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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高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高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國以迥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有方式實行社會轉型,無論它的成功還是挫折都豐富了人類的經驗寶庫,為眾多的后發展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和啟示。
19世紀中葉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時期,當時,面臨著"五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古老中國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與傳統的農業社會迥異的、現代性逐漸增長的歷史發展階段。這條道路在中國充滿了深刻的矛盾和沖突。在這條道路上,中國既取得過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喪失了歷史賜予的難得機遇,長期在通往現代的旅途中蹣跚而行。中國變革的艱難無疑與前現代社會的歷史遺產有關,也與中國政治中樞的政策選擇密切相聯,同時它還受到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的巨大影響。中國以迥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有方式實行社會轉型,無論它的成功還是挫折都豐富了人類的經驗寶庫,為眾多的后發展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和啟示。
一、中國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基礎
數十年來,一個長期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是,如果沒有1840年開始的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能否主動開始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從而完成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在這里,我們嘗試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國所承襲的巨大的遺產中,包孕著可誘發現代社會的因素,這些積極因素在一定條件的作用下可刺激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變;但是,作為總體特征的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卻存在著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嚴重阻滯著傳統中可現代化因素的成長,如果沒有外來刺激,即使中國社會中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也無法出現資本主義,中國仍將處于前現代狀態。
1840年在亞洲東南沿海與西方列強相通的東方大國中國是長期被西方思想家所欽羨的對象:一個以皇權為核心、職能分明的中央集權官僚政府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統治著4.5億人口,在10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上有效地行使著治權;儒家學說中的道德主義和禮儀規范起著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特殊功能;美侖美奐的巍峨宮殿和精美絕倫的工藝珍品體現著中國人的豐富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雖然自然災害不時減少中國人口,但精耕細作的農業還是大體上維持了中國人的溫飽。總之,19世紀中葉之前的中國,盡管不時發生社會動蕩和災荒,但它總是能自我調適,在經歷周期性的社會震蕩后,重新恢復社會的穩定與繁榮。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西方長期欽羨、長期保持強大和繁榮、充滿自豪與自尊的東方大國,在西方列強的炮艦侵略和隨之而來的價值觀念的沖擊下,卻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榮并適時調整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重新匯集新的社會力量和自然資源,從而有效地融匯傳統與現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轉換方式,在西方和近鄰日本的成功示范效應的影響下,邁入富強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傳統社會的決定因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前現代社會制度構成中最有現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維系中國社會穩定的支柱--中央集權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結構性的重大缺陷阻礙了中央集權官僚制向現代政府制度的轉換。
中國的中央官僚集權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內閣、省、縣的垂直的行政系統有專門化和職能劃分的特點,按照法律和慣例有效地掌管國家行政事務,垂直的監察系統直接受命于皇帝,負責監督各級官吏,以保證政令的執行。不受階級和財產限制、在科舉制基礎上建立的官員升遷系統,體現了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和開放性,對維系中國官僚制度的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操作層面上,這樣的官僚制度,與依職能分層、各司其責的現代政府制度并不構成嚴重沖突。但是問題的關鍵在兩點:第一,中國的中央官僚集權制對基層的統治力量較弱,朝廷在縣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鄉紳,中央權力并不能完全達到基層,征稅及征集勞役實際上依賴于鄉紳。處于家族、宗族網核心的鄉紳的行為往往嚴重破壞了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嚴格地說,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只存在于縣以上的政府機構,縣以下的鄉村則處于高度分散的無組織狀態。顯然,這與現代社會所要求的、能夠全面協調社會力量處理公共事務的、完善的社會組織結構是相沖突的;第二,中國官僚集權是以儒家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它以道德倫常為基本準繩,在義務與權利的關系上沒有明確的界定。儒家規范雖不排斥個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權制的垂直系統固然保證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帶來各級官吏不思進取、因循守舊的嚴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與政治結構互為一體;為派系斗爭提供了永恒的競技場。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意識形態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對世界的全部解釋,成為不可逾越的治國安邦的基本原則。它是建立在傳統的"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之上的,它的豐富性與普遍性,使中國統治者與士大夫相信儒家學說已窮盡世界一切真理。中國既是天下中心,并有著輝煌的無與倫比的歷史與成就,那么中國之外的"夷務"就不在中國人關心的范圍之內,[1] 順理成章,也就對競爭不感興趣,沒有了變革的緊迫感。至于解決中國國內周期性的政治衰敗和政治動蕩的良方更無需從"異域"尋覓,在包孕萬家的儒家學說的眾多派別中自有療救的方案。經過千余年的儒化,這套由科舉制為外在體現的儒家意識形態已完全內化于中國人的心理深層,從而成為回應外部世界挑戰的巨大的心理障礙。這樣,在與外部世界交往時,中國就很難隨形勢而變化政策,而處處顯得遲鈍與僵硬。
中國前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一樣,同樣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現代化因素,但是,這些積極因素同樣因經濟結構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約關系的土地與勞動力交換的活動一直十分活躍。[2] 一般而言,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并不嚴重,官營工商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個人則享有流動性的選擇職業的自由。然而,與這些可現代化因素相比,中國前現代社會經濟結構中的障礙性因素則更為強大。首先,19世紀中葉之際,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與微弱的商品關系相比,自然經濟占決定性優勢。其次,中國人的商品經濟活動只限于一般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簡單交換,幾乎不存在以大機械為動力的制造業與加工業。再次,可以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起調節作用的國家,幾乎不干預經濟行為,也缺乏外貿觀念,無法承担起經濟起步所必須的資源征集和建立經濟組織以及建立與外部世界經濟聯系的責任,使得分散的商業力量無從集中。因此經濟結構中若干積極因素不能拓展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擴大在新質的基礎上的生產規模;如果說在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結構則基本發揮著阻滯向現代社會轉變的作用。中國的儒家學說是一套極其復雜的、探究有關人與宇宙、人與社會的關系的龐大的思想體系。根據近30年中國現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國學學者對儒家典籍的選擇,儒家學說中蘊含著某些與現代社會毫不沖突的可現代化因素。[3] 例如:對人之終極理想的追求,對違反人之終極追求的現存社會現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還有著對人之主體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對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這與西方近世推動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種程度的相似。[4] 然而事實上,作為長期維系中國社會穩定的支柱的儒家學說在近代與西方文明相遇時,卻節節敗退,逐漸喪失了統合社會的功用。尤其發人深省的是,乍看起來似乎與現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終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現代民主制度的轉換。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與現代社會相脫節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發揮著維系等級森嚴的君主專制制度作用,其現實導向具有強烈的權威主義色彩,直接排斥與現代契約關系相聯的個人主動精神與公民意識的培育和成長。
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基本適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水平,構成了中國前現代社會的基礎。當1840年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價值觀念的沖擊時,中國面臨著艱難的抉擇,這就是如何根據急劇變化的形勢,適時改革中國現存的社會結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創新和觀念變革,重新匯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資源,使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在沖突中走向新的融合,從而推動中國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然而當時的中國統治者與絕大部分士大夫卻被動地、消極地試圖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調整來擺脫中國的危機,選擇的是盡量縮小變革規模的道路,結果使中國的轉變更充滿曲折和動蕩,造成中國社會轉型進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體的困厄
根據衡量一個社會現代性的強弱的具體指標,即工業化、都市化、識字率、現代契約關系、社會流動性和政治制度化來分析1840年后的中國社會變遷,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在大約100年的時間內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自1840-1911年,歷經72年的變遷,中國已從一個典型的傳統社會向具有現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國家過渡。自1911年中華民國創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期間的急劇變動甚至更大。因社會轉型所引發的國內與國際矛盾的激烈沖突,演化為各種政治力量的新的組合和分裂。與現代觀念散播的同時,新的經濟勢力和社會力量也急劇增長,而傳統的政治、經濟結構與觀念文化絕不妥協地對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國的變革波譎云詭,一波三折。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第一階段大約歷經72年,中間經過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其特征是消極、被動地被納入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之中。
第一時期:1840-1860年,面臨西方列強的軍事侵略,中國試圖在不變動原有制度的基礎上運用傳統政治、軍事、經濟資源進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恥辱與失敗。在大約20年的時間內,中國歷經西方列強強加的兩次鴉片戰爭,喪失了大片國土,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向列強提供片面最惠國待遇,在民族危機不斷加劇的險惡形勢下,清廷統治者不思變革,終于爆發了長達14年的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徹底暴露了中國傳統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弊端及清廷統治者的麻木與愚昧。
第二時期,1860年左右-19世紀末,隨著西方軍事、經濟、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國的急劇增長。中國傳統社會發生了裂變,出現了試圖在保存中國傳統內核前提下的變革運動。這個時期的變革主體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圖謀改弦更張的清廷開明人士和與西方有聯系的部分士大夫與新興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統治者抗拒進行制度性的重大創新,嚴重影響了中國轉變的規模和速度,在強大的西方壓力下,不僅未能恢復中國昔日的國威,走上富強之道,反而進一步走向衰落。
嚴格地說,中國的變革始于19世紀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壓力下,清廷開始尋求變革,首先是在1860年創立處理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繼之,由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崛起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了旨在尋求富強的洋務運動,開辦了一批現代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這是中國工業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與官府有密切聯系的士紳轉而興辦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業,中國出現了新的社會力量:早期民族資本家和從農民轉化而來的近代工人。這樣,中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變化。饒有興味的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中崛起的湘、淮軍勢力是最早與西方接觸并表示愿意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會力量,而中央政權則受到觀念、利益等的限制,對變革表現出很大的消極性,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逐漸喪失對國內的控制能力,導致地方勢力的急劇膨脹,這些地方勢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確是湘、淮軍勢力的延續。這個時期的變革的中心內容是引進西方的軍、民用工業技術,即所謂"器物層次"上的變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體現著調整但不動搖傳統這種指導性的變革思想,即被迫承認中國傳統不能解決器物層次的進步,盡管它仍是"中國中心論"的一種變種。由于中國傳統勢力的極其強大,企圖變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士大夫階層試圖在"托古改制"的旗號下,悄悄進行一場融匯中國傳統與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變革,企圖從器物層次的變革向制度層次的變革邁出一步。然而這一步卻是至關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徹底動搖中國社會的舊有結構。中國守舊的統治者對此進行全面反抗,扼殺了這次變革。百日維新失敗的深遠意義,也許是變革推動者與扼殺者都未能充分預見的--中國試圖走日本道路的希望與機會就此徹底喪失了。
第三時期:大約從20世紀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潰、中華民國創立。戊戌變法在血泊中被扼殺并沒有使清王朝走向中興,相反中國向惡性方向急劇發展。義和團運動的徹底失敗使清廷的最后一點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協定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從此中國真正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這時,清廷開始較有系統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現代色彩的法律、獎勵工商、創建政府職能機構、鼓勵留學、制定憲政時間表、設立省級憲政咨議機構等。尤其具有重大意義的是,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轉向追求實用科技的現代教育制度,此舉徹底動搖了中國前現代社會政治結構的基礎。這些變革措施顯示,在經過近60年西方的嚴重沖擊后,中國統治者終于明白,即使為保持統治階級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但是這些大規模的變革是在清廷統治已嚴重削弱的形勢下進行的,加之變革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的動蕩,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結構幾乎瀕于全面癱瘓。舊結構的衰微和大規模變革刺激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勃興,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經驗的海外中國留學生,以孫中山為核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完全意義的現代政黨--同盟會,成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體。代表了新經濟關系及思想價值的社會組織--商會、科學社、各種學會、演講會等成了剛剛萌發的市民社會的中堅力量。新式學校、報館、譯書館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近代國家觀念和以英、法經驗為依歸的民主主義思想以通商口岸為中心,把推動變革的意識逐漸散播于社會,形成一股要求徹底變革社會的強大思潮。作為這種思潮與新社會力量互動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中國的變革終于走向制度的層次,1911年10月10日,爆發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創立了亞洲第一個以美國制度為樣板的共和國,即中華民國。
數干年帝制的崩潰和共和政體的建立,是中國進入了向現代轉變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北洋政府統治和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兩個時期的任務是相同的,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國家,以保護經濟起飛,實現社會的全面變革,加速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中華民國的創立為大規模的制度變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中國的社會轉型開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創新精神體現在政治、經濟、思想觀念各個領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權的崩潰,極大地動搖了傳統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民國初年國會的建立,現代政黨政治的初步展開,標志著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眾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為中國人提供了激勵變革的新的世界觀。民國初年大批報刊創辦,一時全國報紙達500種,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種報紙,就連地處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報紙。在20世紀初發展工業的基礎上,新式工業(以紡織、食品加工為主)有了迅速發展。袁世凱的北洋政府對發展工商業也表現出一定的興趣,頒布了若干鼓勵實業的法規和條令,[5] 一時使企業界"耳目一新"。城市商業活動日趨活躍,并逐漸由沿海、沿江向內地滲透,一個新的全國市場開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創立,是中國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重要一步。然而,中華民國的創立,只是為中國的最終現代化提供了某種可能性,中國現代化的展開有賴于國際和國內諸多條件的配合和對舊有結構的徹底更新。問題的關鍵是,在舊結構的基礎上,能否建立起新結構?作為后發展國家,中國能否完成民族獨立和改造的雙重任務?正是在這些關鍵問題上中國遇到了新的挑戰。這包括中國所面臨的不利的國際秩序與在國內新形勢下改頭換面的傳統主義的全面反撲。
首先,中華民國的成立并沒有減輕中國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壓力,也沒有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增強中國的主權獨立。無庸置疑,中國是一個后發展國家,處于以歐美為核心的世界經濟圈的邊緣,已發展的西方列強與東方的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固然刺激了中國現代因素的增長,但同時對中國的轉變也構成了巨大的障礙。西方列強在中國攫取的一系列特權嚴重阻礙了中國現代化所必須的積累:協定關稅、租界內的治外法權、片面最惠國待遇、海關和郵政權利的控制、外國在華的駐軍和勢力范圍的存在等等,都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了推動現代化中樞的中國政府的權威。
第二,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被動的。中國的悠久歷史和輝煌文化在中國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種對西方文明既欣賞又排拒的矛盾心態。民族主義的振興要求發掘中國傳統中的愛國主義資源,激勵國人的愛國熱忱,保障國家的獨立與主權完整,而徹底進行社會改造又要求重新評判中國傳統,向西方可取之處學習。1840年以來中國先進分子長期處于兩難境地,他們一直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調適點,但屢屢失敗,無從解決這個尖銳的時代矛盾。民國肇始,并不能改變這種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潰和繼之結束的袁世凱統治使中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急速衰微,地方軍閥乘機崛起,國內政治出現了長期動蕩,嚴重地阻礙了現代發展所要求的集中與分權相調適的機制形成。這使國家的政治、經濟資源無法匯集。
第四,中華民國創立后,新的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紛紛建立,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多元發展的需要。然而現代化的外裝并不能掩蓋沉重的傳統的全面影響,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現代政治人物,社會自治組織發育不良,市場經濟受到傳統方式的嚴重束縛,都預示著中國社會轉型將面臨艱難曲折的道路。
這種進步與保守的沖突,又和中國與西方列強、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復雜地交織在一起,不僅貫穿于北洋政府的整個統治時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后,以更尖銳、更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對中國社會的轉型帶來嚴重影響。
20年代以后,隨著外國經濟勢力對中國的進一步滲透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體系加速了分化的過程,社會各階層的分裂和對抗也日趨激烈。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東南沿海沿江的傳統農業和手工業逐漸衰微,眾多農民由于受"外力壓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響,苛捐雜稅的勒索","土豪劣紳的剝奪"以及"水旱災荒的損失","已陷于破產之境",[6] 紛紛涌入中心城市,破產農民加入了雇傭勞動隊伍,使得工農之間的聯系逐漸擴大,相互影響加深,同時也加劇了城市的人口壓力,造成大量失業和無業游民的激增。同一時期,西方國家為轉嫁震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加緊了向中國傾銷商品和輸出資本,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構成了巨大的壓力,在外貨傾銷的打擊下,中國的民族工商業陷于困境,[7] 引發了一系列尖銳的社會問題,造成社會關系的長期緊張。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領域內也表現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沖擊和帝制的崩潰,打破了傳統社會原先在政治體制、經濟生活和精神價值領域及倫理規范之間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會變遷逐漸在改變著人口結構,愈來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會分工加速,社會成員因所處生活環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開始產生分化,致使社會的文化價值日益趨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隨著現代教育機構的普遍設立,學生人數和自由職業者的急速增長,西方新思潮的競相引入,報刊的日益普及,一種有別于傳統價值觀的新型文化觀在都市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為文化上的新價值,由知識界、教育界通過言論、著述的渠道在社會擴散,并被眾多的知識分子所接受。新價值的競相產生,降低了知識分子和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對中國傳統價值的尊崇,同時也激化了新價值與固有價值及傳統結構的緊張沖突。[8] 國內政局的長期混亂,一方面為知識界創造新價值及新價值的傳播提供了適當的環境;另一方面,價值的分殊和多元發展又刺激了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促使新的社會力量的成長和壯大。
傳統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從大革命時期廣泛的政治動員中壯大起來的社會運動和繼承"五四"時期自由主義資源,從學術專業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自由知識分子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把愈來愈多的工農群體和其他社會群體帶到了社會的政治中心,要求維護民族獨立,實現社會公正,呼喚建立新的文化價值體系,重構政治共同體,以回應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趨勢。
傳統社會結構的持續分化和日益廣泛的社會群體躍入社會的政治中心對中國政治體系構成了強大的壓力,客觀上要求創立一種容納現代性與民族性,能夠處理不斷變化的社會問題,容納社會變遷過程中產生的新興力量的新的制度機制,用以協調、整合社會沖突。這種新制度結構和新價值信仰系統的創立,一方面有賴于有機地融匯現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過創造具體制度和新的價值信仰系統,才能具體落實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統一,把現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結合起來。
在后發展國家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如何調運民族性與現代性是一個既牽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會利益的再分配的復雜問題,處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決定了社會變革的規模、范圍和整個國家的面貌。毋腐置疑,雖然最早從歐美國家展開的現代化已提供了實行現代化的某種示范,然而非西方國家完全可以從自己的文化背景出發,發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現代化的形式。
民族主義和民族傳統是所有后發展國家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基礎,離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復興。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會發展模式又必須具有可與現代文明相通的現代化因索,只有把現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傳統,對傳統進行革命性的轉換,刺激傳統中可現代化因素的增長,才可能為社會變革提供聯系歷史與現實以及未來的源頭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層面具體調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關系并不單純是一個學理問題,它固然與統治階級是否具有推動社會變遷的明確的意識有關,而且變遷本質上是社會的解構與重構的過程,直接牽涉到社會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據政治體系中心的統治階級與傳統社會勢力的關系及其政策取向,對社會轉型中的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結合,必然產生決定性影響。
中國在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所遭遇的嚴重挫折正是統治階級頑固維護統治集團利益,拒絕以現代眼光看待變化著的事物所必然導致的結果。統治階級的傳統取向使其無法有機融合現代性與民族性,故而不能為中國提供重建政治共同體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結構,和能被社會各階層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價值信仰系統。
20年代以后,指導國民黨政治行為的基本思路是蔣介石的新權威主義的統治策略。蔣介石的新權威主義統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強調以蔣介石為核心,在中國建立具有中國傳統政治色彩,高度集權的新軍事強人的統治,以推行兼具歷史延續性與變革性的社會發展。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落后的后發展國家,促進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對國家的人力與物力資源進行快速積聚,因此,確立權力中樞的權威,由國家對社會實行某種程度的控制性指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傳統建立權威以積累人力與物力資源,并不能真正推動國家的現代化,權力中樞的權威必須建立在社會變革的基礎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經濟結構才能真正促進權威的確立,并有效積累社會資源。反之,為了維護統治集團的私利,利用傳統抗拒變革,拒絕容納社會變遷中產生的新的社會力量,忽視社會變革的全面、協調的推進,就很難獲得社會成員對現有秩序的支持,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會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也難以集中。
在蔣介石新權威主義統治策略指導下建立的國民黨的制度結構,保留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大量痕跡。首先,國民黨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緩慢,權力高度集中,一切權力最后集中到一個人手中。國民黨的政治體系完全排斥權力制衡關系,既不存在黨內制約,也不存在社會制約。第二,一黨專政的巨大封閉性排斥了帶有根本意義的社會變革,蔣氏集團以"中國國情"為由,拒絕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拒絕為中產階級提供可以影響國家政策制定的參政渠道。為了維持既存的社會結構的穩定,蔣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會力量均視為是對自己權力的威脅,以"保衛民族傳統"為旗號,不惜訴諸武力,一一消滅,選擇的是一種中國傳統式的統治方法,基本放棄了對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沖突進行調節的和緩方式。國民黨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統治者有效地組織起來,因此,它的統治一直缺乏穩定的先決條件,其制度運轉的動力并非來自社會各階層對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賴于軍事強權統治。事實證明,國民黨對于社會轉型的適應是失敗的,由于國民黨不能把社會變遷的新要求、新內容納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創新的能力,因此國民黨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過程,各種群體的要求必然超出這個過程而用其他方式表達出來,逐步形成新的社會和政治中心,最終取代國民黨的統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關系緊密。與國民黨不能創立新組織架構相適應,國民黨也不能為社會提供融合現代性與民族性的新的價值信仰系統。作為國民黨的新權威主義思想背景的新傳統主義,是一種由蔣介石所倡導,力圖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國民黨政治實踐的意識形態。新傳統主義實質上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的翻版,國民黨的既定文化方針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為社會的主流文化,對西方文化則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義的內容,吸取科技、軍事、管理知識。一貫重視從中國傳統文化汲取資源的蔣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權力量發動了新生活運動和新道統運動,試圖以儒家思想為主干,將社會上各種正在滋長的分散的價值納入官方意識形態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價值信仰系統,最終要求社會成員認同國民黨的政治象征,服從或效忠國民黨政權。但是這種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與現代性真正得以融匯。作為后發展國家,把若干傳統的因素納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題中應有之義,經過選擇和轉換的傳統因素,可為現代性因素提供賴以發育、成長的土壤;同時,體現了歷史繼承性的社會變革又可減輕社會轉型必然帶來的文化脫序和社會震蕩。但對傳統的借助必須有一個質的規定的限度,一旦越過某種界限,大量傳統中的消極因素就可能對現代性因素構成阻滯,最終吞噬現代性因素。蔣介石的新傳統主義作為三四十年代中國民族危機和國內政局長期動蕩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達了統治階級和與傳統社會相聯系的、要求維護固有價值的那些社會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強烈的排斥現代性的取向。被國民黨稱為民族傳統、民族精神集中體現的"禮義廉恥"、"四維八德"之類,完全排斥了現代文明的概念,不僅無法構成民族的新價值信仰系統,反而成了國民黨抵御文化自主性發展的政治符號。當蔣介石用傳統眼光看待社會變遷時,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淪喪"、"立國精神喪失"的結論。更為重要的是,新傳統主義對吸取現代文明所抱持的態度是極端保守的,國民黨不是把社會變遷看成是自覺的目標,積極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維持現狀的需要,歡迎接受現代文明中的物質部分,其著眼點完全基于強化傳統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由于固守傳統,拒絕了全面的社會改革,新傳統主義融合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敗,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就只能成為口號和說教,根本不能成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國民黨集權政治結構的僵硬、保守,決定了它難以整合社會轉型中產生的各種新興的社會力量;官方的意識形態也不能把社會變遷中產生的新價值納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這樣,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無法獲得全國各階層人民的認同,最終國民黨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體的任務。獨立自主的,能被社會成員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認同的現代民族國家始終未能建立,直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標志著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真正建成。
三、中國現代化的經驗與教訓
在前現代社會的基礎上,中國在與國際社會日益密切的聯系中,逐漸從農業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現代社會過渡,這種過渡既有著與一般后發展國家相似的經歷,也有中國所獨有的特殊性。
中國轉變的特殊性受制于過渡過程中的轉換機制和轉換方式,它充分展現了中國邁向現代社會時所經歷的深刻的內在矛盾。中國轉變的復雜性集中表現在推動中國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最初階段的動力并非來自內部,而是來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壓力的刺激下產生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如前所述,中國在前現代社會中并無任何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是一種與忠君思想聯系在一起,維系中國傳統政治結構的意識形態,它在歷史上雖然發揮過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質上,它與近代國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現代民族主義有著巨大差別。
從傳統愛國主義向現代民族主義轉變的中介因素是社會變革,只有社會變革的新因素注入到傳統愛國主義中后,愛國主義的內涵才能由忠君、維系帝國統治轉移到捍衛自主公民的主權國家的新角度,從而發揮出巨大的社會動員力量。一百多年來,追求統一、富強、民主的強大國家始終是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與變革、改造傳統密切相聯,從而產生出一種與傳統愛國主義迥然有別的新內容。這個過程始于19世紀70年代以后的早期維新派,歷經康、梁、譚、嚴,到了孫中山才漸漸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為價值目標的孫中山三民主義克服了狹隘的種族論,標志著現代民族主義最終形成。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走向全面變革的里程碑,從此掀起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巨瀾。1938年由毛澤東揭示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價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義更成了未來新中國的基本原則,對動員廣大農民和各階層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發揮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嚴重的外部侵略和壓力,中國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決與社會進步的變革中把國家統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夠有效動員社會資源的強有力的政府,以此作為推動社會轉變的中樞。然而,為解決中國所面臨的緊迫問題,中國人只能有選擇地吸取外來觀念,形格勢禁,引入的外來觀念在與本土文化結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許多始料不及的變形現象。這以早期共產無政府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引入中所產生的變形最為嚴重。1908年,劉師培最早向國人引入了共產無政府主義思想,劉氏介紹的最大特點,是以中國傳統來附會外來學說,結果是中國傳統文化雖然與外來的共產無政府主義學說融匯了,但共產無政府主義學說的原義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時期在中國大興的自由主義在引入中國的過程中也發生了嚴重的畸變。強調尊重、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自由主義在中國被解釋為實現富國強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個人為最后依歸的西方自由主義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成為一種失去價值內涵的、屬于器物層次的操作工具,導致"民主工具說"、"自由工具說"長期盛行不衰。引致外來觀念變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知識分子深知中國變革的艱難,為了追求富國強兵,使外來觀念易于在中國生根,被迫修改原義。這種修正,使社會變革的速度與范圍受到嚴重限制,削弱了對中國傳統觀念的沖擊,使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核受到的震動大為減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統治階級出于維護既得利益而作的強制性政策規定,這對中國現代化進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極影響。國族危亡的形勢,雖然會對現代化在各個領域展開的時序產生重大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又不是絕對的,因為統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對現代化進程加以引導和塑造,而這種引導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統治集團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年,國民黨為了鞏固一黨統治,有意將抗日救亡與社會變革、個人解放完全對立起來,以"集中國力,抵御外侮"為由發起的"民族復興運動",就包含有貶低個人、蔑視個人的強烈的法西斯主義的傾向。[9] 抗戰期間,國民黨在"抗日至上"、"國家至上"的口號下,公然宣傳反民主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集權主義的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優越論"。其實,現代民族主義的最后依歸應為國家統一與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機統一,兩者互為依賴,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主義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度,如果人民基本權利受到輕視,則極易演變為獨裁專制國家,而這種獨裁國家并不能走向現代化。同樣,現代民族主義不僅包括對國土、主權的維護,而且它也包含對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認同,在民族危機的形勢下,民族文化尤其能發揮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變革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一個慣用方法,就是以保衛民族文化和民族傳統為號召,刺激、煽動狹隘、保守的民族主義情緒,以維持傳統的政治秩序和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這就使得中國的變革往往夾纏許多無謂的糾葛,反復循環,不斷重濱,極大地妨礙了現代化的全面展開。結果,在統治集團的有意識的誤導下,盡管新思潮競相引入,但除知識階層外,大眾心理的變化并不顯著,中國人傳統的強調差序格局的依賴型的權威人格并末改變。在政治、社會生活領域,人情關系、地域、派系、權謀仍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因素,構成了政治行為與社會人際交往的普遍范式。作為推行現代化的主體的以強調人的自主性為特征的人的觀念與行為的現代化的發展程度很低,嚴重阻滯了現代化的全面展開。這樣,如何在強大的國家權力與社會民主之間建立互動的協調關系,始終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造成中國變革曲折、艱難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來的改革僅集中于上層結構,很少波及到下層社會,而農村傳統的社會結構根深蒂固,沒有受到重大沖擊。自19世紀中后葉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歷次改革,由于僅注重上層政治結構的制度創新,屢屢遭到失敗。這說明中國的社會轉型必須經過農村底層的徹底變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沒有對農村產生強烈影響,農村的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以及廣大農業人口的生活方式沒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變。追求中國現代化的無數志士仁人先是把變革的目標集中于中國傳統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傳統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農業為本位的廣大的中國農村社會。他們不明白中國所需改革的不僅是上層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結構,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層社會結構。占據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數億農民仍然生活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和少數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構成了社會轉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少數沿海沿江城市的繁榮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整個面貌。只有在中國廣闊的農村進行長期的、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方式的大變動,以商品經濟打破傳統的小農經濟,才能真正建立起從農村到城市,和從城市到農村的雙向變革渠道,從而推動社會真正走向現代化,因此農村底層的重整,就成了決定中國變革最為艱巨而又重要的關鍵。
總結中國變革的經驗,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結論:
(1)中國的變革與外部世界的挑戰密切相聯,中國以外的現代化模式對中國變革起著巨大的示范影響。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的世界化進程加強了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中國日益卷入與外部世界的廣泛聯系中。伴隨侵略和壓力而來的外來觀念沖擊著中國社會,改變著中國人的觀念和行為,刺激了中國人的強烈的變革圖存意識和變革活動。外部世界的沖擊具有明顯的二元性質,一方面它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現代化的展開(以日本侵華破壞最劇),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現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國現代化因素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預和影響,決定了中國變革的反應模式和中國現代化的規模與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變革因素的民族主義,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強大動力,為中國變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但狹隘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要求相背離,從而為中國現代化的全面展開制造了無窮的困難。執政者對外部世界的挑戰作出反應時,世界觀只是一個方面的因素,它固然嚴重影響了執政者對外部知識的鑒別能力,但維護既得利益則是最重要的因素,統治者只有在變革無礙其統治的前提下才能對變革作出有限的反應,因此在更多的情況下,統治者為了保存既得利益,慣于利用民族主義抗拒變革。
(3)近代以來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的問題上所形成的占壓倒優勢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和選擇方式,嚴重阻礙了中國變革的全面展開,使得中國文化的重建難以實現,不能構成現代化的支持條件。雖然在西方世界的沖擊下,中國傳統的儒家社會在19世紀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潰,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觀念的過程中,由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和選擇方式的廣泛影響,儒家社會的基本內核仍保存了下來。致使產生了新形勢下儒家傳統社會的變形形式:儒家內核加現代化外裝。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傳統的中國農業社會結構仍然十分頑固。政治上的分權制衡與制度建設無從實現,市民社會和全面的市場經濟農以健康成長,排斥意見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獨斷性的意識形態仍表現出極大的生命力,作為這一切的必然結果,傳統中國人的國民性無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國從19世紀中葉走上變革之途,至20世紀上半葉,有幾次現代化的良好機遇。統一的中央權力機構為自下而上的變革提供了保障基礎,適時把握住這樣的機遇,把傳統的連續性和變革的突進性有機結合,進行結構性改革,社會變遷對社會帶來的沖擊將相對減小,社會也將在穩定與變革的互動狀態下,迅速發展。但是外部條件的險惡與內部條件的限制,破壞了這種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國的變革走出另一條途徑。然而中國現代化是一歷史趨勢,客觀要求中國人在不斷交化的形勢下為此目標作出新的選擇和探索。1949年國民黨政權的崩潰結束了兩大統一政權之間動蕩的過渡期,新中國的成立又一次為中國現代化的展開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尤其新時期以來中國在新的基礎上,以新的思想與精神,置新聚集政治、經濟、社會資源,展開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會變革。

本文原載《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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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東華續錄》,卷47,第15-17頁;另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第16頁;蘇輿輯:《翼教叢編》卷6,第20-21頁。
[2] 參見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3期。
[3]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1984年,第553-557頁,第494-495頁。
[4] 墨子刻(美):《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頁。
[5] 《政府公報》1914年1月14日,第606號;另見沈家五:《張謇農商總長任期經濟資料選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頁。
[6] 參見孫科:《籌劃救濟農村的方法》,載《孫科文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140頁。
[7] 汪敬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民族工業》,《新建設》,1953年第12期。
[8] 參見胡適:《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9] 參見劉炳藜:《民族抗日戰》,載《前途》第1卷第4號,1933年4月,第4-5頁。
 

2012-01-0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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