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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駿遠:中國只有五到七年的時間解決問題
金駿遠:中國只有五到七年的時間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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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政見2014-10-14

Avery Goldstein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金駿遠(Avery Goldstein)是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的研究領域是國際關系、安全研究和中國政治。他同時担任著賓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職。

一、危機依然存在

【政見】今年是一戰一百周年,有人說一百年前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頗有些類似:科技迅速進步,民眾生活不斷改善,世界的發展日新月異,但矛盾也在累積,戰爭的陰云或將來臨。您同意這種類比嗎?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是東亞地區,發生重大危機甚至戰爭的可能性有多大?

【金駿遠】我確實有一些担心。對比今天的東亞和 1914 年前夕的歐洲,其共同點之一是結盟關系存在不確定性:在危機到來時,究竟誰會支持誰?人們大概知道,但不能完全確定。人們沒有意識到:隨著危機的發展,一旦聲明支持某一方,或者為可能的軍事沖突做準備,他們就開始選邊站了,這樣一來雙方都很難再全身而退了。

不過,今天東亞的狀況和一百年前的歐洲有兩點主要的不同。一是軍事同盟關系很明確,特別是所有人都知道美國在東亞有哪些盟友。但我認為,中美雙方依然對此問題有許多不確定。在美國這一邊,許多美國人相信:中國人不敢對日本和菲律賓施加太大壓力,因為他們知道日菲都是美國盟友。而在中國一邊,通常的觀點是:美國人需要知道我們對待這些事情很認真。中國人沒有充分意識到:美國人對支持美國盟友也是非常認真的。所以一種令人担心的可能性是,如果一場危機發生,雙方都會做出越來越強硬的表態,甚至會以更容易 “擦槍走火” 的方式移動軍事力量。即便一次很有限的沖突,也可能升級。

另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一戰前沒有核武器,而現在中美兩國都有核武器。不管何種危機或沖突發生,雙方都很明白:如果沖突足夠嚴重,就必須担憂局勢上升到一方或雙方考慮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這會促使雙方都更加審慎——這種約束在 1914 年是不存在。當時,軍事科技的發展使得政治領袖們相信戰爭可以快速、簡單地完成。我想今天我們已經明白:戰爭絕少是快速而簡單的。

【政見】一些人認為:國家之間密集的經濟往來會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除重大沖突發生的可能性。您同意嗎?一百年前的狀況又是怎樣?

【金駿遠】一百年前,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度很高。但當各國發現身處危機中時,他們決定:國家安全利益比經濟利益更加重要。我想,今天的東亞同樣如此。人人都從經濟往來、國際投資和貿易中受惠,這也成為避免沖突發生的一大理由。但是,如果事情足夠嚴重,比如對中國來說是領土主權問題,對美國來說是支持海外盟友的聲譽問題,它們會決定關注于此,而非經濟議題。

比如,在本世紀初,臺灣有些人覺得大陸不會有太激進的動作,因為大陸不想破壞奧運會——一旦大陸對臺動作,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會抵制北京奧運。而大陸方面的回應則是:“我們不在乎。如果臺灣激怒了我們,我們會采取行動的。” 我相信大陸真的會行動的。

所以,的確,經濟方面的損失是人們不愿意付出的,但是有一些其他更重要的議題,會讓人們忽略經濟損失,或者降低經濟損失的重要性。我們已經在今天的俄羅斯看到了這樣的情況,雖然遭受制裁,但他們更關心比經濟損失更重要的其他議題。

【政見】那么民意的作用呢?民族主義會不會扮演加速危機的角色?

【金駿遠】民族主義在各處都存在。它對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決策潛在影響更大,原因有二。

一是中國老百姓經過中國的教育系統,接受中國媒體的信息,他們了解的官方歷史是非常民族主義的——在官方歷史的描述中,日本人、美國人等外國人曾對中國不公,這培養了一種受害者的心態,以及一種不愿歷史重演的愿望。因此,中國人特別容易被一些牽涉到民族情緒的行為冒犯。

另一方面,我認為中共領導人會担憂:如果不持強硬立場,不去迎合那些民意(民意正是他們幫助形成的),那么他們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就會受到侵蝕或挑戰。今天中國的統治合法性不是建立于 “建設共產主義” 之上,而是建立于 “建設富強的、能維護自身利益的中國” 之上。他們感到自己要證明自己正在做這件事情。

【政見】聽起來像給自己下了個套。

【金駿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 “套”,但它肯定限制了它們行為的自由度。

【政見】今日世界的一項新挑戰是跨國恐怖主義。中美兩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的角色如何?

【金駿遠】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是:恐怖主義是中美兩國可以合作的領域之一,因為它們在打擊跨國恐怖主義犯罪方面有共同的利益。

不過,美國會担心中國將太多東西納入跨國恐怖主義的范疇。比如新疆,美國會支持中國的反恐行動,前提是中國不將所有穆斯林都視為恐怖分子,以及清晰指明這些群體的跨國聯系。我想,萬一中國領導層走得太遠,會導致此事不僅無法成為中美、中歐合作領域,反倒又增加一項分歧。對于歐美人來說,他們的看法是復雜的。一方面,他們認為不能容忍恐怖主義,所以參與恐怖主義行動的維吾爾人必須被懲罚。但另一方面,他們覺得問題的根源在國內政策上。

所以,恐怖主義這個議題并不一定會帶來中美關系的雙贏,但它確實是需要兩國間更多合作的一個領域。

二、“和平崛起” 更加困難

【政見】中國近年來一直在強調 “和平崛起”,但似乎并沒有完全打消世人的疑慮,關系緊張的局面時有發生。您覺得中國有可能真正和平地崛起嗎?

【金駿遠】我想,今天中國要和平崛起,比 6 年前更加困難。在2008 年之前,中國頗為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決心:中國的崛起和其他國家的崛起都不一樣,中國的崛起不僅是和平的,而且是對亞洲和世界經濟都有利的。中國的行為也和這種愿景相一致。

2008 到 2009 年的全球經濟衰退之后,中國不再那樣關注地區內的合作嘗試,而是越來越多地維護和申張自己在地區內的權利和利益。2008 年之后,中國和越南、菲律賓、日本之間的領土爭端愈發激烈。我想,這幾個國家及其他東盟國家逐漸心生新的疑慮,而這些國家在 21 世紀初的幾年實際上是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的。但是,2008 年之后,它們變得非常疑慮。一些國家嘗試說服美國:我們担心中國,請來幫助我們吧。美國的回應則是 “亞太再平衡” 戰略。

對于這種轉變,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我想中國人可能意識到了這種轉變是個錯誤,所以他們試圖強調:不不,我們仍然決心和平崛起。戴秉國及一些其他人都曾說:我們并沒有變化。但是,中國的一些行動讓鄰國感覺緊張。

【政見】您對這種轉變的解釋是什么?

【金駿遠】我同意一些人的論述:中國對 2008 年之后的世界中的一些事情感到驚訝,并不再認為自己需要那么小心謹慎了。比如,世界上大多數經濟體都飽受衰退之苦,但中國并沒有收到太大影響。我想,中國可能覺得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程度提升之快已經超出了自己的期待,可能覺得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脫不開身,沒時間關注東亞。我想,中國有一些人覺得,既然中國已經更富強了,那就應該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一些人,包括一些軍方人士的想法是:如果我們不能捍衛在釣魚島的利益,那我們的富強有什么意義?

中國認為自己的能力增長速度是驚人的、未曾料到的,而世界其他國家又在衰退中掙扎,這讓一些人覺得:我們不必那樣謹慎了,我們并沒有受到那么多的限制。沒有被嚴格限制住的國家會怎樣?會做蠢事。自從沒了蘇聯,美國就一直都在做蠢事。我們想入侵伊拉克,于是就入侵了。這很蠢,但我們做了。我想,中國可能認為:我往前推一些事情,也沒有人能阻止我。于是中國就這么做了。然后其他人就反彈了。

現在,我想中國正努力研究如何控制這種狀況。我不認為事情可以回到從前那樣。中國可以繼續說和平崛起,但我不認為中國真的能回到同樣的路徑上了。

【政見】領導層之間是否會有分歧?

【金駿遠】幾乎肯定會有,每個國家的領導層都是這樣。不過我不認為中國的軍方和政府之間有大的分歧。無論是在軍方還是在政府,都有鷹派和鴿派。我想中國的軍方依然聽命于黨。而且,從現在已有的證據來看,我想習近平是一個比胡錦濤更強勢的領導人。這意味著,黨對外交政策和軍隊的控制會更強。

三、“新型大國關系” 究竟意味著什么?

【政見】另一個經常被中方提出的說法:“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多次提出要與美國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但看上去美國的反應始終沒有那么積極。美方是否對此概念存在担憂和顧慮?原因是什么?

【金駿遠】部分問題是美國人不知道這種說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就好像是一種 “空話”。美國担心自己會接受原本并不愿意認同的東西。比如,中國說,在新型大國關系下,我們要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但是我們不確定 “核心利益” 有哪些:包括對南海、東海的主權主張嗎?由于種種原因,美國人對這些并不認同。如果 “核心利益” 指的只是大陸——包括新疆、西藏,那問題就不大。但我想美國人并不認為會是后一種情況,所以會有些態度消極,除非明確了背后的真正含義。

這個概念是在加州 Sunnylands 的習奧會上正式提出的,很可能會在今年 11 月的北京再次被討論。

【政見】對于 11 月的奧巴馬總統訪華,您有何預測嗎?除了 “新型大國關系”,還有什么將會被討論?

【金駿遠】我猜測美國希望能得到中國恢復參加網絡安全對話的消息,而中方則希望美國就限制對中國的抵近偵察有所表示。不過,二者都很難。我猜最后能夠出來的聲明多半是關于和平穩定的,會涉及朝鮮半島的無核化。

實話說,我認為會面的目的是測測雙方關系的溫度。Sunnylands 的會面進行得很好,但是其后發生了不少齟齬。我想,這種雙方領導人在一個房間內的會面,部分是為了看看他們是否在個人層面還認為能夠合作,能夠互相信任,或者是不是美中兩國的利益在此時已經有了不可挽回的分歧。

當然,中方會考慮,兩年后將是另一個人担任美國總統。這將會影響這種峰會的性質。我想中方會很關心奧巴馬之后是誰。

【政見】您是否覺得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格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中美之間戰略競爭的核心議題是什么?如果不是,如何化解當前雙方整體的競爭甚至對抗態勢?

【金駿遠】我想這取決于我們對戰略競爭的定義是什么。中美關系中有競爭的一面,這反映了未來的不確定性。雙方為可能的關系惡化所做的準備也是不確定的。這并不意味著中美關系要像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一樣,但意味著我們要始終對于可能出問題的地方保持警惕。

在經濟事務上雙方會有競爭——我不知道算不算戰略競爭。就像美國和日本一樣,美國和中國之間也將發生市場競爭,這很正常。

我并不認為美國和中國一定會發展到冷戰中美蘇的那種對抗性關系。但是期待美中之間只有純粹的合作、雙贏關系,也是不現實的。

【政見】今年以來中美關系發展的不是很順利,甚至在網絡安全、南海航行自由等方面還有一些沖突。有人說,有部分行動是美方的職能部門 “自行其是”,不一定代表白宮或者國務院的意思,比如通緝五名涉嫌網絡攻擊的中國軍人。當然,在中國也有同樣的現象,非外交部門對于外交政策的影響在上升。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是好事還是壞事?

【金駿遠】我并不認為白宮不知情。商界施加了很大壓力,他們說中國政府支持了竊取貿易機密、從事經濟間諜活動,而且是用中國軍隊的資產進行的。奧巴馬政府回應說:正在解決這個問題,嘗試讓中國限制或停止政府參與的經濟間諜活動。我想,奧巴馬政府認為,最近的起訴是一種給中國更嚴肅警告的方式。我想奧巴馬政府傾向于和中國政府合作解決此事,但他們對合作的發生并不抱期待。

在中美兩國,你都能看到商業和軍事利益之間的一些聯系。美國政府的反對僅僅針對政府支持的商業間諜行為。美國政府知道,五角大樓的電腦會被網絡攻擊。每個國家都這么做,這不是什么秘密。真正引起美國人担憂的是政府對商業間諜行為的支持。

此外,還有記住另一件事:要是沒有斯諾登泄露的那些文件,奧巴馬政府向中國施壓將會容易很多。

【政見】在您的文章 “China’s Real and Present Danger” 中,您提到中國的分析人士似乎高估了通過軍事行動傳遞信號的簡易度,并且低估了傳播過程中的風險。您對國際關系中傳播的作用怎么看?

【金駿遠】理想的狀況是通過可信賴的方式、用語言進行直接的溝通。不過,只用語言的話,有時候可能并不令人信服——如果是威脅,人們可能認為它并不可信,只是在虛張聲勢。所以,有時候人們感到有必要通過一些行動來表明自己是認真的。

然而,如果是通過軍事行動——即便是非常有限的軍事行動,發出正確的消息將會非常復雜。如果習近平說,“我們要向美國人發出信號”,然后給軍方下令,軍方需要將信息翻譯為某些行動。其后,軍隊里的領導要讓手下的士兵、飛行員等執行這些行動。他們會精確執行命令,不出任何差錯嗎?當對方看到這些行動時,目擊行動的人需要向其領導匯報:我們看到他們做這些事情了,我們認為這意味著怎樣怎樣。行為需要被解讀為信息。在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可能發生溝通差錯,而且可能發生意外情況——使用行動而非語言的風險之一就是可能會有地方出問題,導致一次意外或危機。所以,通過行動來傳播信息常常是必要的,但從不是容易的事情。

【政見】那么更好的溝通方式是什么?

【金駿遠】兩方面。一是底層的直接溝通。五角大樓和中南海、白宮和中南海之間的熱線并不一直可靠,部分原因是中方常常在作出決定之后才應答——這是之前的經驗告訴我們的。那么,怎樣在底層達到直接溝通?這往往依賴于在中美的軍官之間建立聯系。這也是軍隊合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們直接對話時,會互相了解,互相信任,這的確會帶來變化。對于溝通差錯帶來的問題,不少都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

此外,可以建立談論所謂 “交通規則” 的工作小組:雙方具體如何形式?如果雙方手中都有一張紙,上面寫著:如果船只發生碰撞,你要怎樣怎樣做;如果參與了在對方近海的行動,你要怎樣怎樣做。這樣雙方都清楚了規則,也能判斷另一方的行為和期待是否一致時。

四、國內事務比任何外交事務都更重要

【政見】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三十多年,一些人認為,外交領域也發生了轉型。您認為過去三十年間是否有這樣的轉型發生?

【金駿遠】當然,你可以看見一些變化。和 1970 年代、1980 年代早期比起來,今天的外交很不一樣了。中國的外交官更專業了,使館工作人員更有能力了。我想,在一些方面,他們的表現非常好,不過在另一些方面并不太好。美國的外交也同樣如此。

我想,問題之一是有時候中國使館的代表沒能很好地呈現中國的情況。比如,他們會在當地報紙寫專欄,介紹中國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有時候,他們寫的東西帶有非常強硬的民族主義。我理解外交官們需要傳遞黨的聲音,但這樣的做法并不總是有利于中國的利益,特別是如果這些專欄強調中國的百年恥辱、中國的被傷害,等等,這些內容在歐洲、美國和其他一些地方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人們會認為,沒錯,你在過去是被傷害了,但這些已經過去了,你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崛起中的大國了。所以,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說成傷害了 13 億中國人的感情。我想,外交官應該用更具說服力的方式向國外民眾傳遞本國的聲音,不應該用簡單的方式說 “你不懂,聽我的”。

所以,的確有轉型,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政見】您對傅瑩評價如何?她常被當作外交官的成功代表。

【金駿遠】我覺得她做得很好。你也許不能說服每一個人,但你至少可以不引發人們的反感。

【政見】國內改革,尤其是經濟改革對外交事務是否有影響?

【金駿遠】國內事務比任何外交事務都更重要。我猜想,習近平、李克強早上醒來的時候,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國際關系,而是國內的改革。反腐是其中一件大事,還有中國經濟的再平衡、環境問題……這些都比外交事務重要。每當我的中國朋友說美國意圖遏制中國的時候,我就會回應說:美國沒辦法遏制中國,唯一能遏制中國的國家是中國自己。

不過,這些國內事務的確和外交事務有聯系。現在,國際社會對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其他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有期待,他們期待中國挑起更多的担子,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當中國忙于處理國內事務的時候,就不太容易在國際上做更多事情。

【政見】我們知道,在美國研究戰略問題和中美關系的專家不少,也有很多大家。但似乎中國領導人和外交部門只認識基辛格、布熱津斯基、斯考克羅夫特。也有人感嘆,倘若這三位去世,美國再無 “懂中國的人”。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怎樣才能讓更多的美國學者聲音傳遞到中國領導層,并發揮作用?

【金駿遠】我想,一個明智的中國領導層會意識到,你剛才提到的這些人在一段時間后都會不在了。實話說,他們在美國已經沒那么有影響力了。有不少其他學者或在華盛頓的智庫工作的人,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影響力,他們可以講自己的觀點介紹給白宮和國會。我想,對于中國人而言,他們需要建立起聯系,讓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進入中國。但不幸的是,從我在報紙上讀到的和從其他人那里聽說的情況來看,中國對培育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學者的交流已經越來越不感興趣了。中國的智庫被告誡:不要和國外學者進行太多的合作。這不是一個好主意。美國同樣應該邀請更多的中國學者來美國分享他們的觀點。我想隨著這類交流的建立,在中美關系研究方面有影響力、受尊敬的新的領軍人物會自然地出現。

在美國這邊,當他們看中國的時候,他們也在想:有哪些學者是中國的基辛格和斯考克羅夫特?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王輯思,不過他已經是半退休的狀態了,所以要尋找更多的人。也有一些四十多歲的新人出現了。美國這邊的年輕學者比如:Evan Medeiros,他現在任職于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前在蘭德公司;TomChristensen,現在在普林斯頓,此前是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Taylor Fravel,現在在 MIT……不過,只是關注美中關系的學者還不夠,還需要是對參與政策制定感興趣的學者。比如基辛格,他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就希望去華盛頓工作了。不是所有學者都想要那樣。我想 Evan Medeiros 是這樣的,Tom Christensen 可能也會在某個時候回到政府。還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他是廣受尊敬的學者,也曾經在克林頓政府任職。但是很多學者對參與實際政策活動沒有興趣。

五、十字路口的中國

【政見】要研究中美關系,是不是要和兩國政府都有聯系?

【金駿遠】我和中國的官員有過互動。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能和研究者聯系。我去過外交部、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等。但我見過真正的高層領導人嗎?沒有。不過我們可以見到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詢的學者和分析人士。

【政見】缺乏和領導人的聯系,會不會給研究帶來問題?

【金駿遠】不會。實話說,大多數美國學者也不需要跟拜登副總統或奧巴馬總統談論美國的政策。有低于那一級的人可以接觸,也有學者們需要的資源可以利用——不是僅僅指和個人的聯系,而是對信息的獲取。當然,獲得美國政策制定的信息,要比獲得關于中國政策制定的信息要更容易。所以我們研究中國時確實受到一些影響。

從 1990 年代開始,我就經常去中國。現在我們在智庫和大學(包括軍方智庫和大學)里遇到的中國學者,要比過去更加了解情況、更加有經驗、教育程度更高。從這個角度說,情況比之前好很多。

【政見】說到智庫,中國正在推動 “新型智庫建設”。

【金駿遠】跟 “新型大國關系” 類似,“新型智庫” 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它指的是鼓勵智庫獨立思考、自由地進行國際交流,那很好。如果只是說人人都應該建智庫,那就是浪費資源和時間。我希望習近平和他周圍的人意識到,像社會科學院這樣的機構近來并沒有發揮太大作用,我希望他們不想再要這種舊的智庫,而是要新的、更好的、更可靠、更有效的思想。我想,政府可能對舊智庫所作的預測感到失望。比如,朝鮮處決金正恩的姑父,讓中國政府非常驚訝。他們可能在想:為什么智庫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問題?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是:與其說這些智庫在做研究,不如說他們在努力取悅黨。

【政見】您是如何對中國產生興趣的?

【金駿遠】偶然。大學時,我并沒有對中國產生特別的興趣,也沒有準備成為一名教授。不過,我選修的最后幾門課之一是跟隨一位教授做獨立學習,他正好對中國感興趣,給了我一堆關于中國的書。我發現這些書非常有意思,不過并沒有馬上讀研。我在費城一所學校當了老師,當我知道城市在準備裁員,而我可能失業的時候,我想:“好吧,我對中國感興趣,為什么不申請研究生呢?只要我能被錄取且得到獎學金,我就去。” 然后我就真的錄取了,也得到了獎學金。我去了伯克利,但我的研究興趣發生了一些變化。本來我想研究中國國內政治,但受那邊教授的影響,我對國際關系產生了很大興趣,所以我結合了自己對中國和對國際關系的興趣。

【政見】能用簡單的語言介紹您的研究方法嗎?

【金駿遠】在美國,吸引人們當教授的原因之一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時間,并且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不過這也有風險:如果你選擇的主題是其他人都不感興趣的,你可能就拿不到終身教職,會失業,或者你的工作會被其他人忽略。

我的研究興趣始終是被我認為重要的問題驅動的。不是所有的政治學學者都采用同樣的路徑,但我個人的興趣一直是:我在提出所有人都應該關心的問題嗎?幸運的是,通常當我考慮和中國及國際關系相關的問題時,有理由相信這些問題是每個人都需要關心的。

研究生畢業后,我做的第一個項目是關注核武器在國際關系中的潛在角色,以及從中美兩國的經歷中吸取經驗教訓。此后,我又研究了亞洲的安全秩序,及中國的角色。這些都是重大、重要的問題。

我接受的訓練并不是形式建模和博弈論,也不是統計分析——在研究中國外交時,統計分析并不一定有用,因為沒有足夠的數據。我用的方法主要關注與分析文件資料的內容、對美中兩國有個人觀點的人進行訪談,并將他們的觀點和文件資料進行對比。我所做的研究,所收集的證據或數據,總是被我的研究問題所引導的。而這些問題則是建立在各類國際關系或政治學的理論框架內的,這些理論有助于我們尋找研究問題的答案。

【政見】能否用簡單的語句描繪今日的中國?

【金駿遠】我想今天的中國站在十字路口。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嚴峻,但都是可以解決的。不過,我認為今天的政權只有五到七年的時間來著手解決這些問題——經濟、環境、族群……如果沒能在近期內解決這些問題,將會有可能非常嚴重的后果:中國進入發展停滯期。我想,習近平和這屆領導層是最后一批有機會嘗試成功改革的了。如果沒有取得進展,下一屆領導層,第六代,將面臨巨大的壓力,也沒有決定改革方式的自由——改革的過程將被此起彼伏的事件推著走,而不是被領導層的決定推著走。

【政見】您能否推薦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以及他 / 她的作品?

【金駿遠】說實話,我覺得過去五到十年內關于中國的最好作品(除了學術期刊上那些非常技術化的論文外),大部分都是由大學學者之外的人完成的。比如,歐逸文(Evan Osnos)的《Age of Ambition》就是一部介紹今日中國的精彩作品。

在理解中國經濟方面,Nicholas Lardy 和 BarryNaughton 是我信任的兩個人。而在中國外交方面,最優秀的學者可能是 Iain Johnston 和 Taylor Fravel。


2015-08-23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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