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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旭瀾 太平雜說 復調挽歌
潘旭瀾 太平雜說 復調挽歌
潘旭瀾     阅读简体中文版

  太平軍最善戰的高層將領,內訌前是石達開,內訌后是李秀成。
  戰爭是磨刀石。幾年之間,使李秀成由一個聰明勇敢的士兵,成為一個善于征戰的將領。內訌之后,太平軍中無人可用,急需提拔頭領,給了他機遇。沒有內訌,按常規遞升,他不可能這么快成為主將。內訌以后,洪秀全對異姓非常疑忌,李秀成這主將便十分難當。他犯顏直諫,要求革去洪仁發、洪仁達王爵,請回石達開,造成了與洪氏兄弟不可彌合的鴻溝。封他為忠王,賜“萬古忠義”手書,不過是洪秀全一種安撫,是一種低級權術,意在用“忠”字鎖住他的靈魂。一有不同意見,沒有十分馴順照洪秀全意思行事,洪便發怒,便更加固執已見,便嚴辭訓斥。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賢不承認洪秀全1861年改“國號”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即將小朝廷正式變成洪秀全個人私有),加深了洪對他的疑忌。連他主動將母、妻送到南京做人質,洪也還不放心。洪在軍事上是個無能之徒,只知南京被圍時力竭聲嘶大喊救駕,全局得失全然不顧。洪對他疑忌之深,令人難以思議。直到臨死,還憤憤然地公開宣布罷他的官。奪他的權。說他如不順從其兄洪仁達主意和其甥蕭有和的命令,號召“合朝誅之”。可以想象,如果在這之前,洪用不著他來支撐危局,就會將他除掉的。
  在太平軍的主要將領中,李秀成不但最敢向洪秀金提不同意見,而且對人對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較多地保留著傳統文化中他所認同的部分。他頭腦比較清醒。比較注重實際而不“一味信天”。他對部下將領、人員,比較寬厚甚至無原則地袒護。所以蘇州、南京等地的軍民上下,或愿意跟從他,或將他看作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寄托。對于清政府戰敗自殺或被俘官員,或以禮安葬,或贈銀放走,這種統戰手段在太平軍中是獨一無二的。
  占領蘇州,是他軍事上的重要勝利,也潛伏著敗亡的因素。一則,此后他用兵多從江浙著眼,大局觀顯然受影響;二則,產生了過分的自信和驕傲情緒;三則,物質生活的奢侈腐敗。蘇州是中國難得的安樂鄉,向有天堂之稱。農民造反者一般都有“打天下就要坐(享)天下”的心理,占領了這樣好地方,很難抵擋物資誘惑,排拒“送上來”的享受。李秀成也在所難免。
  只說第三項。其一,1860年6月,一占領蘇州,動用幾千人改建拙政園,作為忠王府,至1863年11月蘇州被部下獻降時還未完工。江蘇巡撫李鴻章看了,驚嘆其為“平生所未見”的“神仙洞窟”。現在雖不如當年,還是蘇州主要景點之一。其二,他頭上的狻猊冠,即使作為皇冠也是第一流的。根據呤唎(A.F.Lindley)的描述,比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朱翊鈞皇冠,要珍貴、精巧得多。其三,他財寶之多,弄得洪氏兄弟眼紅,叫他捐餉銀,否則不放他回蘇州。他雖然沒有時間來充分享用,但心理上的腐蝕是相當大的。昭王黃文英說,“那忠王也是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當然不會沒有根據。上行下效,他所管轄的主要將領,不少人只顧自己利益,各行其是。其他有權的將官,物質享受自然也就戕害了戰斗意志。1862年南京解圍戰,之所以可能勝利而沒有勝利,不是“未帶冬衣”,而是諸將多有私心,斗志不旺,戰斗力大不如前,加上受洪氏諸王掣肘的結果。這次未能獲勝,太平軍的頹勢便無可逆轉。
  比起太平軍其他一些將帥,他的缺點和過失,包括前面沒談到的,都算不了什么。太平軍后期,他的戰功最大,威信也最高。更何況,陳玉成死后,他是支撐太平軍的唯一大柱。
  李秀成在南京城外不遠被俘,有一些偶然因素。一是因為他要突圍時,將自己的戰馬讓給幼天王,騎著不得力之馬,無法遠走,逃入荒山。二是,隨身帶了不少珍寶,引起發現的兩家百姓爭奪,解送湘軍。這偶然中也有必然。他的忠君思想,使他將戰馬給“幼主”。他過于看重寶物。才會暴露身份并引起爭奪。如果他騎著戰馬,帶著適量銀子、食物,很可能突圍成功。但在當時“忽喇喇大廈傾”的形勢下,無論到浙江、江西或安徽,看來都難逃厄運。洪仁玕和幼天王,不是都在江西被俘了嗎?他的堂弟李世賢,原來威信也很高,在漳州被圍困緊急時,傳檄汪海洋來救,汪竟坐視其敗。李世賢好不容易逃到汪軍中,竟在睡覺時被汪刺死。可見在軍心分崩離析之時,李秀成遲早敗亡是大勢注定的。
  他被俘后所寫的供詞(以前多稱之為自述),真偽問題曾經爭論了好久。認為是偽造的人,竟說如果肯定供詞是真的,那就是丑化農民革命。在這樣的立論下,去讓法醫作技術鑒定。于是,判定供詞是偽造。科學技術到了如此地步,實在是十分可嘆的。然而,這當然不是偶然更遠非唯一的事例。后來,在無可辯駁的證據面前,真偽不必爭論了,又提出到底是失節問題,還是“叛變革命”。因為供詞對洪秀全多有非議,最后還向曾國藩提出讓他出面收羅太平軍殘部的辦法。1977年12月,曾國藩的曾外孫女俞大縝,在中過風又患白內障的情況下,給一位專家手書其母(曾國藩孫女曾廣珊)親口告訴她的“李秀成勸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這是可信的。聯系供詞全文、李秀成性格、當時處境、國內外環境,李秀成寫這供詞,決不只是保存太平軍史實,為自己留個自傳。他的最高期望值是,曾國藩真的擁兵稱帝。那么他可能就有機可乘,在曾與清政府你死我活斗爭之際,重整太平軍,三家爭天下。倘不能重整太平軍,漢人曾國藩做皇帝,也比滿族要好得多。在他看來,曾國藩敢做皇帝的話,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如果曾國藩被清廷鎮壓下去,太平軍也有伺機再起繼續反清的可能。倘若不能策動曾國藩稱帝反清,那么答應太平軍放下武器就不殺遣還,免得太平軍殘部繼續遭受追擊、屠殺,免得老百姓再受戰爭之殃,也好。他想到這些,是十分正常的。否則,就不會被曾國藩等人一提起就說他“悍滑”、“狡悍異常”了。證據呢?一是曾要刪掉一部分供詞,并將真跡藏起來;二是曾不敢送他進北京就擅自匆忙將他殺了;三是俞大縝的證詞。這三條證據,是很難推翻的。如果計謀都要成為事實,那么歷史就只是單方面的直線行為了。對此。多加評說,就是無謂的筆墨。說李秀成“失節”、“叛變”,那是因為長期以來,要求一切被稱為革命者的人們純而又純,“勝利或者死”,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標;曲折、失散、被俘、死里逃生,往往百口莫辯。生活中太多了,也就成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準則。更因為,在論爭高潮中,有了終審判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人們只好三緘其口,“叛變”論者就大獲全勝并因而成了“中央文革”成員。1979年以來,多數人寬容點了,說供詞是李秀成的“污點”,“失節行為”。仍然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請問:在洪秀全已自殺、洪天貴福必死的情況下,李秀成還應忠于誰?如果說,要忠于太平軍的奪取全國政權的理想,那么,洪秀全自己早就放棄這種理想了,而李秀成卻還希圖保存殘余、尋求機會,實現這種理想,或者保持對部分地方的占據,從太平軍的立場看。至少是一種無可非議的努力,何“污點”、“失節行為”之有?即使以人們慣用的動機和效果統一論來看待供詞,則它并未給太平軍造成任何危害,倒是給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實和教訓,完全沒有什么不好,不對。
  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權力擁有者,往往以現實的需要來看待歷史人物,甚至作為評價的唯一標準。要求臣下,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絕對擁護,不得有任何異議。任何批評,任何糾正,學者如果照這種觀點去看待歷史,歷史論著便成為權力意志的傳聲筒,沒有什么事實、是非、品格可言了。
  總的說來。李秀成是太平軍中難得的將領,但他確實是個悲劇人物。沒有洪秀全造反和傳統倫理熏陶,就沒有李秀成及其供詞。洪秀全使他成為主將,又將他推到曾國藩的刑場。自毀棟粱,往往是一個王朝衰敗的準確信號。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但其區域性軍事割據亦同此理。
  在被俘諸王的供詞,李秀成供詞明顯與眾不同。多重意圖,使他在囚籠中以每日數千字的速度,寫了長篇供詞。他的對手李鴻章、此前給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的信里說:“既深佩其狡猾,更積狠其忠勇”。這兩句話,是供詞極其重要、極其確切的導讀。李秀成在計謀失敗,最后作絕命詞十句,“敘其盡忠之意”,從容赴死,也是這供詞的實證。他對曾國藩適當說些客套乃至恭維的話,是其意圖所決定的。他堅持站在太平軍立場,始終認定洪秀全是天王、“我主”。在這一前提下,不可能也沒有將洪秀全的邪惡兜底翻。只是很有節制地寫了洪的一些錯誤,主要是他與洪的公開分歧和爭論。歷代都有人,與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不顧一切面折廷爭,以至被斬首被凌遲被下油鍋被誅九族,而成為公認的忠臣。然而,按照絕對洪氏本位的價值標準,即以洪秀全的是非為是非,以洪秀全的好惡為好惡,供詞中那些很有節制的真話實話,有損于造神,有損于洪的光輝形象,那就不能容許。無論你多么用心良苦,杜鵑啼血,超過古代忠臣義士,都是“不忠”,重則日叛變,輕則日變節行為。這種價值判斷,只能讓普通人瞠目結舌。我認為,問題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義,而在于其忠、義的價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簡單地高呼口號而死的復雜內涵。有幾分讀懂供詞,就會覺得這是一曲太平軍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供詞即將寫完,他就被殺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詞成了殉葬者預先自唱的挽歌。這支復調挽歌,是尋味不盡的。
 

2011-12-18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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