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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常識——訪資中筠先生(下)
回歸常識——訪資中筠先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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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的生成與經濟的危機

問:客觀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在科學和文化方面要走得更遠了,尤其美國的文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也非常大,他們的文化優勢體現在哪些方面?他的這種文化優勢,是否依附于強大的國力呢?

資中筠:如果文化是完全依附權力的話,就沒法發展。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構成現在的美利堅合眾國最主流的應該是英國人。我們經常講五月花號的故事,從1620年(這批英國人)到美國時,他們先在船上就有一個公約,他們原來就沒政府,就得自己管自己。他們從一來到,就從歐洲(特別是英國)引進來了歐洲啟蒙運動以后的那一套思想,先有了思想進來之后,他們按照這個思想建的國家。

美國就是先有文化后有國家的。別的國家還比較難說,歐洲的很多國家到底是誰統治,把哪個文化帶進來,比較復雜。拿美國的典型來說,美國就是一開始沒政府,先有一批人進來,那個時候他們就自己管自己。那時候有這么一塊地,這一堆人占這么一塊地,但是他們不是野蠻人,是已經有了歐洲的文明,帶來了歐洲當時比較先進的思想。已經有了政治理論,然后他們自己完全按民主的原則來通過幾條規則,大家都要遵守,要不然全亂了。然后到一個地方就辦學校,從一開始就得學習,按照歐洲的模式,教科書也是歐洲來的。等到他們都呆下來了之后,英國皇帝一看,很多英國人都到那去殖民了,順理成章的就算這個地方就是英國屬地,就向他們收稅,派了一個總督去,他們就算是英國的子民了,這倒不是英國人打下來的,是順水推舟收過來了。后來由于收稅不合理,在那的人開始抗稅,他們覺得憑什么我要交那些稅,美國獨立就是從抗稅開始的,所以美國人從來認為稅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抗稅以后,簡單的說,一仗完了之后,把英國人打敗了。英國敗了之后怎么辦?還要不要建立一個國家?這個國家也是談出來的,本來也不一定想要一個國家,他們已經占領了13塊地方了,我們現在叫州,其實應該譯成“邦”。都是獨立的,每一個邦已經都有了自己一套法規了。為了要打敗英國人才聯合起來,所以開始的時候沒有正規軍,只有民兵,把英國人趕走了以后,是各自回到獨立的邦,還是要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們辯論了大概三個月,才辯論出來說還是要一個國家。

這個關于要不要建立一個國家的辯論非常激烈,每一次都要投票解決的,那一次“大陸會議”,就是每一個邦派幾個代表。小的有小的利益,大的有大的利益,都得互相照顧,有的時候簡直就是講不通,所以要辯論了這么長時間。既然要一個國家,已經確定了,就得要一個憲法,這個憲法就是一條一條投票擬定出來的。所以,說美國的文化是依附在權力上,我覺得是不對的,是倒過來的。他們是先有的思想,他們這些人都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我要是投票了,通過了盡管是我不同意的我必須接受,每一個人至少有這點理念,有的時候是五票對四票那他也必須接受。所以美國立國就是這部憲法治國,不在于那下一層的文化。每一個國家去的人,有那么多族裔的人,各自都有自己帶去的文化,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思想習慣,甚至于現在西班牙裔的人,很多說話都是以西班牙語為主,或者至少是雙語。但是他們為什么能夠凝聚成一個國家,就是憲法。你只要是承認這個憲法你就可以成為美國的公民,別的你愛干什么干什么,沒關系,你信什么教,吃什么東西,你怎么生活,什么都沒關系。除了你得服從這個憲法。這種憲法精神和這樣的一種東西也是一種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先有大文化后有國家,美國是最典型的。

別的國家是打出來的,美國是辯論出來的。你要是不同意你就走,現在也是這樣,你覺得不好你可以走,完全可以用腳投票,正好用腳投票,全世界的移民上他那去的居多。所以他的移民法只是怎么樣限制人家進來,而不是不讓人家出去。

但是由于他的國力特別強大,到處都有他的身影,自然而然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會對別的地方有影響。比如說,現在連中國小孩也都過鬼節了,主要是大城市(是這樣的)。我覺得是沒辦法的事情,他也不是說用他的強權來要你非做這個事情不可。

問:說到美國,現在全球經濟處于危機之中,西方很多國家發生了示威活動,甚至出現騷亂,美國也出現了較長時間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您怎么看西方的這場危機?

資中筠:我覺得“占領華爾街”這個運動,我們國家媒體的報導比他們還要多,好像覺得他們簡直了不得了。我去看了一下,這個聲勢沒有宣傳得那么大,沒有1960年代的群眾運動聲勢大,他們也就是在廣場搭帳篷。我担心他們扛不住了,現在冬天就要到來,慢慢就該回去了,但是它是代表著一種比較深刻的社會危機,就是美國人也有這種挫折感,我再努力也不見得能夠改變我的命運。美國最的大優勢就在于它是一個機會之國,人們相信機會有的是只要你努力。但是現在他們的貧富懸殊太大了,機會正在縮小。從1970年代到現在已經擴大了很多倍,所以,他們都對準了華爾街覺得華爾街這些金融老板玩的實在太不像話了。

還有一個方面是,全球化以后普通人的利益受到損失。全球化對中國也有利益,對美國也有利益,但是利益都到了資本家的口袋里,工薪階層是沒有得利。而且他們(工薪階層)的談判地位削弱了。因為他們的資本可以流到像中國這樣的廉價勞動力的國家來。過去工人一罷工不干,一抗議,雙方就談判,討價還價。現在資本家可以不理,說你活該你愛怎么著,我的資本就流到國外去了。所以歐美國家工人對外包特別痛恨,他們認為中國搶了他們的就業機會,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那些政客就利用這個大炒特炒,說中國人民幣高了,其實不是,是因為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跟他們的價錢差太遠了,當然資本就吸引到中國來了。當然占領華爾街的人倒沒說中國如何如何,他們就是向那些老板提出要求。但是到現在為止,我覺得精英階層還沒有參加進來,也就是說他們的危機還沒到那個地步。1960年代的時候精英階層都是參加了,那時候不是經濟問題,那時候比較理想主義的,參加的主流是富家子弟的大學生,他們就是說我要理想,要社會公正,有左派思想的影響。那時候倒是真有左派思想的影響,對中國有一種基于誤解的幻想,以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跟他們是一樣的。但是現在的純粹是草根階層覺得生活無望,特別是失業。當然,他們有失業救濟金,餓不死是肯定的,但是你有失業救濟金,沒有機會再就業的話,人的精神狀態是不一樣的。但是我覺得也沒有到過不下去會爆發一個什么樣的動亂的地步。

記者:您認為他們目前無法產生一種更深刻的變革的主要原因是精英者缺席?

資中筠:這不是唯一的原因,目前精英還缺席。我覺得推動不了一個很深刻的變革。

80年代末是我思想的一個分界線

記者:中國也是這樣嗎?

資中筠:中國不是這個原因。中國跟他們的原因完全不一樣。我覺得他們如果精英參加的話,就足以可以影響政治,因為他是民主的,你可以什么主張都說出來,大家辯論,所謂精英的意見就要反映到國會去。然后比如說大學教授以及各種思想庫等等,這些因素都出動的話,就可以(推動變革),而且他們是不能壓制的。中國不可能有這種情況,中國不是因為精英缺席,我覺得中國的精英比他們更關心社會改革。但是他們無法參與,而且說了半天也白搭,而且還說不出來,是這樣的狀況。我覺得實際上中國現在相當多的人是在關心這個事。至少我碰到的人,大家互相談起來都在談這個問題。

問:您在社科院美國所期間所做的研究,跟政府的現實政策有沒有一些關連?

資中筠:不太多。也不是說絕對沒有,比如說對臺灣問題的建議,我們也曾經提過一些。但是我一直不希望一個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科學研究一個國家時,完全做智庫,但是實際現在搞國際問題的人,都想對國家政策做出自己的建議。我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你要是真正研究一門學問,如果完全從政策角度來研究的話,注定研究不深。我覺得我們現在好不容易可以看看這個國家是什么樣的,應該客觀的從歷史文化各方面都來研究,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我覺得其實是沒用的,人家根本不聽你的。你學術機構自作多情要對政策獻計獻策,但職能部們的人嗤之以鼻,根本看都不看你上面寫的東西。你自以為是思想庫,但政府部門另有一套機制,不會予以注意,他們也許需要你提供一些信息資料。

記者:那他們的哪些決策源泉來自?

資中筠:他們是聽上頭的,不是從下到上的,是從上到下的,他們最多就是報一些情況。他們最需要的是情報。而且甚至于對情報都不能非常客觀,知道上面不喜歡什么的話就不要講的太多。

問:剛開始進入進行國際關系問題研究的時候,您有像現在這么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嗎?

資中筠:沒有。那時候業務是對外的,就是研究外國的事情,對于中國自己的事情,總的說起來比較有信心。1980年代當時都以為新時代到來了,有一種期待,也很希望努力幫助中國人了解美國,不是幫助領導,是幫助所有的中國人了解美國,我們當時就是往這方面想。我覺得特別憂慮這個國家是從1989年。1989年是一個檻,是一個分界線,對我的思想也是一個分界線。

我對中國的前景比較悲觀

問:您對中國社會的前景怎么看?悲觀,還是樂觀?

資中筠:我總的說起來應該算是悲觀的。但是這個悲觀也不是絕望,在短期內還不至于出大問題。因為我覺得從古以來,中國統治力量最強的是共產黨,我一直是認為,論腐敗來說現在遠遠超過民國后期了,這個腐敗漫性到全社會各個領域,過去,至少在學術界和知識界、教育是不腐敗的,媒體也不腐敗,現在的腐敗已經進入了各個領域了。但是國民黨是既軟弱又腐敗,現在是既強勢又腐敗,所以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還是可以統治下去。

另外,我覺得今天已經不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時候了,哪怕有多少不滿,只能是這兒出現一點,那兒出現一點“突發事件”,不會有真正大的造反,很容易就鎮壓下去的。孫立平先生有這樣一個觀點,我也是有點受他的啟發,他說不會有動亂,只會有潰爛。

就長期來說,我悲觀的是我們的教育太槽糕了。那天(《資中筠自選集》首發式上)我說的一句話傳得很廣,我說清華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毀之,這是指精神層面,摧毀的是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受到的是趨炎附勢的熏陶。實際上摧毀是從幼兒園就開始,現在連小學生都要賄賂老師以便自己選上班長。選上班長有什么好處呢?可以加分,將來有利于升學,這一套東西就進入到幼兒園和小學了。這還是最近十年來急劇發展起來的教育腐敗。,現在也許教科書里面的知識比較深了,數理化學得很深,甚至語文課本文言文也多了,這些都沒關系,整個的道德系統破壞了。現在一方面宣傳要講道德,一方面把小學生都教成會鑒貌辨色、不說真話的人,將來的社會會是一個什么樣子?

現在我們一方面說中國誠信缺失,但是我覺得現在社會上工作的,至少還有原來教育的影子,還是有基本底線的,還有講誠信的觀念。等到再下一批,從現在的幼兒園這么教出來的,我不知道等長大以后會變成什么樣,可能完全信奉弱肉強食。現在很多下面的學校里面,類似黑社會的那種組織很多,初中就有一個“大哥”,跟著一群人。這種現象越來越厲害了。

問:這兩年社會上對階層固化的問題談的比較多,有一些認為中國不存在中產階級,也不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轉型陷阱”。比如孫立平和郭于華教授等人在他們的課題中就指出,改革開放時期產生的那股改革新勢力,現在成了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希望社會停留在現在的這種狀態,與此相對應的是,整個社會的不安全感,富人移民,窮人無望。您怎么看待這些問題?

資中筠:實際上就是這樣,現在改革的阻力,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那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既得利益的問題,這個是很明顯的。

1970年代末改革還要打破“兩個凡是”,還要辯論真理的標準問題等等,當時還是有我稱之為“啟蒙”的過程,就是人們思想還比較僵化,覺得毛澤東說的話不能夠違背,后來打破了這一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得以實行。現在基本上不是這樣的問題了,現在的阻力就在于,從改革初期得利的那個階層,通過權錢交易暴發起來的這樣一個集團,他們不希望再進一步改革。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現在不是講民生嗎,他最多愿意再給一點小恩小惠,讓老百姓別造反,你只要能夠安身就好了,但是連這個他們也做不到。比如說各個地方的拆遷,弄的雞飛狗跳的。像陳光誠事件這種事情,就是無法無天的迫害,冤獄能不能夠去掉?他做不到。所以沒有起碼的公正和法治,連施行小恩小惠都難,社會矛盾無法緩解。

現在有一些謀士們,就是希望替他們維持現在這樣的既得利益,同時又能把社會的矛盾,通過恩威并施化解一點。比如說多給一點老百姓好處,但是我覺在這樣一個結構之內,他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特別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比如說沒房子的人,“蝸居”的人一看你住這么大的房子,而我沒尺寸之地當然覺得不平。不像我們那時候“蝸居”不“蝸居”無所謂,大家都沒房子。現在這個社會沒有活力,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們不覺得只要努力就能夠上去,就能夠過比較好的生活。現在多數人相信只是憑關系,或者是憑各種不正當的手段,而不是憑自己的努力。

在這之前,以我家保姆為例,她四十幾歲了,她還是覺得自己出來打工,憑自己的正當勞動大概十幾年,全家生活有所改善,現在兒子長大了考上大學了,特別滿意,這樣她就相信靠誠實的勞動,能夠改善自己的命運。到她這一代勞動者還有這個想法,但是等下一代就越來越覺得不是這么回事了,他們會覺得我本事再大沒有用,沒有后臺哪也去不了。假如社會到了這樣一個地步的時候,就前進不了,在實踐中誠實的勞動不起作用,憑邪門外道,憑勢力反而起作用,這樣,全體的倫理道德觀念自然也會下降。

問:現在一方面是社會階層的固化,階層流動不暢,社會上對體制的批判聲音非常多。但另一方面,每年公務員考試的時候,還是有大批的年輕人爭相進體制,據報道今年又有近千萬人報考。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資中筠:我覺得這個現象很好解釋,絕大多數人并不是說憑著什么理想抱負去考公務員,而是因為現在最有特權的是公務員,哪怕你是一個很小的公務員,你的名義工資是比較低的,但是你只要一進入這個政府體系,你的保障確實比較多。舉個例子來講,我就知道有些單位,現在物價漲的這么利害,他們的食堂都特別便宜,都有補貼的。你不管是一個打字員也好,司機也好,你只要到了這個里面,你就至少能吃到便宜的午飯,甚至免費的。有一些單位已經是免費午餐了。還有只要不犯大錯誤,基本是鐵飯碗。但是同時,進入這個體制,逐漸也就馴化成那個模式了,從公務員隊伍中產生改革的力量比較難。

問:您對青年人的這種選擇持什么態度呢?支持?還是……

資中筠:不是支持,我覺得這是國家不正常的現象,這怎么能支持呢。作為一個年輕人,他覺得這個位子是最好的,他自然會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個國家除了政府官員之外,沒有別的出路的話,絕對是不正常的。1980年代的時候正好相反,不少人都從政府里面辭職下海去了,或是從事其他的創業,這是一個健康的現象,使得社會有活力的。另外,在八十年代,你一進到這個體制內,并不一定就只能服從現狀,不能圖變。當時還有可能在體制內改變體制。不少年輕人有這個抱負。但是現在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問:官方一直在喊改革,但是一直改不動;民間層面來說,知識精英都在關注中國轉型,也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也沒辦法推動,中國處于倒了這么一個僵持的狀態。怎覺得怎么才能推動中國轉型呢?

資中筠:是推不動,所以我悲觀,我沒看到有效的推動力量和途徑。

記者:現在中國各個階層都有一種被剝奪感,中國現在有兩股力量在行動,底層農民因為征地、拆遷無法獲得合理補償,很多人選擇了暴力解決;近兩年,好像中國的中產階層的利益也在被剝奪,也開始維權了。

資中筠:中國的中產階級實際上還沒形成就已經開始萎縮了。真正的中產階級實際上還沒有機會發展壯大,就開始兩極分化暴富階層形成,有些真富的人還真不少。中國旅游團到外國去買奢侈品都嚇人。現在外國許多城市,大百貨商店都聘用了中文的導購。真的就是這樣。

記者:前段時間有一位左派學者說,現在左右派要達成共識實際上是很難的,他的理由是,兩派代表的利益處于這個社會的兩端,但是中產階級嚴重缺失。您覺得有無共識?

資中筠:我覺得,現在左右也弄的混淆了。如果真誠的左派,至少對于中國的問題在什么地方應該是和民主派一致的。第一,大家都認為(政府官員)太腐敗了;第二,貧富懸殊太大了,對弱勢群體太不公了。如果真誠關心民間疾苦,對于這點應該有共識,但是對于應該怎么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認為應該回到毛澤東時代,因為他們想象中的毛澤東時代是很平等的,是沒有腐敗的,這個其實不符合事實,但是他們有一種向往,他們甚至認為從鄧小平開始就是走資派,搞壞了。現在最極端的左派,真的這樣想的,實際上是批鄧的,也批判現在的領導,這是一派。所謂的右派,還是覺得要民主,要憲政,要改革。應該實行多黨制,這個話是絕對說不透的,要結束一黨專政這句話是非法的。在二者之間還有一些人也覺得最終是應該走向民主和憲政,但是寄希望于現在的當政者能夠自覺的改革,小步前進一點一點改,我本人不寄希望于這個,因為我覺得他們已經是利益集團了動不了。

記者:您對中國傳統的靠“暴力革命”改朝換代怎么看?

資中筠:這樣也不行。因為現在連辛亥革命那個時候那樣的領導力量都不存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其實也挺亂的,并不是一個非常統一的革命領導力量。孫中山的力量被夸大了,但是他們這些人還不是黑社會頭頭那樣的人,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理論有一些想法。而且辛亥革命實際上流血和暴力并不多,比后來的國共內戰少多了。如果現在發生暴力革命的話,原來任何能夠冒頭的,能夠成為一種理性的政治力量的,都已經扼殺在搖籃里,所以只會是烏合之眾的暴亂,我覺得壞政府比無政府好。暴亂一起來,矛頭不一定針對該針對的對象,只要鄰居比他闊一點,他就可能去搶他的。真正的權貴富豪可能早已跑到國外去了,他們現在就有這個準備。

問:現在來看我們國家也獨立了,也繁榮富強了,您覺得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是什么?

資中筠:我覺得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還是每一個人能夠在有尊嚴、有基本自由、有人權保障、有起碼的公平的這樣一種社會里面生活,不會莫名其妙地因為說了一些牢騷話就被抓起來了。我覺得現在很可怕的兩件事情,一個就是這個。不少人,在底層的老百姓,甚至不太底層的比較年輕的知識分子,隨時都會遇到莫名其妙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哪怕是得罪了一個村干部,你也會被痛打一頓,你還不知道誰在打你。現在好多這一類的情況,沒有法治的,我覺得至少應該有一個法治的社會,這是最起碼的。

還有一個就是腐敗太利害。腐敗太歷害了就無公平可言,還會腐蝕人的心靈,就使得人覺得誠實的勞動是無望的,這個也是很根本的一個問題。要是年輕人都覺得憑誠實的勞動沒辦法改變自己的處境的時候,那他只有去走邪門外道。現在連已經很成功的民營企業家都沒安全感。

記者:您提到,現在的民族主義是比較膚淺的,您也說到八九之后很多知識分子已經不信那一套了,但是現在來看的話,民族主義情緒還是非常容易煽動的。

資中筠:對,這是最容易煽動的一種群體,就好像足球賽各國都是特別的瘋狂,我覺得跟那個差不多。另外我們有些媒體,,還有一些電視上的軍事節目簡直說的快要打仗似的,很容易煽動這種情緒。特別是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我覺得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別是男孩子對軍事特別感興趣。但是這種情緒不等于真的對國家民族有責任感。這是兩碼事。

問:民族主義跟校園教育有沒有關系呢?

資中筠:我覺得是這樣,有一點民族主義情緒問題不大,但是問題在于拿這個東西來轉移對真問題的注意力,還有拿這個問題來對抗“普世價值”,這就不好了。還有一個原因,現在是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動用的就是民族主義,除了這個之外,你動員不起來大家為國家凝聚。可是我覺得這是虛假的,真的一旦國有危難,要他去犧牲,這種人大概不會去。這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抗日戰爭的時候,大學生投筆從戎說走就走了,真的是到前線去,犧牲了很多人。現在我不相信這種大呼小叫,砸家樂福,抵制日貨、動不動罵別人“漢奸”這些人,在真的有事的時候,能犧牲自己為國家,我不大相信。

問;您在《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中,提到“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亂讀’了許多‘禁書’,無意中大開眼界,吸取了迥異于官方教條的知識營養,成就了新時期脫穎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來進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間,成為今之頗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您指的這些文化骨干有什么特質呢?跟以前的傳統的知識分子有和不同?

資中筠:我為什么覺得現在還是有不少這樣的骨干,就是因為我接觸到一些很有想法的中青年,還有看到這些雜志,還有網上的(文章)。雖然沒見面,但是知道名字的,寫了不少很好的東西。這次辛亥革命紀念,出現了各種各樣不同的角度的研究成果,我發現史學界還是相當的活躍,并且這些東西也給我增加了很多知識,有很多啟發。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方面來講,不能夠說我們現在知識界無人,不管是從知識水平和思想的深度,我覺得其實也都相當的不錯了。

要說跟那時候比怎么樣,我就很難比,因為我說好多問題他們都已經談過了,但是我相信現在的人比那時候眼界應該更加寬闊,因為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我相信他們吸收到的全球的思想,比魯迅他們要吸收得多,要了解得多。所以我覺得也還是有比較優勢。

記者: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們的思想無法充分的展現出來。

資中筠:有了網絡以后,其實也零散地表達的不少了,就是不能夠凝聚起來。現在不能結社,我們大家不能聯合起來辦一個雜志,專門表達我們某一種思想,這是不允許的,因此不能發生一個帶有凝聚力的影響。而且真這樣做的話,就要招禍,無法存續。

問:整個社會面臨著階層的固化,官民矛盾激化,而目前又缺少公民教育,一旦發生沖突很可能會轉變成群體事件。您覺得這種社會結構最大的危險在哪里?

資中筠:比如說現在的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我看到一個報導說紐約市長比較苦惱的是,抗議者現在沒有領袖,沒有代表,不知道應該跟誰去談判,美國市長希望有一個民眾領導可以談判。我們國家正好相反,假如是一個突發事件,大家無序地鬧一通之后,當政者還可以容忍,還可以說請你們回去給你發點錢,或怎么樣。但假如比較有組織地選一個代表,比大家水平高一點,去談判,這個人十之八九就會被抓起來,不允許有這個領導。官方寧愿與烏合之眾打交道,卻不愿面對有秩序的民間組織。暫時看起來他鎮壓有力,但是在長期來看是非常危險的。大亂起來的時候,你連頭都找不到。我看到有關占領華爾街這則消息,就特別感覺到我們國家正好相反,這就是有沒有民主傳統的不同。

記者:最近兩年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比較理性的公民抗爭,其中一些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成功的,比如今年大連抗議PX項目的事件,前幾年廈門也搞過一次,還有廣州番禹反對建垃圾焚燒廠的事件。

資中筠:假如要是這樣一點一點做下來,還是有點希望的,只要不用狠手來鎮壓。

寄語青年人:守住底線

記者:您前面提到對現在的形勢很悲觀,您在書中也說道,“一個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青年人。”那么,您覺得青年人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應該怎么做?

資中筠:首先,我希望大家憑良心做事,守住一個底線,盡量不要同流合污。我意識到我自己的處境是比較優越的,至少受到的壓力會少一點,我也不需要去為了改善生活而奮斗。所以我不能夠站著說話不腰疼,對現在正在為生活而掙扎的中青年要求太多,但是我就覺得起碼你們應該做到守住這個底線。

假如為了守住底線而需要犧牲掉一些現在的利益的話,也應該有所準備。比如說有一個年輕人,經常發表一些并不很激烈,只是倡導公民社會、主張憲政民主的話,學問做得很好,寫了一些很優秀的論文。然后他就因此在本單位評不上高級職稱了,后來就基本上呆不住了,雖然不是開除,等于是勸退了。當然這么樣一個情況(出現后),情緒很不好。有朋友就跟他說,你要是做這個事情,就要有這個準備,你既然不追隨主流,就不要想得到欣賞,或者是要給你公正的待遇。你已經決心要堅持自己認定的真理,那你就應該做這個準備。我想就是這樣。

另外現在比較好的是,一般說來還沒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這個地方不要你,你總還是有別的地方可去,有同情他的人,說你到我這來吧。沒有到像改革開放以前那樣,你要是被一個單位不用了的話,你的檔案終身隨著你,你永遠沒有地方去了,真有的人就此就沒飯吃了。真有這種情況,后來去做苦力,我知道有一些運動里面被搞下來的人,他沒有一個地方打工了,你的檔案是終身隨著你的。現在這個情況要好多了。所以從這點來說,我們跟過去比,這個社會有相對寬松的余地。

所以我覺得你要守住底線的話,也不是說絕對沒有活路的。但是要有一點這種精神準備,就是要犧牲某些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不要攀比。我覺得現在年輕人之所以意志薄弱,跟攀比特別有關系。有錢的大學生一過生日花好多錢請大家吃飯,經濟情況差的就覺得要過生日不請的話也很丟臉,什么地方算是有面子,什么地方算沒面子,這個我覺得是很腐蝕青年的一個東西。其實完全是不必要的。假如能夠抵制這類虛榮,就比較容易做一個正直的人,然后再對社會有所關懷。現在其實有不少年輕人在做志愿者,雖然做志愿者在中國也是要碰到很多跟別的國家不一樣的挫折,對一個中國有志青年來講,要比別的國家的青年要有更多的勇氣,更多的堅韌,要更加堅強一些才行。在別的國家年輕人做點好事,要容易的多。這一點要有心理準備。

(全文完)


2015-08-23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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