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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的背后是政治   書評
噪音的背后是政治 書評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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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美國的森林、濕地、沙漠、海岸上越來越多地充斥著“恐怖機車”發出的噪音和派出的廢氣。所謂“恐怖機車”,就是越野類汽車、摩托車等等。根據科學家十幾年前的估算,光噴氣式摩托艇對海岸上其他游客造成的財產損失就是每年9億美元。

但車主也為自己喊冤,各種聯盟、協會紛紛介入“恐怖機車”的噪音問題,有些還打著環保的旗號為機車一族辯解。他們認為,開著“恐怖機車”的公民,都是“普通的美國人”,花著自己的辛苦錢享受一些無傷大雅的娛樂消遣,而反對這些人的人都是所謂“精英”。

如果細心挖掘,這小小的爭論又引出一連串的話題:這些“普通的美國人”駕駛的機車可是相當昂貴,42%的噴氣式水上摩托艇的購買者年收入都超過10萬美元。一項關于密歇根州越野車主的調查顯示,94%的車主是男性(其中1/4擁有兩套房子)。這些車主擁有越野車生產商和木材加工廠等機構提供的經濟、政治支持,兩類企業都熱衷于開拓并利用更多的土地……再細說下去,信息量就更大啦。

各種政治因素的干擾,讓“恐怖機車”的噪音問題變得更有意思。在爭論中,隨著政治術語被雙方引入,這顯然已不是簡單的娛樂方式的沖突而已。

美國作家加列特·基澤爾經過在全世界大量走訪調研之后,寫出了《噪音書》。他總結出噪音產生的兩大根本原因:一是“否定肉身”,人們為了克服肉身的局限,通過技術發展不斷超越時間或空間的物理限制,制造出“恐怖機車”等制造大量噪音的東西;二是“蔑視弱者”,我們輕視那些看似弱小的人或事:“沒有生產效率”的人口、“弱勢”的性別、“劣等”的民族,“下等”的文化、環境中“沒用”的部分、“不現實”的解決方法……隱藏在背后的其實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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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噪音與政治在書中只占一章內容,但無疑奠定了整本書的基調。基澤爾認為,噪音與政治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現。噪音就是權力,音量就是政治,真正權勢的一方聲音總是最大的。和平和安寧是社會財富的一種形式,社會財富的分配又是最基本的政治問題。在這樣一個多樣化的社會里,人們推動著技術不斷革新進步,一部分人自我膨脹之后,他們的聲音對別人來說也變得刺耳。

古代羅馬,為了把白天的街道讓給帝國的騎士們,凱撒下令車輛只許在夜間出行,結果羅馬的夜晚無比吵鬧,市民不堪其擾,反正凱撒的宮殿不會被打擾到。

在《噪音書》里,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午夜被吵醒的羅馬市民,18世紀倫敦街頭被貴族流氓欺凌的窮人,盼著莊園里的狂歡以惡作劇結束的奴隸們等等。為什么80萬非裔美國人碰巧住在酒吧后的貧民窟內?答案可能要涉及低劣的立法機關、帶有偏見的司法系統、糟糕的學校、城市社區里泛濫的毒品,或者還要討論下種族主義。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噪音也披著“發展”的外衣在全球擴張。汽車增多,愛爾蘭過去“到處都是自行車”的日子一去不復返,2008年都柏林市中心90%的居民在夜間忍受著高于世界衛生組織限定的45分貝的噪音。西班牙人過去有午休的風俗,這期間噪音是絕對不允許存在的。如今跨國公司和國內的改革者要求廢除午休,讓西班牙人按照“標準的”時間表工作。同時,西班牙馬德里也開始被認為是歐洲最吵的城市。噪音宣告這些國家在全球文化的同質上更進一步,某天人們耳朵里也許只能聽到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嘶嘶聲。

基澤爾還走訪了幾個亞洲發展中國家,發現富國淘汰的飛機等設備都被這些窮國回收利用,這些設備往往噪音巨大。也就是說,相對于富國,窮國不可避免地出于食物鏈的最底端,也無可避免地被傾入更多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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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澤爾進而提出,噪音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些更重大的問題。諸如戰爭、饑荒、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氣候變化等問題的產生,都源于我們對一些自以為很弱的東西的蔑視,比如小生物、小問題、安靜的生活以及無用的事務等等。而這種對“弱小”的忽視還正在全球蔓延。

現在,我們討論噪音時,仍離不開亞里士多德時期政治中心已經存在的那些問題:公民的權利、財產的分配、權力的適當運行等等。安靜該如何分配?噪音該如何承担?一部分人享受成果時,如何才能不把另外一群人排除在外呢?

歐美曾有個NIMBY運動,就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運動,或者簡稱“避鄰運動”。現在NIMBY分子已成為滑稽的存在。因為大家意識到,噪音不在你家后院,就會跑到別人家后院,到最后誰都逃不過。

基澤爾拿自己寫書做例子來自嘲:他在佛蒙特州東北部山下老農場的房子里寫完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這里清凈得讓人嫉妒。但他擁有這片安靜空間的代價則是一大堆噪音:有州際公路上為他運墨水和紙張的汽車發出的,有為他的臺燈和筆記本電腦發電的電力車間發出的,有看著他把網絡信號傳到紐約的信號站里發出的,更不用說他為了搜集材料所做的旅行以及打擾他人所做的采訪。

也許,執迷于安靜并不意味著要永遠占有它。有錢人在享受安靜的同時,讓窮人陷入噪音環境之中。發達國家在享受發展成果之時,讓發展中國家被更多噪音包圍。即便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內部,在噪音問題上也同樣有人付出、有人受益。每個由人制造的“不需要的聲音”都暗含著一個問題:“我們到底想要什么樣的社會?”我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這種兩難抉擇怎樣作用于自己和他人?

我們不可能完全占有安靜,也不可能完全拋棄噪音,走哪個極端都是不現實的。如何讓各種各樣的聲音在一個世界里和諧共存?由此帶來的啟發是,我們好些時候熱衷的“可持續發展”、“替代能源”,是否真的考慮到窮苦人的需要?是否只是走向了導致環境災難的另一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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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角度解析噪音問題,基澤爾并不是第一人。差不多在1977年,加拿大的莫瑞·謝弗出版了《聲音風景:為世界調律》,法國的賈克·阿達利出版了《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前者的理論在日本生根開花多年,在中國至今沒有中文譯本。后者在2000年出版過中文譯本,印了曲曲5000冊,除了在二手書市上賣得高價,在中國上根本談不到影響力。兩本書都是學術著作,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卻遠在學術領域之外,它們也可看作《噪音書》的師承。

《噪音書》書的原版標題是《The Unwanted Sound of Everything We Want:A Book about Noise》,大意是“我們想要的一切,(發出)我們不想要的聲音”,用巧妙的文字游戲概括了書里人類的窘境。我們一度很為自己總是心有不甘、樂于挑戰極限而自豪,如今我們的急速發展延伸出來諸多棘手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里指的當然不光是噪音問題。由于難以簡單概括書中包羅萬象的內容,《噪音書》是個非常勉強的譯名,但需要澄清的是:這絕對不是一本聲音物理學著作。

噪音是個很抽象的話題,基澤爾卻把噪音從史前歷史一直講到當今的全球化,靠翔實的資料生生寫出厚厚一本書,滿滿全是干貨。最根本的結論還是,我們需要一個可持續的、公平的、快樂的社會。越是這樣的社會,噪音越少,其他的問題也就越少。要實現這樣的結果,我們應該打開緊閉的閥門,讓不同的意見流通。

這樣的結論也許并不新鮮,基澤爾也沒有提出更有建設性的解決辦法,但他無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問題的角度,一個過去經常被大眾忽略的角度——噪音的角度。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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