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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行之:人類有一條不能被洞穿的底線
陳行之:人類有一條不能被洞穿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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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與畜生的主要區別并不是長相,而是價值系統。

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是以精神成長作為標志脫離動物界的,這意味著除了肉體的存在之外,人還有一種精神的存在,確定人的特征以及人的意義的,很大程度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人的社會性把每一個個體的精神存在聚合成為群體存在,我們通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人”這一概念的。如此使用,并非為了強調人的群體性比個體性重要,而是因為,只有在群體性當中我們才會發覺所有個體都維系其中的社會價值系統(判斷善惡、美丑、真假的尺度和標準),恰恰是這個東西在為人提供行走一生的精神支持,決定著人的忍耐限度和行動起點。

還可以換一種方式表述:人,無論身處何種社會位置,無論用何種方式討生活,在只有人類才具有的精神領域,無一例外都依存于將善惡、美丑、真假作為最基本價值判斷的社會系統之中,這是維系人類過有尊嚴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在這個屏障的后邊,人是安全的或者說基本上是安全的;逾越了這個屏障,人也就喪失了生命安全,進入到了必須做出選擇的生死之境。

英國政治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用幾近相同的語言描述過這個屏障:“無論法律作何規定,從道德上說,人類使用某種‘絕對的屏障’以阻止某些人將他們的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終究是正確的道理。在這個意義上,一個社會、階級或群體的自由程度如何,便取決于這些‘屏障’的力量如何;同時,也要看這些群體為他們的成員(如果不是全體,至少也包括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所保留的通道多寡及重要性如何而定。”(以賽亞·伯林:《自由的兩種概念》,1958年)

在大多情況下,人類社會的這個屏障都很不堅固,它經常受到侵蝕,所以人們才時常發出“生活不完美”的感嘆。然而你也必須注意到,人們發出這種感嘆的時候,事情還沒有越界,還在可以忍受的范圍以內,人還沒有被推到絕對的黑暗之中,還處在并非非黑即白的灰色區域,這意味著人類還有余力、有手段讓生活變得完美起來。人類的大部分故事都發生在這個灰色區域以內。

以社會政治生活為例。

沒有一個社會絕對公平、公正,然而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可以通過行使公民權利表達意志和意愿,來矯正不公平、不公正,社會壓強擁有一個紓解的通道,不至于發生爆炸性社會事件;在另一種情形之下,事情就不這樣簡單了,由于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寶貴的政治自由,專制權力堵塞了社會壓強的紓解通道,人類也就不再有余力、更沒有手段通過行使公民權利表達意志和意愿來矯正不公正、不公平,讓生活重新變得完美起來。

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伯林所說的那個“絕對的屏障”被洞穿了,人與世界的關系瞬間陷入到劍拔弩張、你死我活的境地,在這種危急情況下,是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將產生任何人也無法料及的后果……我們從人類歷史中無數次看到的以政權崩潰為標志的“革命”,就是這種后果。

2

社會政治事物與自然事物一樣,有自己的動力源,在這個機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我前面所說的那個價值系統,即對善惡、美丑、真假的判斷標準以及由此劃出的底線。在這條線以內,人一般都選擇隱忍,選擇妥協,這是一個具有豐富心理內容(緊張和焦慮)的精神過程,即便在最簡單的人那里也是如此;超過了這條線,也就超過了人所能隱忍和妥協的極限,事情反而會變得簡單了——相對來說,任何以死相搏的事情都是簡單的。

讀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梁山好漢基本上都是“體制內人員”,他們是被無道社會和無良之人(我們很難分清這兩者的主次)逼上梁山的,這里的“逼”字表示的是一種情勢程度:在善惡、美丑、真假的那條底線之前是一種情態,在它之后,就是另一種情態了。如果世界全部被罪惡、丑陋、虛假所堆積所充斥,如果情勢把人“逼”到忍無可忍無須再忍的程度,超出了當事者所能忍受的極限,那么當事者也就無須緊張更無須焦慮了,他一定會用比壓迫者和迫害者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做出反抗,正是所謂“魚死網破”者也!群體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個體意義上的暴力反抗乃至于某些被稱之為“暴力恐怖主義”的社會對抗事件,都是在與此相類似的情況下發生的。

就人類個體而言,人對事情的忍耐強度會因為人所處社會人生的位置不同而不同,對一個小販來說,攤子被城管掀翻或者遭到毆打,就是最大限度,他就有可能成為以死相搏的夏俊峰或者楊佳,而三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的忍耐強度顯然要比夏俊峰和楊佳大出許多。

我們來說一說林沖遇到的事情。

林沖妻子去東岳廟上香,被殿帥府太尉高俅的義子高衙內調戲,林沖思前想后,選擇了忍耐;高太尉設計以看寶刀為名將林沖誘入太尉府白虎堂(白虎堂為軍機重地,林沖這個級別的軍官是沒資格進入更不許帶刀進入的),高俅指控林沖攜刀意欲行刺,林沖百口莫辯,高俅將其刺配滄州……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林沖仍舊選擇了隱忍,這是因為他很難把自己置放到被主流社會完全摒棄的位置,他還對命運抱著幻想。

然而在事情的那一端,并沒有就此止步,公差董超、薛霸被高俅收買,在押解的路上圖謀殺死林沖,幸得魯智深相救才幸免于難;林沖在草料場又遭到昔日朋友陸謙、高衙內親信富安暗算,險些喪命……林沖這才如夢方醒,意識到高俅加害于他的遠不止發生過的這樣簡單,那個高高在上、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的人是一心想置他于死地的。

也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林沖才突然發現,事情已經逾越他所能忍耐的極限,遭難以后一直不肯殺人的他,忍無可忍,無須再忍,終于發作起來,提槍戳死了陸謙和富安,這位斷了人生后路的昔日禁軍教頭,冒著漫天風雪連夜奔赴水泊梁山……那個無道的社會終于為自己制造了一個合格的敵人。

可以認為,其他梁山好漢基本上都是沿著林沖這個軌跡走向與社會對抗的梁山之路的。從隱忍妥協到以死相搏的距離如此之近,中間只隔了一條線,這條線就是對善惡、美丑、真假的判斷標準以及由此劃出的底線,用伯林的話說,是人類安全的“絕對屏障”,它是不能被洞穿的。

3

具體到我們——我們擁有這樣的“絕對屏障”么?如果灰頭土臉的我們也幸運地擁有這個東西,那么,我們的屏障還好嗎?如果如前文所述我們這個屏障也天生的不是很堅固,那么,我們目前的處境又如何了呢?我們的屏障是被“侵擾”還是被“洞穿”了呢?或者借用伯林先生的話反問一句:我們所擁有“自由程度”究竟如何呢?

這很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沉思。

沉思”是不論地位尊卑的所有人都驕傲地擁有的權利,它依賴于我們精神世界深處的價值系統而存在,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剝奪它。這也是我前面所說的我們與畜生的最主要區別——即使我們忽略畜生的長相,也把它們看成人,你什么時候看到過驢子在一棵樹下沉思自己的命運?你什么時候聽到過被運往屠宰場的豬發一聲喊:“忍無可忍,無須再忍!”掙脫網索,跳出汽車幫槽,高唱著“英特納雄奈爾一定要實現”烏漾漾地向城市進發的?你肯定沒有見到也沒有聽說過。這說明沉思是我們作為人的天然權利,它不容褫奪,只要我們活著,它就不會離開我們,永遠不會離開。我們還可以從強力的角度來描述這件事情:統治民眾遠比豢養一群豬困難,即使你用豢養豬的方式統治民眾亦是如此。

于是我們就沉思了。

沉思的結果竟然讓我們大吃一驚:我們體現自由程度的屏障不僅被大面積侵蝕,在很多地方它甚至已經被洞穿了!

難道真的有這樣嚴重么?

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才算把我們的屏障給“洞穿”了呢?

簡單說來,掌握國家權力的人為了集團利益直接或間接褫奪公民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就是洞穿:政府動用國家機器封閉言論,禁絕思想的流動與傳播,阻止、威脅、恐嚇人民追索政府的權力罪惡;出于自肥目的在國家級經濟壟斷中團伙式控制自然資源,動用國家力量掠奪社會財富,借助行政權力與民爭利、榨取民脂民膏;阻滯乃至于切斷文化(文學藝術的一切表現方式)與歷史和社會生活的血肉聯系,抽空文化作品的人民性,用虛假信息將文化演變為維護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權大于法,即使是莊嚴神圣的國家《憲法》所起的作用也只是約束人民而非約束政府,法律(立法和司法)喪失獨立,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喪失公正,必然淪為維護集團利益的工具,人民成為被“合法”侵害的對象;人民遠離國家政治過程,即使是眾望所歸的“反腐敗”,在國家權力的強制之下也成了與人民沒有什么關系的紅墻之內風譎云詭的宮廷劇(有人說是“政治清洗”),不容議論腐敗者之為腐敗者的制度性成因,不容非議政治制度對腐敗的鼓勵和縱容……這就是“洞穿”。

這意味著什么呢?

這意味著正義沒有了容身之所,意味著我們被與真實世界隔離,完全被虛假包圍;意味著我們遠離了善良,直接面對著權力罪惡;意味著在我們屈辱的人生中,應當伴隨我們生命過程的美被無所不在的權力欺凌和蹂躪,政治丑惡、社會丑惡就像一團爛麻,勾結成了囚禁我們精神和肉體的囚籠……一句話,這意味著伯林所說的那個“絕對的屏障”被洞穿了,我們與世界的關系陷入到了劍拔弩張、你死我活的境地,我們已經沒有退路……每年數以萬計的“群體性事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國家權力不惜以暴力手段“維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有人甘愿坐牢乃至于失去生命也要說出自己的聲音,同樣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這不是預測,不是推斷,這是橫亙在我們眼前的嚴峻現實,如果你看不到這種可怕的失衡、可怕的危險,如果你假裝看不到自由民主的世界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人民杜鵑啼血一般呼喚選票的時候,仍然固執地將人民排除在國家政治過程之外,仍然繼續貓著腰在那條面貌可疑的河水中摸那塊面貌可疑的石頭,在不遠的將來將會發生什么,還用提醒嗎?!還用警告嗎?!

4

昆汀·塔倫蒂諾2012年拍攝了一部電影,片名叫《被解救的姜戈》。這部電影帶給我的美學享受超過了最近幾年看過的所有電影,尤其是正在中國熱鬧的搞笑、無厘頭電影,我欣賞它那種難以描述的韻律(我總覺得它的敘述有一種絕大多數電影都無法具備的詩意色彩),欣賞貫穿始終的對人類秩序、道德、良知的信任與堅守,甚至非常欣賞從這種信任與堅守中生發出來的“暴力美學”——賞金獵人舒爾茨槍殺奴隸販子和通緝犯的時候,黑奴姜戈槍殺和鞭撻曾經加害于他的白人監工的時候,姜戈用暴力反抗的方式從莊園主卡爾文·坎迪手中解救妻子的時候。就像塔倫蒂諾的所有電影(還可以舉例《無恥混蛋》)一樣,塔倫蒂諾式的“暴力美學”是將對法律、道德、良知的信任與尊重作為基礎的,正因為這樣,塔倫蒂諾展現的血腥槍殺才獲得了正義性支撐,才讓我們在強烈的感官刺激中感受到精神滿足。

猶如我在本篇開頭所說“人的社會性把每一個個體的精神存在聚合成為群體存在”一樣,一個藝術家的美學觀念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其所在社會的社會美學的一部分。張藝謀拍出《英雄》,以所謂“天下”消除反抗,并非僅只是其個人對專制的妥協,他很可能就是這樣認為的,原因很簡單:張藝謀是一個并不擁有獨立思想的導演,他沒有上到這個高度,而他似乎又很在意體制的承認、從體制中獲得的地位,這樣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即便是天才又能如何呢?當《活著》(這部作品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原小說的精神張力)被官方嚴厲封殺的時候,這個精神疲軟的導演顯然受到了驚嚇,他害怕失去已經得到的東西,我們不妨把他應約導演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看成是對自己的救贖,他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告訴那些決定其命運的人:歸根結底我跟你們是一頭的啊!

與之相對應,塔倫蒂諾拍出《被解救的姜戈》也不是偶然的。塔倫蒂諾作為以群體存在的美國藝術家中的一份子,身上有一種絕不被國家權力誘導和欺蒙的人所獨有的特立獨行的精神特征,這就是說,在那個擁有創作自由的國度,塔倫蒂諾不必要用諂媚的方式向國家宣誓忠誠,他無需用這種宣誓換取存在的許可,他本身就是存在,那個偉大國家以他為榮的存在。即使是這樣,他也不可能逃脫政治學邏輯的制約,他并非離地三尺、不食人間煙火的鬼神(盡管他有“鬼才導演”的稱號),他所擁有的美學觀念同樣是一種“集體存在”中的“個體存在”,是他那個時代的美學觀念的組成部分,或者說,時代美學造就了塔倫蒂諾式美學,他不是無源之水,也不是無本之木。

那么,塔倫蒂諾的精神淵源在哪里呢?

我們注意到,恰恰是那個國家,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見美國《合眾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最初這一條款僅適用于美國聯邦政府,后來經過最高法院解釋,該條款亦適用于美國各州政府。)我們甚至可以從美國建國者的理念中看到這部電影的精神淵源——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于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愿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于專制統治之下時,那么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并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引自托馬斯·杰斐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

正是這種精神淵源,使塔倫蒂諾在處理殺人情節時游刃有余地站立在法律與正義的牢固地面上,給血腥和暴力賦予了一種獨特的美感——企圖將人民置于專制統治之下的政府尚且都應當被推翻,何況褻瀆和違背國家法律、對人民施加暴力侵害的毛賊和不法之徒乎?!

5

結果我們發現,當人類的最后屏障和底線被洞穿之時,人民一定會依據他們價值系統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當不正義以暴力的方式無止境侵害人民的時候,人民的反抗——即使是暴力反抗——也必然會被賦予正義的合法性。

人類過往的歷史就是這樣書寫的。

人類將來的歷史也一定會被這樣書寫。


2015-08-23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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