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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的價格”│《審判》二
“人命的價格”│《審判》二
ONE·文藝生活     阅读简体中文版


“法律的真相”


路剛律師每年要辦理很多故意殺人案,按照他的經驗,100個案子,至少有98個都是在一審前的最后時刻才達成和解協議的,而且“一般還要喝酒”。


“因為出事后一般要經歷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要平息情緒,才能理性地進入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商量賠償的金額。前一個過程需要時間,后一個過程需要一來一回折騰多次。”


雖然這聽上去是一種基于生命的討價還價,和路剛以前在法律課本上讀到的完全不同,但這就是現實。


路剛自認為是有法律理想的。在加入陜西克利律師事務所后,路剛代理的案件多為民商法律領域,尤其對“合同法”、“侵權法”等債法研究頗深。在律師這一行來說,民商法賺錢相對多。然而,2006年6月,路剛報名參加全國律師協會舉辦的“刑事司法改革及辯護技能項目培訓”,此后便開始涉及刑事案件。路剛說,一般從事刑法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點理想主義。


他認定幾個原則:法律最終是為了揚善,懲惡只是手段;生命確實是無價,但當生命已經失去后,最重要的是,不要這傷害繼續在雙方的生活中蔓延。這是路剛一直的理念。在接手藥家鑫案件前,他很驕傲地宣稱,“從來沒有一個人在我手上走過”。唯一比較驚險的一次,是“去年有一個判死刑,但是二審還是打回來了”。


那是2010年11月初的事情,媒體還沒關心這案子。路剛約藥慶衛見了面,按照常規的狀態,他的建議是:一開始可以先等等,把雙方的情緒消退點兒,然后由律師出面慢慢談賠償的事情。


藥慶衛默認了這樣的策略,這也相對符合他的性格。


出事后,藥慶衛越發寡言。無論面對妻子還是面對自己的律師路剛,他的話都非常精簡。路剛后來坦言,即使和藥慶衛一起打了一場生死關頭的仗,但依然和藥慶衛“非常不熟”,甚至路剛也曾私底下猜測,藥家到底有沒有背景。


找到他們這家律師事務所,其實是非常偶然。藥慶衛把孩子送去自首后,事情卻仿佛停滯了。他不知道兒子到底確切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進展到什么情況。著急的段瑞華催藥慶衛到警察局去問,警察局每次的回答都是:正在偵查不方便透露。


這個摧毀了整個家庭未來的巨大噩耗就立在那兒,但又密不透風、毫無聲息。唯一得到的反饋就是長安縣公安局給的一份拘留通知書,一份逮捕通知書。里面首次提及了“刑事犯罪”,但沒有更詳細犯罪過程,也沒有受害人的情況。


藥慶衛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到底對誰犯罪了,犯了什么罪?兒子就這樣被一個他至今不明晰的“刑事犯罪”給吞了,毫無聲息。藥慶衛打電話問了自己能問的朋友,有人說,你只能去找律師,讓律師幫你問。知曉這個信息時,他正在愛人段瑞華的娘家,走出家門,看到對面就是陜西克利律師事務所。


接手第二天,路剛嘗試幫忙聯系公安機關,試圖讓藥慶衛夫妻去探望藥家鑫,終究還是被拒絕了。不過路剛覺得這個暫時還不重要,無論案件細節如何,先和被害者家屬聯系并道歉肯定是對的,“早道歉早搶先機”。他和藥慶衛商量后,向公安機關提出能不能由公安機關干警協調,陪同藥家到受害人家里去看看,辦案民警考慮了半天,以案件正在偵查階段為由,表示拒絕。


然而,11月28日,也就是這個請求被拒絕兩天后,藥慶衛在電視里看到了媒體在看守所對藥家鑫進行采訪,他才從電視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兒子竟然是在撞到人后,害怕被索賠殺了人,那無辜的受害者的名字叫張妙。也就是在那次采訪中,電視臺用了藥家鑫一句話,“農村人難纏”。藥慶衛至今很不理解警察局和電視臺的做法,也反復在想像藥家鑫怎么會說這話:“這句話肯定有上下文,他自己是農村來的,我們還每年回山西農村。”


內心的慌亂還沒整理好,藥慶衛發現自己的生活一瞬間完全改變了。上街買菜,別人不打招呼,而開始在背后指指點點。總有陌生人來小區打聽他的情況,并且等著他下樓。到了第二天,樓下已經聚集了四五十個記者。他和妻子惶恐地躲在家里,聽到偶爾的敲門聲,心就收得緊緊的。


徐濤的立場


張平選已經在西安的街頭毫無頭緒地奔走了好多天。


從出事開始,女婿王輝陪著他幾乎每天到公安局里,他們希望知道“對方”更多的信息:他到底是怎么樣的人,他家到底是怎么樣的家?然而,公安機關的回答總是還沒偵查結束,讓他們等等。


那幾乎是他最難以面對的幾天——女兒被殺了,對方是誰一點兒都不知道。總共有8刀,他記得很清楚。張妙尸體的樣子一直浮現在他腦海里,他特別忘記不了的,有一刀直接刺穿女兒的手掌——張平選可以想像,那是女兒疼到不行,試圖用手去擋。


村里人開始有人傳說,“應該是對方背景太強了,說不定這案子什么都沒做就這么過去了。”還有人勸他認命,“這個社會這樣的事情多著了”。


但張平選知道自己容忍不了這樣的結果。他越想起對張妙的愧疚,內心就越發恐慌。女婿王輝在張妙去世后,要更照顧家里,不能陪他前往了,他堅持每天到公安局報到。一連報到了幾天,公安機關的人給了個建議——你應該去找律師,為接下來的事情準備。


這是事情發生以來,他得到的唯一明確的要求。雖然他字都不認識幾個,也完全不知道律師是干嗎的。


女婿不識字,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找律師。他一個人在公安局附近轉了半天,鼓起勇氣終于進到其中一家律師事務所。有個年輕人來接待,聽他結結巴巴把來意說了,就伸手找他要錢,一千塊——這幾乎是張平選一年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了。然后律師給了一些他聽不懂的建議,他就被客氣地請了出來。他手足無措地坐在那家事務所門口很久,不知道自己能干嗎。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他又回到警察局,情緒激動地要求聯系藥家鑫的父母,警察的態度很好,但依然沒有反饋,過了一天,警方說:藥家的父母此時不想見死者家屬。


放回到幾年前,張平選絕對難以相信,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迎頭撞上城里人、撞上這城市。而城市是他那么不熟悉的地方,他感覺到那種無力在吞噬他。但他不想停止這種盲目的尋找,他知道自己一旦停止,自己將永遠活在對女兒的愧疚中。他甚至想過極端的情況,如果再無聲息,自己可能會做出過激的事情。


11月27日,張平選依然如往常頑固地要去城里找辦法。剛要出門,一個人立在自己家門口——他們是《華商報》的記者,他們從公安機構中一個特約聯絡人那里得知了這么一個案件。張平選并不知道這到底意味著什么,他只知道,總算有人愿意聽他說,自己的女兒發生了什么。然后,第二天,記者帶著律師徐濤過來了。


徐濤的母親是個皈依佛教的居士,從他開始做律師起,就不斷叮囑他,你的對手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那種傷害很多人的惡念。徐濤知道母親的潛臺詞:得饒人處且饒人。


徐濤第一次去張妙家是11月29日,本地的電視臺正播出對藥家鑫的采訪。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將要做的事,牽涉到電視里那個羸弱的小孩的一條命。心里不由得緊了一下。


徐濤在大學學的是生化,但從小總好打不平,畢業之后自學了法律。從一個法律愛好者,自己考了證,然后自薦當起了碑林區的援助律師。當援助律師有幾年了,他越發覺得,法律的作用是整理秩序,是給人情予法理的支持。他最驕傲的案例,全都是調解成功——每個人負該負的責任,得到應有的賠償。


那個下午。他問張平選和王輝,你希望達到的目標是什么?張平選說,我不要錢,我要一個交代。他轉過頭看著王輝,王輝點點頭表示贊成。

他其實有點意外。在他此前的想像中,遇到這樣的事情如果沒有一定的修養都不太可能能那么冷靜。后來他的判斷是:“張平選不是冷靜,他其實是善良,沒有作惡的念頭。”


徐濤理解張平選不在乎錢,但作為一個律師,他個人總想多為受害者考慮。他看到這個家家徒四壁,也考慮到張妙留下的孩子,他當時自己立下目標:要盡可能幫忙爭取點賠償。


經歷過幾個案件,徐濤也知道訴訟這不需說明的潛規則——能賠償到多少需要來回幾次的磨。不過一旦雙方都有律師,一接口就快了。西安的法律界就這么個圈子,他一確定担任張平選和王輝的辯護律師,路剛便很快和他聯系上了。


第一次通話,彼此就心照不宣,路剛直接問,你們的開價是多少,徐濤說這得算。這是策略,拖著時間讓對方坐立難安,也是法律程序的需要——法院判決賠付多少需要一定的邏輯支持。路剛要求給估個數字吧,徐濤隨口一說,六七十萬吧。


“人命的價格”


這注定是場讓人內心難受的談判,因為談判的對象是人命和賠償金額,代表雙方,各自為雙方考慮未來的兩個律師。


路剛要去和徐濤商談賠償金額前,特意給藥慶衛打了個電話,當時藥慶衛就表態,無論如何錯是我兒子犯的,人家要提多少都不過分——他也希望趕緊了結這個事情。毫無推進的這場災難壓得難受。然而他同時也承認,家里實在沒錢,需要給一定時間籌。


路剛聽得出藥慶衛的誠意和無力,他安慰藥慶衛,不要著急,錢我來談,你們負責籌錢。往后用得到錢的地方多著了。


籌錢對藥慶衛確實不是那么容易,老家在山西農村,親戚都是種地的,指望不了,剩下的兩條路,一個是段瑞華的娘家,還有就是華山廠的老同事。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段瑞華兵分兩路各自去努力。夫妻倆都臉皮薄,華山廠的老同事和娘家人,也沒那么寬裕,而何況,他們的償還能力確實太有限,許多人嘴巴里沒說,但是那眼神中透露出來的問題是:你們還得起嗎?


藥慶衛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過了大半子的生活的幻象被打破了,因為這次借錢,他們觸摸到了生活真實的面目。


錢只能這樣一點點地籌集,他們定下目標,像場戰爭一樣,一個個戰場去開辟,這段日子對他們夫妻倆雖然難受,但卻無比的踏實,他們在恍惚中開始有種不清晰的希望。這中間,藥慶衛還去買了自學日語的教材,還有文學名著《飄》,托路剛轉給藥家鑫。藥慶衛說:“我想讓他通過這小說,知道能拯救一個困頓靈魂的還是愛。”


過不了多久,派出所通知要拿一萬五的喪葬費,藥慶衛趕緊送出去了,他莫名一陣心安。似乎送出去的錢越多,自己兒子的希望越大。他也催著問路剛,是不是應該買點東西去探望老人。路剛表示了贊成,于是打了電話給徐濤。


這從人情上決定是個對的事情,然而,徐濤要想到關于賠償金額的角力問題。徐濤想了想,回答,先拿十萬慰問金吧。徐濤當時從各方聽說的藥家的狀態,初步判定了這么一個金額。


事實上,徐濤也就這么一說,為了受害方的權利,他需要不斷充當黑臉扛住一些標準。


這十萬確實難住了藥慶衛,他們夫婦籌了這么多天,總共籌到了六七萬,喪葬費前后拿了一萬五,藥慶衛手里只剩下5萬了。


路剛大概也知道徐濤的立場,鼓勵藥慶衛還是先拿已有的錢去探望,“剩余的錢以后再說”。然而,藥慶衛緊張了,他很著急地拒絕了路剛的建議,趕著再去找錢了。他說話時候的急促和嚴肅,讓路剛一度以為藥慶衛為這個價錢生氣了。


直到后來,藥慶衛才和他說,其實是自己怕了。媒體上說我們家富,我才拿3萬過去,人家肯定會生氣。我怕過去了反而把事情鬧大。然而,藥慶衛表現緊張的方式是嚴肅,段瑞華能理解,但路剛和徐濤一下子理解不了。他們心里各自也就產生了一些猜測。


籌到的錢不夠,一時不敢見對方,這樣的挫折,讓本來就疲憊的段瑞華生病了。而自己的住家,每天都有各種電話來,不斷有莫名其妙的敲門聲,這讓他們一直心神不寧。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夫婦倆的照片還沒曝光,他們要去買菜的時候穿過記者的隊伍不會被馬上認出來。現在,只能靠藥慶衛一個人每天偷偷摸摸溜出自己的家門,到不同人家去拜訪借錢。


這個賠償金額一開,藥慶衛卻遲遲沒來,這回輪到徐濤著急了。


但是,這幾天焦灼的不僅是藥慶衛,對張平選來說,一天沒把這事情說清楚,那種不解、仇恨就壓在自己心頭。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這樣的情緒主導。


張平選不斷打電話給徐濤,問,藥父怎么還不來,徐濤只能回答說,對方正在籌錢。張平選只好一次次說:我只要交代,錢真沒那么重要。

張平選著急了,直接撂下話:“錢賠多少不是問題,讓他趕緊來道歉,一次不行來兩次,兩次不行來三次,總會行,總能幫我們原諒他們,這一切都好談了,這大家都好過了。”


拗不住張平選的著急,徐濤不得不主動去催路剛了——雖然這可能影響到后面賠償金額的談判——如果對方確實是個不厚道的人,會利用老人的這種心情壓低賠償的價格。


但他明白,這個電話已經不能不打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口氣依然不能軟,打電話過去,只是淡淡地問,為什么藥家還不趕緊來?

路剛回答說,還在籌錢。


讓他們快點兒。錢可以再說。徐濤試探性地提示。


過幾天還沒有見人來,他只能再問了一次。路剛還是說,確實還在籌錢,而且“藥家鑫母親也病了”。


徐濤只好把這樣的回答帶給張平選。老人非常不明白:“見個面的事情怎么這么難呢?”張平選又想起村里的種種傳言——自從出事后,總有關心的村民,每天坐在他家,給他講述城市和政府的種種“故事”。


眼看著要過春節,這段時間失去妻子后,王輝要當爹也要當媽,原本健壯的他一下子病了,終于被送到了醫院。而這更加重家庭的負担了。孩子在那邊鬧,農活沒有人幫忙弄,此前王輝也贊成張平選那樣去溝通,但躺在病床上,又想起空等的這幾個月,開始抑制不住怒火:“他們太欺負農村人了。”


王輝又想起另外的事情:為什么從一開始他們就只找張平選談,不找我談。死的是我妻子。王輝突然給徐濤打了個電話表態,我不想再和對方協商了,我要告死他們家。


路剛確實也一直只和張平選對接得比較多,他曾電話聯系過王輝,被氣頭上的王輝給罵回來了。“這樣的情緒沒法談事,而且在城市里,岳父肯定比女婿有生活經驗,一般事情都和長輩談,我沒考慮到,農村里不一定是這樣的習俗。”


情況看來有點著急了,徐濤感覺到,如果失去了理性,協商就難談了,那整個案件會導向一個結果——畢竟從法律事實上,藥家鑫是一定要被判死刑的,除非受害者家屬的諒解。


徐濤不斷在催路剛趕緊帶藥家的人過來,路剛實在催不動還在頑固籌錢的藥慶衛,但一回想,自我安慰說,剛好可以借這個機會催著徐濤給個確定的數字。最終,徐濤算出來的數字是,賠償金額是236640元加30萬精神損失費。


這個數字徐濤拿去和張平選商量,張平選還是那句:我不要錢,我要交代。去找王輝,王輝已經徹底情緒上來了:這個錢我不要,我只要他兒子的命。徐濤預感到,案件的協商開始有波折了。


眼看著局勢就僵在那兒了,2011年1月23日左右,也就是2010年農歷臘月二十前后,張平選通過警方找到了藥慶衛的電話。他下了很大決心,終于撥通了電話。他希望自己和對方能過個好年:


請問是藥慶衛嗎?


是的,你是?


我是張妙的父親張平選。


一陣沉默。大約兩秒,電話那邊傳來斷線的聲音。


張平選拿著電話愣了很久。過了好幾天他才和徐濤說這件事,“難道他們一點兒都沒有愧疚的意思?”末了,張平選補問了一句:“他們家真的是很有關系嗎?”


張平選已經開始愿意相信這樣的傳言了,要不,他無法解釋這樣的行為。


猜疑


面對無法理解的東西,猜疑變得那么容易被相信。關心的村民不斷給他們帶來各種傳說:“他父親是部隊老大,你碰不得的。”“他們已經布置好一切,你再努力也沒用了。”


這樣的傳言,讓徐濤也著急困惑起來。他趕緊打了電話給路剛,路剛愣了半天,決定要盡快帶著藥慶衛去拜訪受害者家屬了。


再過幾天就過年了,前段時間內心的苦悶因為努力籌錢而獲得短暫安寧感,如今隨著一次次的受挫,那種黑洞一般的情緒開始把段瑞華吞噬了。她每天坐在家里一陣一陣地哭。而家里的電話響得越發密集了,不斷有記者有網友冒充各種身份套信息,或者對他們進行辱罵。各種壓力讓他們兩個人的身體越發扛不住。


直到路剛詢問,1月23日為什么掛那個電話,藥慶衛才確信,那真是張平選的電話。他心里開始慌張了,催促著趕緊和徐濤聯系,然而,路剛卻始終打不通徐濤的電話。


除夕越發逼近了,路剛所在的事務所開始要盤點一年來的許多事情,段瑞華也因為節日的氣氛越濃,情緒因此越發不穩定,而藥慶衛面對這個外在的壓力,想到的解決辦法是更加頑固地去籌錢。沒能打通的電話就這樣被擱下了。


路剛只能安慰藥慶衛,還是按照此前的經驗:一般這種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在一審前達成協議的,我們還有時間。而且或許現在不見,也有助于緩和對方情緒。


其實路剛早有打算,案件第一次開庭審理的時間預定是3月3日,家屬領取傳票的時間是在2月23日。2月23日,這是個很好的時機。不僅家屬會到,此前幫忙張妙家聯系徐濤律師的記者也會去報到。他們商定著,借著這個機會,一起吃飯“喝個酒”,把賠償金額的數字給定了。一確定,他就馬上讓藥慶衛和段瑞華趕緊正式送錢道歉。


那天早上,果然王輝、張平選等家屬一起去取傳票。取完傳票,記者和徐濤拉著大家說一起吃個飯,“而且有一個朋友要來”。


那個“朋友”就是路剛。


每個人都坐好了,路剛剛想介紹自己,并說明來意,還沒開口,席上一個人開始破口大罵:藥家是冷血動物,藥家的律師也不是人。


路剛猶豫了一下,“這樣的氣氛不好硬接下去”,他想著的是先喝酒,等這個人情緒緩和一點兒,再繼續談。


沒想到那人越罵越激動,罵到最后開始拍桌子。路剛幾次猶豫要不要強行打斷,談賠償的事情,《華商報》的記者和徐濤不斷對他使眼色,他不明白什么意思,考慮一下,還是按捺住了。


后來他才知道這個人叫張顯,身份很拗口:王輝的爺爺和他的表妹的丈夫的奶奶是夫妻。


那頓酒,他感覺到事情可能要充滿變數了,因為新的情緒在滋長了。


商談賠償金額是細膩的角力過程,需要在雙方的情緒中找到平衡點,才能促成,多增加了這么一個情緒外放的人,可能意味著他和徐濤此前的努力要白費了。


他意識到自己必須安撫好張顯,因此刻意不斷地向張顯敬酒,最終喝到兩人醉醺醺攙扶著一起走出來。他打的主意是,“起碼一起醉過,改天要談賠償也算有個交情了。”


其實路剛已經徹底著急。畢竟過幾天就要開庭了。再不協商好,開了庭就麻煩了。他又和徐濤商量見面時間。王輝確實已經被情緒占據了,惡狠狠地拒絕了見面的要求,而張平選這個善良的老人還是希望能調解。最終商量了幾個來回,確定2月25日在長安區一家飯店見面。


然而,經歷了這么反復的折騰,張平選開始懷疑藥家的誠意了。地方是路剛定的,之所以不去張平選家里,是因為,路剛實在不知道村里人會是什么樣的反應。但是,這讓張平選增加了心里的不解,在張平選的理解中,這是不是就是不夠誠意呢?而且,“如果他們不是上門來道歉,我和村里人怎么交代。”“難道傳言是真的。”


他試探性地回復說:最好來村里,安全我保證。但路剛還是覺得第一次見面在第三地比較好——他必須為自己的授權人考慮。


25日,張平選拉著自己生產隊的隊長如約到了,上了飯店,他發覺《華商報》的記者也在,心里想這不是道歉嗎?怎么還有人記錄?


他坐了一會兒,藥慶衛和段瑞華來到樓上了。藥慶衛依然一臉嚴肅,面無表情地說了幾句道歉的話,突然和段瑞華一下子向他跪下。而那邊,報紙記者的閃光燈一直在閃。就在照相機的記錄下,藥慶衛掏出錢,說這是一點賠償。張平選還注意到一個細節:拍照的時候,藥慶衛還和記者說,不要拍我們的臉,以后我們有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張平選并不知道藥慶衛在這段時間遇到的事情,這句話在他聽來,不由得產生懷疑——難道連這也是安排的?


張平選坐不住了,他要的是“交代”,是彼此的相互理解,而不是這樣似乎有點拙劣的表演,他和陪他一起來的生產隊長商量一下,自己突然起身離開酒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徐濤趕忙起身跟著出來。


其實當時張平選想的是,留下隊長,留最后一個機會給藥慶衛,如果不再擺那么多架勢,而是和隊長真心地談,那隊長會打電話給張平選,安排他們找另外的地方一起商量。


然而,張平選一個人點了支煙,默默地往村子方向走,褲兜里的電話始終沒響。他把抽完的煙頭一掐,心里確定:他們真是冷酷的一家人。或者他們家從來就不是真心想求得原諒,而只是利用他們的心軟。


然后張平選知道,一旦自己這么想了,自己可能原諒不了藥家了。


……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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