿的燈泡連成鏈纏繞其上,立在河邊泥濘的樹蔭里,灰蒙蒙霧一般的樹枝下爬滿苔蘚),我們放慢了腳步。連奎尼都不再小跑,粘在我們身邊了。有人在哈哈的咖啡館里被謀殺碎尸了。他是被敲中頭部死的。下個月要上法庭審問。當然這些都是晚上發生的,那些彩色燈泡照射出奇怪的影子,留聲機嗚咽悲訴。白天,哈哈咖啡館看起來破敗荒涼。我敲了敲門,奎尼叫喚著,我的朋友問:“哈哈太太?有誰在家嗎?”


腳步聲。門開了。我們的心一驚。是哈哈先生!哈哈瓊斯本人!他身材高大,但沒有刀疤;不笑。不,他閃著撒旦似的眼神看著我們,問:“你們找哈哈干嗎?”


好一會兒,我們都呆掉了,說不出話。這會兒我的朋友總算發出點聲音,頂多像耳語:“可以的話,哈哈先生,我們想買一夸脫您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又閃了閃。你相信嗎?哈哈笑了!還笑出聲來。“你們倆誰是喝酒的大男人?”


“是用來做水果蛋糕的,哈哈先生。烹調用。”


這話聽得他收住了笑,他皺起眉。“可不能這么浪費我的好威士忌啊。”不過,他走回陰暗的咖啡館,幾秒鐘后,手上拿了瓶雛菊黃的沒有標簽的酒出來了。他對著陽光讓我們看它的成色,說:“兩塊錢。”


我們付給他的盡是些一毛錢五分錢一分錢的硬幣。突然,像玩色子一樣,他搖著手中叮當響的硬幣,和顏悅色地建議:“這么跟你們說吧,”一邊把那些硬幣倒回我們的珠子錢包里,“只要做好蛋糕給我一只就行了。”


“真的,”我的朋友在回家路上感慨,“好人還是有的。我們要在給他的那只蛋糕里額外多放一杯葡萄干。”


黑爐子裝進煤和柴火后象只點著蠟燭的萬圣節南瓜一樣發光。打蛋器旋轉著,調羹在碗里把黃油和白糖拌勻,香草使空氣變得甜甜的,姜使空氣有點辛辣;能融化一切的誘人香味充滿廚房,彌漫了房子,隨著煙囪和煙一同飄向世界。四天后,我們大功告成。三十一個蛋糕,因為加了威士忌而濕潤,晾在窗臺上,架子上。


蛋糕給誰呢?


朋友唄。倒不必是比鄰而居的朋友;其實,大部分是給我們僅有一面之緣的人,甚至是我們從沒見過的朋友。我們喜歡的朋友。像羅斯福總統。像瑞夫蘭一家和魯西夫人,去年冬天要去波尼歐路過我們這里,在此布道的浸禮會牧師。或者是每兩年來到我們鎮上的磨刀人。或者是阿波拿派克,從美孚開六點鐘的公交車過來的司機,他經過時會在塵土飛揚中和我們相互揮手。或者是年輕的韋斯頓夫婦,他們是加州人,一天下午他們的車在我們門口拋錨了,我們和他們在陽臺上聊天,那一個小時的聊天很愉快(韋斯頓先生還幫我們拍了張照片,我們倆唯一拍的照片)。是不是因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只和陌生人,這些僅有一面之緣的朋友成為真正的朋友呢?我想是的。還有,我們保留的白宮信箋寫的感謝便條,時不時和加州和波尼歐的聯絡,磨刀人寄來的一分錢的賀卡,這些讓我們覺得和外面豐富的世界聯系在一起,生活不僅僅是廚房和從廚房窗戶看到的那一片天空。


現在十二月光禿禿的棗樹枝摩擦著窗玻璃,發出吱吱聲。廚房空了,蛋糕不見了;昨天我們把最后一個蛋糕送到郵局,郵費掏空了我們的錢包。這讓我有點沮喪,但我的朋友堅持要慶祝一下——用哈哈先生酒瓶里的最后兩寸高的酒。奎尼分到滿滿一勺,倒在它的咖啡碗里(她喜歡菊苣口味的濃咖啡)。我們倆分剩下的,倒進裝果子凍的玻璃杯。我們都對不加任何東西的威士忌感到緊張;嘗了以后覺得表情乖張,肩膀酸痛。但漸漸我們唱起歌來,兩人同時唱各自的歌。我不知道唱什么歌詞,只是“來吧,來吧,到黑暗小鎮的舞會來。”但我跳舞:我就是想跳舞,當個電影里的踢踏舞演員。跳舞的影子在墻上搖晃,我們的歌聲震得瓷器顫抖,我們咯咯笑,仿佛有人跟我們撓癢癢似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滾,爪子在空氣中亂抓,黑色的嘴巴好像笑得拉長變寬了。我覺得身體里很暖,和劈開的原木一樣崩出火星,像煙囪里的風一樣自由。我的朋友圍著鍋爐跳華爾茲,手指頭輕輕拈起印花布裙的兩端,當它是舞會穿的裙子似的:指給我回家的路,她這么唱,她的網球鞋在地上發出嘎吱聲。指給我回家的路。


進來兩個親戚。很生氣。眼睛里滿是濃烈的責備,嘴巴說出來的話能灼傷人。聽聽他們怎么說的,字字堆擠在一起變成怒氣沖沖的話:“七歲的孩子!嘴巴里都是威士忌的味道!瘋了!走上毀滅的路了!記得凱特表姐?查理叔叔?查理叔叔的姐夫?羞不羞啊!家丑!恥辱!跪下來祈禱,求上帝原諒!”


奎尼偷偷溜到爐子底。我的朋友盯著自己的網球鞋看,雙頰顫抖著,拉起衣服,抽泣著跑進她的房間。整個鎮上的人都睡了好久,房子也安靜得只聽得到時鐘走動的滴答聲和爐火的噼啪聲,她還趴在枕頭上哭,那枕頭已經濕得像寡婦的手帕。


“別哭了,”我坐在床的另一頭勸她,瑟瑟發抖,她穿著法蘭絨睡衣,那上面殘留著去年冬天喝的止咳糖漿的味道。“別哭了,”我輕輕拉她的腳趾頭,撓她的腳,“你老了,經不住哭的。”


“因為,”她啜泣道,“我太老了。又老又可笑。”


“不可笑。是有趣,比誰都有趣。喂,你要是再哭下去,就會累得明天沒法去砍圣誕樹了。”


她直起身來。奎尼跳到床上(這在平時可不行)舔她的臉頰。“我知道可以在哪兒找到真正漂亮又神圣的樹,巴迪。那里的漿果和你的眼睛一樣大。在樹林里很遠的地方,我們從來沒到過的很遠的深處。爸爸曾經在那里給我們帶回來圣誕樹:扛回來許多。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太好了:我簡直等不及了。”


早上,冰霜在草叢中結成串,太陽在地平線上,看起來和橘子一樣圓,和三伏天夜空的月亮一樣發紅。野火雞報曉,野豬在灌木叢里咕嚕叫。一會兒,我們就到了膝蓋深湍流不息的溪水邊,我們不得不暫時丟下推車。奎尼先下水,慢慢地游過去,汪汪叫喚,埋怨這水流太急,還冷得會叫人得肺炎。我們緊跟著,把鞋和工具(一把斧頭,一個粗麻布袋)舉過頭頂。又走了一里路:我們衣服上粘滿了鞭打我們似的荊棘,牛蒡草,還有歐石南;松針雖然呈鐵銹色,但上面各種菌類和鳥兒脫落的羽毛閃著光芒。這里那里都忽而一閃,忽而一聲鳴啾啾,讓我們欣喜,看來不是所有鳥兒都飛到暖和的地方去啊。小路蜿蜒曲折,經過淺黃色陽光下照耀的池塘,越過藤蔓纏繞的水溝。又過了一道小溪:里面那群鱒魚被我們一打擾,在周圍吐出白泡泡;青蛙有盤子那么大,不停地鼓起肚皮;留著大胡子的工人們在遠處筑攔河壩。在遠些的岸邊,奎尼抖抖身上的水,打了個寒顫。我的朋友也發抖:倒不是冷,而是太激動了。她抬起頭,深呼吸那松木味的空氣,帽子上一朵玫瑰掉了片花瓣。“我們快到了;你聞到了那味道了嗎,巴迪?”她說得好像我們正走向大海。


這里真有點像大海。松木的香氣彌漫了幾英畝地,這些滿是針葉的圣誕樹啊。紅色的漿果像中國銅鈴一樣閃亮:黑漆漆的烏鴉在漿果上空尖叫著。我們將麻布口袋裝滿的綠草紅果,足夠裝飾上一打窗戶,于是就去挑圣誕樹。“它要有男孩子的兩倍高,”我的朋友這么預想,“這樣男孩子就不會偷走樹頂上的星星。 ”我們挑的是一棵英俊挺拔的小樅樹,足有我兩倍高,整整砍了三十斧才嘎巴一聲倒下。像拖著獵物一樣,我們開始往回走,路好長啊。每走幾碼長的路,我們就要停下,坐一會兒歇口氣。但我們也像滿載而歸的獵人一樣力道十足,因為這棵樹冷冽的味道讓我們恢復了體力,讓我們向前走。我們走在回家的紅土路上,夕陽中無數人贊美這棵樹;但當行人夸我們推車上這棵樹,問起我們哪里找來的時,我的朋友變得狡黠,不肯明說,小聲咕噥道:“那邊唄。”有輛車停下來,有錢磨坊主的懶婆娘探出頭來,問:“給你兩毛錢買你這棵樹。”我的朋友向來最怕說不,但這次她立馬搖頭:“給我們一塊錢也不賣。”磨坊老板娘堅持要:“去你的一塊錢!出足五毛錢,別想再多了。你這女人,再去砍一棵不就得了?”我的朋友想了想,輕聲答道:“我想不一定吧。世上沒有兩個東西是完全一樣的。”


到家了,奎尼一頭栽倒在火爐邊,一覺睡到第二天,打呼嚕的聲音和人一樣大。


閣樓上那個箱子里放著:一鞋盒的白鼬毛尾巴(以前一個奇怪的女士租過這個房間,這東西是一頂她去聽歌劇戴的帽子上掉下來的),磨得很舊的錫箔線圈,都發黃變成金色的了,一顆銀星,一串糖果似的彩色燈泡,破破爛爛的,無疑很危險了。最好的裝飾物了,但看來遠遠不夠:我的朋友希望我們的圣誕樹能像 “浸禮會教堂的窗玻璃一樣”耀眼,裝飾物能像雪壓青松一樣。但我們可買不起五分錢啊一角錢的日本燈泡。所以我們照慣例:接連幾天,坐在廚房的桌邊,用蠟筆在彩紙上畫圖,再剪下來。我畫圖,她剪:許多貓,還有魚(因為這兩樣都容易畫),一些蘋果,西瓜,一些長著翅膀的天使,那是用收集來的好時巧克力包裝紙貼成的。我們用別針把它們釘到樹上。最后,在樹枝上鋪上層層棉絮(那是八月里為這個目的撿來的)。我的朋友看著我們的成果,雙手緊握在一起。“老實說,巴迪,它看起來是不是漂亮得好像可以吃?”奎尼還真想吃個天使呢。


將所有的窗戶裝飾好我們自己編織的圣圈后,下一個任務就是給家里人準備禮物。女士們每人一條蠟染圍巾,男士們則是自制的檸檬甘草阿司匹林糖漿,以備 “感冒初期或打獵回來服用”。等我們要給對方準備禮物,就分頭悄悄進行。我想給她買把柄上鑲珍珠的刀,收音機,整整一磅巧克力櫻桃(我們有一次嘗過一點兒,后來她總是說“我情愿不吃飯而光吃它,巴迪,真的——老天,我可不是空口亂賭咒!”)。不過,我給她做了只風箏。她希望給我一輛自行車(她不知道說過多少次了:“要是我能給你一輛自行車就好了。生活中沒有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夠糟的,但更氣的是,你希望別人能得到點東西,卻沒有能力送給他們。總有一天我會送給你一輛自行車,巴迪。別問我怎么來,或許去偷一輛。”)不過,我肯定她也是給我做風箏——和去年一樣,和前年也一樣:大前年我們互送的是彈弓。這些都讓我高興。我們都是放風箏的高手,像水手一樣熟悉風向;我的朋友比我還要高明,她能在一絲風都沒有的情況下讓風箏飛上云霄。


圣誕節前一天的下午,我們搜刮出一分錢,去肉店買送給奎尼的禮物,老傳統:一塊尚有余肉可咬的牛骨頭。用彩紙包起來,高高地掛在圣誕樹頂上那顆銀星邊。奎尼知道它在那兒,饞得坐在樹下呆望著,到該睡了都不肯走。其實我和她一樣興奮。我踢掉被子,玩轉枕頭,像在大熱天似的。不知哪里一只公雞叫了:假情報,太陽還在地球那一頭呢。


“巴迪,你醒著嗎?”我的朋友在她的房間里叫喚我,就在我隔壁。一會兒,她手握一只蠟燭坐在我的床邊了。“哎,我根本睡不著覺,”她說,“我的心像兔子一樣亂跳。巴迪,你說羅斯福夫人會在晚餐時端上我們的水果蛋糕嗎?”我們倆在床上擠成一團,她在我的手心里寫“我愛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長大。你長大了以后,我們還能繼續當朋友嗎?”我說我們永遠是朋友。“但是我覺得很難過,巴迪。我多希望能給你輛自行車。我差點賣掉爸爸給我的那塊浮雕寶石。巴迪——”她遲疑了一下,似乎有點難為情,“我又給你做了只風箏。”我也承認我也給她做了風箏,于是我們大笑起來。蠟燭燒得太短了,手沒法握住,漸漸地熄滅了。只有星光閃爍,星星在窗上打圈,仿佛在唱圣誕頌歌,很慢很慢地天亮了,靜下來了。我們大概都迷迷糊糊睡了,但晨曦像冷水潑到身上一樣把我們叫醒了。我們起床,睜大眼睛,四處游蕩等家里別的人醒來。我的朋友故意失手讓水壺掉到地上;我在緊閉的門前大跳踢踏舞。房子里的人一個個都出來了,臉上的表情像是要把我們倆都宰了;但他們不能,因為是圣誕節嘛。首先是豐盛的早餐:你所能想到的都有——從煎餅到炸花鼠,從玉米片條到蜂蜜。人人都吃得心滿意足,除了我和我的朋友。說實話,我們實在是等不及想去看我們的禮物了,幾乎一口飯都沒吃。


唉,我很失望。誰能不失望呢?幾雙襪子,主日學校的襯衫,幾塊手帕,別人穿不下了給我的毛衣,一份針對兒童的宗教雜志一年的訂閱,叫小牧羊人。真叫我生氣,真的。


我的朋友的收獲比我好。一包薩摩蜜橘,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禮物了。她最引以為傲的是一條白羊毛圍巾,她已婚的妹妹織的。但她說她最喜歡我給她做的風箏。確實滿漂亮的,雖然沒有她給我做的那只好看。她給我做的風箏是藍色的,點綴著金色和綠色的星星,那些星星用來表彰表現良好的孩子,上面還寫著我的名字 “巴迪”。


“巴迪,起風了。”


起風了,我們不做別的,就是跑到房子后那片草地上,奎尼一溜煙跑去埋肉骨頭(一年之后,奎尼自己也要被埋到這里來了)。我們在齊腰的長勢很好的草中穿梭,放飛風箏,手心感到它們的拉扯,仿佛它們是天上的魚,悠游在風中。太陽曬得我們暖洋洋的,心滿意足,躺在草叢中,剝橘子吃,看著風箏在天上搖曳。一瞬間,我忘記了襪子和別人穿過給我的毛衣。我高興得好像我們中了咖啡取名大賽的五千塊獎金。


“天啊,我多傻啊!”我的朋友大叫起來,像個忘記烤箱里在烤餅干的主婦一樣,突然警覺起來。“你知道我常常怎么想嗎?”她的語氣好像發現什么,朝著遠處微笑,沒看我。“我一直以為,一個人要生病,臨終了才會看見上帝。我以前想,上帝來了,就像是看著浸禮會教堂的窗玻璃一樣:陽光照耀下,五彩繽紛,光彩奪目得你忘記會天黑。很舒服的感覺:設想那光亮帶走恐懼。但現在我覺得那壓根兒不會發生。我覺得上帝早已顯靈,不是到了人要死了才那樣。就是那樣”——她的手在空中劃了個圈,把云朵,風箏,草地,還有在刨土埋骨頭的奎尼都劃進去——“就是那樣,我們平時看到的一切,上帝都顯靈其中。對我來說,我今天看到這一切,可以滿足地離開這個世界了。”


這是我們一起過的最后一個圣誕節。


生活把我們分開了。那些無所不知的人認為我該去上軍校。這樣,我進了一個接一個軍號作響的監獄,無情的起床號響個不停的夏令營。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數。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沒回去過。


她還是待在那里,在廚房里度過時光。孑然一身,有奎尼做伴。不久就只剩她自己一個人。(“親愛的巴迪,”她潦草的字跡寫道,“昨天,吉姆梅西的馬踢傷了奎尼,傷得很重。謝天謝地,她沒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張條紋床單里,用推車推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里,她可以和那些肉骨頭在一起……”)。


接下去那些年的十一月,她還是做水果蛋糕,就她一個人。沒有以前做的那么多了,但也不少:不用說,她總是把“最好的那個”寄給我。


同樣,每封信里她都放一枚一毛錢硬幣,用衛生紙包得好好的:“去看電影,回頭寫信告訴我故事情節。”但漸漸地,她在信中把我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死去的那個巴迪混淆起來;每個月不僅僅是十三號那天,她在床上起不來了:在十一月的某個早晨,一個樹枝光禿禿,鳥兒不再鳴叫的早晨,她再也無法起床,大聲宣布:“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


這事發生時,我就知道了。通知我的信只是證實了我的感覺。某種隱秘的情緒使我早早感知到了;同時,我生命中無法被取代的一部分被切斷了,就像斷線那頭的風箏一樣。所以,那年十二月的那個早晨,走過校園時,我一直看著天空,眼睛不斷搜尋著,仿佛期待看到心像兩只斷線的風箏一樣,向天堂飛去。


題圖攝影:Wit W


槽邊往事和菜頭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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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定時刻


攝影:Leodor Selenier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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