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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牙醫到作家┃余華的寫作之路
從牙醫到作家┃余華的寫作之路
ONE·文藝生活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小人書 繪圖/夏禹


在對數以萬計張開的嘴巴感到厭倦后,余華走上了寫作的道路,從此他再也無法離開這條路。

這地方來對了

by

余華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醫生,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鎮上手握鋼鉗,每天撥牙長達八個小時。

在我們中國的過去,牙醫是屬于跑江湖一類,通常和理發的或者修鞋的為伍,在繁華的街區撐開一把油布雨傘,將鉗子、錘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開,同時也將以往撥下的牙齒一字排開,以此招徠顧客。這樣的牙醫都是獨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樣挑著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們的繼承者。雖然我在屬于國家的醫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輩們都是從油布雨傘下走進醫院的樓房,沒有一個來自醫學院。我所在的醫院以撥牙為主,只有二十來人,因牙疼難忍前來治病的人都把我們的醫院叫成“牙齒店”,很少有人認為我們是一家醫院。與牙科醫生這個現在已經知識分子化的職業相比,我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名店員。

我就是那時候開始寫作的。我在“牙齒店”干了五年,觀看了數以萬計的張開的嘴巴,我感到無聊之極,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沒有風景,就是在嘴巴里。當時,我經常站在臨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館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閑地走來走去,心里十分羨慕。有一次我問一位在文化館工作的人,問他為什么經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訴我: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這樣的工作我也喜歡。于是我決定寫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進入文化館。當時進入文化館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學會作曲;二是學會繪畫;三就是寫作。對我來說,作曲和繪畫太難了,而寫作只要認識漢字就行,我只能寫作了。

在1983年11月的一個下午,我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一家文學雜志讓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說。當我從北京改完小說回家時,我才知道我們小小的縣城轟動了,我是我們縣里歷史上第一個去北京改稿的人。我們縣里的官員認為我是一個人材,他們說不能再讓我拔牙了,說應該讓我去文化館工作。就這樣我進了文化館。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個人是沒有權利尋找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國家分配的。我從醫院到文化館工作時,我的調動文件上蓋了十多個大紅印章。我第一天到文化館上班時故意遲到了兩個小時,結果我發現自己竟然是第一個來上班的,我心想這地方來對了。

這幾年很多外國朋友問我,為什么要放棄富有的牙醫工作去從事貧窮的寫作?他們不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做一名醫生不會比一名工人富有,那時候的醫生都是窮光蛋,拿著國家規定的薪水。所以我放棄牙醫工作去文化館上班,沒有任何經濟上和心理上的壓力,恰恰相反,我幸福的差不多要從睡夢里笑醒,因為我從一個每天都要勤奮工作的窮光蛋變成了一個每天都在游玩的窮光蛋,雖然都是窮光蛋,可是文化館里的是個自由自在和幸福的窮光蛋。我幾乎每天都要睡到中午,然后在街上到處游蕩,實在找不到什么人陪我玩了,我就回家開始寫作。到了1993年,我覺得能夠用寫作養活自己時,我就辭去了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開始更自由的生活。

現在,我已經有二十年的寫作歷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長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陰沉的白晝過去之后,我發現自己已經無法離開寫作了。寫作喚醒了我生活中無數的欲望,這樣的欲望在我過去生活里曾經有過或者根本沒有,曾經實現過或者根本無法實現。我的寫作使它們聚集到了一起,在虛構的現實里成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發現自己的寫作已經建立了現實經歷之外的一條人生道路,它和我現實的人生之路同時出發,并肩而行,有時交叉到了一起,有時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現在越來越相信這樣的話──寫作有益于身心健康。當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欲望,在虛構生活里紛紛得到實現時,我就會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來。寫作使我擁有了兩個人生,現實的和虛構的,它們的關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當一個強大起來時,另一個必然會衰落下去。于是當我現實的人生越來越平乏時,我虛構的人生已經異常豐富了。

我知道閱讀別人的作品會影響自己,后來發現自己寫下的人物也會影響我的人生態度。寫作確實會改變一個人,會將一個剛強的人變得眼淚汪汪,會將一個果斷的人變得猶豫不決,會將一個勇敢的人變得膽小怕事,最后就是將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一個作家。我這樣說并不是為了貶低寫作,恰恰是為了要說明文學或者說是寫作對于一個人的重要,當作家變得越來越警覺的同時,他的心靈也會經常地感到柔弱無援。他會發現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與四周的現實若即若離,而且還會格格不入。然后他就發現自己已經具有了與眾不同的準則,或者說是完全屬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他感到自己的靈魂具有了無孔不入的本領,他的內心已經變得異常的豐富。這樣的豐富就是來自于長時間的寫作,來自于身體肌肉衰退后警覺和智慧的茁壯成長,而且這豐富總是容易受到傷害。

二十年來我一直生活在文學里,生活在那些轉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對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時又真實可信的描寫里……生活在很多偉大作家的敘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敘述里。我相信文學是由那些柔弱同時又是無比豐富和敏感的心靈創造的,讓我們心領神會和激動失眠,讓我們遠隔千里仍然互相熱愛,讓我們生離死別后還是互相熱愛。

附:我的寫作經歷
我是1983年開始小說創作,當時我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響,川端作品中細致入微的描敘使我著迷,那個時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變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寫出了像《星星》這類作品。這類作品發表在1984年到1986年的文學雜志上,我一直認為這一階段是我閱讀和寫作的自我訓練期,這些作品我一直沒有收入到自己的集子中去。

由于川端康成的影響,使我在一開始就注重敘述的細部,去發現和把握那些微妙的變化。這種敘述上的訓練使我在后來的寫作中嘗盡了甜頭,因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豐厚的關鍵。但是川端的影響也給我帶來了麻煩,這十分內心化的寫作,使我感到自己的靈魂越來越閉塞。這時候,也就是1986年,我讀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敘述形式上的隨心所欲把我嚇了一跳,我心想: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夠極為嚴謹的作家,而在敘述上又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在卡夫卡這里,我發現自由的敘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達得更加充分。于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從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來。與川端不一樣,卡夫卡教會我的不是描述的方式,而是寫作的方式。

這一階段我寫下了《十八歲出門遠行》《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一系列作品,在當時,很多作家和評論家認為它代表了新的文學形式,也就是后來所說的先鋒文學。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我在中國被一些看法認為是學習西方文學的先鋒派作家,而當我的作品被介紹到西方時,他們的反應卻是我與文學流派無關。所以,我想談談先鋒文學。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先鋒文學其實只是一個借口,它的先鋒性很值得懷疑,而且它是在世界范圍內先鋒文學運動完全結束后產生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寫下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對真實性概念的重新認識。文學的真實是什么?當時我認為文學的真實是不能用現實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實里還包括了想象、夢境和欲望。在1989年,我寫過一篇題為《虛偽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題目來自于畢加索的一句話:“藝術家應該讓人們懂得虛偽中的真實。”為了表達我心目中的真實,我感到原有的寫作方式已經不能支持我,所以我就去尋找更為豐富的,更具有變化的敘述。現在,人們普遍將先鋒文學視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學形式的革命,我不認為是一場革命,它僅僅只是使文學在形式上變得豐富一些而已。

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寫作出現了變化,從三部長篇小說開始,它們是《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有關這樣的變化,批評家們已經議論得很多了,但是都和我的寫作無關。應該說是敘述指引我寫下了這樣的作品,我寫著寫著突然發現人物有他們自己的聲音,這是令我驚喜的發現,而且是在寫作過程中發現的。在此之前我不認為人物有自己的聲音,我粗暴地認為人物都是作者意圖的符號,當我發現人物自己的聲音以后,我就不再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敘述者,我成為一個感同身受的記錄者,這樣的寫作十分美好,因為我時常能夠聽到人物自身的發言,他們自己說出來的話比我要讓他們說的更加確切和美妙。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變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漸被更多的讀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時代在變化,還是人在變化,我現在更喜歡活生生的事實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認為文學的偉大之處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憐憫之心,并且將這樣的情感徹底地表達出來。文學不是實驗,應該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為了形式自身的創新或者其他的標榜之詞,而是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將人的內心表達出來,而不是為了表達內分泌。

就像我喜歡自己九十年代的作品那樣,我仍然喜歡自己在八十年代所寫下的作品,因為它們對于我是同樣的重要。更為重要的是我還將不斷地寫下去,在我今后的作品中,我希望自己的寫作會更有意義,我所說的意義是寫出擁有靈魂和希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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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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