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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躍輝訪談錄:無盡與無數  《文學青年》甫躍輝專號
甫躍輝訪談錄:無盡與無數 《文學青年》甫躍輝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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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讀書頻道"文學青年"第11期:甫躍輝專號


甫躍輝,1984年6月生,云南保山人,復旦大學首屆文學寫作專業研究生,師從作家王安憶。2005年底開始寫小說。小說見《人民文學》《收獲》《十月》《今天》等刊。中短篇小說集《少年游》入選中國作協2011年度“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作家出版社2011年11月)。另出版長篇小說《刻舟記》(文匯出版社2013年2月)、短篇小說集《動物園》(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5月)、主題中篇小說集《魚王》(鐵葫蘆圖書2013年12月)、中短篇小說集《散佚的族譜》(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年1月)。多部小說入選選刊、年選及《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必讀》等選本,有作品被翻譯成日語、俄語、英語等。


先后獲得《上海文學》短篇小說新人獎(2009年)、第十屆、第十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新人提名(2012年、2014年)、第二屆郁達夫小說獎(2012年)、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創作獎(2013年)、第十屆“十月文學獎”新人獎(2013年)、第五屆高黎貢文學獎(2013年)等。



甫躍輝訪談錄

受訪者:甫躍輝

訪問人:嚴彬

訪問時間:2014年12月19日


魯迅先生的一句話,“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我非常喜歡這句話。它告訴我,沒有一個人是獨立于這世界的,他是這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他的一部分。但魯迅先生沒告訴我,“有關”是怎么個“有關”的。我最近一直在想這個。

——甫躍輝




身份



·這多少讓我有些壓力,怕自己寫不好,給王老師丟臉啊。

·優秀作家需要具備的特質太多了。我說兩點吧,一個是平常心,一個是耐心。

·我自己覺得,小說里呈現的“我”,才是更真實的“我”吧。

·我在那兒生活的十九年,簡單又精彩,貧苦又富足,足夠我懷想九十年的。

·學中國歷史,就覺得那些事兒,怎么都和我們沒關啊?

·這戶口對那位上海老阿姨來說,真是比對我還重要。這不僅關乎利益,更關乎身份。



文學青年周刊:作為已經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文學名刊編輯,你是復旦大學首屆文學寫作專業研究生,師從知名作家王安憶。這一個學習經歷給了你什么樣的文學訓練?對你的創作和編輯生活有何影響?

甫:媒體對我的訪談,基本都會問到這事。媒體老問,我就意識到,原來大家挺在意這個的。大概一年多前,我和李敬澤老師聊天,李老師也說,估計很長時間,大家看到我都會提到王老師。這多少讓我有些壓力,怕自己寫不好,給王老師丟臉啊。這事也為我提供了一些隱形的方便,比如,有些跟王老師關系不錯的長輩見到我,就會對我格外照顧一些吧。去年和中國作協去臺灣,回來后,臺灣朋友跟我說,接待我們的呂正惠老師知道我是王老師的學生,就說應該對我好一些。哈哈,他們本來對我就挺好了。另外,對我做編輯也有好處,有些長輩因為王老師的緣故,會比較愿意把稿子給我吧。

這段經歷對我最大的影響則是,讓我對自己的寫作更認真了。我是2005年底開始寫小說的,陸續發表了一些東西。正式跟王安憶老師讀書是2008年,我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王老師對我的寫作提出過很多批評和建議,真是讓我受益匪淺。我很感激她,但我每次見到她都很緊張,從未開口對她表達過感激。在此謝謝王老師!

文學青年周刊:很多人認為,你是一個成長很順利的作家,你有你獨特的故鄉經驗和異鄉生活,有端端正正的科班出身,受到過很好的教育和扶持,你的寫作也很刻苦,走的是很正的純文學的路。大概很多青年作家會羨慕你。作家之路本身是很殘酷的,大多數寫作者和作家都成為時代的炮灰,被傳播和認可并留下來的總是極少數。你如何看待一個作家的長材之路?有經驗可循嗎?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特質?

甫:我自己現在也沒“成材”啊,所以沒什么“經驗”可談。寫作確實太殘酷了。有個事兒給我很大的觸動:研究生期間,我在《收獲》雜志實習,恰逢《收獲》要做五十周年作品精選。我就去翻看這五十年的雜志目錄,讓我吃驚的是,很多作家很多作品,我壓根就沒聽說過。這可是《收獲》啊,中國最頂級的文學刊物了,而我是中文系的學生,平時讀當代文學不少。這才多少年,很多人很多作品就已經不為人知了。所以,發表啊,出版啊,很多時候真的不能太當回事兒。唐朝三百年,我們熟知的文人和作品又有多少呢?我們現在那么多作家作品,絕大多數肯定都是炮灰。沒準兒,我也是炮灰。但炮灰不炮灰,不是我有必要去考慮的。我想寫,寫出來,這才是最重要的。

優秀作家需要具備的特質太多了。我說兩點吧,一個是平常心,一個是耐心。平常心包括很多,比如剛才說的,別老覺得自己牛逼,別太把發表出版當回事兒;比如不能老覺得自己是個作家,老端著,其實就是個普通人,也不用特意去“體驗生活”,因為自己是普通人,每天都在生活。還有就是耐心,這個太重要了。不少剛起步的寫作者很著急把一個東西寫完,著急發表,著急出版,這樣肯定不行啊。

文學青年周刊:從坊間傳聞及與你的交往中,感覺你開朗,好酒,而作家通常有孤獨的一年,你是個內心保有陰郁甚至變態(這一特征在你作品的人物中有體現)的人嗎?你的性格與你的文學創作有何關系?

甫:很多時候是吧。

在復旦讀本科時,我就認識青年評論家金理了,經常一塊兒吃飯喝酒,他知道我寫小說,但我從來沒給他看過。認識很久了,有一次他跟我說,讓我把小說發給他看看,看后他跟我說,我的小說和我這人不大像。原話我記不住了,意思大概是這個。我自己覺得,小說里呈現的“我”,才是更真實的“我”吧。

說到性格,我原來也完全不是現在這性格。大三以前,我非常非常內向。去年我回老家,參加高中同學聚會,聊了沒多久,他們就說,你怎么變得這么開朗了啊?你以前都不跟女生說話的。怎么會有如此大轉變呢?這跟我大三時候在《萌芽》雜志的實習有關。那是學校分配的小實習。我在《萌芽》待了兩個多月,跟辦公室的同事們說過的話大概不到十句。寫實習鑒定時,帶我的周佩紅老師說,你以后這樣可不行,得跟人交流啊。其實,我也想跟人交流,可實在是緊張,覺得說什么都是錯的。那兩個多月,我過得太痛苦了。讀研究生時,經張業松老師推薦,我得以到《收獲》實習。我就想,反正他們又不認識我,那我就從此變個人好了。就很主動地跟辦公室里的老師們交流。慢慢地,我的性格就變了。但不管外在的性格怎么變,內在的那個自己并沒變吧。因為這樣一個內向的內在自我,我才會在小說里比較重視人物的內心,有些小說甚至寫得也比較陰郁。

喝酒跟性格也一樣,我研究生前喝酒很少的,這一兩年喝得多。這不是好事,以后還是得節制。不然,小說沒寫出來,先成酒鬼了。

文學青年周刊:和許多作家一樣,你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帶有明顯的成長小說特點。人人或多或少在創作中曾穿上過青少年時期的衣服。你來自云南,那是一片美麗而富有生命氣息而相對純凈的土地,說說你的故鄉經驗吧,它們給了你什么文學上的滋養?

甫:我是個特別喜歡回憶的人,對畫面有非常好的記憶力--當然,得是我感興趣的畫面。我常常會跟朋友說起故鄉的事兒,一個個畫面浮現在我的腦海里,太鮮活了,而我的表達太蒼白。不記得在哪兒看到的了,南京師范大學的何平老師說,我有一個“強大的故鄉”。也不是那兒特別美--我老家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施甸并不是有名的風景區。很多人不知道這地方,我只好跟人說,就是騰沖旁邊的一個縣。我在那兒生活的十九年,簡單又精彩,貧苦又富足,足夠我懷想九十年的。

我以故鄉為背景的小說不少,比如2013年文匯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刻舟記》。但我沒有直接說這是云南,這是保山,這是施甸。直接說出名字和虛構一個名字是很不一樣的。2014年,我在《長江文藝》上發表過一個短篇《母親的旗幟》,第一次在小說中直接用了老家的地名松山。對,著名的松山戰役就發生在保山。

文學青年周刊:很多作家寫作,以及作品,都存在一個外來者和異鄉人的身份。你自云南鄉村進入中國內地最為國際化的城市上海,這個城市和你原來的故土,分別對你的寫作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甫:人會本能地把自己和自己所待的地方當成中心吧。小時候,我還以為保山就是世界的中心呢。有一陣子,我看天氣預報都看北京的,以為北京什么天氣,保山就什么天氣。長大了才知道,對整個中國來說,保山實實在在是“邊城”。保山的歷史,影響到中國的很少。學中國歷史,就覺得那些事兒,怎么都和我們沒關啊?

上海呢,又是中國特別中心的地方。

保山和上海,這反差就太大了。從我上海的視角去看保山,從保山的視角來看上海,都是特別有意思的事兒。不少寫作者都想通過寫作找到歸屬感,能夠讓內心安穩。我現在這樣子,離開保山了,不大可能再回去長期生活了,算是新上海人,但對上海也不熟悉,沒有本土上海人對上海的那種感情。兩邊不靠,很難在某個確定的地方找到歸屬感,也就沒有安全感。或許只有寫作,才能讓我重建一個屬于自己的地方。

文學青年周刊:關于鄉土經驗的寫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后的作家,路遙、賈平凹、陳忠實,以及莫言、蘇童、馬原等,都寫出了各自非常成功的作品,甚至形成了各自的文學場。近二十余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鄉村的人流向城市,城市的器物與習慣蔓延至鄉村,傳統和風俗日益退卻。你如何看待鄉土小說--假設這一類型存在的合理性--在當下和當代文學中的地位?

甫: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鄉土小說在其間占據了怎樣巨大的空間。有人甚至說,中國到現在都沒有真正的城市小說。這么說當然比較離譜。假如用寫的什么地方來區分小說管用,所謂城市小說,就是寫到城市的小說而已。沒那么玄乎。城市也不是非得像紐約那樣才叫城市。上海是城市,昆明是城市,我老家保山市的市區也是城市。不管寫的大城市還是小城市,只要能寫出城市里生活的人的生存狀態的就是城市小說。生活在城市--不管大城市還是小城市里的人,他們的生存狀態是有不少共同之處的。從外在的物質狀況來說,每個城市都有商店啊酒吧啊KTV啊酒店啊,這些場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城市人的性格。同樣的,山林、野地、田畝、江河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鄉村人的性格。這也是所謂“鄉土小說”和“城市小說”這樣的分類方法得以長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吧。

當下,中國城鄉結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人--不管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他們的生活、心態等等也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

先說個城市的事兒,我租住在上海的一棟筒子樓里。那兒住的,要么是外地人,要么是生活相對貧苦的上海人。有一次,一位江西過來打工的中年女人和我聊到她小孩上學的事兒,問我有沒有上海戶口,我說有,又說,不過這也沒什么的,沒準兒過幾年戶籍制度就取消了。這時候,一旁洗衣服的上海老阿姨不答應了,說上海戶口怎么能取消呢?取消了還得了……我想,這戶口對那位上海老阿姨來說,真是比對我還重要。這不僅關乎利益,更關乎身份。

再說農村的一件小事。我老家農村,這幾年很多人家都在蓋新房子,鋼筋混泥土的那種,有點兒像上海的別墅。蓋了房子要請客吃飯啊,兩年前我發現了一個小細節,吃飯時每個人面前放了一張衛生紙。這是從未有過的。這證明大家日子過得好了,開始像“城里人”一樣講衛生了。



作家與作品



文學青年周刊:在你剛剛發表作品不久,就得到了著名評論家李敬澤“郁達夫的轉世靈童”這樣高而意圖精確的贊譽,也有一些評論認為,在同代人里,你的創作是繞不過去的,你以一種不討好普通讀者的方式在寫作,你小說中的“性”別有味道,有一股青年80年代作家缺少的狠勁。幾年過去了,你怎么看李敬澤這種贊譽?

甫:我非常感謝李老師對我的鼓勵。那句話是2012年評第二屆郁達夫小說獎的時候,李老師開玩笑說的。差不多可以說,正是李老師這句話,讓我得了這個獎。他這句話不止讓我吃驚,也讓其他評委老師很吃驚。我認識的一位評委老師見到我,開玩笑說,小甫你是不是賄賂過李敬澤啊?我說我都不認識李老師啊。在這次評獎后,我才跟李老師建立起聯系。過了幾個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決定給我出短篇小說集《動物園》,我腦袋一熱,就給李老師發了條短信,問能不能給我這本書寫個序,李老師一口就答應了。我當時身在東莞,把這事兒跟塞壬一說,塞壬說你真是太過分了,她認識李老師那么多年,都不敢提這種要求!又過了幾個月,李老師真把序寫好了。在序里,李老師又提到了這句話。很長時間,大家都拿這話開玩笑。幾天前,在第三屆郁達夫小說獎頒獎典禮上見到畢飛宇老師,畢老師還說,別人得獎也就得了,我得獎還得了個標簽。

我真正寫到“性”的小說并不多,到現在,主要就那么三四篇吧,中篇《親愛的》、《彎曲的影子》,短篇《坼裂》和《普通話》。《動物園》里也有,很少。兩性關系是人類關系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把這個寫好了,是非常牛的事兒。我以后肯定還會有不少篇目寫到這個。希望我能真的做到你說的“狠”。我現在寫得還不算“狠”,僅僅是盡量真切而已。寫作的時候,最大的禁錮不是外面給的,而是我們自己給的。當內心自由了,才能坦然地寫作。不管寫性,還是寫別的,寫作都需要來自內心的勇氣。

文學青年周刊:這兩年你一口氣出了五本書,短篇小說集有《少年游》、《動物園》、《散佚的族譜》,中篇集有《魚王》,長篇小說《刻舟記》。剛剛,又在臺灣出了短篇小說集《狐貍序曲》,這已經是第六本了。據我觀察,被人談得較多的是你的短篇小說集《動物園》,尤其是其中顧零洲系列的幾篇。如此立體的寫作,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創作精力和動機?你本人有更為看重的體例和作品嗎?

甫:我現在寫作的時間太不規律的。基本是晚上寫,寫得很慢。很多人對我的印象都是特別勤快,寫得特別多。但我真是挺懶的,寫得也不多。比如今年吧,我到現在就寫了三個短篇一個中篇,加起來就四萬字。那個中篇還沒修改。大概是我剛寫作那幾年寫得多,積攢了不少東西,有的朋友就覺得我寫得快寫得多吧。

我寫短篇比較多。我平時也很喜歡讀短篇。這也有個私心,因為寫長篇是個大工程,一旦失手,很劃不來。所以,寫長篇得慎重。

文學青年周刊:你較近的短篇小說集《動物園》是一部風格和作品背景差異較大的書。最有辨識度的,我認為同樣是“動物園”系列,緊張而細膩,為2010-2012年間的作品;《晚宴》結束了你對顧零洲這個人物的塑造,時間回溯到2009年前的創作,題材以鄉土和城鄉結合部為主,有《舊城》、《老街》等,最后一篇《蘇州夜》是單純的都市生活,寫一個初次招妓的年輕人。你也說過,希望作多種嘗試。那么到目前為止,是否有自己確立或希望成為的風格?

甫:每個重要的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吧。我當然也想確立屬于自己的風格。但不能為了確立而確立,那樣太刻意。我試圖寫各種各樣的東西,但這些東西終究是我寫的,說得不好聽一點兒,再怎么七十二變,終究還是那個猴子。我現在仍然沒有找到,或者說建立起那個屬于自己的具有強大辨識度的風格。因為我還沒能窮盡自己。我相信,在窮盡自己的路上,所為的風格,會自然形成的。

文學青年周刊:就我所見,“動物園/顧零洲”系列是你的作品中被談論最多的。你如何看這一系列?它們似乎也體現了你一些希望建筑屬于自己的文學場域的野心,不少作家都有這樣的成功經驗,比如高密之于莫言,楓楊樹村之于蘇童。

甫:我在《動物園》后記里有一段話:“曾經有記者采訪我,說很多作家都會為自己的寫作找一個‘根據地’,福克納有約克納帕塔法,魯迅有魯鎮,莫言有高密東北鄉,蘇童有楓楊樹鄉和香椿樹街。現在的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作家還在不斷建構這樣的‘根據地’。我是不是也要給自己弄一塊呢?我說,不,堅決不!這樣的‘根據地’已經太多太多了,我再增加一塊,無非是鸚鵡學舌,多我這一塊兒少我這一塊兒區別也大不到哪兒去。”

“顧零洲系列”沒按照地名來統一,而是按照人名來統一。當然,這也新不到哪兒--文學之所以求“新”,是因為時代“新”了。要和時代相呼應,所以也就要求文學“新”。很多人都干過這樣的事兒,比如高曉聲就寫過“陳奐生”系列。我只是覺得,這對我來說,琢磨一個人,比琢磨一個地方更有意思一些。

我挺重視“顧零洲”系列,到現在一共寫了六篇,還有幾篇計劃要寫。《小說選刊》選載這系列中的《坼裂》一篇時,我在創作談里說過,在我的所有小說中,“顧零洲”是和我本人是最像的。我寫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寫我自己,那些明亮的和黑暗的東西,在他身上有,在我身上也有。當然,他又不是我。很多很多在他身上發生過的事兒,在我身上都沒發生過。但如果我和他處在完全的情境中,難保那些事兒不發生,而且,我敢肯定,我也將和他一樣在內心里掙扎、推讓、不舍。這就是“虛構與紀實”的微妙吧。

文學青年周刊:你的小說集《魚王》包括三個中篇小說,寫的是三種動物與人類之間的寓言故事。前蘇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也有代表作叫做《魚王》,同樣也是寓言性質的短篇小說集。越往現代走,普通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衰弱得很厲害,而在過去,甚至人類的早期,動物與人的關系十分密切,敵人般的豺狼虎豹,伴侶般的馬和狗,互為依存的禽類,魚與漁民……這些經驗隨著現代化,人類的進與動物的退,在迅速消亡。你是如何把握住這一層已然不明朗的關系,并且采取了寓言般超脫的方式?想傳達什么?

甫:不記得是哪位朋友跟我說的了,說我寫了很多以動物作為篇名的小說。他這么一說,我回頭看看,還真是。除開你剛說的這三篇,還有《雀躍》、《紅馬》、《巨象》、《飼鼠》、《鬼雀》、《紅鯉》等,還有些篇名沒帶動物的名字,實際也寫到了動物的,比如《動物園》、《三條命》、《初歲》等。這跟我小時候生活在農村有關吧,農村有很多動物,我小時候養過不少,包括兔子、老鼠、鳥、魚等。

我們寫作,一般來說都專注于人。但人其實只是世間萬物之一,單單看到人,這世界就太小了。寫動物,就是想看到更廣大的世界,看看我們和這世界有怎樣的關系。

文學青年周刊:就我對你的閱讀感受,特別深刻且十分喜歡的,是你對事物的鋪陳,春筍般四處生長的對細節不厭其煩的描述,舉個例子,“一列火車正朝大橋駛近。是從身后來的,汽笛尖利地響起,頭頂的鐵橋顫動著,有小小的水珠落下,聲音越來越近,四周的黑暗也顫動著。他緊緊抱著包,緊緊壓迫著心口。他的心正應和著鐵橋的顫動而顫動著--他腦海里浮現出一只在大水里泅渡的墨黑的小老鼠--火車到了,鐵橋被猛地一震,就要垮塌,不知哪兒來的力量,他伸出一只手,撐住鐵橋。”這是你在一篇小說中隊一小段場景的描寫。現在的青年作家可能缺乏這種經驗、想象和耐性;同樣的,你的小說中有許多類似意識流的漫想。我相信,這是文學的一種魅力,它捕捉細節,甚至制造感知。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這一寫作特征?下面也將要談到,可能也是由此而生發出來的,有人認為你的作品過于繁復、啰嗦。

甫:這可能跟我的記憶方式有關吧。前面說過,我會記住很多很多畫面。寫作的時候,我腦海里浮現的也全是畫面,這些畫面都是沒發生過的,但它們在一瞬間就生成了,跟真實發生過的幾無二致。我有強大的、用文字把這些畫面描述出來的欲望,包括畫面里的一絲風,一根草,一只蟲子。有時候,覺得自己的描述太蒼白,沒有我腦海里的畫面那么精彩,就會用很多文字盡力去表達。這大概就是有時候會顯得啰嗦的緣故吧。嗯,應該用最簡潔的文字,傳達出最復雜的意味。


本作品由甫躍輝授權《文學青年》發表,轉來請注明出處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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