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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思】看康生在“延安整風”中如何整人
【史思】看康生在“延安整風”中如何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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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搶救運動”中用刑逼供是相當普遍的,如打人、罵人、抓人、關押、“車輪戰”、“疲勞戰”、假槍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被關押的犯人則常常不讓吃飽飯,不讓睡覺,用這些辦法逼迫被審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開始時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


毛澤東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闡明整風學習的目的、任務和方針時,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是非,澄清問題,端正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而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更不是整人。


“延安整風”油畫


所以整風開始后,干部們并沒有感到有任何壓力,能夠集中的讀點書是很難得的機會。


除了22個文件外,還有《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條路線》以及干部必讀的六本書等口大家學習都很認真,做筆記,寫心得,自覺地聯系自己的思想做檢討,思想認識確實得到了提高,獲益匪淺;黨內也出現了更加團結的氣象。


但是最終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事情是如伺演變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楊家嶺宿舍閑聊時。他向毛澤東的窯洞呶呶嘴說:“我們的同志總不明白,既然我們掌握了政權。卻還不會使用,不知道使用權力。”這話與他以后的所作作為聯系起來,實在是意味深長。


康生是中央社會調查部的部長,是反奸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說他掌握了那時的主要專政機器;他又是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澤東,后是劉少奇,都是掛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上的領導人,于是他實際上掌握了對人的生殺予奪之權,


整風學習開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為重點;后又轉人審干,他又把中央黨校也作為重點。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該院為我黨培養了大批理論骨干。


但康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評價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并親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矛頭指向許多黨內的老同志和青年黨員。只因毛澤東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認識為目的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罷休。


1942年5、6月間他又親自策劃了批判王實味。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以后,他發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藝術家》(《谷雨》一卷四期)等雜文,接著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壁報上發表了幾篇短文。



他在這些文章中指責延安干部群眾之間隔閡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人缺乏關懷愛護,“到處烏鴉一般黑”,而有的人卻認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來”。


他指責等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認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義”;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線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來襯托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景象。


對王實味的這些錯誤言論,毛澤東曾不指名地批評過,說整風中有些人不是從正確的立場說話,而是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冷嘲熱諷、放暗箭的辦法。冷嘲暗箭是一種腐蝕劑,不利于團結等等。


毛澤東的批評顯然是為了糾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則是利用了這一問題,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干部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了,并責成中央研究院組織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揭發批判王實味的斗爭會,康生多次出席,并給王實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澤東的整風報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經濟問題研究的成全(陳傳綱)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頓三風,還要整頓“人風”。


所謂“人風”,無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還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批評意見,與此同時,棗園的工作人員于炳然也給中央和任弼時寫了一封信,也把陳伯達說得一文不值,這些信我都看過。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婦委從事婦女運動研究工作)夫婦二人過去認識王實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觸,潘芳、宗正夫婦二人同王實味是鄰居,來往較多,康生便把他們與王實味的關系定為“托派關系”。


康生先在棗園組織批斗于炳然,從于炳然株連到成全和王里,再株連到潘芳和宗正。從8月至1}月,對他們先后開了72天的批斗大會,把他們與王實味一起打成“反黨集團”。


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主要發明正是所謂“特務如麻”。為了證實他這一估計的正確性,就必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這里簡單剖析其幾種主要手段:


1、精神折磨,刑訊逼供


首先給被懷疑的人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接著進行肉體的折磨。


1943年5、6月間,康生召集過一次會,討論起草《審訊條例》。參加會議的有許建國、周興、譚政文、周同、錢益民、李克農、汪金祥和我。會上為可否用刑逼供,兩種意見尖銳對立。


有的人主張在條例上規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堅決反對。為此,康生大發脾氣,說“不用刑,那怎么審訊?!”有同志說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氣壯地說:“有材料還要你審訊?!”


古代中國的刑訊逼供


所以在“搶救運動”中用刑逼供是相當普遍的,如打人、罵人、抓人、關押、“車輪戰”、“疲勞戰”、假槍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被關押的犯人則常常不讓吃飽飯,不讓睡覺,用這些辦法逼迫被審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2、挑撥離間,互相“揭發”


整風學習時,有反對自由主義一條,而康生把它利用來為自己的肅反擴大化服務。


他說:“如果你不把黨內的自由主義思想清除掉、那么內奸就清不出來,這個自由主義就是奸細活動的營養劑。我們的經驗就是:哪個地方的自由主義特別嚴重,那個地方的奸細也就特別猖狂”。造成誰不“揭發”誰就受“自由主義”壓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間起碼的信賴和實事求是的精神。


甚至利用夫妻之間的某些矛盾讓他們互相“咬”,然后又作為根據去抓人、關人、通供。康生把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說:“利用反革命分子進行鋤奸工作,張克勤打了頭一炮。”


類似張克勤這樣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獲至寶,再去逼牽連到的人,就是這樣滾雪球,傷害了許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嚴重地傷害了同志間的感情,破壞了黨內團結!同時也使多少個家庭破裂。


3、審查檔案,無限上綱


康生要求各單位的組織部門翻閱干部檔案,從檔案中找問題,美其名曰“調查研究”。


怎樣找問題呢?康生說:“……叫做三種自傳(下面實際說了四種,但他原話如此—筆者注):剛來邊區時寫的自傳,整風時寫的自傳,審查時寫的自傳,到反省機關后寫的自傳,把這三種自傳一對照,矛盾百出。


有怕出毛病而挨斗爭的,先留下一個大綱,有個大綱寫一百遍都不錯。你就叫他當面寫自傳,在我們這里寫自傳,他的大綱在家里,在這里寫就有了漏洞”,他為的就是抓住“漏洞”,無限上綱,進行逼供。


4、布置人員,“引蛇出洞”


康生在審干開始時,就專門布里一些人,故意說些過頭話、錯話、甚至反動的話,把另一人的言論“引”出來,然后揪住辮子不松手。


5、“坦白”光榮,備受優待


與上述各種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黨的寬大政策,制造“特務光榮”的氣氛。你不“坦白”,就關起來,要受種種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給自由,吃好的,瞎編的越多越受優待。于是有些人為了不吃眼前虧,,也就紛紛“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話,都是他在棗園、在楊家嶺、在保安處、在各種干部會議上多次講過的,他的作法都是當年的過來人親身感覺過的。康生這一套使許多許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組織。


康生與毛澤東在一起


后來雖絕大部分甄別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給他們“回籠”,直正是后患無窮!康生的“功勞”可謂大矣!他究竟為誰立了功?!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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