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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早:誰說韓寒不讀書
楊早:誰說韓寒不讀書
楊早     阅读简体中文版



先說說韓寒的觀點。
韓寒的觀點一點都不新,總括起來一句話“革命不如改良”。掰扯革命有暴力非暴力之別,在這個問題的語境下沒什么意義。在“革命/改良”的二元對立結構里,是否有意識地使用暴力,是否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就是二者的分野。
有人說,天鵝絨革命呢?是啊,還有光榮革命,也叫革命。說清這個問題需要使用到語源學,討論譯詞的變遷,我看就算了吧。既然革命已經像起義、小姐一樣,在公眾腦海里形成固定印象,你要干什么跟歷史不一樣的事,不如另外起個名字。
在中國一百來年的歷史中,革命還是改良,一直是非常糾結的問題。今年大家都說,你看辛亥革命挺好,沒死多少人,帝制終結,共和建立,政權也轉移了,國家也沒有分裂。但是想想辛亥后的歷史,就不太能高興得起來。這段歷史的尷尬,就在于民主試驗遭遇慘敗,暴力革命又貽害無窮。
轉到了今天,大家一看,今天跟一百年前,好像啊。這就好比上次你打關沒打過去,復活了重啟了又來到這兒,怎么打?參數設置要不要變?要不要去哪兒裝備個血包?這是現在最糾結的問題,我們可以向歷史要什么?我們的現實比百年前有什么進步?
“中國人素質不適合民主”,一百年來不斷有人說。孫中山后來搞出軍政訓政憲政幾個時期,也是覺得中國社會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遍民主。有人說這是精英對民眾的低估,又有人反過來說“立即民主”是對民眾的高估。現在村紳自治也是熱門的話題。總之討論還在熱烈中。
韓寒從生活感受出發,覺得中國人還沒法適應大民主,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有人說你看香港臺灣怎么就文明了?這個問題也很復雜。文明進程與之前的統治秩序是有關系的。香港、臺灣的社會文明程度,不能說全是殖民的結果,但也跟殖民社會的強制文明脫不了干系。以中國現在互相投毒、老人不敢扶的倫理狀況,要說突然無政府了,社會能自發建立自治秩序,以最小成本穿越過渡期,我是不太敢相信。
韓寒的意思,是中國跟捷克沒法比,所以天鵝絨革命不現實。這就是個觀點,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這種想法比較符合一般人的直覺。當然這樣說比較泄氣,不過一百年來中國經常從某某國那里汲取經驗,獲得曙光,到現在反倒什么都成了中國特殊國情。這也是很吊詭的事。
總之,歷史如果能說成小蔥拌豆腐,那指定是不可信的。可信不可愛,可愛不可信,你要是想忽悠民眾,那肯定揀可愛的話說。如果大家都來說真話,那么憑感覺說話,雖然不夠嚴謹不夠學術,但不是壞事。討論問題最好都像搞歷史研究一樣,分“信”“疑”“釋”三派,允許人去嘗試破冰,也允許人站一旁悲觀懷疑——各自的片面深刻達到相對平衡。



韓寒的《論革命》《論民主》寫得沒有以前的文章好,寫得有問題。這一點我沒有異議。為什么沒有以前好?因為他以前的文字大多是反諷,是消解,或就事論事,屬于常識寫作,容易叫好。而這兩篇因為要提出一些觀點,屬于建構,這就超出了常識寫作的范圍,再用韓寒習以為常的筆調,就容易露破綻。
我注意到這兩篇文章的特別之處。以前韓寒幾乎不使用“大詞”,更不提及歷史。這倒不意味著韓寒真不讀書——一個聰明而求智的人不讀書,我才不信哩。只不過一來韓寒之前討論的話題不一定需要引入理論與歷史,引入反而可能造成閱讀障礙,二來韓寒嫻熟的“閑話腔調”跟理論與歷史之間比較互斥——因此說韓寒是“當代魯迅”簡直是鬼扯,二人的下筆就完全不同。
然而《論革命》《說民主》用到了理論與歷史,筆調還是韓寒習用的問答式閑話,這幾乎就注定了這兩篇文章的力不從心。不過,排除各式各樣的陰謀陽謀論,就韓寒個人而言,倒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不信你去讀沈從文的早期議論文字,連舌頭都捋不直的感覺,到老這人也沒能寫好論說文,所以你也可以放言“可惜從文不讀書”。可是你不能說一個人擅長什么,就只能去干什么。一盤生意我們或許應該追求效益最大化,一個人,還是有權也應該探索各種可能性。韓寒過去基本不談書不談歷史,可能是天性厭惡引用,也可能是配合受眾的策略,很成功。但一個而立之年老是重復自己,跟拒絕長大的郭敬明有何區別?
不管如何,韓寒圣誕幾篇文章讓人看到了他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復雜。說實話,我已經看厭了教主每出一文,粉絲皆舉手贊頌附和的“自我紅衛兵化”景觀,更看厭了各方老年中年拼命要招安年輕一代,恨不得頒給韓寒一個中國脊梁獎的急切嘴臉。被神化或符號化的韓寒,就會變成說不得的韓寒,一點兒錯誤都不能犯的韓寒,也就是停止生長的韓寒。這種景象本身就既不民主,又不多元(按照桑德爾的說法,中國人如劉瑜嚷嚷的“自由”,其實應該被稱為多元)。



我們要牢記魯迅的判斷句:專家多悖,通人多淺。常識表達而今大行其道,所以不少公眾看見磚家叫獸們就煩,似乎知道常識就知道一切。而大部分的“公共知識分子”,看似百姓的代表,社會的良心,其實他們的見識,只足以保證在某些具體個案中獲得如愿以償的啟蒙效果。說白了,如果不是某黨某政府的顢頇無能相配合,他們哪能憑借敢言就暴得大名?這一點又跟晚清極度相似。
當敵我分明的時候,反對總是有效的、大快人心的。但當對手一旦消失,光是敢言就很麻煩。自辛亥至五四,言論自由基本無問題,各派人馬,包括在清末最受歡迎的,民初最受歡迎的,還有努力成為最受歡迎的年輕一代,都在給中國開藥方。深受實驗主義影響的胡適覺得不對味,要求多討論問題,少談點主義。被李大釗等迎頭痛斥,那意思也是嫌胡適之不讀書:綱張才能目舉,主義沒討論明白,怎能解決問題?
事實上從這之后,中國的政治環境越來越糟,什么主義都不起作用。現在很多人羨慕香港、臺灣的人口素質。香港有什么主義?有自由沒民主的殖民地,照搬“祖家”的制度。臺灣今年大選辯論,誰也不拿意識形態作文章,都在講民生經濟。只有這塊土地上,才出現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老百姓打死不明白的玄妙口號。
說到底,還是不同場域的問題。在公共領域,任何問題都必須化約為公眾的切身感受與常識,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一是每個人的感知(我自由嗎?這個國家民主嗎?),一是經得起拷問的程序正義。不讀書也能要求民主,不懂法也能主張自由。
至于在知識場域,不讀書確實有問題,不要說沒資格發言,有時腳都伸不直。問題是公共領域原則不要加諸知識領域,事事必須常識化表達,知識領域的傲慢,也沒有必要帶進公共領域來。韓寒《說民主》提到文人要扮演“一顆反向墻頭草”,最多也只適用于公共領域。
今天韓寒發表了第三篇《要自由》,李承鵬也發表了《民主就是不攀親》。韓寒的前兩篇文章,和李承鵬這篇很不認同的回應文章,都有點高舉高打,談到中國現實就纏夾不清。纏夾不清是對的,因為歷史與現實是如此復雜殘酷,一篇短文就能說明白,只有兩種可能:(1)這是理論到理論的智力推演,僅限于共享背景的攻受雙方;(2)這是為了忽悠民眾做點什么。如羅家倫揭示的那樣,發動民眾,一要簡單,兩句話說明白,二要容易,一舉手就能做到。
《要自由》的所謂“討價還價”,要自由的動機很個人“我,和我的媒體朋友”,列舉的理由很國家:“文化的限制卻讓中國始終難以出現影響世界的文字和電影,使我們這些文化人抬不起頭來。同時,中國也沒有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媒體——很多東西并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愿執政黨闊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們自己編寫的歷史上。”
這看上去很像清末立憲派的進言:世界大勢,浩浩蕩蕩,反之則兩傷,順之則兩利,伏乞皇上皇太后垂察。立憲派要君主立憲,韓寒要文化自由,其實都是要改參數,看看能不能改善一點是一點,是不是可以不讓中國墮入周期律的輪回。這是一個公共領域的話題。所以我說,不管讀不讀書,概念對不對,這種恐懼是真實的,這種要求也是真實的。
這就足夠了,不是嗎?

2011-12-30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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