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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懷疑的時代,我該如何信仰
在懷疑的時代,我該如何信仰
新京報書評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漫長的隧道中,一群人摸索前進,眼目所及,盡是黑暗,他們看不見彼此,無法相互安慰,孤獨捆綁著每一個人,希望渺茫,不知何處是黑暗的盡頭,傷痛、哀怨與絕望漸成靈魂的重負……如果此時,有人燃起燭火,微光搖曳,那又會是怎樣的景象?


2014年的一個秋日,已經有12年未出新著的宗教學家何光滬,在為自己的新文集寫前言時,想到了隧中秉燭者的形象。他說,秉燭者令人仰慕,他們使得人們看見了腳下的路,看見了同伴的臉,而且,最重要的是,秉燭者使得人們在彼此的面孔上看見希望與愛。


何光滬(1950年9月28日-),貴州省貴陽市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宗教哲學學者,主要從事宗教學理論、宗教哲學、基督教神學等領域的研究。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朱桂英


生活著,用眉間滴下的汗水


何光滬生于1950年,自幼喪父,家貧如洗,母親一人撫養五個孩子,靠出租小人書維持生計。全家住在一間不到七平方米的木板房,日子過得極其艱難。又遭逢非常態的動蕩社會,人們陷于無窮無盡的階級斗爭中,時代的悖謬與暴力合力而成疾風,把何光滬一步步推往絕境:1968年下鄉務農,1970年隨母親再次下放農村,他常肩挑重担,在大山里踽踽獨行,精疲力竭時,坐在地上仰望高山藍天,感慨人世艱辛。


所幸政治風暴在深山之中會有所衰減,盡管被貼了污黑的政治標簽,何光滬還是獲得了農民的信任,担任了山里小學的代課老師,白天教授學校里所有課程兼體操、唱歌、講故事,天黑后上山打柴。青春被封閉在大山之中,生活的世界窄小無出路,人生的路要去往哪里,完全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生活就是如此、僅限于此,要證實有另一種世界。帶著這樣的渴望,學英語就有了一種非常巨大的意義——一種不同的語言,意味著有一個不同的世界。那使他有了證據,相信眼前的世界并非一切。


1977年高考恢復時,何光滬已經27歲。夢想復燃,卻不存奢望,只低調選擇了貴陽師范學院英語系。進校后第二年,他還是抵不住心中的念想,要向更高遠處行走,于是準備考研。恰好當年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招生,其中有基督教專業,要求考試的科目并不難,何光滬啃了一遍《大英百科全書》中的“Christianity”詞條,決定斗膽一試。復試時,考場上只有他一個考生,面試則在徐懷啟先生的病床邊進行。接到研究所錄取通知書后不久,何光滬在《光明日報》讀到一則新聞:上海師大開始考慮給老教授們配備助手,原因是一位老教授去世后,留下的基督教史手稿無人能夠整理,那位老教授就是徐懷啟。可見宗教學在中國之冷門。而何光滬的斗膽一試竟獲成功,也實在得益于此。當他在研究所圖書館那灰塵厚積的外文書架上,隨手取下麥奎利(1919-2007)的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并由此開啟自己翻譯宗教哲學作品之路,他心有感恩,覺得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指引著自己。


存在著,理解時代的真相


何光滬在山區教書時,周圍有很多農民處于半饑餓狀態,底層的赤貧,以非常極端的方式袒露自身:路邊,長滿荒草的空房子,本住在房子里的人,已經死絕。而那時所有媒體都在說,除了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農民多挖兩鋤自留地,就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人們承受著相似的苦難,卻不能真正談論它,生活的真相,遠在公開的語言表達之外。


“文革”結束之后,言論的疆域緩慢拓展,生活在真實之中,成為之后好幾代中國人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何光滬嘗試真切談論生活世界,是在自己的而立之年,他發表文章批判機械死板的考試制度對人之發展的抑制。他談到了全國被耽誤12年的高齡同學們關切的兩點——在校期間應該可以報考研究生,也可以結婚。這正是他已然完成的挑戰,他在大學第二年報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期間又結了婚。對自己保持誠實,同時真誠期待自己的言論對他人亦有益處,何光滬就這樣開始以文字介入社會生活。


“忽略真實世界,以理性開始的哲學,必然會違背真實的生活,把自然與歷史變成一套抽象的網羅。”何光滬自知對思辨的偏好,很容易讓自己滑入抽象的危險,幸好自己還被賦予了另一種品質,敏于感受,這使他不會忽略真實世界的重量。有一次,在參加完會議后,他隨一群學者參觀中越邊境元陽縣的高山梯田,壯觀景色攝人心魄,但他還有另一層感慨,農民辛勞其中依靠吃飯的生生所資,成了城里人旅游飽眼福的審美對象,這種錯位里的審美,令他憂傷。在自選集《三十功名塵與土》中,他特意將此事寫入這一年的人生紀事。


行動著,尋找底線的共識


作為宗教學家的何光滬,最近一次被媒體密集報道,是在去年年底。當時,中國思想界為尋求共識,來自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以及基督教研究學派的28位學者,共同簽署了《關于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由于該文本是在牛津大學的會議上擬定的,因此被稱為“牛津共識”)。而何光滬是“牛津共識”最早的起草人,作為基督教研究學派代表參與其中。最后的文本,希望提出一個“可愛亦可信”的未來社會藍圖。


思想界這一尋求共識之舉,得到了國內和海外關心國事各階層人士廣泛的認同與贊譽——對“牛津共識”社會反應所做的多方面社會調查和統計數字表明,國內外絕大多數受訪者都高度正面評價這份文件。但在另一方面,共識條款的內容、文本擬定的過程、簽署人的身份,甚至選擇在英國牛津開會,也都有人批評。甚至有人說,此般大動干戈而行,又苦心積慮而思,最后出來一個并不在大家意料之外的文本,是思想界的行為藝術。因不憚于向人解釋共識擬定的初衷與意義,何光滬在這一事件中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人物。他的肖像頻繁出現在媒體報道中,面容消瘦,白發蒼蒼,眼神肅然;話語間的懇切與嚴謹,也使人自覺感到看待“牛津共識”需多一點嚴肅,多一點善意。


“牛津共識”對何光滬而言,并非一個文本,一次簽名,而是一以貫之的實踐:克服派系的局限,超越自身的限制,以對話達成共識,共求更好的世界,更豐美的人生。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不能走向他人,自我就是一種牢籠。至于對話的目的,他很贊賞斯威德勒那種溫和克制的表達:更深地了解自己;更真地了解別人;更充分地據此而生活。


那些看起來冷硬的政治或體制層面的表述,在何光滬這里,與溫和有愛的哲思是同質的,即:在與世界、與社會、與他人的關系中,我們才得以讓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獲得美好的形象;此生的意義,在此生之中,在與此世的關系中得到證實;人在當下的所有選擇與行為,構成了歷史的面貌,也決定了未來的模樣。



對話何光滬:

人生無法脫離痛苦,但是不能沒有意義


新京報:年少時代,是一個人確立與這個世界基本關系的時期,即“對于世界的最初的經驗”會影響人的一生,如今回望自己的過去,你是否愿意與我們分享自己的“最初的經驗”?

何光滬:這種經驗是艱難而痛苦的。最深切的感受還是精神的困惑:生活應該是這樣的嗎?剛進小學時,家住學校院子里,院里豎起一個高大的火爐,每夜都有鼓風機吵得沒法睡覺,家家戶戶把鍋碗瓢盆交出來,扔到爐里,熔成鐵水,凝成許多鐵錠堆在墻角,多年生銹無人過問,同時報上和廣播每天說我國鋼鐵產量要“超英趕美”!小學還沒畢業,知道自己的母親是好媽媽,也是好老師(學生和家長都夸她),但卻被趕出學校,以致全家衣食無著!初中未畢業,就不得不看著學校似乎永遠停課了,學知識居然被批為“反動”,無數敬愛的老師天天被折磨、被關押、被逼自殺,隨處都可以見到近鄰遠親朋友熟人被侮辱、被毆打……最荒謬的是,打人者趾高氣揚,被打者無人救助,旁觀者不敢言、不敢怒,還得幫打人者鼓噪助威,所有媒體和言論都在贊揚這類暴行,“為革命行動叫好”……我很困惑:一個人看著身邊另一個人挨打受虐,卻只能沉默,這個人的生活,即使茶飽飯足,還能算人的生活嗎?


新京報:在一個充滿悖謬扭曲且貧瘠的時代度過自己人生最初的幾年,你有過現實與夢想的疏異感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在之后的人生中,你如何克服這樣的疏異感和痛苦的?對你而言,最有益的知識與技巧來自何處?

何光滬:我似乎只能,也是自然而然地轉向自己的處境之外,甚至是所見的現實之外去尋求支持。不是要克服同現實的疏離和痛苦,因為同荒謬不義的疏離是應當的;而現實同理想的距離是永遠的,其所帶來的痛苦也是永遠的。人生無法脫離痛苦,但是不能沒有意義,意義可以幫助應對痛苦。所謂尋求支持,就是尋求人生的意義。這種支持來自信仰的對象,即天地之本源與主宰。如果你確信世上存在終極的真善美,并把為之服務作為目標,相信這才符合天地大道,那么,只要真心盡力,即使成績很小,人生也就有了意義。就理解自己“時代的真相”而言,對外部世界盡量全面的了解,對中國和世界真實歷史的了解,是最有益的知識。用獨立的思考和清明的理性,去判別種種流行的說法,是最有益的技巧;因為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就常常會被誤導或愚弄。在那個時代,外部世界的信息全被干擾過濾,獨立思維的性格處處遭到壓制,全面公正的歷史書在圖書館和書店都找不到。所以在那時,設法瀏覽“限制發行”的《參考消息》是我最大的樂趣,偶然見到“內部發行”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簡直如獲至寶,而《西方哲學資料選輯》則成了我在偏遠山村小屋中每夜的良伴!


新京報:你多次表達過這個意思,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人心片面地偏向狹隘的理智,已經太久了,所以,良知、良心、公平、正義、創造與愛,與我們漸行漸遠。造成“片面地偏向狹隘的理智”這種精神狀態的原因是什么?

何光滬:所謂片面地偏向狹隘的理智,是說凡事都從自己的或自己(或大或小的)團體的利益考慮,從可見的、或短期的、或單方的、或片面的利益考慮。這是哲學家所謂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這種理性或理智不可缺少,但是只有這種理性,人就不復為人。你想,即使依靠這種理性獲得了物質的富裕、地位的強大,但卻遠離了人之為人不可或缺、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良知、公平、正義、創造和愛,那同弱肉強食的林中禽獸有何區別?多年來,我們先是片面強調階級利益、階級斗爭以及政治的專政、壓迫功能,不考慮(甚至批判)全民利益、社會和諧以及現代政治的管理、服務功能,后來則片面強調物質生產、經濟效益以及國家發展的經濟、技術層面,未能建設好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和現代社會的制度、法律保障。這是上述狀態的主要原因,所以需要進行相應的反思和改革。


新京報:你認為,儒家學說,能為當下中國提供足夠的現代理性嗎?理性化與信仰的保守,有怎樣的關系?

何光滬:所謂現代化,就是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理性化或合理化,其中包括財產權、人身權等人民權利之保障,以及“公平正義”等古今中外公認的價值之實現。傳統儒家思想絕不反對這些,盡管封建專制時代未能建立對這些權利的制度性保障;當代新儒家也不應反對這些,除非他們背離孔孟思想的仁義核心,除非他們棄其精華(五常)取其糟粕(三綱)。與此相關,包含精華和糟粕的儒家學說,雖然在精神核心上與這些觀念一致,但作為古代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當然無法“為當下中國提供足夠的現代理性”。換言之,我們需要大大地解放思想,擴展思維,吸收古代其他傳統的思想,以及近現代豐富百倍的、甚至已成常識常態的制度思想。對良知、正義、自由、平等之類理念,是需要信仰的;這種信仰同理性完全一致,古今中外,理性可以而且已經為之作出了無數雄辯的論證。所以,現代的理性化與保守的信仰,在原則上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支持的。


新京報:關于我們的公共生活,你以這樣的句子描述之:破壞人作為人生活的意義,傷害人作為人的本質。那么,在這樣的狀態下,從個人出發,幸福與尊嚴何以可能?充滿不安與懷疑的時代,信仰如何發生?

何光滬:當下社會,我們不能僅僅看到那種拜金逐利、趨炎附勢之類的“洪流”;我們也知道有反抗“過度世俗化”的洪流。也許那只是一種潛流,因為即使在各種傳統宗教復興的熱潮中,也顯然包含著“拜金逐利、趨炎附勢”的成分,而關切自己的靈魂,關心鄰人的義務,往往遭到忽略。


幸福如果陳義較低,則幸福常以尊嚴為代價,尊嚴常以幸福做犧牲,二者已不可得兼矣。幸福如果陳義較高,則尊嚴實為幸福之條件,幸福乃以尊嚴為前提,二者均不能獨存矣。正因為“眼前的世界”如此,人才需要“眺望更高的境界”,祈望“那里有平安喜樂”;需要是可能的前提,祈望是信仰的結果。在充滿不安與懷疑的時代,信仰雖不易發生不易確立,但是如果懷抱虛心、堅持尋求,懷抱祈望、堅持愛人,我相信“斯人”已不遠矣!


《秉燭隧中》

作者:何光滬

版本:新星出版社2014 年11 月


何光滬屬于“文革”結束后中國第一批宗教學者,堪稱三十多年來中國宗教學發展的推動者和見證人。本書為作者2003年至今重要文章的首次結集,既側重于對宗教學原理及宗教哲學的理論探究,更注重對中西歷史、文化及社會問題的觀照與探討,故其學術論著深具問題意識與超越精神,兼顧觀念澄清與思想創新。


來源:12月2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2—B04版


▲12月2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封面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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