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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細節中的習仲勛
歷史細節中的習仲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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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長我不當,但我可以給你當好‘內交部長’,協助你做好統戰工作。”上世紀50年代,習仲勛初到政務院工作,總理周恩來有意讓他兼任外交部長,沒想到習仲勛堅決不接受,他甚至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就是開除我黨籍我也不干。”


這是《習仲勛畫傳》一書中最新披露的歷史細節。這部201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畫傳,以及前一年8月出齊的《習仲勛傳》(上、下),記錄了習仲勛從革命年代走來的一生,使得后人可以清晰地了解他的功績、家庭,還有他和中共多代領導人之間的關系。


“遺憾的是,作為傳主的習仲勛同志,在審閱了大部書稿后,終未看到書的出版,便離開了我們。”《習仲勛傳(上)》執筆人、黨史專家賈巨川在后記里寫道。



毛澤東救命



“要不是毛主席說‘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他們已經給我們挖好了活埋坑。”多年以后,回憶起那段非常歲月,習仲勛總是心情激動。


那是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剛剛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吳起鎮,而本該來會合的“東道主”陜甘寧邊區主要領導人劉志丹、習仲勛,彼時卻被捆綁在一間舊當鋪里,等待被活埋。


毛澤東、張聞天等得知情況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等候中央來解決!


某種意義上講,是劉志丹把習仲勛帶到如此境地的。


1932年7月,習仲勛第一次見到劉志丹,當時習仲勛19歲,劉志丹29歲。初見面時,剛剛經歷兵運失敗的習仲勛,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和西北紅軍主要創始人劉志丹面前有些激動。


習仲勛后來將這次談話視為自己人生道路的重要經歷而屢屢提起:“革命活動的傳說中,常常把劉志丹描繪成一個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見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卻完全像一個普通的戰士……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劉志丹認為習仲勛是塊好料。”賈巨川說,“他還說,這小子(習仲勛)將來‘不配’當將才,至少是個帥才。于是,有意識地對他加以培養,給予積極支持。”


1934年11月,陜甘蘇維埃政府成立,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21歲的他,當眾講話有些膽怯。于是,每逢重要講話時,劉志丹就先幫習仲勛梳理思路,有時還要熬夜幫他修改講話要點。講話完畢后,劉志丹還帶頭拍手鼓勵他。


一片祥和中,1935年,肅反運動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展開。習仲勛談到錯誤肅反最初的情形時說:“開來了三十多人的名單,里面有副主席、通訊員、秘書長,都是右派。我說不對頭,先把幾個來路不明人逮捕起來。所以第一次才捕了9個人,其余的人都是我硬担保的。”


但是,肅反擴大,不是習仲勛能夠阻擋得住的。在劉志丹等人被捕后,習仲勛也被以“黨棍”罪名,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和劉志丹同志一起被關在一個舊當鋪里。”習仲勛后來回憶說,“天氣很冷,不給我們被子蓋,晚上睡覺縛綁著手腳,繩子上都長滿了虱子;一天只放兩次風,有人拿鞭子、大刀,看誰不順眼就拿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須有的罪名之下,許多人都被迫害致死。”


萬幸的是,發出肅反中止令后,1935年11月7日,中央機關進駐瓦窯堡,經審查,推翻了強加給劉志丹等人的莫須有罪名。習仲勛同劉志丹、楊森等18人被首批釋放,其他人也陸續被釋放。


大難不死的習仲勛,隨后進入瓦窯堡中央黨校學習,担任訓練班第三班班主任。在瓦窯堡收獲自己第一段婚姻之后,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黨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他第一次看見景仰已久的毛澤東。對這次見面,習仲勛銘刻在心:“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講話,心里高興極了。”



“爐火純青”



1936年9月15日,習仲勛在保安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列席會議的三個地方干部之一。這是習仲勛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看見習仲勛走進會場,毛澤東高興地拉住他的手,連聲稱贊:“這么年輕,還是個娃娃嘛!”


對這個“娃娃”,毛澤東也是給予厚望與重任。


1945年10月,高崗調東北工作,根據毛澤東提議,由習仲勛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毛澤東在向黨內同志介紹時說:“要選擇一位年輕的同志担任西北局書記,就是習仲勛,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這一年,習仲勛32歲,是各大分局中最年輕的書記。


更大的重任還在后面。


1947年3月13日,延安保衛戰打響。14日,中央軍委電令尚在防御前線的習仲勛“即回延安與彭德懷同志一處主持邊區全局”。


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撤離延安之際,習仲勛臨危受命,協同彭德懷指揮西北人民解放軍。他同年長自己十五歲的彭德懷常常因為環境所限擠在一個土炕上睡覺,結下深厚情誼。


時任野戰軍副參謀長的王政柱將軍回憶:彭德懷對習仲勛非常尊重,從不稱呼他“副政委”這個軍隊兼職職務,總是以“習書記”稱之。彭總制訂的作戰計劃,在交付討論之前,總要先同仲勛交換意見;彭總草擬的命令、指示,在送電臺發出之前,總要讓仲勛再做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電,彭總看后立即同仲勛一起商量貫徹意見……


戰爭結果證明,習仲勛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而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的工作依然讓毛澤東十分滿意。


《習仲勛傳》中寫道:1952年初一天,薄一波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正在閱讀習仲勛發來的一份關于西北地區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的報告。他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么樣?”早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到毛澤東贊譽過習“年輕有為”,于是便以此語作了回答。毛澤東則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2002年習仲勛逝世,薄一波送來了親手書寫的挽詞:“驚悉‘爐火純青’逝世,不勝哀悼”,引用的就是這個典故。



“我們還是好朋友!”



1953年9月18日,習仲勛接替李維漢轉任政務院秘書長(后政務院改名為國務院),從此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近10年。


也是在1935年的瓦窯堡活動分子會議上,習仲勛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當時他心中就充滿仰慕,“遠遠望見一個人,穿著一身紅軍的黑布棉軍服,胸前飄著長長的胡子,兩道濃黑的劍眉下面是炯炯兩眼,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肅然起敬。”


兩人更多的交往則是在習仲勛調入政務院之后。在此期間,他與周恩來朝夕相處,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周恩來十分信任習仲勛,支持他放手工作,多次對他說:“我們是好朋友。”


“我給周總理當了十年秘書長,總理從沒批評過我。主席常常半夜叫我過去說事,總理對我放心,從不打聽其中的情況。”習仲勛曾對子女回憶說。


在担任政務院秘書長和國務院秘書長初期,習仲勛同周恩來同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周恩來常常忙到深夜,睡眠時間很少,第二天還要很早起來投入工作。作為秘書長的習仲勛,具體事務很多,人員來往也比較多。為不影響周恩來的工作與休息,習仲勛從西花廳搬到與之一墻之隔的工字廳北院,寧可自己多跑些路。


習仲勛夫人齊心曾評價丈夫,“‘講真話’簡直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但習仲勛也有話說不出的時候。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要不要批判彭德懷?習仲勛感到非常為難。他想寫一篇表態性發言稿,想來想去卻無從下筆,他找不出批判彭德懷的理由但又不得不與毛澤東保持一致。最后,他頗為作難地告訴秘書說:算了,不寫了,到時根據情況我講幾句就行了。


會議結束后,8月17日,全體人員下山,吃中飯時,桌桌滿座,唯獨彭德懷孤零零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旁吃飯,竟沒人敢與他同桌。習仲勛秘書田方回憶,習仲勛對批判彭德懷心情復雜,非常為難,亦是情緒低沉。


習仲勛也沒能逃開不白之冤。


1961年,在小說《劉志丹》座談會時,習仲勛談到高崗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高崗的一些主張也是對的,但在書中不要寫他——這成了《劉志丹》案中,習仲勛的罪證之一。


1962年9月,因小說《劉志丹》,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決議,習仲勛被停職審查。


許多年后,習仲勛不止一次地談到身處逆境時受到周恩來特別呵護的情景:“恩來同志讓我的秘書把齊心同志接回家來。她一到家,恩來同志就馬上和她通電話,要她請假留在家里陪我,囑咐她防備我有一念之差。”


不單如此,得知受到始料不及的政治打擊的習仲勛整日待在家中沉默不語,周恩來和陳毅受黨中央、毛澤東委托,專門找習仲勛談話。周恩來當面表示:“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


沒有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彭德懷,聽到全會精神時,心情異常沉重地對妻子浦安修說:“怎么習仲勛也出事了,我的問題怎么把他也連累了。”


“習仲勛專案組”在收羅了不少材料后,上報中央并且提出了“處理”習仲勛等人的建議。但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同意康生的“重處理”意見。他們堅持對習仲勛要按黨內矛盾處理,不僅要保留黨籍,還要按照黨的領導干部對待安排工作。最后,中央做出的處理決定是:撤銷習仲勛的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職務,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


1974年12月21日,在長沙休養的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一案作了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于追究。”但由于“四人幫”從中作梗,習仲勛的所謂“反黨問題”仍然沒有結論。直到1975年5月,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才決定對習仲勛解除“監護”,仍然按“文化大革命”前的組織處理決定,以領導干部的身份再次下放到洛陽。



“我們配合得很好”



1978年初,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出席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并當選全國政協常委。這是16年之后,他第一次走進熟悉的人民大會堂。


他的平反首先要歸功于一個他批評的人,王震。


1952年王震在新疆工作期間,曾經被當時主持西北局工作的彭德懷和習仲勛點名批評。但是在文革中,造反派要王震揭發批判彭、習二人時,他都嚴詞拒絕。


習仲勛同樣沒有辜負老同事的信任。“文革”期間,習仲勛曾被扣西北大學。一天上午,從北京來的兩名紅衛兵找到他的住處,要習仲勛寫一份“揭發”胡耀邦的材料。習仲勛不到幾分鐘,就寫好了“材料”。上面只有寥寥幾行字,大體意思是:對胡耀邦我還是了解的。“胡耀邦是個好同志,他絕對不會反對毛主席。”


“我給他的幾張紙,一張都沒有寫滿。”負責對他進行“監改”的紅衛兵小將孟德強后來回憶,此后不久,農墾部造反組織又派來兩名干部,要習仲勛“揭發”王震。習仲勛寫給他們的材料,只是把“胡耀邦”三個字換成了“王震”。


而王震恢復工作后,一直打聽彭德懷和習仲勛的下落,希望能有所幫助。同期,在兒子習近平提醒下,習仲勛請人寫了封信,里面講明自己恢復工作的期望,由齊心在女兒橋橋的陪伴下,往返于北京、洛陽之間,為習仲勛的平反奔波。王震見到她們后,不僅答應轉信,還立即親自找到鄧小平,第一個出面為習仲勛恢復名譽說話。


隨后,在葉劍英和胡耀邦幫助下,習仲勛終于得以平反,恢復工作。


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后不久,葉劍英向華國鋒和提議,讓習仲勛赴任廣東。


動身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和李先念等分別會見了習仲勛,都對他寄予厚望,一再指出做好廣東工作具有重大意義,要他大膽工作,放手干。


齊心回憶說:“耀邦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望五個方面稱贊他,葉帥也堅決支持仲勛早日出來工作……跟小平同志談過之后恢復工作,中央決定派他到廣東工作,耀邦說‘讓你去把守南大門’。”


不單關心他的工作,葉劍英也十分關心習仲勛的身體。據習仲勛小兒子習遠平回憶:“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以至右耳耳聾。葉帥送給他一副助聽器。不過,他盡量不戴,堅持用一只耳朵聽,結果鍛煉得左耳聽力特別好,不亞于別人的兩只耳朵。”


在廣東工作期間,習仲勛與地方軍政高層坦誠相見,相處融洽。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個性鮮明,常常以酒論英雄。第一次會面,許世友就想給習仲勛一個“下馬威”,給自己和習仲勛各倒上三大杯白酒。沒想到習仲勛三大杯酒下肚,面不改色,神情淡定,許世友從此對習仲勛刮目相看。


而晚習仲勛來到廣東工作的楊尚昆,是他延安時期的老相識,轉戰陜北時,習仲勛在西北野戰軍任副政委,與時任中央后方委員會副書記的楊尚昆經常接觸。習仲勛調國務院工作后,而楊尚昆是中辦主任,聯系亦很密切。


這個時候,兩位親密戰友又走到一起來了。習仲勛后來說:“我們倆配合得很好,有他在,我就可以多到下邊去走走。”



“要保護不同意見”



1980年9月,習仲勛離開廣東,調中央任職,先是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隨后增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1年6月,中央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變動問題,當時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中屢建功勛的胡耀邦成為黨中央主席人選,但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和反應。習仲勛在這一關鍵時刻,對胡耀邦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從這一年起,習仲勛與胡耀邦共事長達6個年頭。時任中辦主任胡啟立回憶說:“正值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高瞻遠矚;耀邦等同志全力推進;仲勛同志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是改革開放的堅定擁護者和積極推動者。耀邦同志對他非常信任,把許多大事情交給他辦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担任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時,習仲勛還兼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只存在了四年多,第一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是剛從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習仲勛兼任。先后兩位主任都為我國“有法可依”、“以法治國”做出了貢獻。


1990年10月30日,是七屆人大第十六次會議。這天上午,開常委會全體會議,錢其琛發言,對國務院提交人大審議的兩個涉外法案作說明,言語簡潔,只用了不到20分鐘。


剛說完,并非主持會議的習仲勛站起來說:用這么短的時間,說得那么清楚,值得表揚,建議大家鼓掌。


隨后他又提出:歷來常委會議討論議案不夠認真,希望這次會議開始改變會風,認真討論,建議延長一天會議時間。


主持會務的同志告訴他:已經為外地來的委員買好火車票、飛機票,會期不便更改了。仲勛說:“我是希望改進人大常委會的工作。”


下午,分四個組討論,習仲勛像往常一樣參加第四組。休息時,他仍和往常一樣在室內轉來轉去和大家聊天,反復講:人大要代表人民,替人民說話。休息后復會,已經過四點半鐘,按習慣,再有人發個言就散會了。但習仲勛同志站起身說:今天我要跟大家談談歷史,請多留一個小時。他講了很多當年在西北地區鬧革命的歷史,各根據地之間關系很復雜,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說得很動情,大意是:不要把不同意見者看成“反對派”,更不要打成“反動派”,要保護不同意見,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意見。


誰也沒想到,第二天繼續開會,大會副秘書長來到第四組通知:習副委員長因病,中央批準他去南方休養,不再參加這次會議了。


從這天起,習仲勛再也沒有來人大常委會,盡管他的任期應該到1993年3月。


離開領導崗位后,習仲勛到深圳休養。在深圳十余年時間里,凡是到這里視察工作的中央領導都要看望和慰問習仲勛。


如2000年2月,江澤民到深圳視察工作,一下飛機就先到迎賓館看望習仲勛。


而據萬里之子萬伯翱回憶,2002年春節,他陪父親最后一次去廣東,父親只專程看望了兩個人,一位是改革開放的大將、老相識任仲夷,另一位就是習仲勛。“過春節他早早穿好了紅色的衣服,白色的襯衫,等著父親,他們激動地擁抱。父親說他來看他的老伙計了,習仲勛糾正他,什么老伙計,是老戰友!”


三個月后,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在北京逝世。


●資料來源:《習仲勛畫傳》,人民出版社出版;《習仲勛傳》,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習仲勛主政廣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黨史文苑》;《黨史文匯》;《人民論壇》;《黨史縱覽》;


《中共黨史研究》;《黨史博覽》;《廣東黨史》;《百年潮》;《紅廣角》;《領導文萃》;本刊記者易萱采訪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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