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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母語與母國
陳丹青:母語與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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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加坡眼  作者:陳丹青

大家好,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飛過來時,往下看,以為會遇到幾架搜救(注:馬航MH370)的飛機。海面波浪非常細膩,遠遠看下去像皮膚一樣,上面一小朵、一小朵云。然后就降落了。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發現,太好看的一個島,一個城市。

我不會講演,每次都請邀請方給題目,看看能不能說。彭導就說新加坡華人對華語的教育,華語的前途,有各種担憂——我的無知和輕率就上來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過,我也說華語,跟母國有種種糾纏的關系,那就講“母語和母國”。多么輕率啊,直到來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區,要慎重對待,要不然你會傷人,也傷你自己。”

此前我成個老油子了,這回有點緊張,新加坡是個讓人緊張的地方。(眾笑)剛才等在后臺,看視頻,看到諸位的大會開始了,好嚴重,像是開十八大的樣子,一套一套介紹……但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點兒像日本,干什么事都如臨大敵,結果來了個傻逼,不知輕重,談什么“母語和母國”。

(眾笑)

昨天差不多沒敢出去走,宅在賓館房間寫發言稿。前天倒是參觀了孫中山待過的小房子,當年孫先生在那兒聚眾謀反——現在的說法是“dian fu國家#罪”(眾笑)——照片里他跟一幫本地老華僑坐著,都長得很有樣子,在那兒合計謀#反。

我是廣東臺山人,我的父親這次也一起來看看新加坡。我們非常服氣,沒話說。早聽說新加坡多么干凈、多么現代化,眼見為實。我走了幾圈,找不到一個地方讓我覺得這里沒弄好,那里又不對。沒有——我來自一個丑陋的瘋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過度贊美的,但現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對比。每次到日本,很沮喪,我想,什么時候中國也有個城市能夠跟日本比比——隨便日本的哪個城市——想來想去,想不出。

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很土,從前的東京人要飛到上海才能趕上應時的好萊塢電影。諸位一定知道現在的東京,也去過東京。這次在新加坡,我發現終于有座城市,住著很多中國人的城市,可以對日本說:“我們也很好,還比你大!”

可是父親告訴我,半個多世紀前,或者更早,臺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國,到舊金山,比較窮的,會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們祖村里有個人從新加坡回鄉,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時候一樣。他老婆氣死了,就在門口打他:“你怎么混成這個樣子?!”

南洋華僑曾經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過來,天翻地覆。二戰以來,1965年以來,70年代以來,在座很多跟我同輩的人,一定目擊了這個國家怎么變成今天的樣子。

接下來試著談談我的不知輕重的題目:“母語和母國”。

我先要說,當我想到這個題目時,有個低級錯誤:我自己曾經是海外華人,要來新加坡,就把這里的聽眾也想成海外華人。我很謝謝這兩天當地朋友警告我:這里是“新加坡華人”,不是“海外華人”,完全兩個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紐約的身份。我在大陸被稱為“海歸”,所有仍在國外的華人羣體,被稱為“海外華僑”。大陸還有個“僑辦”,我們都是僑辦的工作對象。所有海外華僑,說母語,或者不說母語,用母語批評母國,或者贊美母國,都會牽扯到劇烈的感情問題、情緒問題,有時候會打起來。因為母語問題,就是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所有國家,在所有歷史階段,語言問題從來不會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海外華人的變化非常大。我剛去時,很少很少大陸人,主要是廣東人,其次是臺灣人。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家去過紐約就知道,華人小區再也不是從前的廣東臺山幫,中原大陸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FL功”。FL功要是在紐約街上示威,罵中國,就有東北大漢,女大漢,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這是今天的“海外華僑”。可是換在30多年前,我親眼看見唐人街的廣東青年過春節時,舞龍燈、耍獅子,舞到大陸開辦的店面,會用獅子頭伸進去拱幾下子,同時戲謔地說:“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現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掛出許多五星紅旗。

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直接影響海外華僑的變化。此下我要非常審慎地區分,這么一大群海外華僑——北美南美的,西歐東歐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華人。

我來試試看會不會說走嘴。大家知道,大-陸是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地方。在這兒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隨便一點。如果不能,大家當場告訴,我趕緊打掉幾個牙齒,講完后,再裝回去。(眾笑)

剛才說了,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課》,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國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語教育,德國人在占領區推行德語教育,絕對是政治問題。像早期東正教俄國和希臘語的關系,西班牙和整個南美國家的語言關系,也都是政治關系。中國就早一點了,中國的語言政治開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此后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漢語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我的第一語言其實是上海話,之后在江湖上混,會說幾個省的方言。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糟糕,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里,全說英文和臺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最讓我著急的是,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一家人在大陸經歷了什么,他們也無法讓我懂他們在外面經歷了什么。

救星來了,是我一位表舅媽。表舅媽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曾經拿著花去歡迎過周恩來總理,她能說國語——這倒有點兒像新加坡華人,說的是普通話——那幾天我跟在她后面,所有講話的場合,靠她翻譯:中國人替中國人翻譯。

結果我要飛去紐約了,語言靠山沒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國大陸還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國家,我蓬頭垢面,穿了條自己做的牛仔褲,排在機場的隊伍里,表舅媽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里找,一找,找到一對臺灣夫婦。哎呦!新救星來了,說國語。一路上五個鐘頭,我們聊到紐約。

可是這么一交談,語言錯位又來了:他們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普通話”,我很感慨:國語、京劇,國術、國醫、國畫,都是民國語言,我頭一次當面聽一位中國人很坦然地說,他講得是“國語”,在大陸,沒人說自己講“國語”的。

到紐約后,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臺灣華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有一次在飯店看到一位壯姑娘給我們端菜,隨口問“您從哪兒來呀”,她背過身去,高聲回答:“自-由-中*國!”這句話,80年代初很多臺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臺灣”。跟臺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后”,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后”(眾笑)。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我的祖父是國民黨軍官,黃埔七期的學生。1989年我終于去臺灣見到爺爺了。我隨口說起他曾經參加過的“淮海戰役”,爺爺在那里被俘過,他說,那是“徐蚌會戰”。1992年,祖父終于被我父親拉回大陸定居了,父親帶著爺爺參觀黃埔軍校,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也是隨口提到旁邊的“廣州烈士紀念館”要不要去看看。爺爺大怒:“什么廣州起義,那是廣州暴動!”(眾笑)。

那時爺爺很年輕,在廣州當憲兵隊長。張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共產黨早期的地方領袖,三十多歲年紀,在廣州暴#動,死了不少人,以后有個“廣州烈士紀念館”。

所以,明明祖孫之間,明明兩張中國臉,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個非常精辟的,樸素的結論。他說,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華民國;香港是,清朝。(眾笑)

非常準確。想想看,香港,沒有被國民黨統治過,目前回歸了,我不想說她被共產黨統治,好像開了五十年的支票,不會變,但至少我們說這句話時,香港真的是清朝。證據呢,據說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龍街區的告示,頭一句話,叫做“爾等臣民”,還是朝廷口氣。如果這是訛傳,那么香港電影大家都看,《無間道》看過沒有?兩張超英俊的臉,一個是劉德華,一個是梁朝偉,拿槍盯著腦袋,說“我是當差的”(粵語發音)。

“當差”,是清朝話,不是民國話,更不是共和國話。共和國說“我是人民警察”,民國話怎么說,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樣,但不會說:“我是當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紀,還在講:“我是當差的”。

臺灣呢,是另一套說法。“本黨同志”,“莊敬自強”,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臺灣語言,就知道那是國民黨敗走臺灣帶過去的語言。九十年代我在臺北中國時報報社走廊,還看到員工獎懲名單,跟電影里民國時期的格式一模一樣。

大陸不必說了。凡是大陸出來的我這一輩,都記得各種口號標語,共*產*黨是個語言黨,非常會創造語言。五十年代,我小時候,百貨公司頂層巨大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六十年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頭過河”;九十年代變成“三個代表”;到了新世紀,“和諧社會”;現在呢,“中國夢”……

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沖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為什么,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里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云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寧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臺,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后,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臺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歷民國和共和國,那里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我聽說,他到臺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臺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眾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后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家伙會說中國話!然后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啟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里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后國家為什么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歷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蕩。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啟蒙運動以后。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現代國家起來后,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劃定的區域,結合為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于調動資源和軍隊,抵御外敵,也便于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里是歐洲后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后。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么辦?我的民族記憶怎么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么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寧的是什么?就是所有后進區域都要轉型為先進國家,都處于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后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沖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么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經歷過同樣的啟蒙和掙扎。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游歷》,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里柯夫(Surikov)對應。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里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后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歷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扎——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中國和印度那么古老……此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后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學習,這么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后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注: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復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于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回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眾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歷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后,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后,不得不屈服,不得不采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斗、犧牲,從硬件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里,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為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為什么還是臟、亂、差?為甚么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后來的科考受益于中國的啟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里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里,馬來語是母語(注: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為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后,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為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為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干凈了。”(眾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為什么我不喜歡李?因為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于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為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么程度,付出多大代價。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并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為這里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么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里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罚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么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臺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么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里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么好,漢語也一般,我怎么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里,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眾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么統治老百姓,怎么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為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眾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么,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么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眾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為甚么?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后決定不干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我回國后,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

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么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镕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彷佛極樂觀。臺灣詩人痖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眾笑)

我聽了后,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為什么?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為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里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干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里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臺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眾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于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后,縫在棉褲內層,日后帶出來。他為誰而寫?不為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為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為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后,他的著作在臺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痖弦面對許多臺灣作家,親自擊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稱為“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單,沒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范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后”,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為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為什么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愿意讀,因為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么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里,死在方塊字里,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系,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于母國,高于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后,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里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人權高于主權”的思維,是尼采“藝術高于一切”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愿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尷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尷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尷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為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為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為大家仍然在為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熱烈鼓掌)


2015-08-23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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