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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思】宋代削弱相權,為何仍出權相?
【史思】宋代削弱相權,為何仍出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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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的相權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宋初宰相范質等人主動做出讓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宋太祖熱衷于集權。這無疑是出于私心,害怕宰相權力過大,動搖皇帝權威,甚至覬覦皇位。


在古代社會,宰相是僅次于皇帝的重要角色。宋代以前宰相地位頗為尊榮。但有宋一代相權卻削弱很多,同時又出現過不少權相,這是值得深思的反常現象。


一、趙宋相權去哪兒了?


唐代本設有三個中央機構(即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三省長官實為宰相,掌管國家最高權力。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


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書省在皇宮里單獨取旨,稱政事堂;門下尚書兩省都移在皇宮之外,兩省長官不再預聞最高命令。


較之唐代,宋代的相權由此在五個方面產生了弱化——


1
首先是決策權的弱化


據《續資治通鑒·宋紀一》記載:“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及(范)質等為相,自以周室舊臣,內存形跡,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


在唐代,所有決策均出自中書門下兩省,中書省“定旨出命”,門下省審議副署;必要時三省召開聯席會議,共同商議決斷。故而,唐代最高命令實際上由宰相擬定,皇帝只是行使同意權或拍板權而已。


自宋太祖以后,不僅廢止宰相“坐以論道”的禮遇,而且取消宰相的主動決策權。凡事,宰相只是先寫一刮子,提出幾項意見,或擬出幾條辦法,呈送皇帝決定;然后再按照皇帝意見正式擬旨,這便是“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宰相再不能主動決策,只是遵命于皇帝。


2
其次是軍事權的弱化


宋初,宰相的軍事權曾被剝奪。涉及軍事問題,皇帝只與密樞院長官商議,宰相無權過問。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知制誥田錫上奏指出:“臣聞前年出師,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陳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圣聰,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義軍,札配軍分,趙普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也,則罷之可也。宰相可任,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不使與聞者哉!”(《長編》卷30)


可見,田錫對宰相無權過問軍事頗不以為然。景德元年(1004),契丹再次大舉入侵。真宗沒有太祖運二府于股掌之上的統帥能力,對付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他需要二府之間的緊密協調,因此,“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長編》卷57)


面臨戰爭威嚇,真宗被迫承認宰相“總文武大政”的職權。此后,宰相雖然過問軍事,但主導權仍在樞密院。


3
再次是財政權的弱化


宋代的財政,由三個司掌管,三司使是最高財政長官,不受宰相節制,直接對皇帝負責。所謂三司,即為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


在唐代,司是屬于尚書六部下面的二級機構(司局級),接受六部尚書(部長)的領導。必要時,宰相也會兼領戶部一個司,如鹽鐵、度支之類,以便直接掌管財政大權。


而宋代,三司地位大為提高,獨立掌管全國的財政,這是有意削弱宰相的職權。王安石實行變法,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將戶部、鹽鐵、度支三個衙門重新整合起來,統一到新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里,欲讓財政大權回到宰相手中。


主持“熙寧新政”的王安石


但是,司馬光等人極力反對,認為財政應該由三司管,三司失職,可以換人,兩府不得侵其事。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制置三司條例司也被廢止。


4
再是人事權的弱化


歷來官府用人,本應隸屬于宰相職權范圍之內。任用什么人,提拔什么官,這是宰相管轄之吏部的事。


而宋代,在吏部之外,另設考課院。考課亦即銓敘,對官員進行綜合考評。考課院后來更名為審官院,又分為東西兩院,東院負責選用文官,西院負責選用武官。此外,還設置三班院,專門管理內廷供奉及殿直官。


這樣的人事制度安排,導致機構繁雜,政出多門,同時也弱化了宰相的人事權。


5
最后是諫議權的弱化


在唐代,臺諫均為監察官。臺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其職責是監督宰相及百官,約束行政權力;諫官指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其職責是專門諷諫皇帝,糾繩皇帝的過失。


唐初做過“諫議大夫”的魏征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成立另一最高監察機構諫院,將原本隸屬于門下省的諫官分離出來。從此以后,諫官不再是宰相下屬,宰相無權任用諫官,所有臺官諫官均由皇帝任命。


設立諫官的初衷就是在于糾繩皇帝,而不是糾繩宰相,所謂“諫”是針對皇帝而言的。而讓諫官脫離門下省,不再隸屬宰相,反過來糾繩宰相,這樣就剝奪了宰相通過諫官向皇帝進行規諫的權利。


總之,宋代的相權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宋初宰相范質等人主動做出讓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宋太祖熱衷于集權。這無疑是出于私心,害怕宰相權力過大,動搖皇帝權威,甚至覬覦皇位。權力這東西也是守恒的,相權被削弱,皇權則加強。


二、過分集權導致權相迭出


宋太祖富有才略,能夠駕馭全局,大包大攬并無大礙;宋太宗也是有為君主,但是,他們的子孫后代世襲皇位,就未必稱職。


過于集中的皇權,對于他們來說是難以承受之重,因此容易導致權力失衡,難以保障國家權力有效運行。從徽宗到南宋末期,竟然出現過蔡京、秦檜、史彌遠、賈似道等權相,致使朝政日益敗壞黑暗,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王朝的衰亡。


蔡京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分子,神宗時他支持改革開放變法;哲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起用保守派,他轉而投靠司馬光陣營;哲宗親政后,他又投靠重新控制朝政的改革派。徽宗即位后,他投其所好,被重用為宰相。徽宗沉湎于聲色犬馬,熱衷于書畫創傷,玩賞花石,興建園林,卻怠于政務,只顧個人享樂,而將國事幾乎都交給蔡京打理。


蔡京為相二十多年,獨攬大權,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勾結朋黨,竭力排斥異己,將官場與社會弄得烏煙瘴氣,使北宋王朝陷入空前的危機。


秦檜頗擅長見風使舵,靖康年間他為了欺世盜名,表現出主張抗金的強硬姿態。被金兵俘虜以后,他態度又有了180度大轉變,回到南宋便拋售其投降求和的“良策”,正中高宗下懷。


此后,秦檜官運亨通,先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旋即擢為右丞相;雖然一年后被罷免,但很快又起用;趙鼎罷相出朝后,他獨居宰相之位長達十七年。


在秦檜獨相時期,他拼命迫害那些反對和議、主張抗金的官員,不僅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而且還將與自己政見不合的大臣逐出朝廷。為了控制言路,他還將自己親信安插到監察百官的臺諫機構,使之成為打擊政敵的工具。


高宗并非昏庸之君,秦檜結黨弄權專橫跋扈,他其實心知肚明,之所以睜一眼閉一只眼,聽之任之,是因為他需要秦檜作為自己推行求和路線的代理人。有秦檜出面與金人妥協,他就可以安心做偏安皇帝。有高宗在背后支持,秦檜就可以結黨營私。二者相互利用,滿足于一己之私,就不想收復中原山河。


影視劇中的秦檜與高宗


史彌遠的崛起源于一場陰謀。開禧三年(1207),韓侂胄北伐失敗,金朝來索主謀。時任禮部侍郎的史彌遠與楊皇后等密謀,派人殺害韓侂胄,將其首級送金請和。史彌遠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在寧宗朝獨相十七年,在理宗朝獨相九年。


史彌遠兩朝專權二十六年,對金采取屈服妥協,對內打壓政敵,招權納賄,搜刮民財,弄得民不聊生。他之所以成為兩朝權相,關鍵是兩個皇帝容易被他架空。寧宗(史稱“不慧”)頗為愚昧無能,毫無主見,他在位期間,前期受韓侂胄操縱,后期任史彌遠擺布,是典型的傀儡皇帝。


理宗出生于民間皇族宗室,原本沒資格做皇帝,全靠史彌遠在幕后策劃與扶植才得以繼承皇位。鑒于史彌遠對自己有恩,加上他老奸巨滑,理宗不得不韜光養晦,任其把持朝政,獨斷專行。


賈似道是一個“不學有術”之人,靠姐姐為理宗貴妃這一裙帶關系得以入仕,后來憑借欺上瞞下、弄虛作假、陰險狡詐等權術博得理宗恩寵,從而青云直上,官運亨通。


理宗進入暮年,怠于政事,身為宰相的賈似道控制朝政,獨攬大權。度宗即位以后,賈似道登上權力的頂峰,其專權程度超過所有權臣。度宗智力遲鈍、懦弱無能,被賈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間,對他言聽計從,無可奈何。賈似道每次上朝行臣子之禮后,度宗都要對他回拜,稱之為“師臣”,不敢直呼其名。


同所有權相一樣,賈似道頗擅長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一朝大權在手,便肆無忌憚,貪贓枉法,驕奢淫逸。在國家危亡之際,他一味縱情聲色,絲毫沒有發揮正能量;他的禍國殃民與為非作歹,直接導致了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


不難看出,上述權相之所以成為權相,關鍵在于他們都是權謀大師,并且遇到昏庸無能或易于掌控的君王。


三、太監專權比宰相專權更黑暗


毫無疑問,在帝制時代君主位于國家權力核心,是維系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關鍵。問題在于,帝王并非全知全能的神明,其能力與精力非常有限,所以需要設置百官進行治理,而宰相無疑是治理體系中最關鍵環節。


而宋代刻意削弱宰相的正當職權,使權力配置向君主傾斜,在實際運行中容易造成權力失衡。


一旦國家面臨危機或君主平庸無能,擅長權術的宰相就會以不正當手段攬取權力,以不正當手段運用權力,以不正當手段鞏固權力,這就是權相得以形成并產生危害的根本原因。


遺憾的是,后世帝王不僅未從宋代削弱相權的惡果中汲取教訓,反而更加偏好集權。宋太祖只是削減宰相的部分職權,而明太祖干脆取消宰相職位,把宰相的職權完全包攬。


然而后代皇帝生長在深宮,精力與能力有限,不能也無法承担如此繁重的皇權。因此,明代有不少皇帝嫌麻煩,私下把政務交給身邊太監處理,以致讓太監掌握最后的決定權。于是,魏忠賢、劉瑾、王振等權勢熏天的太監層出不窮,儼然主宰著大明王朝的命運。


太監沒有文化,但心狠手辣,他們專權比權相專權更為黑暗,為害更大。朱元璋立下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遺訓終究落空,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必然結出的惡果。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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