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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旭瀾 太平雜說 送終的軍師
潘旭瀾 太平雜說 送終的軍師
潘旭瀾     阅读简体中文版

  太平軍靠陳玉成、李秀成等人,在1858年穩住了局勢的次年,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到了南京。
  洪仁玕是洪秀全最早的信從者之一。他的到來,使洪秀全十分歡喜。因為他的兩個哥哥洪仁發、洪仁達,愚蠢、貪婪、沒有能力、胡作非為而受到全軍上下的反對;他寵信的心腹奴才蒙得恩“總理國事”,部下怨言很多,實際上這個正掌率也掌不了大事。洪仁玕是他堂弟,當然遠較異姓可以信托;又通文墨、見識較廣,較蒙得恩壓得住臺面。于是,這個天王就再一次作了匪夷所思的提拔任用。
  洪仁玕1859年4月22日到南京,朝見之后,立即被封為干天福。洪秀全將這樣一個相當高的爵號,封給不但寸功未立,而且一天也不曾隨軍打天下的堂弟,只是第一步棋。到5月8日,就晉封為干天義,加九門主將。義是王以下的最高爵號,九門主將是“天京”衛戍司令。但還不夠。才過了三天,5月11日,就追不及待地再晉封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1857年,洪秀全曾公開宣布“永不封王”,至此自食其言了。軍師者也,即掌管軍政大權的第二號人物,地位僅次于天王。最高層內訌之后,一直由洪秀全自己兼任,即所謂“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這下子也食言了。為了這突擊提拔,為了壓服有功將領,洪秀全特意在天父臺舉行儀式,令洪仁玕登臺受印,向全體到場官員宣布,大家都要受洪仁玕節制。20日里放了一枚三級火箭,任命了一個大管家,很能反映洪秀全的性格與心態。在他心目中,太平軍就是他個人的私有財產,要誰作管家就由他說了算。至于經常自食其言,出爾反爾,多疑的獨裁者向來如此。
  這樣的三級火箭式的提拔,讓洪仁玕喜出望外。他沒有參加從金田村到南京的造反,屢屢失去機會,有客觀原因,但主要是他精明,吃不準參加造反的禍福。此次到南京的意圖,他被清軍所俘后的供辭說得很直白:“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難,聊托恩蔭,以終天年”。就是家里和個人都艱苦困難,現在你洪秀全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我來找你討點封賞,好快快活活地過一輩子。這是歷代開國皇帝的本家、親戚、故舊常有之事,并不奇怪。何況,洪仁玕是最早信從拜上帝宣傳者之一,而且躲到香港也一心盼望洪秀全成事,說洪秀全好話,為洪秀全著想,自然更可以要求“恩蔭”。供辭下一句是“殊我主恩加疊疊”,表明出乎意料之外,大大超過“聊托恩蔭。”的期望值。極端地破格重用,為他的“苦志求名”提供了最好的條件。因而才有后來的種種作為。須知,這是他決心作文天祥第二,盡力將自已塑造成高大完美忠臣義士之時,透露出來的實話,決不是托故要求清政府從輕發落之言。他明知自己必死,也毫不抱免死幻想,豈會說貶低自己“革命動機”的假話?可惜,這幾句說到點子上的話,專家們卻故意視而不見。
  洪仁玕到南京后,為報答洪秀全,更為自己實現“苦志求名”的愿望,寫了《資政新篇》、《開朝精忠軍師千王寶制》、《頒新政宣諭》、《天歷序》、《戒浮文巧言諭》等等文件,有不少新的看法和建議。洪秀全之所以批準頒發,是為了給洪仁玕樹立威信。可是,主要將領都不買這個賬,沒人理睬,不起什么作用.在當時都是空文。然而,后來,尤其是1949年以后,成了“太平天國”研究的一個熱點,成了宣傳“太平天國”的進步意義或革命性的根據而大炒特炒這種事,在現代中國,是家常便飯。
  吃透洪秀全的心思,加上自己被封千王、軍師而諸將不服的切身體會,洪仁玕提出防止“弱本強末”弊端的辦法。就是廣封王爵,以削弱殊玉成、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等人的權力,尤其是削弱和分散兵多將廣的李秀成的大權。這個建議很合洪秀全的心意。再由他的兩個哥哥加以發展,不但可以加強洪家集權,還可以用來賣爵斂財。實行的結果,首先是加深洪氏集團與李秀成的對立,而李秀成卻是太平軍必須依靠的頭號實力人物。其次是,使太平軍山頭林立,沒有人可以統一指揮。第三是,不少將領各顧自己,爭權奪利。第四是,賄賂公行,上下急劇腐敗。第五是,無功受封而有功不獎,忠誠的太平軍將士怨恨山積。清方的李鴻章多少看出了問題,說“增封多王……內亂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洪氏集團自以為得計,其實是制造內部矛盾,從內部瓦解太平軍的低級錯誤,或者也可以說超級慢性毒藥。洪仁玕對此負有重大責任。
  洪秀全很希望洪仁玕在指揮作戰方面露一手,以證明自己知人善任,更可用以作為高度集權的幫手,一石二鳥。洪仁玕自己當然也想建立軍功,讓諸將領信服,真正抓住軍權。他在攻蘇杭以解天京之圍的問題上,與李秀成相合,一同商討作戰方案,由李落實指揮,大破清軍江南大營。對于太平軍和洪秀全,應當說這個大戰役,他是有功的。此戰勝利,使他自我感覺良好。于是提出經營江浙、西征武昌的戰略。這個主意,當然可以講出許多冠冕堂皇的道理。不便明講的,是他要加強對陳玉成、李秀成的領導與指揮,讓他們乖乖地所從他調遣。可他并不了解實際。沒考慮到陳玉成鎮守的安慶隨時有受攻擊的危險,更不考慮李秀成先要著重穩住和經營江浙的強烈意愿。輕率地將這兩張王牌用于長途征戰,兵分兩路去攻打武昌。這一好高騖遠的決策,使“天京”的屏障兵力單薄,陳、李兩軍長途勞師不易密切配合,加上李秀成內心并不情愿,故而風險極大。即使占領武昌。如果江、浙、皖不穩,也得不償失。但他一門心思、打自己的算盤,根本不營這些。結果,陳玉成上了外國人的當,能攻占武昌卻沒拿下;李秀成未能準確接預訂計劃配合,勞師無功。更壞的是,久已盯牢安慶的曾國藩,乘機重兵圍困并最后攻下這個戰略要地,“天京”上游失去屏障,處于清軍隨時可以攻打的危境。這種態勢的出現,表明曾國藩老謀深算的戰略眼光,也是洪仁玕自以為高明的低級錯誤所造成的。導致這一低級錯誤,是由于太重的私心的驅動,再加上沒有軍事指揮的經驗,而又自以為是。
  安慶被清軍圍困后,陳玉成急忙率軍東返,力求解圍。清軍兵多將廣,挖掘長壕兩道,志在必得。如果陳玉成沒有被洪仁玕派去西征武昌,清軍是不可能將安慶如此困死,他也決不致如此被動。萬不得已,向“天京”求援。洪仁玕只好叫章王林紹章和他一道,率兵參加解圍。是時,李秀成還在東返途中。他一些未參加西征的部下因江浙較空虛,又憤于洪仁玕的瞎指揮,沒人肯出兵參加安慶解圍。如果說,洪仁玕在理論上還可以說一通“圍魏救趙”的空話,那么。親自帶兵打仗那就完全不行。一與清軍交鋒,就被擊敗,退到桐城,不但起不了正面作用,而且損害陳玉成部下士氣,助長清軍必勝信心。隨著安慶解圍戰的失敗,陳玉成部下主力喪失殆盡,陳本人也因此自投羅網而被清方所殺。太平軍在地理上、人事上都失去了一只臂膀。而且,因為陳玉成,是洪仁玕親戚,同時又是李秀成的好友,本來在李秀成與洪氏集團之間一直起調和矛盾沖突的作用,他敗死之后,洪氏集團與李秀成的矛盾便沒有人調和與緩解了。
  尤有甚者,在以李秀成為首的“十三王救天京”之戰,洪仁玕居然同洪仁發、洪仁達一起掣肘。他們不愿看到李秀成順利成功,害怕李秀成勢力和功勞太大,希望李秀成與湘軍都在費時曠目的苦戰中消耗得半死不活,希望諸王從此怨恨、不理睬李秀成。于是,借口防疫,緊閉南京城門,不接應十三王之兵,更不派一兵一將里外配合,哪怕做點姿態造點聲勢也不肯。弄得救援之軍上下都很憤怒,斗志日衰。加上補給困難,“寒衣未帶”,湘軍又拼死苦戰。終于,在打了一個多月之后,援兵各自撤退,沒能解南京之圍。李秀成自然會看出洪仁玕起了什么作用。
  從《李秀成供辭》看來,他對洪仁玕雖有別于洪仁發、洪仁達,但不滿之意仍很明顯。所以多處提及洪仁玕,不但沒有一句好話而且流露出不少弦外之音。他常用“洪姓”一詞,就包括洪仁玕在內。要不是那時洪仁玕正護送洪天貴福在突圍逃亡中,要不是洪仁玕在南京危急之時被洪秀全革去大權,李秀成在供辭中一定會有更多的揭露與否定。
  洪秀全最后預留遺詔,要洪仁玕扶佐洪天貴福,可見對洪仁玕忠誠的確認。而洪仁玕也以文天祥自命,被俘不肯投降而被殺,沒有辜負洪秀全的信托。當然,要不是靠李秀成,他和洪天貴福根本不可能突圍沖出南京。
  太平軍最高層的內訌,以及內訌后洪秀全的所作所為,注定了最后的失敗。洪仁玕被任命為軍師,非但沒有遏止“太平天國”的傾頹,客觀上反而加速了它的敗亡。他在實現“苦志求名”的同時,也在為洪秀全及其小朝廷送終。他所作的那些政治文件,成了后來不少人做文章的好材料,成為美化洪秀全的上等化妝品。這,大約是他對洪秀全最主要的“歷史貢獻”。
 

2011-12-18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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