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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110歲生日座談會嘉賓發言
周有光110歲生日座談會嘉賓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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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搜狐文化

周老說,一個人,只有接受批評才能前進。他去年寫的“尾聲”,提倡“不怕錯主義”。這也許是他對晚輩和下一代留下的最后忠告。他的“不怕錯主義”,和人們經常遇到的“不認錯主義”,是針鋒相對的。我們需要更多周先生這樣的思想啟蒙學者,哪怕GDP少一點點。

陳丹晨:有什么土壤長什么果

很感謝會議工作組邀請,讓我有幸參加慶賀周老110歲生日活動。衷心祝愿周老創造生命奇跡,在高齡仍然充滿活力,為后人講述思想文化。這件事本身就是生命史上一個奇跡,他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總結,對思想文化研究有很大的貢獻,這當然可以繼續探討,但是確實有相當的提示。

中國最近在忙著“打老虎”,以我個人對中外歷史來看,這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已經打出來的“老虎”,說明中國的經濟政治生態出了問題,政治土壤被大面積已經腐朽的土壤侵蝕,才能生長出這些老虎。看看這些老虎,哪些不是某個城市、部門、系統的獨裁者,沒有皇冠的皇帝,他們盜取的不僅是鈔票而是國家的公權力。沒有人也沒有制度可以制約他們,他們就在他們的地盤上建立王國。我們的政治土壤必須改良,有權力就有了腐敗的本錢,有什么土壤長什么果。

這里,我想再講講安徒生童話里《皇帝的新衣》,小孩說了真話,大人說了假話。有位皇帝喜歡穿漂亮的新衣,兩個騙子摸透了他的心,制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新衣,有的人看不見漂亮的新衣。看不見這件新衣的人,他就說這種人是不稱職或者愚蠢不可救藥的,騙子一開始就預設了一個誣陷對手的謊言,讓那些敢說真話的人閉嘴。皇帝也不傻,派人去考察,有被皇帝最信任的,但是還是被騙子的謊言震住了,使他們喪失了自己的判斷,加入了謊言的啦啦隊。皇帝自己考察,什么也看不見,他也明明知道新衣是不存在的,但是他還是加入了頌歌的合唱隊。

現實生活里面我們常常能夠遇到這樣的騙子,但我想強調的是,周老用淺顯平實的語言去擊破那些“美麗”的謊言。我們完全可以像周老說的,不要著急,慢慢都會進步變化,因為有些大勢是不可逆轉的。

最后,祝周老“仁者壽”。周老不僅是仁者還是智者,祝愿周老繼續創造生命奇跡!

沈昌文:中國的怪現象是老人比年輕人敢說

我現在快到85歲,也開始嘗到老年人的滋味了,耳朵聾,記性壞,但手腳還靈便,現在坐公交車也可以享受免費的票了。以前到中關村萬圣書園很方便,現在卻常常迷路,最后只好打的回家,所以也不得不服老。

周老我非常欽佩。我的欽佩,與文改相關。文改和出版工作有比較密切的關系。周老的住處離我們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很近,所以我有機會經常拜訪周老,不過我都是請教文改的問題,還有一些和我們出版工作有關系的問題。周老給了我很多教導,我很感動。

近幾年我發現了一些怪現象,也是中國特別的現象,那就是老一代的人比年輕人更敢講,更能分析問題,更善于分析時局。有兩位老人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是周老,經常發表很好的意見,還有一位就是資中筠,也經常能發表一些讓人振聾發聵的見解。我覺得這是我這個老人跟不上的。當然了,我即使年輕也跟不上。我是一個小書商,盡管老了,可是我的地位還是一個很小的書商,我只會販書。我每個星期六都會到潘家園的舊書店搜羅20本書,有2塊一本的好書,一共才40塊錢,等于在我三聯書店買一本書的錢,這樣淘書滿足了我懷舊的心理,因為都是舊書。我可能不像那些可貴的老人那樣,關心時局,發表意見等等,但我一定要向他們好好學習,我是經常看他們的評論的,到現在也非常欽佩他們的精神。

我一方面表示對一些老人的無限崇敬,一方面說明我這個小商人至今還在努力地跟上他們的步伐。

何方:周老隨年齡增長思想依然開放

我和周有光先生的來往其實比較晚。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將很快從國際化時代進入全球化時代”。周老就全球化的問題和我暢談了一次,后來的探討和交往就就逐漸多了起來。在來往的過程中,我從周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涉及為人、做學問等多個方面。雖然他年齡比較大了,但是思想卻仍然開放,各個方面都有考慮,而且很深入。因文化問題結緣,我和周有光成了忘年交。

蔣彥永:希望他至少活到150歲

我在開頭想引用劉緒貽的一段話來祝周老110歲生日快樂,“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對人的長壽都是慶賀的,并譽為“福比南山”。但實際上,人們的長壽并不一定都值得慶賀。有光老則不同,他的長壽才值得慶賀!因為他的一生都在做對國家、人民,甚至人類有益的事情。我們希望他至少活到150歲!”

我和周老先生認識時間比較短,不到十年,他教育我如何做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對待人民。周老師常說,他是世界公民,是地球村的村民。他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說未來必然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他是我的恩師,我愿意盡一切力量來呵護他的健康,下面介紹一下匯報健康。

2008年1月,周老師每天早飯后就頭暈。曉平告訴我,希望他爸能住院檢查。我和有關醫生聯系后,將他收入心內科檢查。醫生觀察他每天血壓的變化,發現他每天早上血壓并不高,但過去他每天早飯前就吃降壓藥,所以造成他在早飯后血壓較低而致頭暈。醫生將他早上的降壓藥去掉了,他在早飯后就不出現頭暈了。

2011年7月,周有光老師因反復牙痛到協和醫院西院診治。口腔科醫生認為需要將有感染的殘根牙拔除,但拔牙前必須先輸抗生素一周。當天周老師就被留在醫院急診室輪椅上輸液。曉平和我通了電話,我覺得周老師每天要從他家三層樓爬下、爬上去協和西院急診室輸抗生素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我爭取讓他住到301醫院口腔科治療。第二天經與口腔科及院領導聯系,將周老師先收住入301醫院特需醫療部(口腔科沒有床),先行拔牙前的抗感染治療及各種全身準備,兩天后轉口腔科手術。

口腔科的步榮發主任經慎重考慮,并經與麻醉科,心內科等專家商討,經院領導批準(因以前從未給107歲的老入拔過牙),終於在7月22日順利地拔除了長期影響周老師進食的兩個黑牙根。周老師三年來,能正常吃飯,保持健康。

2013年12月12日,周老師因發燒、呼吸急促去協和醫院急診,初診為呼吸道感染收入院治療。因時值周末,由值班醫生處理。曉平告訴我后,我立即設法聯系到我的老師呼吸科專家羅慰慈教授(89歲),他答應次日以朋友的名義去看望周老師。星期六一早羅教授就去看望了周老師,認真地檢查了病人,并提出明確的治療意見。我同時聯系到協和的營養專家蔣珠明教授(81歲),他也很快到病房看望了周老師,對營養診治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他們二位的意見,對周老師的病情控制和恢復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伯益:幾十年后,貧下中農孩子變敵人,怎么解釋?

秦伯益:我對周有光先生對敬仰已久,但至今沒有機會晤面。今天前來,純粹是表達一份向他學習的誠意。我們都屬于“江南讀書人”——周有光先生是江蘇常州人,我是無錫人。“江南讀書人”不是專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有些“江南讀書人”關心政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江南讀書人”的名言。

很多關心過政治的“江南讀書人”都倒霉了。譬如,周先生的常州同鄉瞿秋白、咱們無錫的秦邦憲、上海南匯的張聞天,都以失敗告終。

我總覺得,讀書人追求的是道德標準,學者做學問追求的是真理,政治家必須追求功利——政治家担負著國家的興亡、百姓的幸福,不能失敗,只能成不能敗。政治家太學術了,太道德了,也不容易成功。

看政治家的道德,不是看他采取什么手段,而是看其所為,最終對國家有沒有好處,對人民有沒有好處,是不是有利于人們的幸福。

我覺得,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文化。

中國古代文化并不都是好的,但畢竟還有很多好的東西維系著我們五千年的文明,維系兩千多年的政治體制。1949年以后,批判了三個字——批判了“封”,把古代的作為“封”批掉了;批判了“資”,把西方文明當作“資”批掉;批判了“修”,所謂“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封”、“資”、“修”一“批”,就“批”掉了太多人類文明。我們很真心誠意地批判,當時認為“破”字當頭,要“在一張白紙上畫最新最好的圖畫”,沒想到畫出來是十年文革、道德滑坡等等這一切。所以呢,就要重新翻過來。翻過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全對,也是一種政治智慧。當時也算在中國經濟崩潰的邊緣力挽狂瀾。

現在82歲了,回過頭來看,我們這代人,經歷了中國民族命運多次大的轉變:一次1945年;一次1949年,想著沒有剝削、壓迫平等,當時共產黨向中國人民是有承諾的,毛主席在延安的講話,新華社、報紙都發表了;沒想到,后來會有“十年文革”;于是改革開放,這之后,貧富差別嚴重了,各種問題激發。

所謂“意識形態的偏激”,基本邏輯是“我的就是對的,你的就是錯的”,“你說什么我就要反對什么”。譬如,提過哪個階級和哪個階級在斗爭。照此定義,貪官的父母是誰?絕大多數是貧下中農。貧下中農交給你幾十年,就變成“敵人”,這怎么解釋?!

蘇培成:趨利避害,他沒有錯

蘇培成:我表達兩個觀點:

第一,在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方面,周有光先生最大的貢獻是提出并推動研究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語言現代化就是語言改革,語言文化是沒有階級性的,但社會不同階層都會注意語言文字的應用。在語文現代化方面,周先生為人們所熟知的突出貢獻是積極推動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拼音方案的制定不是哪一個學者個人的貢獻,而是集體的貢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是吳玉章,副主任是胡愈之。文改方案時周先生50多歲,很多比周先生年長的語言學家也進行了拼音方案的制定,但周先生在方案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說一說,對拼音方案字母的選擇。毛主席說過要用漢字筆畫式的字母,就用筆畫簡單漢字,但四年后效果并未顯現,以毛當時的地位沒人敢跟他犯顏直諫。毛問周先生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周先生不說話表示沉默,這是很高明的處理辦法,因為他沒辦法表達心中的態度。周先生在這之前寫了《字母的故事》,拿到中央向大家介紹拉丁字母的地位。漢語拼音制定好以后,周先生代表中央政府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他期望國際標準化組織承認漢語拼音是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在周先生去之前,政府官員也參加過類似會議,但他們是外行,外國人無法理解他們的表述。周先生精深的發言則取得各方面的認可,1982年2月,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承認漢語拼音是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這代表著漢語拼音走向了世界,這就是周老的貢獻。

在語言研究方面,周老給我們的啟示就是看語文問題要從語文現代化著眼,語言文字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這個觀點非常重要。當下社會在語言文字生活方面,保守思想非常嚴重。2014年中央電視臺搞漢字拼寫聽寫大會,題目中包含大量的生僻的語言。聽寫大會主辦方國家語委說不這樣做選手拉不開差距。我不贊同他們的觀點。用語文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會導致很多問題。

第二,我們要學習周老的養生處事。他這么大的年紀,思考問題還是這么清晰。周老的處事哲學值得我們學習,比如說1949年他回國之后很少跟聯系海外的關系,因為他觀察國內環境已經不適合進行海外聯系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但他跟海外沒有聯系,“里通外國”這個帽子扣不上,我覺得這就是很高明的處事哲學。大家留意到最近幾年,周老對比他經歷過的幾個時期,覺得民國好。這個思想我認為不是到晚年才有的,但他過去不說,因為環境不允許。1957年說會是右派,文化大革命時說民國好,他難免受折騰,現在環境允許他說了,如果他在政治運動的時候說,怎么能活到一百多歲。

1955年周老從經濟學轉型語言學,這當然是政治需要,因為他感覺到所學的經濟學在新中國已經沒有前途了,在計劃經濟時代下無用武之地,1957年他到北京時碰到的搞經濟那些學者專家全都成了右派。趨利避害沒有錯,有順境有逆境,逆境怎么辦?人們要改造環境,但有時你改變不了,只能逆來順受,你不受不行。但周老有一個達觀的態度,社會總是要發展的,這個態度是他給我們留下寶貴的財富。

楊天石: 要保護知識分子講真話的權利

楊天石: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人生七十古來稀”。周老108歲生日的時候,我曾經寫過短詩送給周老,第一句叫“一零八歲有幾人”。今年是周老110歲大壽,這一高壽確實是“古來稀”,高壽亦能夠高產,還思想清晰。我注意到周老這些年基本上是一年一本書,可能還要更多。高齡而高產,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恐怕都是“古來稀”。

我看了周老的書,覺得周老的書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敢講真話,敢講心里的話,敢講一般人不敢講的話。這是周老的書中珍貴之處,也是周老人格的珍貴之處。由此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國家,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民族怎么樣保護知識分子講話的權利,講真話的權利,講一般人不敢講的話的權利。最近網絡上流行一句話,叫“吃飯砸鍋論”。就是說有的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我覺得這個說法恐怕值得商榷,我們應該要正確區分砸鍋和補鍋的區別。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毛澤東對大躍進對三面紅旗提出不同的意見,那么你說彭德懷的這些意見是砸鍋還是補鍋呢?歷史已經證明了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的意見是補鍋不是砸鍋。我們當初把彭德懷的言論看成是砸鍋,然后嚴加批判,這是錯誤的。

有些人討論吃飯砸鍋論的時候,我覺得應該正確區分是砸鍋還是補鍋,千萬不能夠把補鍋的言論看成砸鍋。

此外,國家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應該有一個宏遠的目標,不能夠停留在“我養你,你就要為我服務”的低層次上。知識分子的崇高認識或宏大目標應該是什么?宋朝思想家張載說,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們國家養知識分子,或者培養知識分子應該放在這樣宏大的目標上,而不是歌功頌德,你要為我服務的低水平層次上。所以應該有一個宏大的、允許保護知識分子思考研究的權利。

有些問題只有讓知識分子敢于講話、敢于表達意見的時候,社會才能夠取得更大的進步。例如說改革開放之前,從反腐風開始,我們在工作里犯了大大小小各種錯誤,難道不應該允許知識分子去考慮怎樣防止這些錯誤的發生?來補這個鍋嗎?這些年我們揭發出一個又一個的大老虎,難道不應該允許知識分子思考一下,為什么這個體制下會產生一個又一個那么大的老虎?所以我覺得要允許知識分子思考,要鼓勵知識分子思考,要鼓勵允許保護知識分子講真話,講別人不敢講的話。

我想我們今天來慶祝周老的110歲生日,應該汲取歷史教訓,要保護知識分子思考的權利、講話的權利,講真話的權利。

張森根:寧可GDP少點,也想要多一點思想啟蒙者

張森根:借助周先生的生日召開學術討論會,今年是第四次。官方的周有光100歲生日研討會是由教育部主持召開的,107、108、109、110歲這四次會,是由民間知識分子自發組織的。大家都知道周先生一生分了三個階段:50歲以前他是個銀行家;50歲到85歲,共 35年,他是語言文字學家,他的精力都傾注在語言文字學;85歲以后,共25年,他是啟蒙思想家。我認為,周先生在第二段人生中立下了不起的功績,但第三段的閃光點,不亞于第二段,甚至比第二段還要了不起。

為什么這么多知識分子自發在周先生生日這天舉行研討會?因為視周先生為同道的一批知識分子,是有腦子的,有思想的,有獨立的人格。知識分子能夠講真話的確不容易,周先生是這一代人的代表——沈昌文先生剛剛提到了兩位知識分子,周有光先生和資中筠先生。外界對周先生第三段人生的閃光之處,認知遠遠不夠,以至于周先生在中國文化舞臺上目前并非是一個標桿人物。為什么會如此?主要是意識形態“安全”問題。深圳一位先生主張中國不僅要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還要進行意識形態改革。我贊成他的觀點。我還認為,如果不適時地展開意識形態改革,前二大改革也難以深入進行。基于此,108歲那次討論會上,我曾建議熱衷于髙層設計的精英們“讀周有光的書,做周有光的好學生”,今年我還要重申這一點,當然聽不聽由你。

我想用三句話概括周先生:

第一句話,周先生是說真話的大師。

說真話不容易。有的“大師”不講真話,而是講大話、鬼話,有些人就為了一點項目費,一點補貼,納入什么什么“工程”。周先生寫的東西,什么補貼都沒有,也沒有項目費。他的人格和學品驅使他的文字和作品處處在“創新”。

第二句話,周先生是研究規律的大師。

周先生不講主義,只講規律。這一點,馬國川先生剛剛開場時就有提及。他提倡的“科學的一元性”、“雙文化論”和“三分法”,這里不便展開。

第三句話,周先生的批評精神。

這是周先生最了起的地方。周老說,一個人,只有接受批評才能前進。他去年寫的“尾聲”,提倡“不怕錯主義”。這也許是他對晚輩和下一代留下的最后忠告。他的“不怕錯主義”,和人們經常遇到的“不認錯主義”,是針鋒相對的。我們需要更多周先生這樣的思想啟蒙學者,哪怕GDP少一點點。

何迪:做世界公民要擴大視野、補充常識

今天的會議主題中有“世界公民”四個字。成為世界公民,不用寫申請書,但是要擴大視野和補充常識,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國看世界,而不是中國的眼光看世界。

中國閉關鎖國的歷史太久了,天朝大國,妄自尊大的心態妨礙我們視野擴大。15世紀開始西方開始第幾大發現,宗教革命,世界是西歐進入了現代,隨之而來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民主國家的建立。西歐率先實現了社會文明現代化轉型,進而發展到美洲形成歐美的西方文明,進而擴大到世界,像何方老人剛剛講的,全球化的浪潮開始鋪開。

但與此相反,中國的皇權統治鼎盛時期從明朝、元朝就開始衰落。這樣如何認識世界近代文明發展,如何應對現代化的沖擊?這是中國人無法回避的問題。自晚明以來,開關閉關是幾經反復,周老110歲經歷了三朝,有這樣的感受,而我們60歲這一代也曾經與世界隔絕的經歷。慶幸的是年輕一代迎來了改革開放新時代,有了了解世界的機會,中國開始融入世界,這個30多年來,開放對于我們經濟發展的貢獻怎么評價都不為過。

有了這樣的機會去了解世界,我想還應該調整的我們心態。大國心態和崇洋媚外都妨礙我們正確認識世界,正確認識自己,唯有以更開放的心態,更加平等交流的方式去看世界,才能認清世界聞名發展大潮流、大趨勢,才能順應潮流把中國的事情干好。

周老還講,讓我們補充常識,常識就是世界公認的道理,人類共同的價值。小到文明禮貌、不在飛機上打架、強調平等、愛護環境保護地球、反對戰爭維護和平是世界公民的愿望等等,這些都是作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應作為目標努力去追求,這是世界的常識,也是應該成為中國的常識。這是我們與世界溝通的基礎,與世界溝通的語言,如果我們缺乏這些常識我們應該去補充。

這是我準備的一段簡短學習周老關于世界公民擴大常識的一點體會。

今天想談的很多,特別是對張森根老師的講話我很有感觸。他提到了周老講的“三分法”,還有周老講的關于對世界發展規律的看法,他特別提出我們應該要反對或者要重新反思我們歷來所受到教育社會發展階段。這也使我想起了我們從小所受到的一些教育,要豎立世界觀人生大問題,而在前30年我們是在一個封閉的體系下灌輸所受到的教育,社會發展和五階段論,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階級斗爭是絕對的,這種斗爭最終導致專政,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共產主義過渡,而社會主義和共產社會主義必然是要埋葬資產主義要替代資本主義,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給我們畫的非常完美社會發展的圖,我們也曾相信過,也曾經用這種思想去實踐過,但是我想在文化革命這樣一種慘痛的教訓,使我們開始有了對我們所接受的這種傳統的教育的一些反思。改革開放,看到了世界是什么樣子?中國和世界的差距,使我們能夠有機會就像周老講的那樣“從世界看中國”,這樣我們就有了條件去想想我們能不能樹立一個新的世界觀、找到一個新的方法論。

我們在三天前,我們又開了一次關于陳樂民先生的研討會,由沈老、三聯出版社舉辦。陳樂民、資中筠夫婦倆自從退休以后就為中國啟蒙運動大聲疾呼。我們想紀念這位老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他的思想。盡管陳樂民先生已過世六年,但我們仍然有比我們歲數大的像何方、沈昌文等老一輩思想家,也有110歲的周有光先生這樣的領頭人。

我們怎么建立一個新的史觀,也就是文明發展史觀?陳樂民先生在9本專著里頭有過詳細的論述。他說,文明是社會進步的尺度,是人類社會生活質量的尺度,社會和歷史發展必須進步,必須進步才能得以文明。

第二,文明發展必須全面,既涵蓋了精神、物質還有功能,功能就是制度性。也就像周老說的“三分法”,工業文明替代農耕文明,民主憲政替代皇權專制,科學替代神學。

進步的、全面的、有質量的成為衡量文明發展的三個要素。其實中世紀的歐洲和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時期,情況大致都相同,有三個特點:第一,一定是農耕文明;第二,一定是皇權專制;第三,一定是神權統治,神權和政權結合的。而在中國近百年來推翻皇權,繼辛亥革命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是到了政教合一。這樣大大影響了我們現代化的進步。我想歐洲文明之所以能夠現代化,能夠推翻皇權專制,科學能夠替代神權的推進,給我們的啟示是任何一個文明社會的發展,必然是思想要推進。110歲到八、九十歲到五、六十歲到二十歲,我們都需要共同努力推進,沒有啟蒙,我們中國現代化就沒有辦法完成。

高全喜:國民要建立理性、溫和、健康的公民意識

作為一個中國人,尤其是周先生這樣,經歷了一百多年、三個朝代,在當今情況下,以世界公民視角來看待問題,提出“要從世界看中國,而不僅僅從中國看世界”,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教誨。可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從這里延伸一下。

世界公民之所以能夠成為公民,我們首先要成為中國公民,尤其是對我們在座的一些年輕人。我經常在大學里教書,我也說,你首先作為中國公民,那時候你才有作為世界公民的基礎。但是回頭一想,我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們的公民的資格、公民的權利、公民的思想意識到底有幾何呢?剛才秦伯有先生談到了,周先生具有南方文人的特征情懷,我覺得南方文人的精神風骨在中國文化中是非常重要且是主流的。但是,在周先生身上不單體現著南方文的一種傳統風骨,更主要的是他結合啟蒙思想提升南方文人的氣質。如果沒有啟蒙思想的提升,可能過于古典傳統。由于周先生這一百年來,最早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一直把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相同步,這里面一直伴隨著一個啟蒙的思想,啟蒙的意識。和結合在一起,就使得他提出的世界公民才更加富有能量了。

由此從世界公民這個角度來說,我對剛才楊天石先生提出關于“砸鍋論”倒是也有一些看法。我對楊先生認同,但也存在不同看法,不存在誰養知識分子問題,不存在是政府養的還是黨養的這個問題。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所具有的基本的資格,就是我們的權利。我們發表觀點、發表看法、發表認識,也不單純指知識分子的認識。作為中國公民,你有權利發表自己的看法,不存在誰養的;難道是誰養的,我們就要為誰說話?即便是誰養的,我們為什么要跟你說話,這種思想本身是非常腐朽的認識。中國人,誰是中國人,誰是中國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主體?那是每一個中國人所構成的。所謂的執掌者,只不過是服務者,你只是中國的公仆,你有什么資格養了一些所謂的知識人和文化人,我覺得這種認識是非常陳腐的認識。

作為一個世界公民,首先我們要爭取做一個中國公民,而作為一個中國公民,首先我們要具有一種基本的自由的啟蒙的理性。我在兩年前的會中我就感受到,周老先生的東西是非常健康的親民的意識。在他身上有現代性,又貫穿著古典溫情。既不同于極端的保守派,也不同于激進派,是非常中庸之道的東西。有傳統,也有現代的東西。但是現代的東西,又對傳統是一脈相承,不是古今斷裂的,而是古今相連的。在周老先生的言語里,他古典和現代的結合是非常一致的,而且是堪為師表。說起來是常識的、政治親民的意識,但是對很多人來說又是難以做到的一種理性精神。

前不久,任劍濤我們幾個出了一本書,有一個座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有差別的。胡適先生說新文化運動開啟的與時俱進,融古典與現代為一身的啟蒙思想。胡適先生這一脈下來,周先生繼承這樣一支健康啟蒙,不是非常極端的思想。這種思想我們可以說在很多的學者中,尤其是周老先生、資中筠先生,很多老先生身上都體現一種有現代追求、有現代的理性意識、批判精神,但是同時又是非常溫文爾雅,對傳統非常溫情的這樣一種現代精神。但是“五四運動”它開辟的是一種革命激進主義。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有重大區別,五四運動更加極端化。那就是所謂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帶來更多是斯大林主義,帶來民粹主義的思想,民粹主義的意識。應該對近代以來的思想傳統做一些梳理,總的來說,從胡適之先生同周有光先生一路下來,他們給我們最大的教義,對世界、對社會有一個親民的政治意識,有一種理性、進步的公民意識,而這種公民意識對當今中國具有著重大的警醒。

2015年我最大的期許就是“免于恐懼的自由”。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毛澤東在建國之前重慶談判時候也曾經大力推崇羅斯福“四大自由”。今天“四大自由”我們就不說了,“恐懼的自由”——不能因言引來禍的這種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周先生經歷了一百年的風雨,保持這樣一種精神狀況,堪為我們的楷模。祝愿周老先生能夠活150歲,繼續做我們的榜樣。

邢小群:周先生曾“要求自己離抗戰越近越好”

我先接一下高全喜先生的話,我也非常同意他,其實現在“打虎”已經進入了信息疲勞狀態,但是“免于恐懼的自由”這方面的信息,每出現一批都讓我們感到心靈的震撼,非常不安。下面將何處去實在是令人担憂。

我今天的講話,可能比較靠近知識分子發言的意思。周有光老先生在百年聚會的時候,張森根請我和我先生丁東參加了那次小范圍的會,從那以后我們經常見面,有時候周老送給我們書,非常榮幸跟周老有交流。

我今天主要談一下《周有光百年口述》這本書。我比較早的時候拿到了打印的征求意見稿,看了以后還是非常受震動的。在此之前,也看到了李懷宇先生寫的《周有光百年口述》,還有《我的人生故事》,根據他的口述編寫的,還有一本傳記《老藤椅慢慢搖》,這是傳記性的作品。在這個期間,趙誠先生也曾受邀參加撰寫周有光先生的傳記,后來他最早看到了這個打印本以后,他說就用這個吧,說這個太全面了,這個非常好。我們拿到這本書以后也是迫不及待地趕快就看。我感覺到這本書表現一種波瀾壯闊的人生,廣闊的歷史畫卷,還有非常斑斕豐富的況味,使不同的人有自己不同的感受。我在這里只表述我在某一方面的體會,就是周有光先生他在公共領域里一些歷史身影。

首先,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曾經得過憂郁癥,后來被他的老師孟憲承先生帶去參加鄉村教育。孟先生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重要的是群眾教育,而最大多數的群眾在農村,所以孟先生主張搞鄉村教育,他辦的江蘇教育學院是培養農民的教師,周有光先生參加了,參加這個過程中他的憂郁癥好了。

在那個年代,實際上30年代中國的鄉村教育已經與世界接軌了,那時候陶行知先生、梁漱溟說先生都參與了中國鄉村教育,我們不是沒有很好的教育家,只是后來我們沒有很好的制度。

第二,我想說周有光的抗戰。周有光在江蘇銀行工作。江蘇銀行是上海八大銀行之一,于是他又參加了上海征信所,成為征信所的董事,認識章乃器。他說我是溫泉水式的人,很隨波逐流的人,但是他好像從來不會參加非常激烈的行為。可是“七君子事件”的時候,前六個人被關押在蘇州監獄,周有光的家就曾經做過七君子的聯絡站。這個我印象非常深,他在這里有很多的描述。

周有光先生自覺參加救國會,他認為只要敢于斗爭,中國是有前途的。我認為這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銀行家自覺的選擇。他說年輕人不怕日本人打仗,不怕失敗,在國家危亡的時候,無論是精英還是凡人都會用血肉筑成新的長城。后來他又跑到四川重慶參加了農本局。農本局是國民政府辦的一個合作金庫,類似合作銀行這樣一個機構。他被當時救國會的一個同事介紹參加了四川的一個農本會,當辦事會的副會長,管著40個金庫,他們為后方生產糧食棉花和運輸工作。他認為農本局的工作很好解決了后方的糧食問題。通過周有光在抗戰期間的事,可見抗戰政府當時是如何做著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可是過去我們的宣傳里從來不知道這些事情,包括早期的新四軍的衣服和物資都是國民政府供應的。

我通過看這些資料,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周有光先生每次都要求自己離抗戰越近越好,所以看到一個文弱的知識分子內心的堅強。同時他還說,農本局的位置上大多數都是金陵農業系和經濟系畢業生,他們看到年輕人都是朝氣蓬勃的工作。我們看到的另一面,國民政府工作的人,并不都是腐敗無能。周有光先生回憶錄,還原了歷史,也讓我們知道一些當時政府的職能和他們的所作所為。

解璽璋:智者­­­擁有世界大同的胸懷

周先生是一個生命的奇跡,對于我們晚輩來說也是人格的標桿。他實現了“仁者不憂、智者不惑”,我覺得這三個方面他做得都非常好,是我們年輕后輩的榜樣。

我們說他還可以活到150歲,很重要的一點他自己的心態。這個心態是一個仁者的心態,仁者的心態是什么?剛才說“不憂”,不是說他不憂這個國家,不憂這個社會,而是他不憂自己。他站在很高的角度,對未來充滿希望。這是他作為一個仁者留下最重要的東西,他相信明天會更好。他給我們提供這樣一種認知世界的觀念或者方式方法。剛才有的老師也說我們要讀周有光的書,做他的學生。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應該是介入到周有光精神世界這樣一個方式。

我特別欣賞周先生說的,我們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國,而不能以中國眼光看世界。其實這正是他作為一個智者給我們提供的一個很重要精神食糧。大家都很清楚,我們流行的恰恰跟他觀念相反的,是特色論。我們認為中國有自己的特色,跟別的群體是不一樣,我們總是把自己從整個人類當中劃分出來,我們拒絕人類這樣一種文明的遺產,雖然我們這些人也享受著這些遺產,吃著西餐,穿著西裝。我們至今其實還是在這樣一個多體系運作。

周先生說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有一個意識形態改革。我也非常贊同他這個觀點。我去年寫了一本書,序言中說:我們要進行體制改革、政治性改革,它的前提就是思想改造。書出版的時候整個被拿掉了,現在出版環境不允許你說這段話,一萬多字的一篇序言不允許保留,開篇就說正文,只能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周先生給我們提供一些東西是我們長期受用的,其實我們人類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整個文明并不沖突,里面有很多共通的東西。這些東西表現在周先生人格上,表現在他的智慧上。我們是人為把這些東西劃分了一些界限,覺得對我們這個組織有好處的,我們就拿來用;危害我們這個統治的我們就排斥,我們是一種功利式的選擇。周先生給我們提供一個對大文化的概念,認識世界的概念,這個世界大同的思想,應該說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面也是有的,而且中國知識分子向來就有天下的這種觀念,世界大同觀念。我這幾年才開始結識周先生,去拜訪他,讀他的書,但我覺得他對我的啟發就在這些地方。我們從周先生身上既能看到整個人類文化的積淀,同時我們也能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人格魅力。

任劍濤:現在中國太接地氣,但無大歷史眼光

非常榮幸能夠參加周老110歲生日座談會。

我想表達的意思是什么呢?

對周老的學術風格,我覺得需要放在中國大歷史當中對它定位。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已經變成政治主調,但是我覺得,周老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恰恰是在大歷史的走向中精確描述,以校正歷史虛無主義。百年歷史的見證人具有著最深沉的歷史份量,所以周老一些發言盡管在理論上可能沒有論證,使得一些追求邏輯力量的人表示不滿,而追求極左政治立場表達的人表示憤慨,但是絕不能歸為歷史虛無主義。周老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指責,具有了百年人生厚重的校正力量,我覺得這非常關鍵。

現在中國太過強調接地氣,但是沒有大歷史眼光。周老參與鄉村教育運動,搞過語文改革,非常接地氣,更關鍵的是周老有大歷史的眼光,接地氣和上境界,具體話語和宏大話語,如何能夠在中國兼得而不是雙失。在沒有檔次、沒有宏大話語的情況下,來講所謂“地氣”,這個“地氣”實際上就是自己在批的“三俗”。現在,從國家領導、思想精英、學界領袖都在一個勁向網絡語言靠齊。網絡語言有沒有新銳?有沒有思想載體?有沒有創新特點?當然有,但對不起,它是“市井語言”。如果需要世界眼光,需要把握中國轉型大趨勢,需要了解中國走到這一個地步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什么,我們就需要周老的宏大話語,以及與他以前嘗試文化改革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這對我們是一個重大的啟發。當然,“上境界”不意味著把“接地氣”給蔑視掉。兩者之間如何平衡,周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在這樣一個背景條件下,我覺得周老兩個重大貢獻,要有一個過程的評價。

第一,語文改革必須要放到大歷史和大文化脈絡中來對待。今年是新文化運動開展一百周年。新文化運動后來演變成一場政治運動帶來中國政治重大變化,但新文化運動本身的政治走向卻常常不為我們所重視。建構中國現代文化,如何使厚重的古典文化能夠與青年、現代文化和當下現代文化結合,是我們語言文字文化運動所帶來最重要的碩果。如何能夠跟中國現代語言運動深層的社會變化和制度的語言運動呼應,周老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中介橋梁和中流砥柱。

今天,我們提倡傳統文化。但怎么讓傳統文化回流運動和現代文化向前發展有一個對沖,周老應該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思考這一問題。

第二,就中國現代國家架構來說,周有光重大命題確實切中了百年建國兩大主題:

其一,中國政治往何處去和國家往何處去。周先生基本斷定民主政治的國家建構指出了百年中國向何處去的政治答案。這個答案是不易。但不論改革緊迫性、改革系統性、改革整體性讓我們面臨多少艱難,畢竟有周先生指出的大方向在那兒了。

其二,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有兩重含義:一方面是在國家范圍內世界公民是國家公民。國家公民一定要強調公民權,要有人民宏大話語落實到公民憲法結構再落實到選民的選舉行動。從國家公民到選民的步步做實,是我們做世界公民國家公民的前提。世界公民更大的問題在哪兒?我們少世界情懷。怎么樣撐開我們的眼光,使之不要執著于傳統歷史的輝煌,不要執著于既有的成就,而是看看經濟文明之上如何有現代的政治文明?在新起現代文明基礎上如何有一個人類眼光?如果沒有一個做世界公民的基準,那么對于整個世界來說,還只停留在14世紀開始的民主國家建構的歷史門檻之外,這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成長而言,情何以堪?在這個意義上,周先生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大文化大歷史的提示。我們必須努力踐行。

曲彥斌:周老有其獨到的文化思想

曲彥斌:我的專業一個是語言學,一個是社會生活史和文化史,所以很早就讀過周先生的書。

人老不易,我也66歲了。人老不易,體會在哪兒?體會的是老了以后的生存和生活的質量問題。周先生110歲,我覺得他晚年生活質量非常高,我們這么多人解讀他感受他,他是很高興的。所以這幾年讀周先生的書,感受不像讀學院式的系統、長篇論文,但是他零散的言論總體上會給我們專業文化研究帶來很深刻的啟迪。

盡管周先生本人拒絕承認他是文化學家,但我覺得他有其獨到的文化思想。

鄭勇:從世界看中國,周老集大成

鄭勇:首先代表三聯書店和《讀書》雜志為周老的110華誕獻上我們的一點祝福,同時也特別感謝周老。

昨天我又一次去了周老的陋室書房,20年來,年年都去,已經記不清去多少次了,但是我記得很清楚一點,周老在三聯書店出過的書,累計銷售接近30萬。他和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鄒韜奮先生是同學,還曾在89歲時為我們題過字,當時思維敏捷,隨手就來,這一印象歷久彌新。

周老跟三聯的氣質是契合的。周老80歲以后體現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超出專業生命,不單單是一位金融學家、語言學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比知識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周老最近這些年越來越多地得到知識界的關注。從世界看中國,周老集大成。

郁達夫先生說魯迅的時候說過,一個民族沒有偉人是可悲的。不過一個民族有偉人有大師,但是不知道尊敬,那是更值得悲觀的。當年紀念蔡元培的時候,大家說得很好,對他最好的紀念,是“以口為碑,以文為碑,以心為碑”。所以,我們今天聚會了。周老,是時代的印記。

毛曉園:舅舅長出了黑頭發,這是返老還童

去年一年,舅舅過得比較辛苦。他住院時,曾經下過幾次病危通知,手和腳都被針打得又青又腫,住了兩個月以后出院,因為胰腺的問題。吃的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去年有大半年的時間都只能喝營養液,吃菜汁和米湯,而且一直是無油的。去年9、10月份慢慢好起來,他開始想吃東西了,我們問他想吃什么?他說想吃烤鴨,從10月到現在,吃過三次烤鴨,還吃過幾次大閘蟹。我們做的蔥油海參,他也特別愛吃。他現在臉色也紅潤起來了,身體也胖起來了,特別神奇的是頭上長了好多黑頭發來。所有人都覺得這是“返老還童”。沒有人不驚嘆110歲老人生命力的頑強。

這么多年來,蔣大夫對我舅舅健康非常關注,80多歲的老人跑醫院跑家里,無微不至地照顧他。所以我們要衷心的感謝蔣大夫,蔣大夫是我舅舅的保護神。

今天參會的嘉賓,有的給舅舅當編輯,有的給他出書,有的不斷地給他送精神食糧,你們都是我舅舅生命里的精神支柱。舅舅經常說,歷史進退,匹夫有責。看到大家這么大努力,這么付出,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所以他說,要謝謝大家,要謝謝你們。謝謝!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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