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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現狀及其“走出去”困局
中國的文化現狀及其“走出去”困局
鄭永年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廣的,尤其不需要通過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廣。在唐朝,沒有政府到處去推銷文化,但文化到達了東亞社會的各個角落。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國數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國。在歷史上,中國文明也曾經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西方啟蒙時代哲學吸取了很多中國的理性主義文化。我們常常強調“四大發明”,這些是技術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實踐領域,中國文化的影響力遠遠超出東亞地區,而達至西方。這里舉幾個例子。
一是中國的文官制度。傳統上,中國發展出了世界上最為龐大、也最有效的文官體系。那么大的中華帝國靠什么來統治?建立帝國的是武力,但統治帝國的是發達的文官體系。西方也經過帝國時代,但沒有發展出類似中國的文官體系。西方從近代國家的產生,到后來的民主政治的轉型和運作,沒有文官體系是不可想象的。隱含在中國的文官體系里面的幾個原則,對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是皇權和治權的分離。天下是皇帝打下來的,國家的所有權屬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權力,即治權或者相權(宰相)是向社會開放的。中國發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權式的考試制度來錄用官員。這和西方歷史上的家族統治,構成了鮮明的對照。西方引入了中國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發生之后,最終演變成為現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離。而政治和行政的分離,是近代以來民主政治運作的制度前提條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變的,但如何保證一個國家的政策的連續性呢?如何保證治權不會因為政治的變化而中斷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關鍵。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規則的制約,但文官制度的運作具有其自身的規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這一點在任何一本西方教科書都會有論述。
三是文官的輪流掌管不同部門的制度。中國歷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個地方長期掌權,皇帝會把他們進行調動,類似于現在人們所說的“干部交流制度”。這里有兩個目標,一是防止地方主義和地方勢力的形成,二是為了讓官員積累治理不同地區的經驗,便于他們升遷,累積治理整個國家事務的能力。這一點對近代西方國家政權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說在亞洲了。
這里要舉的第二個例子是中國傳統的“有教無類”的思想。傳統中國也是等級制度,有“士、農、工、商”等,但中國沒有像其他文明那樣的等級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種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級制度。對中國的儒家來說,人只有“接受過教育”和“沒有接受過教育”之分,而每一個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傳統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夠接受教育的是貴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權利為社會的絕少數人所壟斷。中國的“有教無類”思想對西方后來的“大眾教育”影響很大。盡管中國傳統社會,儒家往往壟斷知識,中國本身并沒有發展出大眾教育制度,但“有教無類”的思想則在西方演變成為“大眾教育”制度。近代以來,西方各國政治制度逐漸民主化,而大眾教育則構成了大眾民主有效運作的最重要的一環。
那么,當代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這里我們可以從討論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運動開始。隨著經濟崛起,中國感覺到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因為沒有文化“走出去”,中國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經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業“走出去”往往被視為是對外在世界的威脅,軍事現代化被視為對世界安全的威脅等等。所以,這些年中國正在努力把中國文化推向國外,包括孔子學院、各種名目繁多的“媒體走出去”項目。那么,這些“走出去”項目的國際命運怎樣呢?在何種程度上成功了?
  
營銷效果取決于實際內容
  
一個嚴酷的現實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國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誰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東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營銷,你要推銷產品,首先必須有產品。營銷只是包裝和策略問題。營銷得當就能夠改變人們對你所有的產品的認知,甚至確立對你的產品的認同感。但無論如何,首先必須有高質量的產品。如果產品質量低下,營銷做得怎么好也會無濟于事。
孔子學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銷中國語言。各種媒體“走出去”項目在做什么呢?對西方來說,中國是在做“出口轉內銷”的努力,就是說中國從西方進口了一些概念,經過中國包裝之后再出口西方。
實際上,如果從國際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客觀形勢不容樂觀。簡單地說,兩種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劇擴張,而中國文化則越來越處于守勢。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產生和開始興起的文化,仍然占據世界文化的主導地位。這個文化從地中海開始一路擴張,先占據了大西洋兩岸,現在又擴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這種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動其無限擴張的巨大動力。同時,也需要注意到的是,這種文化盡管還具有宗教性質,但很多方面已經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義色彩。在亞洲尤其是東亞,這種變化更有利于其傳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來因為西方反恐怖主義戰爭,似乎處于守勢,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簡單地和恐怖主義聯系在一起。但事實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總體上并非鼓勵暴力。從事恐怖主義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說極端的基本教義派。實際上,這些年來,盡管有西方的反恐戰爭,穆斯林這些年在世界上的擴張相當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即使在基督教為主的歐洲社會,穆斯林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力量。在歐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經常發生沖突,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穆斯林在歐洲的擴張。在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南亞和太平洋島國地區,穆斯林的擴張同樣迅速。
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擴張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說,基督教文化傾向于世俗化,或者說世俗化成份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體是作為這一文化產物的世俗政府。我們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圍內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為載體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內,政府的力量相對軟弱,并且也沒有類似自由、民主那樣的吸引人們的政治體系。實際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體系,也對穆斯林文化圈產生著巨大的影響。穆斯林文化擴張的主體就是社會本身。這是一種信仰和道德體系的擴張。從長遠看,會不會隨著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會占據越來越多的信仰空間?這需要人們的關注。
  
中國文化處于守勢
  
和這兩種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國盡管有經濟崛起,但文化則處于守勢。這種守勢,即使在中國國內也是很顯然的。原因很簡單,中國人的思維本身就已經相當西方化了。中國現在所進行的文化推廣活動,盡管聲勢浩大,但不會對中國文化的擴張具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中國缺少的是一套核心價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價值(shared value)。很顯然,中華文明如果不能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價值,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共享價值,那么就會被前面兩種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關鍵在于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化知識產品,更沒有基于文化產品質上的話語權。西方從中國的傳統中學到了很多,并且已經大大超越了中國。中國很難再繼續依賴傳統來推銷自己了。不求進步,光想著從傳統中找些什么,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已經解釋不了當代中國。盡管今天的中國有傳統傳承的一方面,但已經不再是傳統文化中國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巨變。當然,這種巨變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來的歷史。這要就我們生產一種新的知識體系,追求新的話語。沒有這些,一種新的文化無從談起。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嗎?這種新文化能否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呢?也就是說,這種文化不僅為中國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為處于其它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所接受。
現在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至少離這個目標還遠得很。一種文化要成為“軟力量”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這個文化,不管是產自本土還是結合了從外面“輸入”的因素,必須是能夠解釋自己。如果一種文化不能解釋自己,那么如何讓“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這種文化必須能夠讓“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對這種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沒有軟力量。第三,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他者”能夠自愿接受這種文化。這是軟力量的本質。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廣的,尤其不需要通過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廣。在唐朝,沒有政府到處去推銷文化,但文化到達了東亞社會的各個角落。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是西方政治軟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過各種手段要把這些價值強行推銷到其它國家,強迫其它國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軟力量,而是軟力量的反面。
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樣一種文化,因此各種“推銷”行為顯得很吃力。中國現在所有的是一種依附性的知識體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歷史傳統,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國文化里面包含有傳統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兩者的結合,這不僅沒有問題,而且也是優勢。但這種文化必須能夠滿足第一個條件,即能否解釋自己。中國缺少的是能夠解釋自己的文化產品。現在所有的產品是復制品,具有濃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進行所謂的“文化創新”過程中,要不簡單照抄照搬,要不就是應用性,也就是西方技術,中國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國往往是用人家的話語來說明自己,結果是很顯然的。中國那么大的國家,很難像一些小國那樣,用西方的話語來打扮自己,更因為中國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國那樣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國家。中國強力反對西方把自己的邏輯強加給自己,但什么是中國自己的邏輯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間,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創新”。但是效果怎樣呢?這些呼吁往往淪落為簡單的政策口號和政策運動。現在國家有錢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塊蛋糕。能否把得來的錢用在文化創新上呢?沒有人能夠知道。但以往的經驗告訴人們,一旦得到了錢,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錢能夠用到“文化創新”的領域,也不見得能夠保證文化創新。
實際上,從歷史上看,錢不是文化創新的前提條件。歐洲豐富的文化的確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但錢是結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創造都是在貧窮的狀態下進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貧困潦倒的條件下進行艱難創作的哲學家、小說家、畫家、音樂家,那么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會如此吸引我們了。實際上,一旦個人或者文化的創造者淪落為錢的奴隸的時候,就很少與文化創造相關了。要進行文化創造或者創新,就要尋找另外的途徑。
缺少文化發展和創新使得中國文化很難“走出去”。不僅如此,正如上面所討論的,中國文化的生存空間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擠壓。不過,從歷史上看,中國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猶太教文化。人們可以相信,中國可能也能夠再次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化范式,一種能夠容納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質的文化。要不就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國的選擇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種情形,那么就必須重生。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國文化創新的全部意義。
  
注: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為浙江人文大講堂所作題為《中國能否為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范式?》的演講節選的第二部分。

2011-12-30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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