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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傳統破壞得太厲害
中國學術傳統破壞得太厲害
余英時     阅读简体中文版

  2006年12月5日晚,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杰斐遜大廈大廳,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比林頓博士將第三屆克魯奇獎的獎章頒給了76歲的余英時。這一有世界人文科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大獎第一次頒給華裔學者。
得獎,稍稍打亂了余英時先生的“隱居生活”。他希望這一撥熱鬧快些過去,好讓他在普林斯頓郊外綠樹環抱的家中靜心讀書、寫字,跟最親近的朋友——夫人陳淑平、汗牛充棟的書籍以及紙煙在一起。
得獎,沒有打亂他對自己的評估:“我只是喜歡看書、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識上有很多興趣的一個人。”
本文是作者與余英時先生的書面訪談。
李宗陶:在短短8頁《我走過的路》中,看到安徽潛山官莊鄉的自然風貌,您在那里度過了整整9年的少年時光。能否講講在鄉間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啟蒙?這國學根基對您后來選擇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樣的作用?
余英時: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潛山縣官莊鄉生活,鄉間既沒有現代學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訓練的國文師資,所以我在鄉9年,無論是私塾或學校教育都是斷斷續續的。私塾先后不過兩年左右,此外在舒城縣曉天鎮我也讀過不足一年的第七臨時中學,后來因傷寒病而回鄉了。
嚴格地說,我并沒有受到很好的傳統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國學的基礎。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時期,我是在山水之間度過的。惟一與后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啟蒙,讀的是《史記》、《戰國策》、《古文觀止》一類的普通文字,不過是選讀,并非從頭到尾背誦。《四書》是讀過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鄉間老師都保守,不會寫白話文。唐詩、宋詞我大概十二三歲便接觸了,因為記起來容易,比較喜歡。接著便學會平仄,試作五言、七言絕句。
1945—1946年,我在鄰縣桐城縣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我的二舅父張仲怡先生是有才氣的人,能詩、善書法。他是清初張廷玉、張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時也相當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我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撿到一些詩文的知識。我在一旁聽到改詩經過,很受啟發。
在桐城一年,我的國文比較以前進步了。但9年的詩文背景也不過如此。最大的收獲是會寫文言文和舊體詩,于新文學毫無所知,國文常識仍很欠缺。
今天回顧,鄉居9年對我以后研究中國史的好處有兩方面:第一,我趕上了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尾聲。官莊的生活方式當時幾乎全未受到現代勢力的感染,與一二百年前無大區別。這一點使我后來讀史有一種親切感,讀詩詞也容易發生共鳴。用現代話說,我曾參與了傳統,不是全從外面看問題,比較能避免隔閡和誤解。第二,我無機會按部就班地受正規教育,因此也沒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識形態的籠罩,包括國民黨的“黨義”(三民主義)在內。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進一種封閉系統之中。“成見”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隨時改變。
李宗陶:在《現代學人與學術》中,您對恩師錢穆、楊聯 ,前輩陳寅恪以及胡適先生等都做了大塊文章,對另一些學人,如顧頡剛、洪業、嚴耕望、張光直、費正清等,著墨雖不如前幾位那么多,也同樣精彩。這里想請教先生對另幾位——陳垣、呂思勉、董作賓、黃仁宇的看法。此外,您對翦伯贊和郭沫若二位的學術如何評價?
余英時:董先生是甲骨文學大師,在我的研究范圍之外,我沒有資格討論他的專門絕業。黃仁宇的博士論文是在我的指導下寫成的,他比我年長,后來是朋友關系,我不便寫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讀大學,發憤治中國史,用功之勤極為少見;晚年寫了不少通論性的書,表現出他的史識,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說是史學界的一位“奇俠”式的學者。
關于陳垣和呂思勉兩位大家,我是讀他們的著作長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輩(如陳寅恪)之下。援庵(陳垣,字援庵)先生是我父親(協中公)在燕京大學的導師,先父后來轉治西洋史,編寫了一部《西洋通史》,沒有繼續中國史的研究,但對援庵先生始終敬禮。我受先父的啟發,曾遍讀援庵先生的專著與論文。在我的專著中引用他的論點很多。呂誠之先生是先師錢先生的中學老師,他的幾部斷代史和《燕石札記》也是我在研究和教學中經常翻閱的參考書。不過我沒有適當的機緣寫到這兩位“太老師”而已。
對翦伯贊、郭沫若兩人的學術評價,我只能簡單地說一兩句話。我知道翦先生在“文革”之前是中國史學界的正統代言人,他講中國史的分期具有代表性,從《歷史哲學教程》(早期)、《中國史》(秦漢篇)到論文集(晚期)都是如此。其中心系統不是從中國史的內部整理出來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現成模式。他在史學上的地位如何,恐怕要看后人是不是能從他的著作中繼續得到啟發。我不敢輕下斷語,只有讓時間來考驗。
郭沫若先生則不一樣。他不但才氣橫溢,國學基礎也相當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確有原創性的貢獻。即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十批判書》、《青銅時代》幾部書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見解。他雖然也遵從“一家之言”。卻與套用公式有別。我曾嚴厲批評過他襲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認,犯了學術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對他一筆抹殺。不過從現代學術的規范來說,他逞才使氣有余,而史學的紀律則遠為不足。這主要是因為他和上述二陳(指陳垣、陳寅恪)、呂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學術,而別有懷抱。治學有成的學者可以參考他上述三書,但初學則不宜由此類作品入手。
李宗陶:在《〈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一文中,我們看到了您對郭沫若先生抄襲嫌疑的揭露,不知您對當今大陸的學術風氣作何評價?您關心這方面的情況嗎?您認為學術腐敗,在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在今天的中國,意味著什么?
余英時:我曾讀過一些大陸學術腐敗的報道,主要是大量抄襲他人(外國或本國學者)的著作,而且被揭發后仍然毫不在乎。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說明中國學術界還未能建立起最起碼的紀律,而一些號稱教授、專家的人也無一點自尊心。
這種情形已遠遠超過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襲用《先秦諸子系年》的前例。郭沫若只不過襲用他人的材料而不肯承認,他論文的中心觀點還是自己構想出來的。
現在市場經濟發達,抄襲的人大概出于賺錢或出名兩種動機,也許大陸大學的升遷制度也在無意中鼓勵了這一不良風氣。西方或日本如發生同樣的情況,抄襲的人一定在學術界從此不能立足。最主要的是這樣絕無自尊心的人根本無意從事嚴肅的研究或教學工作,對于知識本無興趣,因此對于貽害青年學生的事似毫不感覺愧悔。
我希望這是少數例外,如果成了普遍風氣,那么中國便永無建立學術界的可能了。學者自律與學術界自清運動是惟一解決之道。
李宗陶:您曾提到,最遲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逐漸取得一個共識:“士”已一去不復返,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的知識人。現代知識人與“士”的核心分野在哪里?當代中國知識人是否還有可能對“士”的傳統有所繼承?
余英時:傳統的“士”和現代知識人的主要分別在于“士”是“四民之首”,而知識人在20世紀的社會結構中已退出了中心的地位,此中最大關鍵便是1905年科舉的廢止。
自先秦以下的中國結構理論,都假定“士”是最宜成為領導和治理國家與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因為“士”無“恒產”而有“恒心”,也就是不代表任何特殊的經濟社會利益階層而具有超越一己利害之上的“公”心。因此自公元前124年漢武帝立太學以后,“士”通過考試而成為國家官吏的主要人選。這個制度在1905年廢止后,“士”便變成現代知識人了。
這一變動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環節,必須肯定是一種合理的社會、文化的演進。我們只要比較一下1895年康有為所領導的舉人“公車上書”和1919年北京學生所發動的“五四”運動,“士”與知識人的分野便無所遁形了。正是由于文化傳統的關系,中國現代知識人的身上才必然帶有濃厚的“士”的精神。事實上現代中國的種種“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識人發動和組織起來的;他們仍然繼承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意識。制度是“硬體”,可以說廢止即廢止,文化傳統是“軟體”,不可能隨著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仍是改變或批評不合理現狀的主要力量。
李宗陶:當今時代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大陸知識分子的地位?
余英時:中國知識人今天在大陸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們成了權力的奴仆,現在也有轉為市場小販的傾向。所以知識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建立學術、文化、藝術種種專業的尊嚴。中國的學術傳統被破壞得太厲害,要重建傳統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決心,急起直追。
李宗陶: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國大陸商界精英多半是愛讀書的人(以前沒有讀過的,現在正在補),也很愿意花許多錢去名校拿一個EMBA頭銜,其中有一些人也熱衷公益事業、注重德行,等等。在您看來,這些表象下面,是否涌動著對15世紀以來至20世紀被截斷的、澀澤榮一所說的“士魂商才”的渴慕?這些表象匯總起來,有沒有恢復近代“士商”傳統的可能?您如何看待專業人士與經濟集團的結盟?
余英時:我知道,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知識人“下海”經商的時期,這和十五十六世紀“棄儒就賈”的社會變化有相似之處。我也知道,今天中國工商界有重視文化、知識的人,如果出于價值選擇,這當然是好事。“士魂商才”重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美國工商界的成功者絕大多數都重視文化教育的提倡,許多最好的私立大學都是靠成功校友的慷慨捐助而不斷發展。大型基金會更為重要,不少科學、技術、藝術、文化事業等是由基金會支持的。西方大企業都已社會化,故可以長存,不像過去中國人致富主要靠一家、一族,而且發財后子孫往往敗家,不過兩三代便消失了。這是我們應該向西方認真學習的東西。如果僅僅“附庸風雅”則不可能恢復“儒商”的傳統。
專業人士與經濟集團的聯盟并不一定是壞事,但要看怎樣互相配合與互相支援。
李宗陶:儒家的價值觀和現代社會之間重新建立制度性聯系是否還有可能?是否還有必要?
余英時:儒家價值怎樣在今天再發揮正面的作用,這是一個極復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簡單地說,我認為在儒家價值與現代社會之間建立制度性的聯系是行不通的。
我們今天必須在“公共生活領域”和“私人生活領域”之間劃上清楚的界線。在“公領域”我們必須靠政治體制、法律、憲法之類的機制來運作,任何一家/派的學說或理論都不能侵入。這是全體人民通過選舉、代議機構等等來決定的。但在“私領域”中,每個家庭或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價值體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都可以是選擇的對象。儒家不是有組織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個體來傳播,國家權力不宜介入。
李宗陶:繼臺灣讀經運動之后,大陸前段時間興起一陣小朋友讀經熱,一些有條件的家長開始推崇由四書五經起步的家學,您覺得這些舉措對恢復儒學傳統是否有益?
余英時:讀經運動在20世紀曾一再有人提倡,如30年代地方長官如廣東陳濟棠、湖南何鍵等都曾做過努力,但并未見成效。臺灣讀經運動并沒有真正執行過,只有少數人寫文章鼓吹而已。大陸上近年來聽說有些地方進行了小學生讀四書、五經的“熱潮”,成效如何,我完全不知道。
80年代,我曾幫助過新加坡政府編寫“儒家倫理教科書”,準備在中學推行,但試驗了一兩年便無疾而終。嚴格地說,讀經實在困難,四書還算比較容易懂,五經即在專家之間也大半沒有弄明白。新經學大師王國維都承認,《書經》他有一半不懂,《詩經》也有20%不懂。那么今天教五經的師資從何而來呢?
其實讀經的目的無非是要使小孩子早點接觸儒家的價值。這只有在中小學教科書中選若干易懂的篇章,詳加注釋,由合格的教師來講授。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要兒童在學校課業之外,再額外讀難懂的經書,恐怕不能持久。價值只有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才能進入青少年的心靈之內,僅僅背誦經文是無用的。

(摘自《思慮中國——當代36位知識人訪談錄》,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價:36.00元)

2011-12-2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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